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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和我谈这些干什么？”
“不知道…或许是我想分析分析…请问，当那些向您提供栖身之所的人后来被抓走的时候，您是不是有时也感到痛心呢？”
“您以为如何？”
“我不知道。”
“只有鬼才晓得…在和他们一对一的交锋时，我总感到自己是强者。我所感兴趣的是搏斗…至于他们以后会怎么样，这我不知道……我们自己以后又会怎样呢？所有的人都会怎样呢？”
“这话也对。”施蒂尔里茨表示同意。
“我们死后，哪怕就是洪水灭世也不必管它。再看看咱们的人呢，一个个食生怕死，卑鄙无耻，贪得无厌，叛卖告密……人人如此，无一例外。生在奴隶中就不能做自由人－－这话很对。不过，能做一个奴隶中的最自由的人不是更好些吗？我本人这些年来就享受到了充分的精神自由……”
施蒂尔里茨问道：“我说，前天晚上有人去找过牧师吗？”
“没有……”
“九点钟左右……”
“您大概弄错了，”克劳斯回答说，“至少是没有您派去的人，只有我一个人在他那里。”
“可能是一个教民？我的人没看清那个人的脸。”
“您在监视他的住宅？”
“当然。一直在监视－－这么说，您深信老头子会为我们效力了？”
“一定会的。我向来就感到自己有当反对派、当宣传家、当领袖的天赋。人们在我的逼攻面前，在我的思维逻辑面前总是要屈服的…”
“好了。克劳斯，您很能干。不过，可不要过分地自吹自擂了。现在我们谈一件正事…您先在我们的一个住所里呆几天…因为以后有一项重要工作要您去做，实际上这件工作并不是我负责范围内的…”
施蒂尔里茨说的是真情。今天盖世太保的同僚向他提出借用克劳斯一周的请求，因为在科沦抓到了两个俄国“钢琴家”。他们是正在无线电收发报机前工作的时候被捕的。审讯时他们什么也不说，所以要选一个能干的人，安置在他们身边。克劳斯是再好不过的人选了。施蒂尔里茨答应把克劳斯找来。
“请您在那个灰色公文夹里拿一张纸，”施蒂尔里茨说，“照我说的内容写一份申请；您就写：‘联队长！我已经疲惫不堪，精疲力尽。我一直忠心耿耿地工作，但不能再这样干了。我很想休息…”
“这是干什么？”克劳斯一边在信尾上签名，一边问道。
“我认为，您不妨到因斯布鲁克去住上一星期。”施蒂尔里茨回答说，顺手把一叠钞票递给了克劳斯。“那里的娱乐场、赌场还在营业，而且那些年轻的滑雪姑娘仍然在山上爬上滑下的。没有这封信我就无法为您争得这一个星期幸福的时间了。”
“谢谢，”克劳斯说，“不过，钱我倒是还有不少…”
“钱是多多益善嘛，难道钱多了还碍事？”
“一般说来，还是越多越好。”克劳斯表示同意，把钱塞进了裤子后边的口袋。“听说，现在医治淋病是要花很多钱的…”
“您再回忆一下，在牧师家里真的没有人看到过您？”
“没有什么好回忆的，谁也没见到我…”
“我的意思是指我们的人。”
“一般地说，如果您的人在监视这个老头子的住宅，他们是有可能看见我的。即使是这样，我看也未必……反正我是谁也没见到…”
施蒂尔里茨回忆起了一星期前他所导演的押送囚犯路过牧师施拉格居住的村子的那场戏。演出前，他亲手给克劳斯穿上了苦役犯的囚衣。他想起了克劳斯当时的面部表情：目光炯炯，眼神既和善又勇敢。他完全进人了要扮演的角色。那时施蒂尔里茨和他谈话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因为在汽车里和他坐在一起的是一位正人君子，这个人的面容是那么慈祥可亲，声音是那么悲悲切切，说出的话语又是那么精确中肯，头头是道。
“这封信等我们一起去您的新居的途中再投出去。”施蒂尔里茨说．“现在您再简单地给牧师写封信，目的是打消他的怀疑。您自己先试写一下。我不打扰您，我去再煮些咖啡。”
当他回到房间时，克劳斯手里正拿着一页纸。
“‘诚实正直就意味着要行动’”克劳斯微笑着读了起来，“‘信心是建筑在斗争之上的。宣传诚实正直而又消极无为，那就是背叛，背叛教徒，背叛自己。一个人可以原谅自己的虚伪，但是却得不到后代的谅解。所以我不能宽恕自己这样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了。消极无为比背叛还要坏。我即将离去。请您好自为之，莫负众望，上帝会帮助您的。’您看，写得怎么样？还可以吧？”
“太好了。请问，您没有试着写点散文，或者写点诗吗？”
“没有。如果我能写作的话，那我何必要当－－”克劳斯突然住了嘴，又偷眼看了一下施蒂尔里茨。
“继续说下去呀，怪家伙。我们可是在开诚布公地谈话。您是不是想说。假如您会写作的话，您就不会来为我们效力了。是吧？”
“大致是这个意思。”
“不是大致是这个意思。”施蒂尔里茨修正了他的话，“您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难道不是吗？”
“是这样。”
“好样的。您何必和我也扯谎呢？喝完了这杯威士忌咱们就动身，天已经黑了，美国人大概快要来轰炸了。”
“住所离这儿很远吗？”
“在林子里，十公里左右。那里很安静，您可以一觉睡到明天…”
他们已经上了车，施蒂尔里茨又问：
“他没有提到前首相布吕宁吗？”
“我和您说过，我一谈到这个人，他马上就闭口不谈了。我又不太敢逼问他…”
“您做得很对…他也没有谈过瑞士的事吗？”
“守口如瓶。”
“好吧。那我们就从另一边悄悄地靠近他。重要的是他已经同意帮助一个共产党员了。牧师可真是个好样的！”
施蒂尔里茨对准克劳斯的太阳穴开了一枪，把他打死了。他们是站在一个湖岸上，这地方虽是个禁区，但警卫队的岗哨设在两公里以外的地方，这点施蒂尔里茨是了解得准确无误，再加上空袭已经开始，所以手枪射击的声音是听不见的。他预料克劳斯会从那个以前人们钓鱼的混凝土小台上直接跌落到水里去。
果然，克劳斯一声没吭像个大草袋似的跌到水里去了。施蒂尔里茨把手枪扔到克劳斯落水的地方（由于神经极度衰弱而自杀的理由十分真实可信，两封信又都是克劳斯亲手寄出去的）。施蒂尔里茨脱下手套，穿过林子，向自己的汽车走去。旅格拉牧师住的小村子离此处四十公里，施蒂尔里茨估计一小时后就可以到他那里，——事先地把一切都考虑得十分周密，甚至考虑到了从时间上证明自己不在场的可能性。
第三章
第一节 1945年2月12日19时56分
——摘自党卫队总队长克吕格尔的党员鉴定：
“1930年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忠于元首的纯阿利安人①。性格——坚定果断的北方性格。对朋友平易近人，善于交际；对帝国的敌人毫不留情。对家庭忠贞不二，品德高尚，社会关系清白无污。工作表现一是个不可多得的内行专家。”
◆ ①在种族主义的（尤其是法西斯主义的）书籍文件中，“阿利安人”是指某“高等种族”的代表者而言，有时与“北方种族”混为一谈。——译者注。
◆ ②纳粹党认为北部德国人的性格是高尚的，坚强的。——译者注。
1945年1月俄国人占领了克拉科夫，而这座精心布雷的城市却竟然完好无损。此后不久，帝国安全局局长卡尔登勃鲁纳命令把盖世太保东方分局局长克吕格尔调来。
卡尔登勃鲁纳一语不发，久久地望着克吕格尔将军那张阴沉厚实的脸，过了一会儿才轻声地问道：
“您有什么足以使元首相信您的客观的表白呜？”
外表上忠厚老实、土里土气的克吕格尔料到了会这样问他的。他早已做好了回答的准备，但是他必须表演一系列层次不同的情感。他在党卫队里，在党里呆了十五年，已经学会了演员的技巧。他知道，决不能立刻回答，就像不能完全为自己的过错争辩那样。甚至在自己家里他也发觉自己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起初他还和自己的妻子偶尔说上几句话，那也只是在夜间低声耳语。但是后来专门的技术设备发展了，而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种设备的效能，于是他再也不敢把他偶尔产生的一些想法说出口来。甚至当他和妻子在林中散步的时候，他要么是一语不发，要么就只谈些鸡毛蒜皮、无关紧要的事。因为在中央随时都可能发明一种可以在一公里之外，或更远的地方录下声音的机器。
于是原先的那个克吕格尔消失了；现在他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这个人就生活在大家都熟悉的、外表没有任何变化的人的躯壳里。他虽然还是原来的那个将军，但是他却成为一个无人了解的将军了，他倒不是害怕说实话，不是的，他是不敢让自己去想真情。
“没有，”克吕格尔答道。他愁眉紧皱，强压着叹息，心情万分悲痛沉重。“我没有什么充足的证明……也不可能有。我是个军人，战争终归是战争，所以我并不期望得到什么宽恕。”
他这番表演是十分准确的。他知道，对自己越严厉，卡尔登勃鲁纳手中的武器就越少。
“别像个娘儿们似的，”卡尔登勃鲁纳点上一支烟，一边吸着烟，一边说道。这时克吕格尔已经确信自己选择的这套棋路是绝对的正确。“为了不再重蹈覆辙，应当好好分析一下失败的原因嘛。”
克吕格尔说：“高级总队长，我知道自己是罪不容诛的。不过我还是希望您能听听联队长施蒂尔里茨的意见。他对我们那次的行动十分了解，他可以证明：一切都准备得非常仔细认真。”
“施蒂尔里茨和那次行动有什么关系？”卡尔登勃鲁纳耸了耸肩。“他是侦察部门的，当时在克拉科夫他是负责别的问题的呀。”
“我知道，他在克拉科夫专门负责寻找失落的法乌。
◆①法乌——是一种类似火箭炮的武器的代号——译者注。
不过我当时认为有责任把我们那次行动的全部详情告诉他，指望他回国后能向帝国党卫队司令或者向您报告我们工作进行的情况。我一宜等您的补充指示，可是什么也没有收到。”
卡尔登勃鲁纳把秘书叫了来，说：“请您了解一下，批准参与‘黑火焰’行动的人员名单中是否有第六处的施蒂尔里茨。再了解一下，他从克拉科夫回国后，是否有首长接见过他，如果有，那么又是谁接见了他，再打听一下，谈话中他谈到一些什么问题。”
克吕格尔心里明白，他这样把施蒂尔里茨置于挨打的地位开始得为时过早了。
“全部罪责由我一个人承担，”他又开口说道。他低垂着头，语调是那么低沉，痛心，“如果您要处分施蒂尔里茨，那我就太难过了。他是个忠诚的战士，我对他是十分尊敬的。我没有什么可以辩解的，然而我可以在战场上用鲜血赎回自己的罪。”
“那么谁在这里和敌人斗争呢？我？！一个人？！为祖国，为元首死在前线，这过分简单了！生活在这里，冒着敌人的炸弹，还要无情地消灭一切腐烂肮脏的东西——这要复杂得多！这里不但需要勇气，而且需要智谋。需要大智大谋，克吕格尔！”
克吕格尔明白：不会送他上前线了。
秘书轻轻地打开房门，把几个薄薄的文件夹放在卡尔登勃鲁纳的桌子上。卡尔登勃鲁纳翻阅了文件夹，用期待的目光看了一下秘书。
“施蒂尔里茨没有去拜见领导人，”秘书说，“从克拉科夫回来后，他立刻就调到新岗位上去侦破一台为莫斯科效力的战略发报机……”
克吕格尔下决心要把这场戏继续演下去，他认为卡尔登勃鲁纳和所有残暴的人一样，是极端喜怒无常的。
“高级总队长，不过，我还是请您允许我到前线去。”
“您坐下。”卡尔登勃鲁纳说道，“您是位将军，可不是个老娘儿们。今天您可以休息一下，明天详详细细地给我写一份关于这次行动情况的报告。然后我们再考虑派您到什么地方去工作…人手很少，可是事情很多，克吕格尔。事情太多了。”
克吕格尔走后，卡尔登勃鲁纳把秘书叫来，吩咐他说：“请您把施蒂尔里茨近一两年的全部档案材料整理好给我送来，不过这件事不要让施伦堡知道，施蒂尔里茨是个不可多得的工作人员，人又很勇敢，不应当败坏他的名声。我这样做只不过是一般的友好的相互审查而已……请您再着手准备一项委任克吕格尔的命令：我们要派他去做布拉格盖世太保的第二把手，因为那里是个很紧张的地方……”
第二节 1945年2月15日20时30分
——摘自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四处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霍尔托夫的党员鉴定：
“1938年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纯阿利安人。性格——近于北方性格。刚毅不拔。与同事的关系融洽。工作成绩卓越。运动员。对帝国的敌人毫不留情。单身未婚。社会关系清白无污。曾受到元首的奖励和党卫队司令的嘉奖。”
施蒂尔里茨满以为今天可以早些把事情做完，然后从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到瑙恩去。在那儿，在林中的岔道口上有一家小饭馆，主人叫帕乌利，他的失去双腿的儿子库尔特像一年前和五年前那样，有时奇迹般地弄到一些猪肉。做些地道的清炖蹄膀酸白菜，请自己的老主顾吃。
没有空袭的时候，就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战争，和从前一样，电唱机放着乐曲，布鲁诺·瓦伦克的低音唱着。
“啊，在那里，在莫赫尔泽多么美好…”
但是，结果施蒂尔里茨却没能早些抽身。盖世太保的霍尔托夫来找他，对他说：“我真不知道怎么办了。不知道是我那个犯人在心理上有毛病呢，还是应当把他转到你们情报部门来，因为他说的话都是那些英国蠢猪电台广播的东西。”
施蒂尔里茨来到霍尔托夫的办公室，他在那里一直坐到九点，听着旺泽当地的盖世太保逮捕的一个天文学家在那里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
“难道你们没长眼睛？！”天文学家喊道。“难道你们真不明白一切都完了？！我们完蛋了！难道你们不明白，现在每次新的牺牲，都是野蛮！你们每天再三再四地说，你们是为了民族而生！那你们就去呀！去帮助一下民族中劫后余生的人们吧！你们使那些不幸的孩子注定要遭到灭亡！你们是一些狂热分子，掌握了政权的贪婪的狂热分子！你们饭饱酒足，抽着香烟，喝着咖啡！也让我们能过上像人一样地生活吧！”说到这儿天文学家突然停下来，擦了一下鬓角上的汗水，然后放低声音把话说完：“不然就在这里快点把我打死算了……”
“等一等，”施蒂尔里茨说。“喊叫并不等于道理。您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
“您说什么？”天文学家惊愕地问道。
施蒂尔里茨话音镇静，态度从容，笑容可掬，使天文学家大为吃惊，因为在监狱里他已经习惯于对他吼叫辱骂，拳打脚踢了；对这些粗暴行为人们是很快就可以习惯的，但是要失去这种习惯却要慢慢来。
“我问您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建议？我们如何去拯救儿童、妇女、老人呢？您建议做些什么事情呢？批评和发火总是容易办到的。而提出一个合理的行动纲领，那就困难得多了。”
“我并不同意星相术，”天文学家回答说，“但是我崇拜天文学。我被剥夺了在波恩讲课的权利……”
“那你就这样火冒三丈吗？你这条狗！”霍尔托夫喊了起来。
“不要着急嘛，”施蒂尔里茨懊恼地皱了皱眉，说道，“用不着喊叫…请您继续说下去……”
“我们是生活在太阳活动极其剧烈的年份。大量日珥在喷爆，有比平时多的大量太阳能辐射出来，这些太阳活动都影响着各种天体，影响着大小行星和其它星体，也影响着我们这个小小的人类……”
“您大概是已经推算出来一个占星图了吧？”施蒂尔里茨问道。
“占星图是一种直觉的，甚至可以说是天才无法证实的东西。而我是从我想提出的一种普普通通的，绝非天才的假说出发的，这便是：每一个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都与天空和太阳有相互的联系……正是这种相互联系帮助我更精确、更清醒地评价在我的祖国大地上发生的一切……”
“我很想和您就这个题目详谈一下，”施蒂尔里茨说道。“我的同事大概会允许您先回囚房，休息两三天，之后咱们再接着谈。”
天文学家被带走之后，施蒂尔里茨说： “他在一定程度上是精神错乱，失去了自制能力，难道你没有看出来？所有的科学家、作家、演员都是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