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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我得在什么地方停下来加油了。就在奥立马村南面，小卡车减速，刹车灯亮了一下，然后向西拐上一条二级路，向雪尹国家海滨开去。
两分钟后，我来到十字路口时，车灯照到一块路牌，写着：公共营地，前方三英里。这么说，他们要在这儿过夜，或者吃晚饭。我抬头看了看天空，尽管黑，但这儿的雾稀一些，还有风不断地把它们吹走。视界不错。次等路上车少，为了不引起他们注意，我拐了上去，关上车灯，以二十英里的时速前进。
那地区风景不佳，乱糟糟的，原因是这一带是圣安维斯的断层地带。我经过一个小池塘，向前走了三英里。营地就在左边，靠近海洋。它的西面有些沙丘，南边有松树和机树，还有一个小的管理处。那是个木质建筑物，有一些烧烤用的石台架和一些散放的垃圾筒。小卡车在营地里，灯还亮着，停在林木附近。
我从远处看见它，一些树木挡住了我的部分视线。我没有直接从入口进去，那样他们可能看见我或者听见我。我向旁边一条小路驶去，关掉发动机。十秒钟后，小卡车的灯也熄了。
我静静地坐在方向盘后面，试着决定下一步怎么做。但人的头脑的确很怪：一路上我都没法弄清到底是什么让我觉得三个中一个或两个不对劲，而现在我却又在考虑别的事。我的记忆细胞飞快地转动，突然间我明白了一些事，一直在烦扰我——三件分开的小事，它们凑在一起告诉我哪一个不对劲。我感到眉头皱了起来，我仍弄不清到底是什么情况，但我刚才发现的事使整件事显得更加古怪，更加紧迫。
我伸手取下车顶的圆型塑料灯罩和里面的灯泡，然后下车，越过路面。风刮得很急，像小锯齿一样切割我的脸和手。头顶上一缕细雾在黑暗中飞动，如同冰冷的手指在寻找温暖一样。
我谨慎而缓慢地进人树林中，向南走，大致和卡车停放的地方平行。穿过风吹断的树枝，我估计车和我的距离在四十码左右。
车厢里是黑的，似乎没人，后面的房车透出微弱的光，其亮度之弱告诉我车门上的两个窗子都放下了布帘。
我大步向卡车走过去，在距它不到十码的地方停下来倾听，这时我是躲在一棵大松树的阴影里。除了风的狂叫和远处海浪的声音，我没听见什么。我凝视了一会儿那房车。然后打量了一下卡车旁边的地面，那里没有硬石，只有泥土和松针叶，在人的脚步下它们会发出沉闷的声音。
我慢慢走到卡车旁，到房车旁边时，我停下把耳朵贴到冰冷的金属板上听，同时拿手指堵上另一只耳朵以防风声的干扰。最初大约有三十秒钟光景，里面有微弱的走动声，但没有谈话声。然后，其中之一，就是那个不同伙的人，在用低沉、听不清的声音说话。
“快把三明治做好。”
“就好了。”另一个声音畏怯地说。
“我快饿死了，我可不想就这么坐个没完，你懂吗？”
“这是公共露营地，管理员不会来打扰我们，如果你——”“闭嘴，我早告诉过你，如果不想挨子弹的话，就乖乖的，少罗嗦，我还有必要再说一次吗？”
“不用了。”
“那么闭嘴，赶紧把三明治弄好，我们还有很远的路才到墨西哥呢。”
这通对话告诉我他们的情况比我想像的还要糟。绑架，可能还有其他天才知道的重罪。这是我拔腿离开，向附近的公路巡逻人员报告的时候。私家侦探的职责到此为止，如果你在这时候还不想把事情移交给官方，你就是傻子。我轻轻退后，转过身，准备退回树林，回到我车上。
事情有时就是那样发生的——没法预料，非常巧，巧得你毫无防备——一阵风把一棵树的树枝刮断了，断枝被吹到卡车前，嘭的撞到上面，发出巨响。
房车里立刻有了反应，传出一阵忽如其来的和什么东西的刮擦声。我还在后退，但来不及逃跑了。房车的门拉开，其中一个人冲出来，进入我的视线。他也看见我，大叫，“站住，你给我站祝”他一只手中拿着长的黑黑的东西，那是枪。
我停住了。那人正是我觉得不同伙的人——那个不同伙的人正是那女人。
他双腿叉开，站在那儿，双手托着枪，紧张，害怕，又危险。现在他不戴假发和包头巾，他的头发是短的，淡色的，在黑暗中看上去是白的。除了他苍白的、女子般的面孔和天生没什么汗毛的手，他周身没有一点女人阴柔的特点。
“到这边来。”他说。
我犹豫片刻，然后照他的话做。他很快退后，到一个可以对着我和房车后部的地方。当我走到距他三大步时，我看见另外两人站在打开的车门旁，里面的灯光照着他们的侧影，他们的四只眼睛在我和那个拿枪的家伙之间转来转去。
“你在干什么？”拿枪的说，他认出了我：“你在跟踪我们？”
我没答话。“为什么？你是谁？”
我注视他一会，然后透露出一点真相，因为我要看他的反应。
我说：“我是警察？”
他嘴边的肌肉抽动了一下，枪也晃了一下，好像拿不稳似的。
他对我和那两个年轻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开枪的，一旦他觉得必要。
这点我可以肯定，你凭阅历可以看出一个人会做到什么地步。这个人，在他心慌意乱之中，不用逼他也会开枪。
他终于又开口了，“那是你的事，”说着发出一个含糊的、似笑非笑的声音，“我不是女人，你似乎不觉得吃惊。”“是的”“什么让你识破了？”
“三件事，”我但白他说，“一件是你在停车场擦鼻涕的样子，你用力的姿势，不停地擦，都不是女人的样子。第二件是你走路的方式，迈大步，步子又大又重，和另外两个男孩子一模一样。第三，你没带钱包或手袋，卡车里和房车里也没有，我从没见过一个女人不带这类东西。”
他用没拿枪的手擦擦鼻子，说：“很不错，你很精明。”
红头发的男孩子以发抖的声音说：“你打算怎么办？”
拿枪的家伙没有立刻回答，仍用紧张的目光盯着我，嘴角仍在抽动。我看见他想了一会，向另外两个人说：“你们里面有晾衣绳一类的东西没有？”
“有。”黑头发男孩说。“去拿，我们得绑上这警察，带上他和我们同行。”
怒火在我心中燃烧。我对自己说，你就眼睁睁地任他绑吗？
我就这么站着，无动于衷地等死吗？就这样让自己和两个孩子死在路上的某个角落？我说：“干嘛不现在就杀死我？这儿和别的地方有什么不同？”
他的脸阴暗下来，“你闭嘴。”我向他迈出一步。
“站住，”他拿枪做了一个威胁的手势，“我警告你，老头，如果你不站住的话，我就要开枪了。”“你一定会开的。”我说，向他扑去。
子弹在离我脸一英叽左右射出，火焰的烧着我的皮肤，几乎使我半盲，但我感到子弹从我右颊飞过，枪声也很响，但我还是抓住了他的手腕，在他再开枪前打掉了他的枪。我用右拳猛打他胃部和胸口。他嘴里呼着气，步伐乱了，身体失去了平衡。我再给他一脚，把他踢倒在地，然后骑在他身上，凶狠地送出一串重拳。我感到他浑身发软时，他已经昏了过去。
我站了起来，同时抓起那支枪。我的面颊刺疼，火的一般，两眼也感到刺痛，还流着泪，但我的伤也就限于这些了。除了双腿有些无力之外，我的反应和行动方面也没有任何迟钝的感觉。
红发和黑发的男孩子急急地冲过来，他们僵硬而苍白的脸上有着一种获得释放的愉快感觉。“好了，”我对他们说，“现在你们最好把晾衣绳拿出来。”
我们开我的车把那个不同伙的人送到了附近的公路巡逻站，那家伙叫余连。在路上，另外两个男孩，一个叫安东尼，一个叫艾得，告诉了我被劫持十二个小时的恐怖历程。
他们是俄勒冈州麦克斯城的农林学院学生，那天上午他们从学校出发，想野营两天。然而他们在路上犯了个错误，停车搭上了他们以为是女人的那个家伙。余连上车后就掏出枪，逼他们沿海岸向南开，进入加州。他想去墨西哥，但他不会开车，把他们选作了司机。
他还说他是个逃犯，人狱是因为持枪抢劫和两起谋杀未遂案。
他越狱后全州缉拿他，他闯进一所空房子找衣服和钱。可那房子显然住的是个老姑娘，因为找遍了也没有发现任何一件男人的东西。不过他发现两顶假发和一些适合他自己的女性衣物，于是他产生了女扮男装的念头。
当我们到达公路巡逻站时，余连仍在昏迷之中。安东尼和艾得向那儿的梅尔警官重述了一遍故事。我则简短地讲了讲我那部分。但他们在感激之余，坚持把我说成了某种大无畏的英雄。
梅尔警官和我单独在办公室里时，我亮出私家侦探的执照给他看。他看完后给我一个含混的微笑：“一个私家侦探，呃？你缴余连的枪的方式就是私家侦探的那一套，不错，就像电视上演的。”
“当然，”我疲倦他说，“就像电视上演的。”“我只能说，你胆量过人。”
“不，我不是什么胆量过人。我一生中从没做过这样的事，只是如果我能帮忙，我就不能让那两个孩子受到伤害。余连可能杀死他们，迟早而已。但他们的生命就像刚升起的太阳，前途远大。”
“朋友，他差点杀了你。”梅尔警官搓着他的手说。
“那我倒不在乎，”我顿了顿，“我只关心那两个孩子。”
“无私的人，对吗？”“错。”
“那么，你为什么不在乎自己的安危？”梅尔警官停止搓他的手，问。
有好一会儿我默不作声，然后，我决定说，因为我把原因放在心里已经够久了“好，我告诉你，事实上，你是第一个知道的人，我最好的朋友也不知道。”
“知道什么？”
我走到窗前。“医生说我只能活十八个月了，除非有什么奇迹。我得的是晚期肺癌。”
逍遥法外
亨利·托曼非常得意，因为他杀了一个人，却没有受到惩罚。
他经常回味这件事，越回味越觉得自己了不起。他因此而做视那些芸芸众生，觉得自己已经跻身于最聪明、最卓越的罪犯之列了。他是一个逍遥法外的谋杀犯！
只有一个人知道此事，那就是他的妻子路易丝。那天晚上，她正好在客厅里。
她清楚地看到两个黑影走到阳台。开始是两个人的身影，接着就只剩下一个了。
正是因为路易丝，他才杀人的。
他把司各特·兰辛从阳台上推下去后，很担心自己对付不了路易丝。女人是很情绪化的，她更是如此，这也许因为她是一个戏剧演员。有那么一会儿，她的表现就像一幕戏里的人物一样：她惊呆了，瞪着大眼睛，一动不动。
但是，在警察到达之前，亨利已经让她恢复了平静。这实际上很简单。他指出，不管她知道什么，她都没法证明。另外，她不想卷入一场丑闻中，不想让自己的照片登在报纸的头版头条上，不想让自己跟司各特的风流韵事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再说，她还要考虑她的母亲。老太太已经七十多岁了，心脏很不好。路易丝不想让她的母亲突然心脏病发作死去吧，是不是？
最后，路易丝屈服了。她老老实实地回答了警察的询问，她的回答对亨利很有利。
她说，是的，那天晚上司各特似乎很沮丧。他已经好久没有工作了，甚至连电视台的工作也不干了。在晚饭前和晚饭中，他都喝了许多酒；在调查当中，其他人也证明，司各特最近喝酒喝得很厉害。
对尸体的解剖证明，那天晚上司各特喝了很多酒——这一切对亨利很有利。
路易丝说司各特心情不好，这并不是谎言。司各特最亲密的朋友也证实，最近他的心情很抑郁，甚至有些绝望。最后，她描述了司各特烦躁地独自一人走到阳台前的所作所为。她没有提到亨利跟着他走到阳台一事。
她没有提到那张照片。
正是那张照片引发了这一切，它是导火索，导致了这场残忍的谋杀。
路易丝坚持说，照片根本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全是亨利自己嫉妒心太重，把事情往坏的方面想。那是司各特的一张大头像，面露微笑，显然是拍给经纪人和导演看的。上面写了一段很夸张的献辞，那是典型的演艺圈人的风格：“献给我的女主角——你永远的奴隶。”
路易丝向亨利解释说，这话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所有的演员都写这一类的话，其中没有任何真情实感。她和司各特的交情很一般，只不过在那个演季一起演过几场对手戏，吃过几顿饭，如此而已。
但是，任凭路易丝怎么说，亨利还是不相信。亨利记得那些舞台上的爱情场面，记得在那个炎热的夜晚，他在台下是如何地坐立不安。还有，当初路易丝在要不要跟他结婚这件事上，是很犹豫的——是不是因为她那时和司各特有暧昧关系呢？
结婚后，司各特经常到他们家来，其频繁程度让亨利起疑心。路易丝说，这是因为司各特喜欢到别人家蹭饭。亨利不相信这种解释，嫉妒和猜疑像癌细胞一样咬啮着他，直到他再也忍受不了那种疼痛。
就在这时，他在她的抽屉里发现了那张照片，看到那张微笑的脸和那些肉麻的题词，他知道，他必须干掉司各特·兰辛。
因为他无论是清醒还是睡觉时，都无法摆脱那张脸，那张脸似乎无处不在。他环顾四处，看到的全是那张脸，那张脸无时无刻不在凝视着他，甚至进入了他的梦中。那张脸越变越大，占据了他的生活，破坏了他的生活，他别无选择，只能消灭那张脸的所有者。
只有这样，他才不会再受那张脸的折磨。
警察最后一次离开的那天，他感到如释重负，就像一个人终于把自己身上的肿瘤连根切除了。他对路易丝喊道：“它永远消失了！我彻底消灭了司各特，就像他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我再也不会看到他或想起他了！我彻底摆脱了司各特。明白吗？”
她正视着他，这是她发现他是一个杀人犯后，第一次正视他。
她的眼睛很平静，什么表情也没有。他知道，她仍然感到震惊。也许现在她对他已经没有什么感情了。但这没有关系，这种情况会改变，他会促成这种改变的。
现在司各特已经死了，他们会变得亲密无间，会化为一体，这是他一直渴望的境界。
她开口说话了，她的声音中只有好奇，她问道：“你真的这么想吗？你真的可以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继续生活吗？你会受到惩罚的，亨利。”
他非常生气，现在是他的胜利时刻，她居然想要破坏他的美好心情。他很想打她几个耳光。“别冲我说教，”他吼道。“我杀了你的情夫，就像我杀了那些威胁我们的野兽一样。谁都会这么做的，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哪儿谈得上什么惩罚不惩罚的呢？”
那是她最后一次想让他相信，司各特和她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是她结婚前十几位朋友中的一位。结婚后，面对她丈夫的粗鲁和乖戾，他是唯一一位与她保持友谊的人。为了独占她，亨利把她其他的那些朋友都赶走了。
亨利发现，甚至在谋杀后，那张脸也并没有消失。
他们夫妇参加了司各特的葬礼，并送了花圈。在葬礼中，他们静静地坐在长凳上，就像司各特的两个亲戚一样。
亨利本来以为，在葬礼结束后，那张脸就会永远消失了。
但是，那张脸不断地出现在他面前。他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