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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倒是大大舒了一口气。７日下午，他通过越洋电话向罗斯福证实了情况后说，〃这肯定使事情简单化了。〃罗斯福回答说，〃我们现在风雨同舟了。〃丘吉尔后来写道：“有美国同我们站在一起，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喜悦……值此时刻，我知道美国已经参战了，并且已经深深地卷进来了。对于结局已经没有什么更多的怀疑了……我百感交集，上床为我们得救和感恩安然睡了一觉。〃白宫的总统是在１２点半上床睡觉的。
１２月８日，罗斯福前往国会作了不久就举世皆知的名为〃一个遗臭万年的日子〃的演说。作为他的历史感的一个证据，他请求罗斯福夫人陪伴伍德罗·威尔逊夫人参加这次两院联席会议。罗斯福顺着斜坡走上讲坛，以极大的克制，用品实舒缓的语言陈述了日军在２４小时内的所作所为；并郑重指出，日本政府通过虚伪的声明和表示希望维系和平而蓄意对合众国进行了欺骗。他最后请求国会宣布：“自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星期日日本进行无缘无故和卑鄙怯懦的进攻时期，合众国和日本帝国之间已处于战争状态。〃没有过多的渲染，演说历时６分钟。
参众两院几乎以全普通过了罗斯福的宣战要求，只在众议院有１张反对票。同日，英国对日宣战。９日，中国国民党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次日又对德国宣战。紧接着正理派（Nyāya）音译“尼夜耶派”。古代印度哲学派别，对日宣战的国家增加到２０多个。１１日，德国对美国宣战，意大利也紧随其后。
美国的参战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形成最后的阵营结构。它已成为西方两个最强大的民主国家同社会主义的苏联结成公开宣布了的或心照不宣的同盟所进行的联合战斗。这种搭配是被一系列的历史偶发事件推到一起的。尽管过去岁月中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彼此都留下了大量的不信任情绪、偏见和敌意，但此刻已显得次要。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都面临着共同的对手。严峻的形势促使观念发生变化。三人为建立协调的战斗合作，都从不同侧面并以不同方式进行了不懈的、坚忍不拔的和真诚的努力，虽然也不时在自重和疏远中，彼此感到过失望，但这种携手使他们比肩而立于浊世恶浪中一直到终局，从而更衬托出他们不愧为非凡时代的历史巨人。有道是：沧海横流，方显尽英雄本色。
战时体制
罗斯福在珍珠港事件两年后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幽默地对记者们说，自１９３３年以来，〃新政大夫〃这个内科专家把美国的急性内科病医治好了。可这个康复了的病人在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因一场严重意外事故折断了骨头，〃新政大夫〃于是就把病人让给〃胜利大夫〃这个外科专家。
战争使美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变革，其全面性和深远的意义，直到战后才被美国人逐渐体会到。它无微不至地、不可抗拒地延展到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
一切的运转围绕着赢得战争胜利这一中轴。总动员开始了。观察家们发现，罗斯福〃表现了掌握和控制十分紧迫的事态的高超才干，而这正是一位政治家最难能可贵的特点〃。他〃显得有条不紊，镇定自若，心情愉快，神态庄重，不知疲倦而又满怀信心。〃孤立主义势力已烟消云散，从前处处与他作梗的人也大大地收敛了敌意。另一方面，罗斯福本人也注意到要维护国内的安定团结。他认为在战争最艰苦的日子里，〃利己政治〃是万恶之首，于是他立即暂停那些存在着分歧和极易导致分歧的国内政治活动，尤其是〃新政〃式的改革和党派政治活动。不过，罗斯福仅仅是强调了战争与内政之间的轻重缓急，〃在危机时刻，我们不可能既是战争的现实主义者，又是未来的设计者〃，他并没有将两者截然割裂，而总是不放过任何机会强调两者在终极意义上的基本统一性——都是为了拯救人类文明或民主政治。珍珠港事件激起全国的团结精神，这种精神保证了人民自愿入伍、配给供应和经济统制，罗斯福在这种情势下更能显示出战时统帅的作用。同时，这种情势也使罗斯福更自然地把人民的战争观同新政的自由民主价值联系起来。乔纳森·凡尼尔斯写道：“在他那个时代里，没有谁能像他那样，在美国人惊惧之时，能唤起美国人的内在信心。由于他深信美国人的自尊感，所以他要求或者期望美国人拿出勇气来的时候从来是没有什么顾忌的。”
美国宣战后立即展开了规模浩大的重整军备运动。国会迅速废止了禁止将应征入伍者派赴西半球以外的规定，并规定服役期延长到战争结束后６个月。新兵役法还规定所有２０岁至４４岁的男子进行兵役登记，年龄在４５岁至６５岁的男①子进行后备劳务登记。这样在征兵局登记者共达３１００万人，其中１０００万人经严格的体格和智力检查而被征召入伍。战争期间在各种武装部队中服役的人数，共达１５００多万（含志愿兵），其中计有陆军１０００万人，海军和海岸警卫队４００万人，海军陆战队６０万人，妇女服军役者约２１．６万，黑人入伍者１１７万。空军力量也急剧地得到增强，珍珠港事件爆发时，美国陆军航空队不足３０万人，能适应作战的飞机不过１５００架，而大战结束时在陆军航空队服役的人员高达２３０万，飞机７万架。海军也迅速发展为世界上最强大者，海军在编人员在４年不到的时间内增加了１０倍，它所拥有的各类舰船增加到９１０００艘，为１９４１年底的２０倍——
①１９４２年国会又把义务兵役的应征年龄降低到１８岁——
美国在参战的同时又兼充〃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军火装备和后勤物资的需求量激增。国民经济迅速被纳入战时生产的轨道，无数民用工厂改装为生产军需物资的工厂。从巨大的集团工业到乡村的简易车间，一切可用的厂房和机器设备都转向军工生产。汽车工业几乎全都改为制造飞机、坦克、卡车、吉汽车，其他轻工企业则制造机关枪、步枪、雷管、炮弹，化工企业则生产炸药和梯恩梯。日夜运转的生产线吸纳了更多的就业者，自大萧条以来的顽症之一——失业现象几乎完全消失了。失业者从１９４０年的９００万下降到１９４４年的６７万，而这６７万人大多是因极特殊的条件限制不能工作的。不仅如此，〃兵工场〃还吸纳了大量中学生和原已退休的老工人。罗斯福授权战时人力委员会负责人力总动员和就业协调工作。
１９４２年１月６日，罗斯福在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指出，现代战争的方式更迫切地要求劳动和生产，他要求国会同意他列举的生产指标：（１）飞机——１９４２年为６万架，１９４３年为１２．５万架；（２）坦克——１９４２年为４．５万辆，１９４３年为７．５万辆；（３）防空火炮——１９４２年为２万门，１９４３年为３．５万门；（４）船舶——１９４２年总数为６００万吨位，１９４３年建造１０００万吨位。他强调，〃民用生产将不得不进一步地削减，再削减，在许多情况下，还要完全取消。〃为了便于统管战时经济，罗斯福政府建立了一系列调节和管理经济的临时机构，这是一批让人们应接不暇的以大写英文字母缩写为代称的机构。
其实早在欧洲战争爆发的一周后，即罗斯福颁布〃全国有限紧急状态〃宣言的９月８日，罗斯福就把原属财政部的预算局改为总统直属机构，它负责向总统汇报政府各机构活动的进展，并可前往各部门和各个战场为总统收集准确材料，使总统了解经费使用的前因后果及规模。德国入侵低地国家后，罗斯福成立了紧急事务处理办公室。它下辖的主要机构有生产管理局和物价管理局，此外还有民防局、国防运输局、租借管理局、科学研究和发展局、全国战时劳工局、经济作战局和战时航运局。１９４１年９月，罗斯福又成立供应、优先调拨和分配局，它掌握国防生产、民用经济以及对英、苏物资供应和分配的权力。
现在，罗斯福依据国会新近赋予他的权力——根据作战需要建立任何新机构在经济范围内优先配置资源——建立了战时生产局，作为最高战时机构。他慎重地物色了３个月的局长人选，最后选中了唐纳德·纳尔逊。战时生产局担负起生产管理局和供应、优先调拨和分配局的职责。罗斯福又于１９４２年１０月建立经济稳定局，任命最高法院法官詹姆斯·贝尔纳斯为该局局长，并授以处理经济问题的最高指挥权，有权管辖战时生产局。１９４３年５月成立战时动员局，仍由贝尔纳斯领导。这使得他实际上成为有权协调一切战时计划和对经济实行全面控制的总统助理。通过这些机构，政府控制了全国经济。
战时经济体制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全国经济中国家投资的急剧增加。骤然铺开的如此壮观的军火生产规模，其所需要的资金缺口太大。联邦政府运用多种方式筹集经费，主要有：加强同包括银行在内的经济生活各部门的联系；致力于控制通货膨胀，使支出下降，并使消费者有更多的余钱投向数目激增的政府公债，于是政府便能把这些公债以较低利率售出；扩大征税的范围和方式，使国内税收在几年间增加了８倍多。即令如此，由于战费支出过于庞大，初期即达每天１亿左右，这就使得联邦政府在有效实行了上述措施后，仍感入不敷出，只得走凯恩斯式的赤字预算的道路。联邦政府从１９４１至１９４５财政年度的预算支出，总计约为３１７６亿美元，其中２８１５亿用于战争，占总数的８８．６％。１９４１年的国债为５６３亿美元，１９４５年上升到２５２５亿。在上述用于战争的２８１５亿美元中，大约有４３％来自这段时期的税收和其他非借贷来源。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私人垄断资本家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拒绝出资扩大军事生产组织，不得已的联邦政府承担了大部分军事工业建设。政府在这５年间共投入美国所有各生产领域的资金共有４６２亿美元，占了这期间所有投资的２３以上。这样，到战争结束时，联邦政府已拥有B全部原子能工业、生产合成橡胶企业的９６％、生产飞机和引擎的７１％、生产金属镁企业的９０％。政府还建成了钢铁厂、造船厂、军火工厂、发电站等企业。国有资产在整个国民财富中的比重上升了５个百分点。
战时经济体制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联邦政府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和行政管理手段，并且有赖于这种运用的得法和得力。这些经济杠杆主要是工资、物价、房租、税收、公债等。罗斯福在美国参战前后就作了几次稳定物价的尝试，均效果不佳。国会便于１９４２年１月通过了物价控制紧急法令，授权物价管理署控制物价和房租，并规定对违章者特别处罚。由于战时政府和消费者都在大量购买，造成很多商品供不应求，供需状况刺激了物价上扬，又由于农产评价格长期未得到控制，所以战时通货膨胀一直成为战时经济体制的副产品，它既困扰着政府的年度财政预算，又困扰着中下层收入者的日常生活，这成为共和党在１９４２年中期选举中大获进展的重要原因。可见，物价问题已成为战时经济体制中极为关键的一个症结问题。
罗斯福在１９４２年底加大了反通货膨胀的力度。他要求国会授予他调整农产评价格的全权，这项要求连同稳定工资和薪金的权利，都得到了批准。罗斯福随即下达行政指令，要求相关职能部门和临时机构对诸如工资、薪金、零售物价和批发价、房租、农产评价格进行严格的限定。为了对这些管制事项加以监督，罗斯福成立了经济稳定局（即战时动员局的前身）。次年４月，罗斯福发出〃坚守阵地〃的著名命令，对所有影响生活费用的所有商品规定了最高限价。当上述举措仍不足以解决通货膨胀这个战时顽症时，罗斯福下令对轮胎、汽油、食糖、咖啡、牛油、酒、烟等商其实行定量配给。同时又对囤积居奇和黑市交易进行惩治。不久，市场上厨具、餐具、玩具、学习用具等日常用具，甚至如发夹、痰盂、照相机、尿布等都告脱销。到１９４３年，政府对９５％的食品类商其实行定量配给。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三：一是民用品业的转向导致生活资料的生产锐减；二是战火破坏了上述诸多商品的原料供给线；三是政府大量订货、采购并运往战场。还在１９４２年底，军队和租借法案就吸收了全国所生产食品的１／４，这其中特别包括罐装的、冷冻的、脱水的食品。这种少有的情况引起国内人民生活的困难和不便，罗斯福便在〃炉边谈话〃中对同胞们进行耐心的说理和教育。他强调，如果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就会动摇整个战时经济体制，以致威胁整个决定战局命运的生产计划。他吁请同胞们凭着伟大的理解力和坚贞的爱国心作出必要的〃牺牲〃，他说，为了文明必须付出艰苦工作、悲伤和流血的代价。
罗斯福以身作则，带头购买了第一张Ｅ类公债。他不独呼吁国内人民要克制自己的生活，把省吃俭用的钱用来购买战时公债，而且让白宫首先符合这一要求。此后，极不讲究且无甚特色的白宫膳食成了白宫的一大特色，使许多原先无事常来揩油的人望而却步，也使得白宫勤杂人员和工作人员总在盼望英王或类似的贵宾驾到，因为那时白宫的生活要弄得丰盛和得体一些。榜样的效应立竿见影，各地常出现这样的情景：朔风中竖起衣领的人们排着长队，等候公债销售点开门营业。财政部为筹措战费共出售了７次战时公债和最后的胜利公债，共约１５６９亿美元，其中１／３被个人认购。当时政府的宣传工作也确实到家：有幅公债广告上画着一个垂死的美国士兵，标题是：“他献出了他的生命——而你不过是把钱借给国家。〃站在这样的广告牌下，有谁还会不热血沸腾呢？
罗斯福和他的政府在统制或驾驭战时经济体制方面，也显示出了独特、果敢乃至高超的行政管理技巧。罗斯福利用战时非常时期的情势，利用国会两度授予总统的战时权力法，利用对这种权力法最充分最宽泛的解释，利用战时行政部门在管理行为上的直接性和近便性，打破了很多美国政治制度发展史上的成文规定或惯例，开创了许多时人闻所未闻的先例，尤其是他那罗斯福风格的管理方式更让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而这一切造成的结果就是：罗斯福建立起来的战时体制及其管理方法不仅有效地决定了战争目标的实现，而且深刻地变革了美国政治制度本身，它们中的许多内容固化为战后美国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以至于美国国会在１９４５年，第一次对自身制度进行大规模的检查后，认识到若想赶上权力膨胀、行为逼人的行政部门，就需要使自身机器和运行方法现代化以适应现代条件。
战时，罗斯福要处理的事务既多又杂，其中突发性的居多。表面上看，他应对这些事务时杂乱无章，且略显被动。实际上，他不独重视眼前的细节和具体的战术，并且喜欢凡事从大处着手，高屋建瓴地概括出行动计划的目标。尔后，他就让属下的人绘制精致的组织图表，但它往往在实施过程中很少发挥参考价值的作用，其重要性也许只在于显示总统对该事务和负责规划的人的重视。他真正感兴趣的是那些雷厉风行、忠实于他，并且效率很高的人，而这时这个人主管的机构则是次要的。在战时，人们时常抱怨记不住罗斯福那层出不穷的代称各种临时机构的英文缩写字母，这些机构出台的随意性及其职责权限上的含混、重叠或交叉，也时常引起共和党对手的抨击。事实上，这正是罗斯福式的管理方式的有效和高明之处。
罗斯福本来似乎可以不必设那么多管制战时体制和处理战时事务的临时机构的，因为依政治传统沿袭下来的华盛顿的那些政府各职能部门及其他常设机构，都有能力或余地担负起这些使命来，必要时把它们充实或调整一下就行。并且以前的总统们也正是这样作的。但是，罗斯福从来就对固定组织所形成的框架结构不感兴趣，他不愿意过分强调一种严密而规范的行政节制系统，认为这将窒息他所喜爱的那种生机勃勃的局面，并且认为依照机械原则建立的固定组织结构无法适应战时变幻无常的事态，更无法预测和控制未来。相反，富于想象力的试验和灵活的临时机构恰能作到这一点，因为未来是从趋势、可能性、偶发事件和机遇中产生的，它甚至是可以被影响的。
这样，罗斯福就侧重于从人而非物的角度来看待行政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