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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你们疏忽大意，没有抓住这些可能发生的情况，那只好怨自己了。肃反委员会是铁面无私毫不留情的。”斯大林从容不迫地点燃了烟，补充说：“它不仅对敌人不心慈手软，而且对那些给敌人以取胜机会的人也同样如此，不论你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
第二节
远处响起了空袭警报器的长鸣声，高射炮立刻也吼叫起来。
发电站掐断了电路，施蒂尔里茨只好一直坐在壁炉旁，两眼盯着黑红色炭火块上浮动着的蓝火苗。
“要是现在把抽烟孔盖上，”施蒂尔里茨懒洋洋地想道，“过三小时我就会死去，也可以说是与世长辞了－－以前在亚基曼卡有一次我和祖母就险些被煤气熏死，就是因为我们过早地封上了炉灶，当时灶里的劈柴也象之样还没烧尽，也冒着这样的蓝火苗。使我们中毒的那种气体是无色无嗅的……我认为…”
等到炭块完全变成黑色，婉蜒浮动的火焰也已经消失之后，施蒂尔里茨才关上了抽烟孔，点燃了一支插在香槟酒瓶口里的大蜡烛。没想到蜡烛油顺瓶壁下淌，日久天长凝结得奇形怪状，造型之奇特使施蒂尔里茨感到惊讶。他点了很多蜡烛，所以酒瓶几乎已经完全看不出了，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奇异的凹凸不平的器皿，像一个古老的双耳酒罐，只是颜色白红相间。此后施蒂尔里茨专门请去西班牙的朋友给他带来许多彩色蜡烛。后来他把这些造型奇特的烛油酒瓶分赠给了自己的宾朋好友。
附近什么地方连续响起了两声爆炸。
“这是我们的爆破炸弹，”他这样断定，“好厉害的爆破弹呀。小伙子们炸得好极了。简直是太好了。当然，要是在最后几天让炸弹敲一下那可太冤枉了。我们的人恐怕连你的痕迹也找不到。总的讲，默默无闻地牺牲是令人不快的。萨申卡…”突然他看见了妻子的面孔。“小萨申卡和大萨申卡①。’现在死太不是时候了。现在无论如何也要摆脱绝境。如果是独自一人生活，那倒轻松些，因为就是死了出不那么可怕。但是见到自己的儿子后去死，那就太可怕了。有些白痴在小说里写道：在钟爱的亲人怀里 他安静地死去。可我认为，死在自己子孙的怀里，最后一次和他们见面，感到他们就在你身边，然而你又知道这是诀别，这是你生命的末日，他们会感到凄切、悲痛，我认为没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了……”
有一次，在“菩提树下”大街苏联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施蒂尔里茨和施伦堡一起与一位年轻的苏联外交官谈话。
施蒂尔里茨习惯地皱着眉，听这位俄国人和政治情报处的头目在辩论人是否有权信仰驱妖避邪的物品，信仰符咒、预兆等等其他的——用这位大使馆秘书的话来说——“野人的内脏”。
在这场颇为风趣的争论中施伦堡也和往常那样，言谈很有分寸，然而言必有据，而态度却又十分谦让随和。施蒂尔里茨看着他正在生拉硬拽地把这个俄国小伙子拖进一场争论，心里十分恼火。
“用车前灯把对手照花了眼，”他想道，“然后再仔细端详他：一个人的性格在争论中看得最清楚。施伦堡是善于此道的，谁也比不上他。”
“如果您对世上的一切都了如指掌的话，”施伦堡接着说，“那自然有权批驳人要相信避邪物灵验的观点了。不过，您果真对一切都那么了解吗，我指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指物理，化学，数学…”
“哪位物理学家或者数学家，”大使馆秘书显得有点急，“一定要在脖子上戴上护身辟邪的东西之后才去解题呢？这简直是荒唐。”
“他提出问题后应该就此打住，”施蒂尔里茨心里想，“可他偏偏忍不住，来了个自问自答。在争论中重要的是提问；问题一提出，对手自然就要被动回答，更问况回答总是比提问要复杂得多呢…”
“或许有的物理学家或者数学家真的带着护身符，只是他们没有到处炫耀，故意惹人注意罢了。或许您对这种可能性也是持否定态度？”施伦堡又是一个提问。
“否认可能性这太幼稚了。可能性这个范畴是对未来这一概念的一种迂回的释义。”
“回答得好，”施蒂尔里茨又暗自想道，“不过他应当把球再踢给对方…比如说，这样问一句：‘您不同意吗？’但是他却没有问，结果又使自己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了。”
“那么，我们是否应当把护身符也归入不可理解的可能性的范畴呢？或许您不同意？”
这时施蒂尔里茨出来帮忙了。
“德方在争论中获胜了，”他做了评定，“不过，秉公而论应当提出的是：俄方对德方提出的十分成功的问题所做的回答同样是妙不可言的。这个题目我们已经谈完了，不过，倘若俄方在进攻中利用提问掌握主动权，我不知道我方的处境会是什么样子……”
“小兄弟，你明白了吗？”施蒂尔里茨的眼睛在问。该国外交官听后一下子呆住了，他紧咬牙齿，两腮的肌肉凸了出来；施蒂尔里茨看出来他的这番开导已被对方所理解。
“亲爱的，你不要生气，”他看着离去的年轻人，心里对他说，“我这样做要比别人做好得多……不过，关于护身辟邪物你却没有说对……当我处境十分艰难，而我完全有意识地去冒险（我的冒险总是有生命危险的）的时候，我总是在胸前戴上护身符——一个椭圆形的项饰，里面放着萨申卡的一络头发…后来我迫于无奈把她的这个项饰扔掉了，因为一看就知道这东西是俄国人的。于是我又买了一个德国项饰，沉甸甸的，显得十分阔气，萨申卡那一绺金白色的头发又和我朝夕相伴了，这就是我的护身符…”
第三节
二十三年前，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他最后一次见到萨申卡；当时他正动身先去上海；然后再前往巴黎执行捷尔仁斯基交给的一项与白俄侨民有关的任务。那是刮着大风，很可怕、很遥远的一天。就从那天起，萨申卡的音容笑貌就深深铭刻在他的心上，她成了他“自我”的一部分，和他融成了一体……
施蒂尔里茨又想起了在一个深秋季节他和儿子在克拉科夫偶然相遇的情景。他记起了有一次儿子是怎样化名“戈里尚奇科夫”到旅馆来找他，他们又是怎样开着收音机低声细语；以及他与儿子（由于命运的安排儿子选择了父亲的道路）分手时的痛楚心情。施蒂尔里茨知道他的儿子现在就在布拉格，知道儿子现在的任务是保护这座城市，不让敌人把它炸毁，就像当年他和维赫利少校保护了克拉科夫一样。他知道，儿子正在完成一项既复杂又艰难的任务，但同时他也明白，虽然从柏林到布拉格乘车只需六个小时，可是他却不能去和儿子见面，因为这样会使他的处境十分危险……
1942年在大卢基城郊，施蒂尔里茨的司机在敌人空袭时被炸死了。司机叫弗里茨·罗什克。一个性情温顺，总是面带笑容的小伙子。他为人很正直，施蒂尔里茨知道，他曾拒绝做盖世太保的情报员，尽管中央保安局第四处曾一再要求他提供有关施蒂尔里茨的报告，但是他却一份也没写过。
施蒂尔里茨伤愈后，驱车到卡尔斯霍尔斯传城郊罗什克的遗孀家里去了一趟。房间里没有生火，罗什克的妻子正躺在床上说胡话。罗什克的儿子亨利才一岁半，在地上爬来爬去，有气无力地哭着：孩子的喉咙哭哑了，再也不能喊叫了。施蒂尔里茨急忙请来医生。病人被送到医院，是哮吼性肺炎。施蒂尔里茨把孩子抱回家去。他的女管家，一个上了年纪的善良的老太婆，给孩子洗了个澡，饱饱地喂了一顿热牛奶，正准备把他安置在自己的房间。
“请在我的卧室给他铺好被褥，”施蒂尔里茨对她说，“让他和我在一起睡吧。”
“夜里孩子吵得可厉害啦。”
“或许这正是我的喜好，”施蒂尔里茨轻声回答说，“也许我很想听听娃娃在夜里是怎么哭的。”
老太婆笑了，说：“孩子哭有什么好听的？我看那只是受罪。”
但是她没敢和主人争辩。夜里两点左右她被吵醒了。主人卧室里的那个男孩扯着嗓子，没完没了地啼哭。
老太婆穿上暧和的 过的长袍，匆忙梳了梳头就走下楼来。她看见卧室里还点着灯。施蒂尔里茨把裹着羊毛毯的孩子紧紧地抱在自己的怀里，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还低声地给孩子哼着歌曲。
老太婆从来没见过施蒂尔里茨现在这样的面容，这面容变得真是让人难以辨认，起初老太婆甚至还怀疑：“这是他吗？”
平时施蒂尔里茨的面部表情十分严厉而又显得年轻，现在却很苍老，但颇为温柔。
第二天早上女管家走到主人卧室门口，犹豫了半天是否敲门。平时施蒂尔里茨总是七点钟就坐下来吃早饭。他喜欢吃刚煎好的夹肉面包片，所以女管家六点半才为他准备，她还知道，施蒂尔里茨总是定时先喝一杯不加牛奶、不加糖的咖啡，然后在面包片上抹好果酱再吃，最后再喝一杯加牛奶的咖啡。女管家在施蒂尔里茨家里干了四年，四年里施蒂尔里茨一直按时进餐，从来没有晚过。但是现在已经八点，可卧室里仍是一片寂静。她打开一点门缝，只见在宽大的床上睡着施蒂尔里茨和孩子。小孩横躺在床上，两只小脚丫顶着施蒂尔里茨的脊背，施蒂尔里茨却勉强地紧靠着床边躺着。大概听到女管家开门的声音，他立刻睁开了眼睛，微微一笑，把手指贴到唇边，示意管家不要出声。甚至当他来到厨房想问问女管家要给孩子喂什么的时候，说话的声音还是轻轻的。
“我侄子对我说过，”女管家微笑着说，“只有俄国人才把孩子放在自己的床上…”
“是吗？”施蒂尔里茨惊奇地问道。“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他们有像猪一样的鄙风陋习…”
“那么说，您认为自己的主人是猪了？”施蒂尔里茨说着哈哈大笑了起来。
女管家弄得很窘，满脸通红地说：“噢，施蒂尔里茨先生，怎么能这样说呢……您把孩子放在床上，是为了替代他的双亲，这种行为是出自高尚的品德和善良的心愿…”
施蒂尔里茨往医院打了个电话。医院的人对他说，安娜·罗什克一小时以前已经去世了。施蒂尔里茨查问到死去的司机和安娜亲属的住址。但是弗里茨的母亲对他说，她现在是自己一个人生活，身患重病，无力养活孙子，而安娜的亲属在英国飞机空袭埃森市的时候全被炸死了。施蒂尔里茨自己也觉得奇怪，为什么他知道这些情况后反而内心感到高兴，原来是现在他可以收养这个孤儿为义子了。如果不是为亨利的未来担心的话，他真的就这样做了。但是他知道那些成为帝国敌人的孩子的命运：先进孤儿院，然后进集中营，再以后就被送去火葬……
最后，施蒂尔里茨把小孩送到图林根山区，安置在女管家的家里。
“您说得对，”在吃早饭的时候他微笑着对女管家说，“养育孩子对一个单身男人来说负担确实太重…”
女管家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很不自然地笑了笑。当时她真想对他说：这太狠心了，而且也不道德——在这三周内孩子对你刚刚习惯，可你又把他送到山区，送到一些陌生人的身边——这意味着，这孩子必须重新去习惯新的环境，还要慢慢地重新去熟悉夜里睡在他身边，小声给他唱歌，哄他睡觉的人。
“我明白，”施蒂尔里茨又说，“您认为这太狠心。可是干我这行的人又能怎么办呢？难道说，让这孩子再次成为孤儿反而更好吗？”
施蒂尔里茨根会猜测女管家的心思，这使她感到十分惊奇。
“噢，不是的，”女管家说，“我根本没有认为您的做法太狠。施蒂尔里茨先生，您的行为是合情合理的、非常明智的。”
她甚至连自己也不清楚，她刚才讲的是实话，还是因为怕施蒂尔里茨又猜出她的想法而对他撒谎。
施蒂尔里茨站起来，拿着蜡烛，走到桌旁。他拿出几张纸，摊在自己面前，好像摆纸牌占卜似的。在一张纸上他画了一个身体肥胖的高个子男人。在下边他本想写上“戈林”，但是他没写。在第二张纸上他画的是戈培尔的面孔，在第三张纸上他画了一个很刚强、带着个伤疤的面孔：这是鲍曼。思索片刻，他在第四张纸上写上了几个字：“党卫队帝国司令”。这是他的上司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官衔。
……一个侦察员，当他处在众多的重要事件接踵而来的时刻，他应当是一个感情极其丰富的人，甚至可以说要像演员那样的多情善感，不过此刻的感情最终一定要服从那严酷无情、清晰明确的逻辑。
施蒂尔里茨只有在夜间，不，即便在夜间也只是偶尔才可以感到自己是依萨耶夫，可以思考“做个真正的侦察员意味着什么？”的问题。是搜集情报，整理客观的材料，然后转送中央，供领导在做政治总结、制定决策时参考？还是做出自己的、完全是个人的结论，简述自己对未来的看法并提出自己的估计？依萨耶夫认为，如果侦察部门也去关心政策规划的事，那结果会是建议太多而情报太少。他还认为，如果侦察部门完全服从于一条预先确定下来的政治路线，那将非常糟糕。希特勒就是这样，他对苏联的“软弱无力”确信无疑。根本听不进军人们慎重提出的意见：“俄国并不是想象的那样软弱。”依萨耶夫认为，如果侦察部门总想使政治服从于自己，那同样也是不足取的。最理想的是，一个侦察员要十分了解事件发展的前景，而且能向政治家们提供一系列他认为最合理的决策。依萨耶夫认为，一个侦察员对自己的推测是否绝对正确可以感到信心不足，但对自己推测的充分客观性他不能有丝毫怀疑，而应当确有把握。
现在当他最后一次着手研究这几年所搜集到的材料时，施蒂尔里茨就更应当慎重考虑自己所有赞成和反对的意见，因为这是牵涉到整个欧洲命运的大问题，分析中决不允许出现丝毫差错。
第五章
第一节 供思考用的资料（戈林）
戈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空军战斗飞行员，德意志帝国英雄。第一次纳粹行动失败后，戈林逃到了瑞典，在那里当上了一名民航运输机驾驶员。有一次，他驾机飞行，遇上了狂风暴雨的可怕天气，但是他竟然奇迹般地把他驾驶的那架单引擎飞机平安降落在某贵族的宅邸洛克尔施塔特，在这里他结识了冯·福克上校的女儿卡林娜·冯·肯佐夫夫人，并很快把她从她丈夫的身边夺走，然后离开瑞典回到了德国。在德国他又与元首希特勒见了面，决加了国家社会主义党员１９２３年１１月组织的游行。游行中受了重伤，但却出人意料地未遭逮捕。不久便迁居到因斯布鲁克去了，卡林娜比他早来一步，已经在那里等候他的到来。当时他们囊空如洗，但是他们栖身的那家大旅馆的主人也是个国家社会主义党员，和戈林同在一党，免费向他们提供食宿。后来“不列颠”旅馆老板把戈林夫妇请到了威尼斯，在那里他们一直住到1927年德国国内宣布政治大赦令的那天。
大约过了半年，戈林和其他十一名纳粹党人当选为国会议员。希特勒因是奥地利人，未能进入国会。
卡林娜曾给住在瑞典的母亲写信说：“在国会里戈林和巴伐利亚的冯·埃恩将军坐在一起。旁边还坐着一些红卫队的刑事犯之类的家伙，他们戴着大卫王之星和红星①，其实，大卫王也好，红星也好，都是一回事。皇太子给赫尔曼打来一封电报，上面这样写道：‘只有您这样仪表堂堂的人才是德意志人的代表’”
①这里指犹太人和共产党人。——译者注。
应当准备新的国会选举了。按照元首的决定戈林离开了党的工作，只担任国会议员的职务。那时他的任务是与当时社会上的权贵显要建立联系。因为一个企图夺取政权的政党必须有广泛的社会联系。根据党的决定，他在巴登大街租了一所豪华的住宅，在那里他接待过霍亨往伦亲王，科布尔格亲王，以及一些资本巨头、豪富大亨。宅邸的中心人物自然是卡林娜了，她姿容妩媚迷人，谁见了都喜欢；她是瑞典一位显贵大臣的千金，丈夫又是战时的英维，一位曾因反对那抵抗不了布尔什维克野蛮主义的西方民主政治而流亡异乡他国的战士，所以她深为众人所敬重。
每次接待客人之前，柏林地区纳粹党组织的领导戈培尔清晨就来到这里，他是党和戈林之间的联络员。戈塔尔坐在钢琴前伴奏，戈林、卡林娜还有她与前夫生的儿子托马斯合唱民歌：在纳粹首领的家里是绝不能容忍美国或法国爵士乐那种放荡不羁的旋律的。
1931年1月5日希特勒、沙赫特和蒂森来到这所用党的经费租赁的宅邸。正是在这里那个曾号召德国工人“打碎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主义和腐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