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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依附和支持的程度超乎了前人所有的想象。
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学者就提出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工业化的特征是工业经济占国民经济（GDP）的比例不断上升，从事工业生产的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的比例不断上升；同时，农业经济和农业劳动力的比重持续下降。但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工业比重却超过了发达国家。1998年，低收入国家平均工业比重超过中等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平均工业比重超过高收入国家。这一历史事实展开现代化理论的新角度，卡斯特总结为“工业主义以经济增长为取向，亦即追求产出的极大化；信息主义以技术发展为取向，亦即追求知识的积累，以及信息处理更高层次的复杂度。”（＇西班牙＇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在西方，人们比喻工业时代之初，国家强盛的国力指数是钢产量和铁路长度，工业经济的特点是机械化、电气化、标准化、专业化和规模化。那么，现在的衡量标志是象征符号的生产能力，知识经济的特点则是知识化、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和多样化。换句话说，也就是信息传播的能力，而这往往又是和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力直接相关的。
信息和传播的膨胀是当今世界发展的逻辑现象，其中最核心的构成是媒介。在当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视听地理正逐步脱离民族文化的象征性空间范围，而在国际消费者文化这一更为‘普世化’的原则下加以重新调整。媒介新秩序的一大理想是做到自由而不受阻碍地广为播放节目，即‘无疆界的电视节目’。这种理想的必然逻辑是最终努力实现在全球播放，形成全球市场——我们已经看到正在崛起——一些意欲实现这种理想的全球性大公司。媒介新秩序的定位是一种全球化秩序。”（＇英＇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人类从中世纪到二十世纪，经历了从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的发展过程。媒介这个词所产生的多种含义表现出一种潜藏在全部现代传播方式历史中的矛盾因素在语言学上的遗留物。因为每一种传播媒介都是在技术进步的前提下和社会制度的特征、公众接受的能力和文化内容的嬗变相关，这三者之间的融合、冲突和演变推动传播事业的发展。这证明了文化研究专家德，塞尔托的一个观点：“在一个社会与其科学模式之间，在一种历史背景和与之相适应的思维工具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这种关系构成某种文化体系。”（＇法＇米歇尔·德·塞尔托：《多元文化素养》，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页）这个体系包括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技术、集体的整合方式和对于宗教或人文的主体观念的采用，只要其中一个构成因素发生变化，体系本身就会发生变化。而当一个社会的整体结构发生变化以后，必然产生新的控制模式，随之而来的是解释模式的转换。
今天的人生活在一个被传播媒介所包围的环境当中，这就需要重新寻找一种认识框架来界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传播关系成为社会关系，成为人们思考社会问题的组织方式，甚至成为社会制度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制度是通过社会活动的循环往复规律形成和复制的。在共同在场环境中，行为者所遵循的行为规则、策略和模式，甚至是他们日常生活的最琐碎的方面，都与在时空中保持制度的延续性甚为相关。”（＇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页）制度必须被信仰，因此它必须置于大众传播的常规行为当中。具体说来，就是如何看待信息交换和信息传播通过媒介的形式所产生的对社会的冲撞作用和主体身份的建构作用。
媒介作为一种功能机制，它如何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上产生效果？我们如何分析潜伏在人自身和社会当中的媒介接受机制？我们认为，不管是什么样的经验形式，传播关系的思考应该有助于在为一系列不同的事实提供一个前后一致的解释时，表现出透视性和包容性。媒介是一个社会的中介者和控制者，它负载的信息作用到人的身上，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从语言方式、行为方式到思想方式。如果说人类的传播能力之所以特别强，是因为产生了语言这个重要的手段，它使传播的内容在范围上和深度上都有了极大的潜力。以文字为载体的知识总量1970年代以来的年均增长速度为26％。在一个知识爆炸的年代里，传递知识和获取知识的成本越来越低，而查找知识的成本却越来越高。信息传播媒介成为人们重新征服时空、占领市场和建构存在意识的工具，是现代社会的发动机。这同时也使媒介化这一社会现象变得日益复杂，比如信息戏剧化和媒介麻痹症的并存。透过传媒所反映出来的信息传播与人的关系在目前成为个人、集体乃至社会利益的中心。人的主体性、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在不同技术条件下的传播情境中相互干扰、相互作用，每一种传播工具、传播方式的合法性也受到检验。在这里，合法性指的是传播机制在建构社会秩序和权威时被社会和公众自觉认可和服从的一种状态。显然，在社会发展战略中，传播维度的把握成为一个关键因素。
既然传播学是一门社会科学，那么，它的意义就在于跟社会实践的对话当中。
传播学的概念发展有一个从量化分析到质化研究平行发展的过程，但这个过程本身并不意味着谁替代谁的问题，而是一个相互提携、相互并重的过程。比如说，传播一旦超出了个人之间的关系成为一种社会中有组织的过程时，个人就有了双重作用：个人由于他自己的原因进行传播，同时他又是传播的接受方。传播领域包括的范围很大，比如人的能力，为个人、集团和大众服务的简单传播工具，各个复杂的基础结构和系统，搜集、产生、传输、接收、储存和检索信息的先进技术、材料和机器，整个传播活动过程中无数个人和团体伙伴及参与者的关系等等。这样，在界定传播的范围时，我们可以看到传播的组成有三个要素：在两个起相互反应的客体之间建立关系；要求有一种交换的潜力；假定一种共同的接触方式。这就是说，第一，要有媒介。要建立一种结果不受控制的关系，要有载体，在两个交换合作者之间要有相应的文化参照点。第二，要有信息。传播行动假定存在着交换因素，信息表明了认知的意志。原始信息在被经过过滤，减少不肯定性的同时，成为一种有潜在意义的可以被解释的信息。第三是交换伙伴，传播行动确定两个或者若干个交换伙伴之间的相互认同和交换意图，理解交换背景，相互提供信息流通的渠道。
传播学本身不是纯科学，但它的起源和自然科学有关系，和现实的社会生产性实践有关。要提高我们的社会意识水平，无疑需要了解当代社会所使用的传播工具，需要把传播学作为认识和工具，以更好地把握和操作所有由文字、图表、视听、电子信息的交换所组成的当今社会庞大的传播行动。在当今世界，劳动的重新组合和分工都以信息化方式作为前提，新的信息处理手段的大量普及推动着生产领域内的技术革命，计算机网络和自动化技术成了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信息和传播是生产方式革新的主要内容。在这种大背景下，传播是社会生产和知识更新的催化剂。也就是说，在信息资源无限丰富而边际成本趋向于零的情况下，追求信息权利的平等成为推动社会关系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性因素。
英国人类学家葛迪说：“传播模式的多样化经常是和生产模式的重要性是一样的。因为它不仅暗示人际关系的发展，也包括在知识秩序当中进行储存、分析和创造的可能性。”一种意识观念总是会回过头来再次创造产生这种意识观念的现实。葛迪仔细分析过传播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贡献，尤其是文字在社会发展阶段中从思想封闭系统到思想开放系统中所起的作用。他认为，文字的出现使得人工记忆向知识贮存转化，成为人类一种外在化的技术，让人类的信息传递打破时空局限，脱离口语传播的局限，并通过语义空间的隔阂推动人类发明新的智能技术。显然，体现读写文化特征的语言传播活动与书写技术的发展分不开，并对文化产生个体化和专业化的效应。正是通过书写，知识方能够独立于叙事者和受众的社会互动而被记录和传播，充分呈现可能产生的逻辑上的不一致性和矛盾性，营造批判的意向和批评的条件，在扩展主体性思维的同时为社会发展提供叙事的可能性。
葛迪认为，在思想封闭的社会系统中，缺少一种自反性思维，是一种个人化的社会话语在起作用；而在思想开放的社会系统中，非个人化的陈述和有思辨特色的思想区分出陈述（enonce）和陈述状态（enonci…ation）。文字是知识的私有化根源，而思考和批评精神是靠文字才得以发展，怀疑思想不是来自天上，批评精神依赖于积累技术，即知识之间的比较。但葛迪认为传播系统和思想“模态”之间没有惟一的对应关系：“因为传播系统在若干方面互相有区别，如文字可能是表意文字或拼音文字。没有一种惟一的对立，更多是一种变化的继续。每个传播系统对思想体系有它的特殊效果。我不认为这个过程是单线性的，更不能说它只依赖惟一的原因；在传播层面上是思想在起作用。宗教信仰系统、阶级区分对文字用法的扩展进行了修改和限制；换一个背景，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我们不能真正分开传播手段和传播关系，它们在一起组成传播模式。”传播关系当然是社会关系的一种译文。同时，我们也需要和葛迪的立场一样，反对文化相对主义和传播决定论。葛迪曾经非常感叹中国的文字对于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民族整合的意义，他的著作对传播系统（如文字）的发生形态的研究为传播学研究的人类学方向提供了一条新思路。（美国学者诺伯特·赖特也认为：“早期的中国只是一个好得不寻常的例子，刚好证明一项广泛的原则，证明所有早期文明都因为资讯技术而‘多多少少’能够维持统一。”（《非零年代——人类命运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页）
传播学无疑是一门知识，而知识作为对现象的抽象和约定，是要通过归纳法得到一般法则，并通过演绎法的逻辑恒等的条件下予以扩张，从而带来实践价值，构成传播基础，在一定时空状态下具有真确性。长期来看，知识是相对的、不确切的，旧的范式时刻面临新的范式的挑战。从传播学自身的发展脉络而言，具有学科奠基性意义的三大基础流派就是多向性的：控制论学派看重人机交流的理性功能设计；经验功能学派的着眼点则出于既定的政治和经济目的考察对大众的劝说和暗示；结构主义符号学则探索符号一认识一权力之间的相互运作。本书的方法论前提就在于承认并坚持多个视角，在互补中产生观念制衡，同时声明考察的绝对不完备性。
自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传播学作为学科开始在中国成为一种现实。但是，如何对这门学科的对象、方法、范围和限制进行定义还是一种现在进行时态。传播学作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其历史与人类历史一样久远。但传播被当作一种社会现象加以科学研究，是二十世纪的事情。传播学是研究关系到被组织的、有目的的、有技术工具或没有技术工具的信息传播过程。从这个概念出发，传播学的研究范围很大，关系到被组织的与社会和文化的媒介化、信息化有关的传播过程，关系到对不同层次的传播理论的范围和功能的界定，这都是有待于我们在当今日益频繁的信息传播实践中需要反复加以阐释和争鸣的理论课题。传播学所研究的对象是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技术等关系之中的世界，探讨人们的观念、想象、欲望和情感之间的关系，而这不能脱离改造这些现实维度的形式和组织。观念是现实的，它可以改变现实，可以制造差异，因为观念本身是被建构、改造并置人现实世界的社会实践之中，《传播的观念》或者说传播学的观念亦然。
（《传播的观念》一书近期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重构晚清图景
■ 夏晓虹
对于晚清社会的性质，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学界最标准与通行的解读是“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社会”。特别是由于这一定义见诸由毛泽东等人1939年撰写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课本中，日后被收入各种《毛泽东选集》，使其广为流传，深人人心，事实上已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准。顾名思义，“半封建”意味着腐朽、黑暗的专制统治，“半殖民地”则指向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中国人民的受奴役。由此，上个世纪流行的《中国近代史》，多半演述的是一部列强瓜分、清廷卖国的屈辱史。这倒与晚清主张革命的知识者心目中的中国与世界图景相吻合。
由上述社会定性所自然推导出的，便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毛泽东等《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革命因而成为正当合理的社会改造首选手段。应该说，从晚清以来，国人始终无法释怀的救亡与忧患意识，是日后不断爆发的革命的有力推进器。不过，这条显而易见的论述主线，也很容易将问题简单化，似乎所有的社会矛盾都是依靠革命来解决，所有的社会进步都须凭借革命为动力。而这一假设的前提，则是晚清社会的凝定不变与死气沉沉。集中了多种社会制度中最坏部分的“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社会”，因此只可能呈现为了无生气、垂死没落的形态，除了等待革命打破死寂、带来生机，晚清社会已不配有更好的期待。
这样一幅被高度抽象化的晚清图像是否完全写实，笔者因长期接受正规教育，过去的确一直深信不疑。但在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以近代文学作为个人的研究方向后，这才憬然发现，即便是正确的理论概括，也会掩盖或忽略许多同样真实而有意义的存在。即如关于两大主要矛盾的说法，其背后的思路，实际仍以处于社会最上层的统治者为近代中国社会唯一的主宰力量。这不仅有悖于相信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革命领袖的另一教导，而且，现代社会学的常识也告诉我们，任一社会的组织与运行机制都极其复杂。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许多被革命话语过滤掉的丰富细节，其实本来也蕴涵着引导社会走向的可能性。
这一对晚清社会的重新认识，借助于近代新兴的报刊媒体，而获得了更实在的印证。
报刊之深切影响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已为有目共睹的事实；而由其形构的公共空间，对于改变国人的思维、言谈、写作定势以及交流方式，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特别是报纸的逐日印行，新闻的讲求时效，记者的好奇搜隐，使其最大程度地逼近于社会情状的原生态。作为晚清报界主体的民办报刊所代表的公众立场，也注定了其向民间社会倾斜的取向，并为之留下了相当忠实且详尽的记录。就此而盲，经过作者或编者汰选的作家别集显得太干净，太多私人话语，因其已从色彩缤纷的生动背景中剥离出来；多半出自追述或传闻的野史笔记则存在记忆误差，夹杂个人恩怨，故也不尽可信。惟有精芜并存的报章所刊载的每一条消息、每一篇诗文，都成为在“众声喧哗”中存在的开放文本，从而带给阅读者立体回声的感受。上下追踪，左右逢源，报刊因此可以帮助后世的研究者跨越时间的限隔，重构并返回虚拟的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