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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笔者看来，恰恰是这一认定不成立，原因是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虚假的，即关于乡政府在村庄选举中的角色假设不成立。从叙事来看，至少有三个村庄的选举是不成立的，或者说不符合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原则。陕西毛村选举是在乡政府和村干部知法犯法的情况下进行具有许多违法情节的选举，而且非体制村庄精英在这一问题上的上告和上访，都因没有衙门向他们开放而不了了之。江西游村的上级政府见自己不喜欢的村庄精英被选上，就要求重选，并采取多种办法要求对方退出选举，直到第二次选举把自己希望的人选选上。内蒙隆村的选举是乡、村两级体制内工作人员的单方面行为，村民只是在选举那一天被叫来在一片纸上划个圈，他们连那个圈比阿Q划得圆还是不圆也不关心。可以说这三村选举都是在“体制性社会关联一非体制性社会关联”之间的不对等竞争，这种不对等不仅表现在实力上的不对等，而且表现在民主程序上地位的不对等，而前者不对等在选举上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又得力于后者的不对等。也许正因为如此，作者在分析中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两者的区分，尽管没有直接使用这个名称。
最后一个村庄——内蒙平村，在上级政府看来是一个“烂村”，乡、村两级工作人员惟一担心的就是出现一次选举有问题或不过半而需重新选举的事情。这是一个被遗弃的村庄。然而可能就是因为这一原因，这个村庄的选举才有点像过了关。一个被上级政府遗弃的村庄选举才可能正常进行：这要么是对相关政府的嘲弄，要么表明这就是乡村自治的要义。
由此有必要重新考察这一模式。作者在第五章曾简约地分析了四种关于村民参与选举的理论：“利益主体说”、“理性选择说”、“公民权利说”和“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和产权结构）说”，认为它们具有逻辑上的完美性，而且相互之间还能相互支持，但“共同不足都是将村民抽离了村庄，也同时抽离了实际的村民行动过程，因此很难解释在村庄层次上不同村庄之间村民选举参与行为的不同。”
从全书来看，这个批评不完全成立。从某种意义上说，该书所列举和分析的村庄选举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还得由这些理论来解释。作者只是解决了村民如何参与村庄选举的问题，也就是说创立了一套对选举过程差异的分析工具，而这种差异的产生原因还得由上述几种理论来解决。应该说上述四种理论解决了村民为什么参加或者不参加选举、为什么积极参加或者消极参加选举的原因，而“关联性参与”理论解决了村民是如何参加或者不参加，如何积极参加或者消极参加选举的问题。由于这两个问题相互制约，在很多时候两者也相互解释。在整个分析中，这两个问题也从来没分离过，也无法分离。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后者所建立的模式包容了前者的内容，从而具有更强的收缩性，然而由于对这个意义认识不足，这个包容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自觉的，从而包容得很不充分，从而在模式上略显单薄。
如果把这些问题考虑在内，“关联性参与”模式及“体制性社会关联一非体制性社会关联”区分模式，就可能有另一种分析指向，即“社会关联”本身的政治意义和法律
意义。通过对这两种意义的揭示来分析乡村社会政治关系现代化的可能道路，就很有必要。在内蒙平村的参与选举中，上一级政府由于偶然的原因，没有干预该村的选举，该村的“体制性社会关联”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集体社会关联”，这就有点像西方在任总统参与总统选举，不能运用在任权力为自己拉选票一样。这样一来，该村各种社会关联在民主程序上获得平等的地位，使得各种社会关联成为一种真实能力。这种行动逻辑，人们会发现，其实也是一切公民的可能的政治／社会行为（当然首当其冲的是民主行为）的行动逻辑。没有这种行动逻辑，就没有实际的政治行为和民主行为，而保障这种行动逻辑的平等展开，并为这种行动逻辑立法就成了民主的前提。这种行动逻辑不能被任何民主决策所动摇，因为它是民主的前提。保障这种行动能力，也就成为当下乡村民主运动的关键问题。从仝志辉的分析来看，村民自治必然是一个复杂而多元的过程和系统，而不是仅仅选举村委会；选举村民委员会只是社会关联能力形成过程中一个阶段的总结性环节，是结果，而不是前提。自治本身也表明不再仅仅是一种行政权力；它体现的是多种权利的实现。“社会关联”完全可以理解为一种隐性的临时的“结社”。社会关联能力权利化，就可以细分为许多种权利，比如言论权利，这在“村庄社会关联”中表现为“面子”压力等；比如结社权利，这在“村庄社会关联”中表现为各种竞选者与助选者的关系等……
这样一来，村庄选举中的派性动员与家族动员就可能获得正确的认识，即不能简单地斥之为落后的东西。非强制性的派性动员和家族动员属于村民的一种现实权利，是民主选举的前提之一。而乡政府作为村委会选举的组织者和监督者以及可能的公正性，也将因为其与村委会具有很强的利益相关性而遭到合法的质疑。作者强有力的描述和分析，还表明了村庄社会关联中的非强制性支配关系，具有很强的自然生成性和本真的合法性。这种本真性当然应该构成政治合法性的社会基础。
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作者才能说：“在解决重大争论上，关联性参与提出的重要性还在于它科学地回答了‘民主何以能在乡村起步’、‘民主如何进入乡村社会’的问题，从而为理解村民自治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解决了一个重要的认识前提。”换言之，经作者的论证，村民的关联性能力必须获得法律规范和保障，并在实际运用中不受行政权力随意干预，民主就可以进入乡村社会了，特别是在政府和制度出现诚信危机的时候。
（本书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学者研究朝鲜战争的最新成果
■ 戴超武
朝鲜战争是“现代史上划时代的事件”。虽然朝鲜战争结束至今已经有半个世纪之久，但有关战争的研究，不仅是后冷战时期受到国际学术界高度重视的课题，同时也是受到中国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的研究领域。中国对朝鲜战争的研究已逐步从单纯的战史研究转向中国外交史、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学术成就，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学术影响，并对“国际冷战史新研究”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使得朝鲜战争的研究成为中国冷战史研究中最具国际影响的领域之一。
在中国朝鲜战争的研究领域中，沈志华的一系列研究特别引人注目。他不仅在自己的研究中查阅和使用了大量档案文献，更注意发掘先前学术研究中未曾见到的第一手的档案资料，特别是有关朝鲜战争的俄罗斯的档案。正是在利用这些最新档案文献的基础上，沈志华对朝鲜战争历史的研究，产生了重要而广泛的学术影响o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是沈志华研究朝鲜战争的又一部重要著作。作者从中苏同盟的形成和朝鲜战争的起源这一独特的研究视角出发，综合可资利用的最新的多国档案文献及相关的口述史料，着重分析了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中苏同盟的实际结果和客观影响，论述了中苏同盟与朝鲜爆发的战争之间的关系；中苏结盟后对朝鲜问题的政策存在哪些分歧；在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的危险情况下作为同盟国的中国和苏联各自的考虑及所采取的不同对策；毛泽东是什么时候以及怎样下定决心派中国军队入朝作战的以及中国参与朝鲜战争以后对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等。对这些引起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和争论的重要问题，《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在解释体系和研究视角、研究范围、档案文献的整理和利用以及研究方法都有重大的创新。
关于朝鲜战争起源的新解释
从朝鲜战争爆发伊始，有关战争的起源就众说纷纭。作者在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学界的学术发展史后，依据权威的第一手的档案文献，论述了斯大林之所以同意朝鲜战争的基本条件，那就是中苏同盟的形成，并在相关章节和《余论》的《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等专题中做了精彩的研究。在第一章《重温远东梦——苏联的远东政策与中苏同盟的起源》中，作者首先强调，和平共处一世界革命—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是苏联战后对外战略的三重目标。和平共处和世界革命只不过是为了保持苏联国家安全利益的手段而已。在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目标的三维结构中，苏联国家安全利益始终处于最高地位。作者认为，真正促使苏联战后对外政策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是1947年6月出台的马歇尔计划。苏联的对外政策已经完全脱离了大国合作的轨道，而走上了与西方进行集团对抗的新路。在作者看来，苏联远东政策的总基调也还是逐步走向强硬和对抗的，以至在“国际形势改变”的条件下，终于使远东成为美苏之间危机爆发的导火线。
在论述苏联外交战略后，作者分析苏联对朝鲜和对中国的政策，指出，直到1949年初，苏联从开始赞成托管制度，后来支持建立统一的朝鲜政府，到最后支持和帮助朝鲜北方建立单独的政府，其对朝政策的内容有所变化，但基本目标始终如一，即在保持苏联对朝鲜半岛的局势有所控制和影响的同时，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冲突，避免刺激美国采取过分强硬的政策。当苏联对外政策在总体上由大国合作向集团对抗转变时，其亚洲政策却仍旧以维护雅尔塔体系为目标，把对立和冲突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以免影响苏联在欧洲对抗政策的实施。这一点，也充分体现在斯大林的对华政策上。
对战后初期苏联远东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的目的以及苏联政策的驱动力，国内外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解释。作者通过档案文献认为，斯大林追求的是保证雅尔塔协定在远东的全面实现，是恢复俄国在日俄战争时失去的全部在华权益，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充其量不过是斯大林在处理与国民党政府关系时的一个政治砝码。中国内战爆发后，苏联积极寻求调停国共冲突，以维护在华利益。苏联人之所以对调停中国内战感兴趣，是因为他们害怕毛泽东成为“亚洲的铁托”。随着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胜利，斯大林和毛泽东对各自的政策又发生了变化。对于这个问题，作者在第二章《走向莫斯科——中苏同盟的基础、目标和条件》做了更为详尽的论述和研究，并提出了中苏同盟起源的一些重要的论点。
作者用相当的篇幅展现了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刘少奇访问苏联和毛泽东访问苏联的历史场景，最为重要的是，作者论述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依据了新近解密的档案文件，重点论述了中苏同盟形成的艰难历程。其中对于毛泽东访问莫斯科，不仅分析了毛泽东访问苏联的目的，而且利用大量的最新史料再现了艰难的谈判过程。作者认为，斯大林之所以不愿意签订新约，其原因在于他一方面是担心失去苏联在1945年从蒋介石手中得到的在中国东北的经济利益，一方面是担心如果由此引起西方对整个雅尔塔体系提出异议，苏联则将在国际上陷入极为被动的境地。而毛泽东出于国内和国际上的考虑，则坚决主张签订一个新的条约。在作者看来，斯大林态度的变化不仅有国际上承认新中国的压力，而且可能还包括苏联党内对签订新约的支持。
作者由此提出了理解朝鲜战争起源的新的解释，他认为，中苏同盟条约对斯大林对朝鲜政策的变化的意义就在于，当斯大林通过与毛泽东的对话，看到苏联被迫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失去其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时，他必定要寻求一种补救措施来保证或维持俄国这一传统战略的实现。于是，朝鲜的问题便提到了莫斯科的议事日程上——在斯大林的地图上，当时只有朝鲜半岛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满足苏联对东亚地区的要求，即为苏联的太平洋舰队寻找一个合适的基地，并以尽可能短的铁路线把苏联欧洲部分与这个在太平洋的出海口连接起来。因此，恰恰在这个时候，斯大林完全改变了他对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政策，即从莫斯科一直坚持的防守的战略突然转变为一种进攻性战略。似乎可以判定，在斯大林1950年初改变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动机中，考虑到维护和保证苏联在亚洲，特别是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权益，才是问题的关键。这是理解和认识朝鲜战争起源的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
作者对这一问题的分析，随着对斯大林对朝鲜统一政策的变化的动因的进一步探究而更加深入，并在第三章《越过三八线——斯大林对东北亚国际局势的思考》中做了系统而精彩的论述。在考察了国际学术界的相关论点的基础上，作者强调，斯大林对朝鲜政策的变化，涉及到苏联与美国（包括日本）、朝鲜和中国三个方面的关系，但这三者也不是同等和平行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与中国关系的变化，其次是对美国政策性反应的估计。保证苏联本身在远东的政治和经济权益，同时又避免在这一地区与美国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这就是斯大林在考虑对朝鲜问题进行决策时最基本的出发点。作者把斯大林的决策动机同苏联在朝鲜的目标结合起来进行系统的考察，强调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苏同盟的建立对于斯大林改变朝鲜半岛和远东政策所发生的作用，并不完全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因为苏联感到其在远东的力量得到了加强，从而有了在朝鲜半岛与美国抗衡，并战而胜之的把握。相反，恰恰是因为中国政权的更迭和新的中苏条约的签订，使斯大林感到苏联在远东的既得利益将受到威胁或者完全丧失，从而才需要改变政策，以保证苏联战后确定的远东战略目标继续存在。因为斯大林完全可以预见到，在朝鲜半岛爆发一场战争，无论其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因为在战争胜利的情况下，苏联就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其南部的港口，如仁川和釜山，无疑可以替代旅顺和大连的作用。即使战争失利，苏联仍然能够如愿以偿，因为东北亚的紧张局势会迫使中国要求苏联军队留驻旅顺、大连。同时，由于中苏双方商定，一旦出现战争局面，苏联军队有权使用长春铁路，这样，长春铁路自然也就继续在苏联的掌握之中了。
至于斯大林实施决策的条件，作者认为斯大林相信，一旦朝鲜半岛爆发战争，美国是不会，或者至少是来不及进行直接军事干涉的。也正是有了这种保证条件，斯大林才会同意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作者为此使用大量丰富的档案文献说明斯大林如何避免苏联直接卷入朝鲜战争。同样，斯大林一向处事谨慎，他当然会想到万一美国进行干预苏联将如何应付的问题。斯大林的对策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希望中国出来承担责任，即由中国军队直接面对美国的威胁并与之抗衡。这样在斯大林看来，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比应付美国更为重要，也更加棘手。因此，作者一个重要的结论是，朝鲜战争是中苏结成同盟关系后第一次面临的最重大的国际问题，也是对这一同盟关系最重大的考验。而斯大林对这一问题的处理表明他对毛泽东是缺乏信任的，同时也反映出这一联盟中隐含的裂痕。
关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
关于中国是否同意出兵援助朝鲜的问题，是中苏结成同盟以后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发生的一件最重大的事情，也是对中苏同盟的第一次重大的考验。中国决定出兵朝鲜，不仅是毛泽东最难做出的决策之一，同样也是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在研究朝鲜战争时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对此，历史学家已经做过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