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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又把议论锋芒指向强调陆上边疆防务的“塞防论”，进一步强调“海防”重于“塞防”的理由：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为和好之名，阴图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器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发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有见效也。”
此后，议论转向对时政的批评：
“庚申以来，夷势骎骎内向，薄海冠带之伦，莫不发奋慷慨，争言驱逐。局外之訾议，既不悉局中之艰难，及询以自强何术？御侮何能？则茫然糜所依据。自古用兵，未有不知己知彼而能决胜者。若彼之所长，己之所短，尚未探讨明白，但欲呈意气于孤注之掷，岂非视国事如儿戏耶！”
他接着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伏愿我皇上顾念社稷生民之重，时势艰危之极，常存欿然不自足之怀，节省冗费，讲求军实，造就人才……使天下有志之士无不明于洋务，庶练兵制器各事可期逐渐精强积诚致行，尤需岁月迟久乃能有济。”
这份“重磅炸弹”似的奏折中提出的所谓“变法”，主要是指改革旧式军事制度，建立新式海陆军；所谓“用人”，主要是指培养新式军事、经济人才。他强调“亟练水师”，同意设立北、东、南洋三洋海军，且“外海水师铁甲船与守口大炮铁船皆断不可少之物”，各洋海军均须拥有大型铁甲战舰二艘，“一处有事，六船联络，专为洋面游击之师，而以余船附丽之”。同时，他还主张“开源节流”、“效仿西法”，发展民用企业，设厂制造耕织机器，开采煤铁各矿，兴办轮船铁路电报诸事，“榷其有余，养船练兵”。（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m。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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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三十五章 所虑者，左季高也
薛福成写好了奏稿，仔细看了两遍，感到确实再无可更易一字，才交给了李鸿章观看。
“叔耘妙笔，果然能尽我心中所想。”李鸿章看完了这篇名为“海防筹议折”的文章，抚掌赞叹起来。
在这篇洋洋数万言的文章中，薛福成遵照李鸿章的设想，构画出了一幅宏伟的蓝图。既为建军自强制定了方略，又为今后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奠定了基础。
“来！来！叔耘，咱们两个，喝一杯庆贺一下！”李鸿章高兴地说着，喊过了仆人准备酒食。
李鸿章知道，京城的那些王公贵戚、军机大臣无论是谁，也拿不出这么周全的办法！
而薛福成遵从自己的意思，把这篇文章写得浅显明白，通俗易懂，只要是粗通文墨之人，看了都能够明白。
之所以如此，李鸿章的目的，是为了能让那两位居于深宫当中的女人，能够完全清楚地明白他说的是什么！
为此，并不好饮的他，如何能不得意地“浮一大白”呢？
“呵呵，不知那林鲲宇，会不会写得如此文字。”薛福成笑道。
此时的薛福成，心里很想知道，如果是林义哲来写这样的文章，会不会也是用如此通俗易懂的办法。
“林鲲宇定是也会如此写的，只是他的文笔，比不上叔耘，不似叔耘这般大巧若拙。”李鸿章笑道。
不多时，仆人送来了一壶暖酒，数碟小茶，一盘点心，李鸿章便招呼薛福成对饮起来。
几樽酒入喉，李鸿章便又陷入到了沉思之中。
他深知，朝内对此当然必有异议。为此，他还给总理衙门中除恭亲王外的另一位实权人物——文祥，写了一封言辞诚恳的私信。称自己“身任其事，未便自匿”，以显示一派忠君报国之心。
他也在猜测，朝中肯定会有人跳出来反对自己。这“反诘之声”究竟会出自谁的嘴巴呢？
“大人可是在担心，朝中定会有人群相反对？”薛福成放下了酒杯，笑着问道。
“朝中讥议，我还不放在心上。我心所忧者。在疆而不在枢也。”李鸿章叹了口气，“若是我猜得不错，他是定要反对的。”
“大人所虑者，左季高也。”薛福成听了李鸿章的话，立刻便明白李鸿章所说的这个“他”，是哪一位了。
李鸿章所说的“他”。不是别人，正是奉钦命统带大军于西北边陲的陕甘总督左宗棠！
在薛福成的印象中，自曾国藩、胡林翼故去世后，大清国的干练疆臣中，惟剩左宗棠、李鸿章二人而已。而左宗棠比之于李鸿章，无论是才具威望、还是成就功劳，都似有过之而无不及。
曾、左、李三人。曾并称于世。曾国藩年龄、功业上都是前辈人物，左、李的显达也无不有赖于曾国藩的提携。可是，左宗棠这个人，秉性耿直，性如烈火，而且恃才傲物，心高气大，平日连曾国藩都不放在眼里。犯起狠来，儿女亲家、救命恩人郭嵩焘都被他上折子弹劾过，更何谈李鸿章？！
左宗棠狂妄、傲慢、霸道，好以诸葛亮自诩，号称“今亮”或“老亮”，而这一切，也是以他的实绩为基础的。薛福成在心里也承认。不要说“剿发平捻”之功，就以整肃海防而论，左宗棠也称得上是咸丰、同治年间对海防问题觉悟最早、最能勇于实践的人物之一。
“轮船为海战利器，岛人每以此傲我。竟来必须仿制，为防洋辑盗之用。中土智慧岂稍逊西人，如果留心仿造，自然愈来愈精……意十年之后，彼人所恃者，我亦有以应之矣。……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以当之，臣愚以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顿水师不可；欲整顿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
当年左宗棠说过的这些话，现在听起来，也是相当响亮的。
左宗棠在任闽浙总督时，全力倡办了福建船政局，进行轮船的制造和近代军事、外交人才的培养。福建船政这个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发祥地，在左宗棠“日夜区划，心力交瘁”的筹办下，渐渐发展起来。然而就在福建船政事业正隆的时候，西北的军情中断了左宗棠的事业。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奉命离开东南沿海入陕主持军事。接到谕旨后，他望着正在建设中的马尾船厂，还曾焦虑地对属下说：此次“西行万里，别无系恋，惟此未成，又恐此时不能终局，至为焦急耳！”当他查访到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丁忧在家不问政事时，左宗棠立即向朝廷举存沈葆桢，左宗棠当时在举荐沈葆桢的折子里说：沈葆桢“办事素来认真，人亦公正廉明”，请求朝廷以沈葆桢为船政大臣，接替自己未竟的事业。这位“今世诸葛”甚至效仿后汉刘皇叔，不惜“三顾茅庐”，说动了心灰意冷、意兴阑珊的沈葆桢出山，主持船政大局。
但谁又能想到，仅仅在几年之后，左宗棠对待船政和沈葆桢的态度，会急转直下呢？
事实上，不光是对船政局，连带中国的海防事业，也同样被左宗棠视为寇仇！
李鸿章已然预料到，在这一次的“海防大筹议”中，左宗棠定是会坚决主张“塞防”，而对“海防”横加议阻！
左宗棠自入陕始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前后历时七年。时人评价他的功绩，是“剿捻平回，图军实，筹善后，清吏治，恤民生”。而他本人亦称自己“披旧裘，居毡帐，睡胡床，饮冰卧雪，神劳形瘁”。
关陇新平，左宗棠便又开始为进军新疆做准备。
1865年初，中亚浩罕国军事头目阿古柏趁新疆发生反清武装叛乱之机，依靠英国的支持入侵新疆，建立了一个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企图把新疆从中华版图上彻底分裂出去。而俄国也趁机以“代中国收复”为借口，强占伊犁等地。而10年之后的1875年，在陕甘平定之后，左宗棠却突然主张针锋相对，率兵进疆，彻底平定叛乱，收复新疆。
左宗棠言辞激切地上奏朝廷：“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非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
左宗棠之所以如此积极的要求收复新疆，所为无它，就是为了成就一生功业名声，彻底压过曾国藩！
薛福成认为，左宗棠身上最大的弱点，就是执着于“争功”。对左宗棠来说，事功重于一切。证明自己是天底下最有本事的人，或者说，反向证明其他人本领都不如自己，是他心中第一驱动力。以“今亮”自期的他，对诸葛亮的理解，似乎止于三分天下之事功，而不及其心术。
咸丰三年二月，左宗棠部占领杭州，加太子少保衔。在此前后，曾国藩在一次奏折中奏称自己的军队“扫清歙南”。歙南属浙江，左宗棠一读之下，第一反应认为是曾国藩与他争功，移咨曾氏大加讨伐。而其实只要细读一下，就会知道曾国藩所说的歙南是指歙县南乡，乃是安徽境内，并非与左争功。曾国藩于是“乃复咨调侃之”。这件事一时传为笑谈。
导致曾、左最终决裂的幼天王之争，实际上，也是和曾国藩争功。而这种争功方式，在之后的“平捻”之役之后又一次重演。
“平捻”之役由李鸿章主导，左宗棠统楚军配合。战事结束后，论功自然推淮军居首。但左宗棠却不服，“不以淮军歼贼为然，多方搜剔”，想要抓李鸿章的把柄。捻军平定之标志是其统帅张宗禹投徒骇河自杀，然而问题是虽然有人见到张宗禹投河，张宗禹的尸体却始终没有捞到。左宗棠因此怀疑张宗禹可能已经逃走，于是故技重演，命令自己的属下悄悄四出搜捕，必以得到张宗禹下落为快。左宗棠的做法触怒了李鸿章，李鸿章致函曾国藩，骂左宗棠是曹操，说：“此次张捻之灭，天时地利人和实兼有之，祗一左公龁到底。阿瞒本色，于此毕露，不知胡文忠（胡林翼）当日何以如许推重也。”
而这一次，正当左宗棠下决心挥师入疆作战，准备倾情出演这幕他人生的最后一场大戏之时，东南海疆却战事突起，发生了日本入侵台湾的事。
让左宗棠感到不能容忍的是，林义哲在沈葆桢李鸿章的支持帮助下，这场海陆大战当中脱颖而出，不但成了大清朝少有的“文武全才”的“能员”，而台湾之役所加在林义哲身上的光环，竟然有盖过自己的趋势！
左宗棠对海防虽一向关注，但现在他想要进军新疆，成就新的“伟业”，当然不会坐视朝廷做出“扶起东边，倒却西边”的战略选择！（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m。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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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三十六章 逆流
李鸿章的担心果非多余。清廷早在将总理衙门和丁日昌关于海防的条陈交各位督抚详议的同时，就以左宗棠“留心洋务”，咨请他参加讨论。于是，围绕着“海防”还是“塞防”的问题，清廷中出现了两大阵营，各个政治势力重新组合。
海防派以李鸿章为中坚，除了沈葆桢、林义哲、丁日昌、李瀚章、王凯泰等支持者外，还有山西巡抚鲍源深、河南巡抚钱鼎铭，内廷中醇亲王奕擐及刑部尚书崇实、刑部左侍郎黄珏、御史余上华等也加入到这一阵营之中，一时声势颇壮。
而以左宗棠为中坚的“塞防派”，则有湖南巡抚王文韶、漕运总督文彬、山东巡抚丁宝桢、江苏巡抚吴元炳等的有力支持。这一派具代表性的理论是“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其实，从根本上说还是主张集中有限的人力财力，优先解决西北塞防问题，以收“西北无虞，东南自固”之功。
左宗棠针对李鸿章关于停撤西北塞防的主张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虑，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塞防则大有所妨。”
李鸿章针锋相对，指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阿古柏占据新疆已经七八年了，现在除哈密、巴里坤一角仍在清军手中，新疆大部分地区先后被阿古柏势力侵占，但关陇地区并未受到骚扰，而且以阿古柏的那点军力，能占据全疆已是了大不起了，根本无力进犯关陇，是以李鸿章这么说其实没什么错，但在后世的愤青们看来。这妥妥的是卖国贼的言行），海疆不防，则腹心之患愈棘。孰重孰轻，必有能辨者。”主张停塞防之饷，“均做海防之饷。否则，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运饷，有不穷困颠蹶者？”
话虽如此，李鸿章事实上也无意放弃新疆，他给出的解决办法是：一，停兵。建议朝廷停撤西北地区已经出塞及准备出塞的部队，令其“严守现有各边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图进取”，停撤多余出来的饷银，则移作海防之用。二，经营。李鸿章的经营新疆的方略则是：“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等回酋，准其自为部落，如云贵之苗瑶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朔”，李鸿章认为，如此则既可以挫败英、俄兼并之心，中国也不必劳师远征，实为“经久之道”。
李鸿章建议将新疆经营成“如云贵之苗瑶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朔”的观点，放置在1875年的中国，并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在这个时代。传统的“天下观”还远未被近代的“世界观”所取代，李鸿章语境里的“越南”、“朝鲜”，都不是近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而是中国传统“天下观”里面的藩属，其将“越南”、“朝鲜”与中国本土的“云贵之苗瑶土司”相提并论，即可见一斑。换言之，李鸿章从来都没有说过要放弃新疆。他所提出的建议，建立在1875年清廷的“天下观”基础之上。这种“天下观”在后世看来貌似荒诞，但在当时，却是清廷所竭力恪守的正统意识形态。
晚清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艰难转型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晚清国人传统政治理念向近代政治理念转型的过程。李鸿章在海防与塞防之争中所持意见，正是这一转型过程中的产物。后世之国人体会不到当日观念转型期的混沌与茫然，而简单地痛斥李鸿章为“卖国贼”，痛快固然痛快，却也可悲亦复可叹。
比较起来，左宗棠的意见则不存在理解上的分歧。左宗棠因为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而在后世饱受赞誉，但事实上，李鸿章等所谓的“海防论者”也并不认为塞防不重要，其分歧不过是现有财力条件下，塞防与海防，谁该优先办理而已。与李鸿章认为海防危机更甚，应集中财力优先办理不同，在左宗棠看来，海防费用可以省去购船与雇船之费，因为福州船政局已经可以自己制造船舰，不必再动用西征的饷银；再者，即便不西征，画地而守，也不可能省出饷银供海防使用。而左宗棠为了强调新疆的重要性，不惜拿京师为题目，恫吓起朝廷来：
“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向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
左宗棠的“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的神论一出，果然起到了他想要的效果。象大学士文祥这样的重臣，都不免为左宗棠的神论所影响。
如果说为了保京师而重视新疆的话，那么离京师更近的大海，是不是也应该重视呢？
左宗棠——一个曾经是海防建设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事实上却成了海防建设的最大反对者、阻碍者！
“此次海防筹议，他左季高若是不上折子反对，反倒是奇怪了。”李鸿章苦笑了一声，说道。
“其实，收复新疆，在他左季高来讲，并非极为难之事。”薛福成道，“可他却偏偏说得有如天塌下来一般，殊不可解。”
“新疆回逆，不过匪类而已，远不似昔年张格尔叛乱之势大难制，陆路虽遥远，大军出征，不数月即可平定。他左季高又要粮饷，又借洋债，要行‘缓进急战’之方略，如此旷日持久，需得多少银钱，方能填了这无底之洞？”李鸿章叹道，“如此一来，海防需银便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