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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什么？”牧师没有听清。
施蒂尔里茨微微一笑，然后解释说：“全部细节我们以后还要确定。暂时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他是原则上达成协议。”
“那怎么能保证我妹妹和她的孩子们不会被送上绞架呢？”
“您不就是我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吗？”
“是的。”
“您是怎么想的，这是轻易能办到的事吗？”
“我想不是。”
“我手里掌握了您和秘密警察的谈话录音，我本来可以把您送进火化炉，您说对吗？”
“那毫无疑问．”
“瞧，我已经回答了您的问题．只要您为德国人的命运感到无限担忧而又责无旁贷、始终如一地尽自己的义务，那您妹妹将会安然无恙。”
“您是在威胁我？”
“我是告诫您。您要是不这么做，我就不能为挽救您和您的妹妹做任何事。”
“这一切应该在什么时候进行呢？”
“就在最近．最后还有一点：无论谁要是问起我们之间的谈话……”
“我就避而不谈。”
“如果有人用刑要您说出这次谈话的内容呢？”
“我守口如瓶。”
“我愿意相信您…”
“现在我们两个人中谁冒更大的风险呢？”
“您看呢？”
“我看，您冒的风险更大。”
“对。”
“您是真心实意要为德国人谋求和平吗？”
“是的。”
“您要为人们谋求和平的想法是不久前才产生的吗？”
“怎么对您说呢？”施蒂尔里茨答道，“牧师，我很想把全部真情告诉你。说实在的，我越是如实地对您说，您越觉得我是在撒谎。”
“我的具体使命是什么？我既不会偷窃文件，也不会暗杀…”
“首先，”施蒂尔里茨微微一笑，“这用不了多长肘间便可以学会的。其次，我并不要求您有暗杀的本领。您对自己的朋友们说，希姆莱通过自己的某某代表——姓名我以后告诉您——在挑拨西方关系。您向他们解释清楚，希姆莱所派的任何代表不可能需要和平，您向自己的朋友们证明，此人是来进行挑拨离间的，他甚至在党卫队内也是个无足轻重、毫无威望的人。您说明，和这样的人进行谈判不仅愚蠢，一而且非常荒唐。您要向他们再三重复，和党卫队希姆莱谈判是极不明智的，应该和另外一些人谈判，然后告诉他们这些拥有实力、头脑清醒的人的姓名。不过，这是以后的事。”
在分手前施蒂尔里茨问道：“家里除了女佣人还有别人吗？”
“女佣人也不在，她到乡下亲戚家去了。”
“可以查看一下房子吗？”
“请吧－－”
施蒂尔里茨来到二楼，他从窗帘后面向街上张望了一眼。贯穿小城的中央林用道从这里可以看得一清二楚。街上 无人迹。
半小时后，施蒂尔里茨来到“墨西哥”酒吧——在这里他约好和手下负责“报复武器”保密问题的间谍会面。施蒂尔里茨为了使盖世太保的首领感到高兴——让他听听两个人的谈话。这将是一个足智多谋的纯粹间谍和一个学识渊博的纯粹学者之间推心置腹的谈话。在秘密警察逮捕了原子物理专家隆格后，施蒂尔里茨不时在考虑要设法保护自己——不是粗枝大叶，而是认真细致、周密审慎地考虑。
第十三章
第一节 １９４５年３月８日９点３２分
“早上好，金夫人。情况怎么样？孩子好吗？”
“谢谢，先生。现在婴儿会不时地喊叫几声了，我也就放心了。本来我担心，我受伤后孩子的嗓子会不会出毛病。几位大夫作了详细检查，似乎一切都很正常。”
“那就谢天谢地了！可怜的孩子，他刚刚降生到人世就经受了这么大的苦难！他们来到的是一个严酷的世界。我有新消息要告诉您。”
“是好消息？”
“在我们这个时代都是坏消息，不过对您来说这多半是好消息。”
“谢谢，”凯特应声说道，“您的好心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请告诉我，您的头还疼吗？”
“已经好些了，至少不怎么头晕了。头晕时那种恶心的感觉已经消失，发作的时候真把人折磨死了。”
“这是脑震荡的症状。”
“是的。要不是我的头发浓密粗硬，孩子根本就保不住了，钢梁首先砸在我粗硬的头发上。”
“您的头发不是浓密粗硬。您有一头蓬松华丽的秀发。我第一次来访时，就非常欣赏您的头发。您是否使用过特殊的洗发剂？”
“是的。叔叔经常从瑞典给我们寄来伊朗的指甲花洗发膏和优质的美国洗发剂。”
凯特心里对一切都很清楚。她在脑子里对这位“保险公司先生”向她提出的问题都—一加以分析琢磨。关于斯德哥尔摩有个叔叔的说法是万无一失、经得起检验的。有关那只箱子她曾考虑过几种说法。她知道，这是一个最棘手的问题。今天为了竭力回避这一问题，她自称病体欠佳。她决定注意观察“保险公司间谍”的活动。利用瑞典有个叔叔这一情况最便于对他进行观察，可作为相互间的试探。主要是她要采取主动，首先留神他的言谈举止。
“顺便问一下，您叔叔在斯德哥尔摩有电话吗？”
“我丈夫从没有往那儿打过电话。”
她还不相信埃尔温已不在人世。对此她实在难以置信。当她第一次歇斯底里发作，悲痛欲绝地默默饮泣时，一位年迈的卫生员劝她：“别这样，亲爱的。我儿子当时的情况也这样。大家也认为他完了。他过去曾躺在医院里，现在靠一条腿蹦着走，可毕竟是在家里，不会应征入伍去当兵，这样他可以继续活下去。”
凯特恨不得立即给施蒂尔里茨写张便条，请他打听到埃尔温的下落。但她懂得，绝不能这样做，尽管她必须和施蒂尔里茨取得联系。因此，她迫使自己冥思苦想，怎样才能巧妙地和施蒂尔里茨取得联系。他一定会在医院里找到埃尔温，这样就可以放心了。等到这一切都结束后，孩子和埃尔温便可以在莫斯科游逛了。当阳光灿烂的初秋到来时，空中挂着一条条金光闪闪的蛛丝，洁白的白样树挺拔秀丽，树叶一片金黄。
“只要医生一旦允许您起床，”那人继续说，“公司会立即帮助您通过电话和您叔叔联系。您知道，瑞典人保持中立，他们很有钱，再说，帮助您也是叔父义不容辞的责任。您让他在电话里听听孩子的叫喊声，他就会动心的。现在嘛……和公司领导已经谈妥，在查清您的保险赔偿金总额之前，日内我们先付给您第一笔钱。但我们必须有两名保人的签字。”
“什么人？”
“两个能……做保的人。请原谅，我只不过是个普通职员。请别生气，那两个人要能证明你的诚实。再一次请您正确理解我的意思……”
“可是，谁会来当这样的保人呢？”
“难道您就没有朋友吗？”
“能做保的朋友？没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那好。熟人您总会有吧？只要能证实过去曾认识您丈夫的熟人就行。”
“现在认识。”凯特纠正说。
“他还活着？”
“是的。”
“他在哪儿？他在这个医院治疗过吗？”
凯特摇摇头以示否定：
“没有，他在另一个医院。我相信，他活着。”
“我找过了。”
“所有医院都找了吗？”
“是的。”
“军队医院您也去找过吗？”
“您为什么认为他可能在军队医院呢？”
“他是残废军人…是军官…他当时失去了知觉，有可能把他送进军队医院。…”
“现在我可以为您放心了。”来人笑了笑说，“您的神志很清楚，情况有明显好转。请您随便告诉我几个您丈夫熟人的名字，明天我说服这些人来做保。”
凯特感到太阳穴在发出怦怦的响声。随着每个新问题的提出，太阳穴跳动的响声愈来愈大。仿佛不是太阳穴跳动的声音，而是一把粗大的铁锤猛烈敲击时所发出的巨响。她心里明白，这些天来她一直回避一些具体问题，眼下沉默就意味着失败。她想起了自己住的那条街上的房子，特别是那些炸毁的房子。一个名叫努什的退役将军曾在埃尔温住处修理过电唱机，就提他的名字。他住在兰斯多尔夫，这是准确无误的，在一个湖畔。就让这人去问他好了。
“您试试去找退伍将军弗里茨·努什，跟他耐心谈谈。他住在兰斯多尔夫，在湖畔。他是我丈夫的老相识。我祈祷上帝，但愿他现在对我们还那样善良友好。”
“弗里茨·努什，”那人重复着把将军的名字记在本上，“在兰斯多尔夫。街名记得吗？”
“不记得了……”
“很可能问讯处不会把将军的地址给我们……”
“他年纪很老，有八十多岁，已经不在军队服役。”
“可是他的脑袋好使吗？”
“什么？”
“不，没什么。我只不过担心他血管硬化。要是我有权的话，就强行命令所有年过七十的人停止工作，把他们送到专门设立的老人区。老人是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祸根。”
“您怎么能这样说呢。这位将军心地非常善良……”
“好，还有谁？”
“要是说出柯恩夫人的名字呢？”凯特心里琢磨着，“这可能很危险，虽然我们只在她那儿稍事休息过，可我们当时身边带着箱子。如果他们把照片拿给她看，她会想起来的。她本来是个很合适的人选，因为她丈夫是党卫队的少校……”
“您和阿依海勃莱纳夫人联系一下。她住在波茨坦，她有自己的房子，在市政厅附近。”
“谢谢。这就好办了。金夫人，我尽量让这些人出面做您的保人。对了，现在还有一件事。你们楼房的看门人从找到的箱子中认出有两个是您的。明天早上我和看门人一起来，我们当着他和大夫的面把这两个箱子打开。也许有些用不着的东西您当场可以处理，我拿这些东西去为我们的胖娃娃换点衣服。”
“明白了，”凯特思忖道，“他想要我今天就和我的朋友联系。”
“多谢了，”她说道，“上帝会报答您的好心的。上帝是从不忘记行善的人……”
“这算不了什么，祝您早日恢复健康，替我亲吻您的胖娃娃。”
这人叫来一名女卫生员，并对她说，“要是她请您打电话到什么地方或转交便条，立即打电话给我——打到家里或办公室都行，随时都可以，随时都行。”他重复了一遍。“如果有人来找她，就通知这儿，”他说着递给她一个电话号码，“这些人住的地方离这儿有三分钟的路程，您随便找个借口把来访的人留住。”
施蒂尔里茨走出办公室时，看见两个人提着埃尔温的箱子经过走廊。他可以从千万个箱子中认出这个箱子：里面装着电台。
施蒂尔里茨显得漫不经心，不慌不忙地跟在那两人身后。他们高兴地谈论着，把箱子送到二级突击大队长罗尔夫的办公室里。
第二节
——摘自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四处党卫队二级突击大队长罗尔夫党员的鉴定：
“1940年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纯阿利安人。性格——北方人性格，英勇豪迈。与同事关系融洽。忠于职守。对德国的敌人深恶痛绝，毫不留情。是一名优秀运动员。家庭和睦。无不正当关系。曾受到党卫队首领的多次嘉奖…”
有一瞬间施蒂尔里茨的脑子里出现了一个疑问：是立即进人二级突击大队长的办公室，还是以后再说。但他当机立断，鼓足勇气敲了两下办公室的门，没等回答便推门来到罗尔夫面前。
“您怎么？准备撤退？”他笑着问道。这话仿佛不是有意说的，是此时此地在脑子里自然而然产生，便脱口而出。
“不，”罗尔夫答道。“这是电台。”
“您查获的？物主呢？”
“是个女的。据我了解，电台的男主人完蛋了。这女人带着刚生下的婴儿躺在‘博爱’医院的隔离室。”
“带着刚生下的婴儿？”
“是的，这坏家伙的头部砸伤了。”
“糟糕，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审她呢？”
“我认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应该审问她。要不然磨磨蹭蹭，延误时机。没什么可等的。问题主要出在我们警察局的一个笨蛋身上，他把几只箱子，其中包括这只箱子的照片给她看了，还问她是否认出其中有她的箱子。谢天谢地，她不会逃跑，因为她的婴儿在那里。眼下不允许任何入进人婴儿室。我不认为她会丢下孩子逃跑……不过，这也难说。我决定今天把她弄到这儿来。”
“言之有理，”施蒂尔里茨表示同意。“那儿派人监视了吗？应该监视。她有可能和自己人联系。”
“是的。我们安插了一名卫生员，并派我们的人替代了门卫。”
“那还有必要把她带到这儿来吗？否则设置的圈套会完全落空。如果她突然决定要找自己人联系呢？”
“我也正犹豫不决，举棋不定呢。我担心她会清醒过来，您是知道这些俄国人的，要乘其不备，一鼓作气才能出奇制胜……”
“您为什么认定她是俄国人呢？”
“情况是这样发现的。她生孩子叫喊的时候，说的是俄语。”
施蒂尔里茨朝门口走去，微微笑了笑说：“那就应该尽快搞清她的问题。不过……她一旦要和自己人联系，那放长线，钓大鱼，可就精采了。您以为他们的人现在就不会到各医院去寻找她的下落吗？”
“这种可能我们还没有仔细研究过……”
“我奉劝您……今天研究还为时不晚。祝您顺利，马到成功。”施蒂尔里茨在门旁转过身来，说，“这案子很有意思。现在主要是不要操之过急。我还建议您先不要向高级领导人汇报，要不然他们会催命似的迫使您快干。”
施蒂尔里茨已经把门打开，忽然拍了一下脑门，笑了起来：“我像患脑动脉硬化的病人那样糊涂了……我是到您这儿来要安眠药的。大家都知道，您有疗效很好的瑞典安眠药。”
在谈话中往往最后一句话给人的印象最深刻，而且容易记住。设法使对方谈自己所需要的话题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巧妙地结束谈话。施蒂尔里茨认为，现在如果有人问罗尔夫，谁来找过他和因何事找他，他一定会回答说，施蒂尔里茨来找过他，向他要疗效很好的瑞典安眠药。机关里有一半人服用的安眠药都是罗尔夫提供的。
……和罗尔夫谈话后，施蒂尔里茨当即决定，要装出一副怒不可遏的模样，他上接找到施伦堡，向他报告说：“支队长。我最好说我有病，不过我也确实有病。我请求准假十天到疗养院休养，不然我身体会支持不住的……”
他对间谍机关上司说话时，脸色苍白，甚至发青。这不仅是因为事关凯特的命运，同时也决定着他的命运，他知道，他将会面临怎样的处境：如果审讯进行到第五个小时她还不开口，他们将会用手枪对准新生婴儿的后脑，并声称要当着母亲的面枪杀孩子。这是缪勒这老奸巨猾的家伙惯用的要挟手段。他们还从未朝任何一个孩子的脑袋开过枪，这倒并不是他们有什么怜悯心，缪勒手下的那帮人可以干出比这更伤天害理的残酷勾当。只不过他们清楚地知道，这样做的结果是，母亲会神经错乱，发疯，整个行动计划将因此而失败。但这种恐吓手段是行之有效的。
施蒂尔里茨的脸色现在所以惨白、铁青，井不是因为他知道，一旦凯特把他供出，他将会受什么样的罪。事情很简单，他是装出一副怒不可遏的样子。一个真正的间谍和演员或作家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如果演员表演时矫揉造作，他会遭到烂西红柿袭击的危险，倘若作家胡编乱造，毫无逻辑，会受到读者鄙视讥讽的报复，而对一个间谍来说，却是生命攸关的问题。
“是怎么回事？”施伦堡惊诧地问道，“您怎么啦？”
“我认为，我们全都被缪勒蒙在鼓里。上次在弗里德里希大街上出了件丢人现眼的蠢事，如今变本加厉，更为恶劣了。他们搜捕到一个携带电台的俄国女人，看来她的活动非常频繁。这个电台我已搜寻了八个月，可到头来为什么这案子却落到了罗尔夫的手里。他好比猫不懂代数一样，对无线电一窍不通。”
施伦堡伸手去拿电话筒。
“没有必要，”施蒂尔里茨说，“毫无必要。这样会发生内部磨擦，出现间谍和反间谍机构之间常有的明争暗斗。不必了。请您批准我现在到那个女人那儿去，把她带到我们这里来，哪怕进行一次初审也好。也许我盲目自信，自以为是，但我会比罗尔夫审讯得更好。然后再让罗尔夫去审讯这个女人。对我来说，最主要的是案子，而不是功名。”
“您去吧！”施伦堡吩咐道，“可我还是给党卫队司令打个电话。”
“您最好到他那儿去一趟，”施蒂尔里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