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贬低社会需求、抬高生理需求，除了新兴资产阶级要为自己的穷奢极欲戴一副老实巴交的面具之外，它的确还跟长期的教育有关。“仓廪实而知荣辱”、“饱暖思淫逸”这些话早巳深入人心了。越是生理的、本能的就越是基本越是实在；越是心理的、观念的、社会关系的就越虚妄越可有可无，无论在民间意识里，还是精英思想中，都已成为一种顽固的信念。这很符合我们日常的感受：食堂不去不行，晚饭不吃不行。这种认识有时是对的，但也不是放在哪儿哪儿都对。比如说“饱暖思淫逸”就不能成为具有普遍规律性的顺序。有些穷地方的人日出而作，收工以后一没地方充电，二没机会听红楼梦诗词讲座，三没钱欣赏三大歌王演唱会，他们吃完晚饭只有关灯，关了灯只有“淫逸”。美国头六七年做过一次性社会学调查，这个世界首富国家人民的性生活实在出乎大家的意料，苍白极了。所以，意义的座次不是由上帝排定的，不是一个先验、“客观”的规律。什么基本，什么不太基本，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文化或亚文化都有自己的“主观”排行榜。人的一个特点是能定义会解释，他固然是生理的动物，但更是心理的高等动物。生理固然可以架空、但却不能取代或越过心理。心理在人与世界之间扮演一种类似翻译的角色。翻译有时机械的很，没什么手脚好做：烤鸭十次有九次都翻译成垂涎欲滴，一天没吃东西怎么翻译都是想打人，美女坐到怀里只有多年的老和尚才能翻译成无动于衷。但翻译常常还是有一定的灵活自由度：富贵的通译当然是“感觉好极了”，但有时也有译作“粪土”的；意外之财一般要把人乐傻，但也有觉得大祸临头的。说一个极端点的例子。我有年冬天在厨房手不小心碰了煤气灶上的水壶，我的手嗖的一下就缩回来了，感到这下烫着了，再一看火根本就没打开，进一步去摸摸壶原来是冰凉的。也就是说，由于煤气灶、水壶在心里的一贯印象，冷的事实可以被翻译成烫的感受。总之，由于有这么一道翻译，人便可能指鹿为马，见仁见智，才可能从必然走向自由。世界对于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唯心”的。什么东西重要不重要，基本不基本，肚子生殖器虽然有发言权有影响力，但最终拍板定案的却是脑袋。翻译由文化充当，如果这个文化碰巧是物质主义文化，就是老爱白活“本性”、“规律”、“下半身”那些玩意的文化，那么就像刚才说的，它明明翻译了却不承认有翻译这么一回事，明明拜金风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拜金文化煽动起来的，它却说自己不过帮忙“恢复”了事情的本来面目，钞票的酷毙影响力天生就那么大。也就是说，明明是人工降雨，他偏说是自然现象。同学们可别以为这是做好事不留名，这可是包藏祸心：把偷来的抢来的说成是合法继承甚至娘胎里带来的。生理大于心理、物质大于精神，发展大于道德的神话不打破，我们就无法对比较性竞争进而对社会历史过程做出正确的估价。
为什么说“最基本”？ 我现在要说的是，比较性竞争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意义。这个工作不大好做，但我想了个办法。我有个朋友叫黄以明，是一个诗情荡漾的人。他有一回当诗歌比赛的评委，相中了一首诗，其他评委们不以为然，被他厉声喝问：“长度够不够？！宽度够不够？！！硬度够不够？！！！力度够不够？！！！”这四个“度”，我打算借来做咱们讨论问题的角度。
长 度
首先，从“长度”上说，比较性竞争开始的不算晚——比“食”晚，但却比“色”早（弗洛伊德把婴儿都看成小色鬼，我们不必说他“歪理邪说”，但也没有信以为真的义务）。西方有个儿童心理学家研究了自己的几个孩子，发现他们九个月的时候就出现嫉妒行为。我们不知道这么点小孩的“嫉妒”是否足够辩证，是否真的有足够的比较意识在里面，但我的孩子好像一两岁的时候她妈抱他他不让，她妈抱别的孩子他不干。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比较意识不是凭空冒出来，而是从占有、安全等更古老的需要中萌芽生长的。在生命的另一头，色早已跟不上队，食也有气无力，唯有比较意识歌声嘹亮。老人们告别这个世界时经常挂念的事就是身后令名，怕自己攀登了一辈子盖棺定论的时候给定低了。旧时代一些名流常常把给自己写墓志铭的工作托付给最信得过的人——这跟自己动笔已经差不了多少。有些人不放心，趁活着的时候就让友朋把挽联统统写好寄过来先睹为快。我们对于老年人容易产生平淡的总体印象。其实还可以做一些区别，食色的平淡是一个自然过程，而“争心”要想让它平淡，就得下一番苦功了。《老年天地》、《老年健康》、老年书画班等等，都在隆隆地开展这方面的社会化工作，把腰屈背驼但杀声不绝的老战士们连劝带蒙搀下社会竞争场，一律让他们信仰道家出世哲学，效法陶渊明种花南墙下。一个人征战了一辈子，虽然拳脚已不太灵光，但壮心总是不已的，把他们一下子轰出竞争场就跟当初把孩子们不分青红皂白轰进竞争场一样混不讲理。对于老年人内心在这方面的痛苦与紧张，社会实在太缺少理解和体贴，以为花花草草就够优待他们的了。总之，比较性竞争是一件到死方休的事情。
，
宽 度
再从“宽度”上看，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见得到它的身影。体坛政坛武林学林这些场所就不用说了，咱们就单说那些似乎跟它无缘的领域如宗教之类。宗教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熬不住社会竞争的人提供难民营。如果难民营依旧是衙门那一套，人家牺牲了酒肉美女投奔你干什么？讲平等在宗教是题中之义，那些高堂讲经的跟烧火做饭的之间，应该最有条件实现“分工不同，都是为人民服务”的社会理想。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我八十年代初在北京西城广济寺碰到一位玄一法师，七十开外了。我们聊了老半天，发现他话里话外颇流露出世俗的功名心态。比如他很得意自己有两位名师，武的是当时正红得发紫的海灯法师，文的是巨赞法师，即佛教协会的会长或副会长。这跟张五常开谈必说他跟诺贝尔奖得主科斯、弗里德曼的交情如出一辙。另外，我曾经读到一些调查资料，改革开放不少青年人加入佛教是奔着出国的机会，这真是把大雄宝殿当“新东方”了！历史上一些狂禅，据其中有人自己坦白，他们的乱头粗服、装疯卖傻不过是出人头地的一种手段，就像欲人世先出世的“终南捷径”，或者今天表演吃死人肉的行为艺术。不少青年人往基督教那儿混，唱圣诗读圣经，其实也无非是想获得“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也就是西方文明的身份符号。同学们别小看这类符号，有了它，就算中产阶级的“死物”——例如厉以宁教授公布的两套住宅的标准——暂时还没弄到手，中产阶级的活人却已经造就了。另外，宗教的逃避竞争，未尝不可以辩证地理解为改头换面的参与竞争。咱们以法轮功为例。大家都知道李洪志老宣扬“忍”，但这回有美国戳着，他就“忍无可忍”了。不过一般的宗教徒，则的确对“忍”有所追求，而且把宗教或准宗教当成途径。他们忍什么呢？职称老评不上，忍了；房子老分不上，忍了；但凡好事领导一马当先，忍了；一说下岗自己首当其冲，忍了。同学们问，不加入宗教不是一样忍么？不一样，你一个人在犄角旮旯蔫头搭拉脑地忍，是忍不出信心和尊严的。还是人多力量大，一大帮兄弟姐妹手挽手地忍，齐声唱地忍，引经据典地忍，山鸣谷应地忍，藐视一切地忍，这感觉一样么？这还是忍吗？已经不是消极的忍了，这是价值的分庭抗礼，这是观念的以守为攻。首长老板你们还得意什么呀，你们整天溜呀拍呀钻呀爬呀争呀夺呀，活得猪狗不如自己还不知道呀！没闻大道的人真是要多可怜有多可怜！这就是宗教，这就是社会战争中的宗教。它摆脱竞争意识了么？没有，它只是变了个手法，以不争为争而已。
其实不光宗教，文学艺术也提供这样的服务。同学们都读过古代诗歌，其中有一类田园隐逸诗歌。这类诗吟诵晨风夕月闲花野草，乍一看以为诗人一定是大款的第三第四代，早过了坑蒙拐骗的初级阶段，已经开始活出闲情逸致来了，就像宋徽宗没事研究孔雀先抬左脚还是右脚一样。真实情形不尽如此。他们中不少人都是穷书生，他们日耕夜读，就是为了能搬到闲花野草鸡屎鸭毛少一点的地方，最好是离皇宫不远的马大人胡同、铁狮子胡同。无奈他们或是高考落榜，或是被降级处分到了地方，在社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周围既无警卫员也无秘书，女影星女歌星更没有，眼前除了山就是水。怎么办呢？只好取来最擅长的笔墨就着山水大作文章，说烟波上的渔樵如何浪漫，云深处的砍柴人如何潇洒，西风残照里的帝王陵寝如何冷清衰败。他们互相传来传去，先从自己信起，慢慢成了气候。城里的官僚，在领导的二郎腿前罚了半天跪，回家取出这些宣扬绿色人生的诗歌，哪有不读得长吁短叹、摇头晃尾的？
再来看看一些具有平等主义倾向甚至乌托邦色彩的社会政治运动。八十年代反思中国革命，王实味的案子曾闹得沸沸扬扬。王实味是个理想主义书生，对
“衣分五色人分十等”的延安社会不满，写了篇《野百合花》被关起来，结局很血腥。我比较关心中国革命更早也就是中华苏维埃时期的情况。当时共产党对外刷的一条大标语就是“官兵平等”，有一副比较红军如何平等白军如何不平等的对联，对得很工稳，可惜我不大记得了。而红军连队中设“列宁室”，搞民主参与，的确也属于理想主义的制度尝试。但实在过了没多久，对不平等的抱怨就浮出水面了。总的说来，这个运动的等级色彩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制度化。到四几年就有所谓“二八五团”的规定，“二八”是二十八岁，“五”是五年党龄，“团’’是团级干部。也就是说，够了这些条件，才能娶媳妇。当然，就历史的延续性和现实的复杂性而言，这些都很正常，乌托邦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或试管里培养出来的，但这样不是离社会平等的理想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这还只是说了制度化了的不平等，东游西逛的比较意识，尚未固定的不平等形式就更多了。从坚持平等主义理想来说，美洲革命者格瓦拉更像一个革命的使徒。他真正做到了跟战士同甘共苦，而且把领导人吃苦在前当作检验平等主义理想的试金石。这大概也是他失败的原因之一。不过我读他的传记，发现他被卡斯特罗授予上校军衔时也沾沾自喜。也就是说，因比较性竞争生出的快感，即格瓦拉们所要消灭的四千年压迫社会的人性基础，即便在这个近似圣徒的革命者的脚下，也时隐时见，可见其根深蒂固。顺便再说一个“文革”的例子。“文革”是一个很复杂的事件，就像一团乱麻。但乱麻中的一根，是对共产党偏离平等理想走向特权的反弹，即所谓的毛泽东晚年思想。在“文革”爆发初期，以当时那种狂热的气氛，按说某种平等主义乌托邦起码在红卫兵内部是可以存在个一年半载的。但根本不存在。那时加入红卫兵要论出身，即红五类，革干、革军、革烈、工人、贫下中农。我姐姐当时出身差点只当了个“红卫兵战友”，相当于今天重点之外的二批，本科下面的大专，就不提它了。出身革干革军的明显高于工农出身的。当时没有条件，他们只能用皮带的宽点窄点、军装的黄点绿点来营造初步的“衣冠制度”，对同一“无产阶级’’的不同“阶层”做简陋的区分。而且，更有趣的是，“修正主义”教育体系内名校的红卫兵是不把一般学校红卫兵放在眼里的。我有一个朋友，属于当年红卫兵中的精英，我前些天聊天问他：一二八中（相当于今天的三类校）的红卫兵能跟你们八一学校（今天的市重点）的红卫兵平起子坐么？他说，“那当然没有他们说话的份啦”。
硬 度
人得了大病，拿着化验单站在鬼门关前，最常见的反应就是一声浩叹，接着就宣布看破蜗角虚名，把做人上人的雄心壮志使劲摔在地上——这时能继续当人中人就谢天谢地了。我一直在想，死到临头才宣布放弃的东西也真是非同小可；而且，发狠要放弃的东西，心里放得下么？这很像热恋的人分手时发誓要忘掉对方，其实哪儿忘得了啊！多年前我在报纸上读到一篇报导，讲的是一群癌症患者的联谊活动，其中包括绘画唱歌比赛。按说这些人哪儿还有心情争什么楷书第一，国标第二呀，可记者偏偏就捕捉到其中佼佼者喜孜孜的好感觉。竞争的滋味好到可以多少抵消对死亡的恐惧。我二十多岁的时候一度觉得自己健康没有希望了，经常思考死的主题，甚至拟了个遗嘱的腹稿。这稿子我不断修修改改，今天触景生情加上一句，明天转念一想改俩词。我现在记不起具体怎么写的了，反正一边默诵一边赞叹，断定这是古往今来的好篇章，飘飘然怪好受的。后来身体转危为安，遗嘱派不上用场，自己都觉得有几分失落。竞争的念头真是顽强得很，缺氧的地方也生，没水的地方也长，高寒的地方它还开得来了劲儿。
力 度
现在再来说“力度”。我本人做杂志编辑工作，前些年编过英文版的《中国社会科学》，把一行行中国字变成外国字。干这个工作，需要对作者写作时的心思进行揣摩体会，不但要弄明白他说了什么，怎么说的，还要考虑作者到底想说什么，也就是“听话听声儿，锣鼓听音儿”。工作久了，跟作者交流多了，便发现所说的和想说出的出入不小。跟我们一块工作的有位英国淑女，踏实得体，不多说不少道。她揣摩这些文章揣摩了近十年，终于有一天跟我发感慨：这些作者东说西说，说来说去，无非是想说自己太了不起了！同学们会说，没这么严重吧！真这么严重。你别看他洋洋万言，旁征博引，二里地长，其实真正推出的，无非是“我很了不起”五个字。五个字裂变成上万字，这不是核裂变么？现在十篇学术文章二篇说“我很了不起”，余下的八篇说“我也很了不起”。二篇狂奔，八篇狂跟，这就构成学术思潮、文化时尚。同学们咱们一块分析分析，为什么一篇写戏剧的文章尽是些“A层面上的D线效应与E层面上的F线效应”？为什么红楼梦研究要“首次引进数理统计”——不过是“统计”了贾政有几房老婆、乌头庄交来几种年货？为什么谈人跟人这点破事非要表啦公式啦模型啦捣鼓得跟晶体管线路图似的？我猜想，这是因为近代以来，科学技术飞黄腾达，传统人文学科和所谓“社会科学”领域相形见绌，从业人员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对低下，自然昼夜盘算怎么混进科学家工程师的队伍里去。总之，在学术时尚、文化风潮中，攀比争胜就像沾了水的鞭子或强力兴奋剂，能把一个个好人逼得六神无主，胡说八道的。
同学们可能会问，人类对于比较性竞争执著或在乎程度怎么衡量呢？我向同学们推荐一种我用了多年的方法，就是“曲折衡量法”。什么意思呢？大家一定读过《阿Q正传》，阿Q头上生了块癞疮，特别忌讳，别说“癞”的同音字了，谁要是提“光”跟“烛’’他就恨谁。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