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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83年的十年后又爆发了法兰西革命。然而，那场动摇了国家的根本基础，松懈了社会秩序的纽带并将几乎所有固执地坚持旧有国家事物的君主制时代的训练有素的军官驱赶出了法兰西海军的大动荡，并没有使法兰西海军免受错误制度的侵害。推翻政府的形式比起将根深蒂固的传统连根拔起要容易一些。在这里又可听到第三位具有高军衔并颇有文学造诣的法兰西军官论及维尔纳夫的无能这位海军上将在1798年的尼罗河战役中统管着法兰西舰队的后方，在舰队的先头部队正遭摧毁时却按兵不动：
维尔纳夫当值的那一天就要来临，就像在他之前的德·克雷斯，像迪亚拉，会不断抱怨为其舰队所抛弃不顾了，我们趋向于怀疑这一致命巧合的某种隐秘的原因。在众多的名声显赫的人物中，居然发现如此之多的海军统帅与舰长们发出诸如此类的责难，这是不正常的。这一天，如果他们当中某一位的大名不幸与我们对于那场灾难的记忆相联，我们或许可以肯定，这并不完全是他们自己的错误。反过来，我们应当抨击他们所投入的那些行动的性质，以及为法兰西政府所明确规定的防御性战争的制度。这一点，皮特在英格兰议会中就宣称为某种毁灭的先期征兆。当我们指望抛弃它时，这种制度已深深地渗透到了我们的习惯之中。换言之，它削弱了我们的武装，破坏了我们独立自主的能动性。我们的小型舰队肩负着要加以完成的特殊使命且怀有逃避敌人的意图而出港开赴的情况已经司空见惯，随之而来的便是恶运立即降临，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的舰队才投入了战斗。他们屈从于它而不是扼住它的咽喉……运气本来会在各支舰队之问徘徊得更久长的，并且不会最终如此不利于我们，如果在半途与纳尔逊不期而遇的布吕埃斯能毅然决然与之大战一场的话。由维拉雷和马丁指挥的这场磕磕碰碰、胆小如鼠的战争只是由于某些英格兰海军将领的小心翼翼与旧式战术的传统，才得以拖延了一些日子。尼罗河战役的爆发，正是体现了这些传统；决定性行动的时刻来临了。
几年后又迎来了特拉法加战役，法兰西政府海军又提出了一项新政策，最后提及的那位作者再度慷慨陈辞：
皇帝敏锐地扫视着其舰队的战役计划，正如其陆军的计划一样，他对这些意想不到的挫折而深感忧郁了。他将眼光从战役的这一领域挪走，命运对他失去了信任。他决定在别的地方与英格兰一争高低，而不是海上；他同意重建他的海军，然而却没有为它在已空前绝后地激烈的战斗中安排一个角色……尽管如此，我们船坞的活动成倍增加了，远没有陷入松懈状况之中。每一年，战列舰要么被建造，要么被编入到舰队之中去。在他控制之下的威尼斯与热那亚再度显示出昔时的光彩，从易北河的入海口直至亚德里海的突出部，欧洲大陆所有的港口都在竞相激荡起皇帝的创造性思维，难以数计的编队汇聚于须耳德河、布列斯特湾、塔兰……然而，最后，皇帝却拒绝给予群情激昂、自力更生的法兰西海军一次与敌人一决雌雄的机会……接连不断的损失使他精神颓丧。他维持着我们的战舰仅仅只是为了让我们敌人转而采取封锁政策，其巨大的代价必须通过耗尽其一切开支才能加以弥补。
当这位皇帝倒台之时，法兰西一共有一百零三艘战列舰和五十五艘护卫舰。
现在让我们从过去历史所提取的特定教训方面，转移到政府对其民众海洋生涯的影响这一一般性的问题上来。可以看出，这种影响以两种明显有别然而又紧密相联的方式起作用。
首先，在和平状态中：政府通过其政策可以有助于一个民族的工业的自然成长和加强通过海洋的方式寻找投资与获利的趋势。或者它还能尝试着发展此类工业与此种走向大海的趋向，当它们并不天然存在时。另一方面，政府可能会由于错误的举措，遏制与妨碍那些依赖民众自己本来即可以取得的进步。在这些方式的任何一种当中，都能感觉到政府的影响：以和平贸易的手段，缔造或破坏一个国家的海上力量。贸易，仅此一点就成了一支完全强大的海军的基础所在，这一点已是众所周知的了。
其次，投入战争：政府的影响可以以其维持一支海军的最为合法的方式加以感觉到，海军的规模大小应与其航运业的增长和与它相联系的利益的重要性相称。比起海军的规模，更为重要的是其机构的问题。这包括考虑到其民众的特征与追求，赞同健康向上的精神与活动，在战时，通过人员、战舰的充份储备与通过正如以前所指出过的征用一般性战备力量的方式，以便有利于迅速发展。毫无疑问，在类似于战争准备的第二个标题下，必然要述及维持适当的海军基地，述及在战舰必须尾随着和平性商业船只进入的世界的那些遥远的部份。保护这些基地，要么必须依赖于直接的军事力量，正如在直布罗陀与马耳他所做的那样；要么依托于分布在四周的友善的人群，正如同美洲殖民地一度对于英格兰一样，并且还可以假定，澳大利亚殖民地现在对于英格兰一样。这样一种友善的环境与支撑，配合以适当的军事存在，则可成为最佳的军事防御。当它们与在海洋上的明确的优势地位结合起来，就能够使一个形体松散、范围广泛的帝国就如同英格兰帝国那样安然无恙，平安无事。在某个时段内，一场意想不到的冲突或许会引发一场灾难这是完全可能的，而海上力量实际存在的优势地位就能防止这种灾难演变为普遍性的或失去控制，历史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英格兰的海军基地遍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它的舰队能够立即保护它们，开通彼此之间的交通线，并依赖它们成为庇护的场所。
因此，隶属于宗主国的殖民地成为了在海外支撑这个国家海上权力的最可靠手段。和平时期，在竭尽各种手段促进隶属关系的温情脉脉与利益协同一致方面，应该要感觉到政府方面的影响，使之觉得“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战争时期，或通过引入诸如将会使所有的人都感觉公正合理的承担负担并且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的组织与防御措施，准备应付战争。
合众国没有这类殖民地，而且将来也不太能会有，关于纯粹军事性的海军基地，合众国民众的情感，恐怕可以通过一位一百年前论及当时的直布罗陀与马翁港的英格兰海军史学家来加以准确地表达。“军政府，”他说，“与一个商业性民族的勤奋格格不入，并且，就他们自己而言又与英格兰民众的才干不相一致。我不奇怪所有通情达理的人和所有党派的成员都倾向于放弃这些，正如同摩洛哥的丹吉尔港被放弃一样。”美利坚合众国并没有海外设施，无论是殖民性的，还是军事性的，其战舰一旦进入战争状态，就会如同陆上之鸟一样，不能飞离他们自己的海岸太远。为自己的舰队提供栖息之地，使之在那里，可以加煤和进行修理，将是一个致力于确立起这个国家在海洋中的霸权地位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
作为实际目标，这一研讨就在于从能够适用本国及军种的历史结论中提取教训。现在就可以恰如其份地提问：为了重振其海上力量，美国的状况使其能够在卷入严重的危险，并且由政府方面采取行动上走多远？可以并不过份地说，自从内战开始至今，美国政府的一举一动都在有效地专心致志地致力于造就海上霸权之链条的所谓第一个环节。国内的发展，巨大的生产能力，以及相伴随的自给自足的目标与夸耀，这些都成为了目标，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结果。在这一方面，合众国政府令人信服地反映了这个国家控制性因素的倾向，尽管并不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感觉到这些控制性因素在一个自由国家，甚至很难说这种控制性因素具有真实的代表性。然而或许是吧，毫无疑问的是，除了没有殖民地以外，和平性航运业中间环节，以及涉入其中的利益所在，目前都同样缺乏。简而言之，合众国只有三个环节中的一个。
在过去的一百年时间内，海上战争的环境变化如此之大，以致于人们怀疑，这些灾难性的冲击，以及那些光彩夺目的繁荣，现在是否还会重演？正如在英格兰与法兰西之间的战争所能看到的那样，在它对于海洋稳固而又自傲的控制中，英格兰对中立国强加了无法容忍的束缚，米字旗包容货物的原则永远不会变化。交战一方的货物可以因此由中立国的船只安全地运载，至于后者，可以肯定也同样如此。除开保护其港口，使之免遭占领或征税的问题以外，并没有更多的徒有虚名的封锁。这一点，在理论上具有实际可行的一致性，在实践中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合众国的海上力量有何需求呢？它的商业甚至于今日还在由他人托运。一旦拥有，为什么它的民众希望付出极大的代价对此加以维护，到目前为止，这一问题都还是经济学性质的，并不在这一著作的范围之内。然而，战争给国家带来灾难与损失的条件却直接与此相关联，假定合众国的进进出出的对外贸易，是运载于敌人不能轻易碰及的甲板船上除了船只驶向一处被封锁的港口之外，何种因素将会构成为一种有效的封锁呢？目前的定义是，它能够达到对寻求进入或驶离这一港口的船只构成明确的威胁。很明显，这是极其富于弹性的。许多人都还能记起美国内战时期，在对查尔斯顿外的合众国舰队发起了一次夜袭之后，南方同盟次日上午即派出载有几名外国顾问的汽船，这些顾问们认定了尚未发现任何封锁船只，便发表了一纸内容大致相似的声明。有关这一声明的力度，某些南方同盟的首领宣称从技术上来说，封锁已经破产了，并且没有新的通知，在技术上也是不能重新确立的。为了对偷越封锁线的船只构成实际的威胁，封锁舰队是否有必要出现在视野以内呢？六艘在新泽西与长岛海岸之间且离岸二十英里游弋的快速汽船将对寻求通过纽约主入口进出的船只构成真正的威胁。类似的位置也能有效地封锁波士顿、特拉华与切萨匹克。封锁舰队的主力，不仅准备捕获商船，而且还准备抵制打破封锁的军事企图，它们无需暴露于视野之内，也不必处于一个为岸上所知的位置之上。
在距离特拉法加战役还有两天时，纳尔逊舰队的主力距离西班牙南部港口加地斯尚有五十英里之遥，只是有一支小型特遣队抵近观察这一港口。西班牙和法国联军舰队于上午七时开始出发，而纳尔逊甚至在那种时代的条件下，于九时三十分就得知了这一消息。在那个距离上的英格兰舰队对其敌人是一个真正的威胁。在还用海底电缆的时代里，处于岸滩或岸滩之外的封锁部队，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似乎有可能沿着合众国的整个海岸线相互进行电报联系，迅速给予相互支持。通过某种颇为走运的军事协同，如果一支先遣队遭受攻击，它就能向其他部队发警告，并撤向他们。假如有朝一日对于某一港口的封锁以参加封锁的舰只被赶跑的方式打破，下一步，其重新确立封锁的安民告示可能还要电传至全球各地。为了避免这样一种封锁，必须有一支水上军事力量，它能时时刻刻地威胁着封锁舰队，使其无论如何也不能坚守其阵地。除了那些携带有战争违禁品者以外，中立国舰船可以自由来往，维持该国与海外世界的商业关系。
可以认为，具有漫长海岸线的美国，对其全线的封锁是无法得以有效地维持的。对于那些尚能回忆起光是保持对南部海岸的封锁就如何头疼的军官来说，再也没有谁会比他们更为爽快地承认这一点。然而，在美国海军目前的状况下，试图封锁波士顿、纽约、特拉华、切萨匹克、密西西比诸巨大的进出口中心，将不致要求海洋大国的行动规模宏大到空前绝后的地步。在港口中仍有强大的舰队编队的情况下，英格兰就曾同时封锁过布列斯特、比斯开海岸、塔兰与加地斯。可以正确地认为，中立国船只的商业往来还能够进入除了那些叫得上号的港口之外的其他美国港湾。然而，美国货运交通的错位，时常供需品的短缺，经过铁路或水路运输、船坞码头、驳船以及仓储等手段的不足，将会出现在这一强制性地更换进出港口之中随之而来的，将不会出现金钱损失、人身伤亡吗？在付出极大的痛楚与代价之后，当这些弊端部分得以医治之时，敌人或许就能被吸引到封锁新的出入口的方面来，正如同他们封锁原有的港口那样。合众国的民众肯定不会产生饥荒，然而他们可能要深受其害，关于战时违禁品的供应，一旦出现紧急情况，难道没有理由担心合众国将被迫放弃我行我素、傲然独立吗？
十分明显，这个问题是，为了这个国家而缔造一支海军，如果它尚不具备抵达五湖四海的能力的话，至少能够清理通向自己的主要途径，而政府应该使其影响无所不在。美国的眼光已经有四分之一个世纪远离了大洋。这样一种政策以及与之相反政策的结局在法兰西与英格兰的事例中赫然醒目。这倒不是力图在合众国与两个国家之中的任何一个进行一种狭隘的对比，只是可以有把握地说，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合众国的贸易、商业状况不会受到外部战争的影响，这对于整个国家的福祉都是至关重要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使敌人无法靠近我们的港口，而且还要远离我们的海岸线。
如果不重振商业性航运，会有这样一支海军吗？这是值得怀疑的。历史已经证明，一位独裁君主可以组建起一支纯粹军事性的海上力量，正如同路易十四的所作所为那样。然而，尽管从表面上看，这样一支海军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经验显示，他的海军就如同没有根系的植物一样，不久就便会枯萎。然而，在代议制政府里，任何军事开支在其背后都必须存在有一种表现强烈的利益，确证其确实有必要如此。如果没有政府方面的行动，对于海上力量的兴趣并不会存在，也不可能存在。这样一支商业航运队应如何加以组建，是通过补贴还是自由贸易，是通过持续不断的管理还是放任自流，这并不是一个军事问题，而是一个经济问题。如果美国没有一个庞大的国家航运业，一支相称的海军是否会接踵而至，这是值得怀疑的。将它与其他大国分隔开来的距离，一方面是一种保护，另一方面又是一种陷井。促成合众国海军诞生的驱动力，如果存在的话，那它目前就正在中美洲地峡加速运转。让我们期盼它的诞生并不会来得太迟。
对于国家海上力量的成长产生有利或不利影响的主要因素的一般性讨论，至此就可告一段落。其目的在于，首先要考虑在他们的自然倾向中存在着的有利或不利的因素，随后通过特定的事例与过去的经验加以阐释。这种讨论尽管无疑包含着一个较为宽泛的领域，然而却主要位居于战略的范围以内，明显有别于战术。它们当中所包含的考虑与原则属于事物无法改变的安排，其因果关系虽历经沧桑却始终未变。事实是，他们属于大自然的安排，今天，其稳定性随处可闻。而战术作为人类的工具，运用的是人类制造的武器，并随着人类历经新陈代谢的世代进步而变化。时不时战术的上层结构被加以改变或整个地被推翻；但是，迄今为止，战略的古老根基却依然未变，仿佛被置于一块磐石之上。后面将要对欧洲与美国的一般历史进行一番考查，并特别关注海上力量在其广泛的意义上对于那段历史以及民众的福利所产生的影响，在情况允许时，还要运用特别的阐述经常提醒与强化那种已经加以举证的普遍教义的目标，即：“就其目标而言，海军战略在战争时期正如和平时期一样，在于奠定、支持与增加一个国家的海上力量。”
在特定的战役方面，尽管可以坦荡地承认细节的变化使得其教义的大部分已显过时，然而，仍要指明哪些属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原则应加以采纳；在其他情况相等的情况下，哪些举动将是可取的，即，从它们与最杰出的军官的姓名相关联中，可以假定表明在多大的程度上，将在一个特定的时代或特定的军种中获取恰当的战术构想。在古代与当代武器装备的类比浮现于表面的地方，在没有对那些相似之处施加不恰当的压力的情况下，从中吸取为它们所提供的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