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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施伦堡突然想道，“他，我们党的领袖，在卖弄字眼。我们把这叫做‘清洗’，可他把这叫做‘隔离’。这么说来，应该把我隔离起来，而缪勒却应该受到保护。说实在的，我没有料到这一点。但是有趣的是，他们居然把卡尔登勃鲁纳的名字留在名单里。不过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缪勒总是待在暗处，只有一些特工人员知道他，而卡尔登勃鲁纳现在是世界闻名的人物。名利思想坑害了他。而我受害的原因是，我想成为一个对帝国有用的人。有这么一种奇谈怪论：你愈想成为对自己国家有用的人，你所担的风险也就愈大；像我这样的人，居然无权把早已成为个人秘密的国家机密带进坟墓。像我这样的人，应该被清除掉——突然而且迅速…像清除海德里希。我确信他是被我们自己的人暗杀的…”
他仔细看了看那些被列为准备“隔离”的人的名字。其中有不少人是他的部属。第一百四十二人是党卫队联队长施蒂尔里茨。
缪勒的名字从名单中勾掉了，而施蒂尔里茨的名字却保留下来，这证明纳粹党的档案工作草率得可怕，充满混乱。鲍曼在疏散前的两天内作了关于修订名单的指示，但是匆忙中漏掉了施蒂尔里茨。这下搭救了施蒂尔里茨——不是逃避了鲍曼的代理人的“隔离”，而是幸免于施伦堡的亲信们的“清洗”……
第二节 1945年3月13日17时02分
“出什么事了吗？”缪勒回到地下室的时候，施蒂尔里茨问道，“我不知为什么心里很着急。”
“您做得对，”缪勒附和说，“我也着急。”
“我回想起来了。”施蒂尔里茨说。
“确切地说是什么？”
“那个俄国女人的手提箱上为什么留下了我的指印－－顺便提一句，她现在在哪里？我想，您会安排我同她会面，也就是说，当面对质。”
“她在医院里。很快就把她送到这里来。”
“她出什么事了？”
“她没出什么事。只是罗尔夫为了让她招供，对她孩子做得有点过火。”
“撒谎，”施蒂尔里茨明白了。“如果凯特真的招了供，他就不会让我在这里拖延时间了。他说的情况接近真情，但他在撒谎。”
“好吧，时间暂时还来得及。”
“为什么‘暂时’呢？时间完全来得及。”
“时间暂时还来得及，”施蒂尔里茨重复一句，“如果您真的对手提箱引起的这场忙乱感兴趣，我就回忆一下。这要使我增添几根白发，不过真理总是要胜利的——这是我的信念。”
“令人高兴的是，我们的信念是一致的。请列举事实吧！”
“为此，您必须把当时在克别尼克大街和拜奥列特大街封锁区内值勤的警察全部找来。我在那里停留过，甚至在我出示了保安处的证章之后，他们仍然不让我通过。于是我只好驱车来到绕行道，那里也不让我通行，我被拥挤的车辆和行人堵在那里。我下车步行走过去，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我想到那里给施伦堡打个电话，可是两个警察拦住了我。其中一个警察很年轻，但是满脸病容，很可能
是个结核病患者。他同伴的相貌我记不清了。我向他们出示了证章，然后走过去打电话。那里站着一个带孩子的女人。我从瓦砾堆里把童车拿出来递给她，然后把几只手提箱挪了挪，使它们离火灾现场远一些。您可以回想一下轰炸之后找到的那只手提箱的照片。这是第一点。请您把发现这只手提箱的地点和那个女报务员居住的地址对照一下，这是第二点。请您把那些在封锁区目睹我帮助受害者搬运手提箱的警察们找来，这是第三点。如果我这些证据有一条是假的，那么请给我一支装有一颗子弹的手枪：我只好用这种办法来证明我是清白的。”
“嗯，”缪勒嘿嘿一笑，“怎么办？让我们试一试吧。先听听我们德国人的意见，然后再同你们那个俄国女人交谈。”
“同我们的俄国女人！”施蒂尔里茨也嘿嘿一笑。
“好了，好了，”缪勒说，“别抓我的话把儿啦…”
他出去给警官学校校长、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赫尔维格博士打电话，而施蒂尔里茨继续分析局势：“他们纵然击败了凯特姑娘——刚才他专门提到她的儿子：他们可能要折磨孩子，而她经受不住这一点，但是，反正他们在某一方面遭受了挫折，否则他们会把凯特送到这里来……如果普莱施涅尔在他们手里，他们也不会等待，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拖延时间是愚蠢的，会因此而丧失主动权。”
“他们给您吃东西了吗？”缪勒回到牢房里，问道，“我们吃点东西吧？”
“倒是该吃东西了。”施蒂尔里茨同意了。
“我已经吩咐上面的人给我们送点吃的来。”
“谢谢。您通知那些人了吗？”
“通知了。”
“您的脸色很难看。”
“唉，”缪勒挥了挥手，“我能够活着就不错了。您为什么要狡猾地强调‘暂时’呢？‘暂时还有时间’。请您谈谈自己的看法，您究竟是指什么？”
“当面对质以后我立刻告诉您，”施蒂尔里茨回答说，“现在对您说这些没什么意思。如果我的清白得不到证实，那就没有必要说了。”
牢门打开了。卫兵端着一个蒙着浆硬的白餐巾的托盘走进来，托盘上摆着一盘肉、几片面包、一块奶油和两只鸡蛋。
“在这样的监狱里，而且是在地下室里，我倒是希望美美地睡一两天。这里甚至听不见炸弹的爆炸声。”
“您再睡一会儿吧。”
“谢谢。”施蒂尔里茨笑起来。
“笑什么？”缪勒微微一笑，“我说的是真的…我佩服您的沉着。想喝点酒吗？”
“不，谢谢。”
“您滴酒不沾？”
“我喜欢喝白兰地恐怕您是知道的。”
“不要认为自己可以和邱吉尔相提并论。我只知道邱吉尔最喜欢俄国白兰地。好了，随您的便吧，我得喝点酒。我的确感觉不大舒服。”
在侦察员霍尔托夫空空荡荡的办公室里，缪勒、朔尔茨和施蒂尔里茨坐在顺墙摆放的几张椅子上。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艾斯曼打开房门，把一个穿制服的警察领进来。
“希特勒万岁！”警察一看见穿将军服的缪勒，便大声喊道。
缪勒没有理睬他。
“这三个人您谁也不认识吗？”艾斯曼问那个警察。
“不认识，”警察回答说，胆怯地用眼睛斜了斜缪勒的弗伦奇式军衣上的色彩鲜明的勋章绶条和一枚勇士十字勋章。
“您从未遇见过这几个人中的任何人吗？”
“根据我的记忆——一次也没有遇见过。”
“在轰炸的时候，被炸坏的房屋都封锁了，您在房屋附近值勤，也许你们匆匆见过一面？”
“来了一些穿军装的人，”警察回答说，“许多穿军装的人前来察看被轰炸的现场。具体情况我记不起来了…”
“好，谢谢。请下一个进来。”
警察出去之后，施蒂尔里茨说：“您的军装把他们弄得莫名其妙。他们只注意您了。”
“没关系，不会把他们弄糊涂的，”缪勒回答说，“我该怎么办？难道光着身子坐在这里？”
“那就提醒他们具体地点、”施蒂尔里茨请求道，“否则他们很难回想起来；他们每天在街上站十个小时，在他们看来所有的人都长得差不多。”
“好吧，”缪勒同意了，“刚才这个人您不记得吧？”
“不，我没见过这个人。凡是我见过的人，我都能回想起来。”
第二个警察也没有辨认出任何人。一直叫到第七个人，才遇见那个满脸病容的年轻警察，看来此人是个结核病患者。
“您见过这几个人中的某个人吗？”艾斯曼问道。
“没有，我认为没见过…”
“您在克别尼克大街的封锁区内值过勤吗？”
“啊，对。对，”警察高兴起来，“这位先生向我出示了自己的证章。是我放他进入火灾现场的。”
“他要求您放他过去？”
“不……他随便让我看了看自己的证章，他是开车来的，我谁也不让通行。后来他走过去…怎么？”警察突然害怕起来，“如果他没有……我知道上头的命令——盖世太保的人到处可以通行。”
“他有权通过，”缪勒从椅子上站起来说，“他不是敌人，您别这么想。我们都在一起工作。他去那里做了什么，到火灾现场寻找那个产妇？他关心那个不幸女人的命运？”
“不……那个产妇夜里就送走了，而他是早晨来的。”
“他去寻找这个不幸女人的物品？您帮过他的忙？”
“不，”那警察皱了皱额头，“我记得他在那里帮一个女人拿过童车。小孩坐的手推车。不，我没有帮他的忙，我当时站在旁边。”
“她旁边有几个手提箱吗？”
“谁旁边？童车？”
“不，那个女人。”
“这一点我记不得了。我想，那里会有一些手提箱，但我记不清了。我只记得那只童车，因为它散架了，这位先生把它收拾起来，拿到街对面的人行道上。”
“为什么要拿到那里去？”缪勒问道。
“那里安全一些，当时消防队员都站在我们这边。他们拖着消防水龙，要是把这个童车碰坏了，孩子就没有地方睡觉了。后来那个女人把这个童车支在避弹所里，孩子就睡在上面——我看见了…”
“谢谢，”缪勒说，“您给了我们很大帮助，您可以走了。”
警察走出去以后，缪勒对艾斯曼说：“其余的警察没事了。”
“那里还应该有一个中年以上的人，”施蒂尔里茨说，“他也可以证实。”
“好了，够了，”缪勒皱一下眉头，“足够了。”
“为什么不把那些在第一个封锁区内值勤的警察叫来呢？当时我在那里转的弯。”
“这一点我们已经弄清楚了，”缪勒说，“朔尔茨，他们已准确地向您证实了一切，对吗？”
“是的，高级总队长。赫尔维格已经向我们证实过，那天是他分派的值勤人员，而且他同街上的交通警察联系过。”
“谢谢，”缪勒说，“你们都可以走啦。”
朔尔茨和艾斯曼向门口走去，施蒂尔里茨跟着他们向外走。
“施蒂尔里茨，我还想担搁您一分钟。”缪勒叫住了他。
他等艾斯曼和朔尔茨走出去以后，点着一支烟，走到桌子跟前。他在桌子边上坐下（盖世太保的工作人员都效仿他这个习惯），然后问道：
“好了，这些细节是一致的，我也相信这些细节。现在请回答我一个问题：施拉格牧师在什么地方，我亲爱的施蒂尔里茨？”
施蒂尔里茨做了一个吃惊的表情。他突然向缪勒转过身来，说道：“本来就应该从这个问题谈起！”
“您最好告诉我，应该从什么问题谈起，施蒂尔里茨。我知道，您现在极度不安，但也不应该忘记分寸…”
“我想冒昧地和您公开谈一谈。”
“您冒昧？那么我呢？”
“高级总队长，我明白，鲍曼的电话记录经施伦堡审阅后将摆在帝国元帅希姆莱的办公桌上。我明白，您不得不执行元帅的命令，尽管这些命令是在您的朋友和我的上司授意下发布的。我愿意相信，盖世太保逮捕鲍曼的司机是奉了上面的直接命令。我确信，曾经有人命令您逮捕这个人。”
缪勒懒洋洋地望了望施蒂尔里茨的眼睛。施蒂尔里茨感觉到，这位盖世太保的长官内心紧张起来：一切都在他预料之中，但他唯独没有料到这一点。
“为什么您认为…”他刚要开口，但施蒂尔里茨又打断了他的话。
“我明白，有人指使您败坏我的名声——不惜一切手段，其目的是为了使我不能再见到党员同志鲍曼。我看得出，您今天是怎样安排我们的活动的，您和往常一样具备一切，但您缺乏灵感，因为您明白，不让我再和鲍曼会面究竟对谁有利，对谁不利。现在我没有时间了，因为我今天还要同鲍曼会面。我不认为清除我对您有什么好处。”
“您在什么地方同鲍曼会面？”
“在自然博物馆附近。”
“谁开车？第二个司机？”
“不。我们知道，他是施伦堡通过盖世太保招募来的。”
“这个‘我们’是谁？”
“我们——是德国和元首的爱国者们。”
“您坐我的汽车去会面吧，”缪勒说，“这是为了您的安全。”
“谢谢。”
“您把录音机放在公文包里，录下您和鲍曼的全部谈话。您和他讨论一下那个司机的命运。您说得对：我是被迫逮捕那个司机并对他采取反复恫吓的。然后您回到这里来，我们一起听听谈话录音。汽车将在博物馆附近等您。”
“这样做不合适，”施蒂尔里茨回答说，他迅速地在心里估量一下局势可能发生的种种转折。
“我住在树林里。这是我的钥匙。您到那里去一趟。上一次是鲍曼用车送我回家的。假如他的司机承认这一点，我想，您就不会折磨我整整七个小时了。”
“假如我执行了命令，大概，” 勒说，“您的磨难在七个小时之前就停止了。”
“假如发生了这种事，高级总队长，您只好一个人单独对付许多敌人——在这里，在这幢大楼里。”
走到门口时施蒂尔里茨问道：“顺便提一句，在我要施行的这个计谋中，非常需要一个俄国女人。您为什么不把她押到这里来呢？为什么要玩弄伯尔尼来的密码这样一套愚蠢的鬼把戏呢？”
“其实，这一切并不像您所想象的那样愚蠢。等您和鲍曼会面后，我们可以在您家里交换一下感想。”
“希特勒万岁！”施蒂尔里茨说。
“您算了吧，”缪勒低声嘟依道，“我的耳朵本来就嗡嗡直叫…”
“我不明白……”施蒂尔里茨仿佛突然遇到某种无形的障碍似的停了下来，”一只手扶着黑色大门上的门把手。
“算了吧。您心里对什么都非常清楚。元首没有能力做出决定，不应该把德国的利益同阿道夫·希特勒个人混为一谈……”
“您意识到……”
“是的，是的！我意识到了！这里没有窃听设备，假如您把我说的话转告别人，那么谁也不会相信您，再说您也不敢把这些话转告任何人。但是，假如您不是玩弄一种比您试图强加于我的花招更微妙的花招的话，那么您自己就会意识到，希特勒已经使德国遭到惨败。我看不到已经形成的局面有什么转机。您明白吗？我看不到；您坐吧，坐吧…您怎么样，您以为鲍曼有了谋求解脱的计划？和帝国的元帅们不同的计划？希姆莱的人在国外很孤立，希姆莱要求间谍们多做工作，他从不爱护他们。然而在鲍曼的德美关系研究所、德英关系研究所、德巴关系研究所里，却没有一个人被捕。希姆莱是不会从这个世界消失的。鲍曼倒有可能。这一点您要好好考虑一下。您可以向他做解释，不过您事先要考虑好，尽量说得委婉一些。告诉他，在一切即将土崩瓦解的时候，他没有老练的职业谍报员是不行的。希姆莱在国外银行的存款多半在同盟国的控制之下。而鲍曼的存款比他多一百倍，而且这一点无人知道。您现在帮助他，同时也是为自己争取一条后路，施蒂尔里茨。希姆莱的黄金倒是小事。希特勒清楚地知道，希姆莱的黄金用于近期的战术目的。可是党的黄金，鲍曼的黄金，不是供那些可恶的间谍们和收卖过来的部长们的司机用的，而是供那些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明白国家社会主义思想是通向和平的唯一途径的人使用的。希姆莱的黄金是给那些惊慌失措的耗子们的酬金，这些耗子们正在叛卖、酗酒、荒淫无度，以便消除内心的恐惧。党的黄金则是通往未来的桥梁，是对我们的孩子们的呼吁，是对那些现在只有一个月、一岁、三岁的孩子们的呼吁…现在已经满十岁的孩子们不需要我们，他们既不需要我们，也不需要我们的思想，他们不会原谅我们给他们带来的饥饿和轰炸。而那些现在还不懂事的孩子，将来会讲述关于我们的神话。应当赋予这种神话一定的思想性，应当培养一批善于讲故事的人；他们把我们的话改变一下方式，使二十年以后的人们易于接受。只要哪里有人说一声‘哈依尔’以代替‘您好’，那么您要知道，那里就有人等待着我们，我们就可以从那里开始我们伟大的复兴！到1970年您将有多大岁数？不到七十岁？您是个有福气的人，您能活到那时候。然而我那时就年近八十了…所以使我感到焦虑不安的是未来的十年，如果您想要下赌注的话，也用不着对我存什么戒心，相反地，您可以信任我，您要记住：盖世太保缪勒老朽无用、精疲力尽了。他希望在某个带有浅蓝色游泳池的小农场里安静地度过晚年，为此他现在愿意发挥一点积极性…还有，这一点当然不要对鲍曼说，不过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