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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责乔治·克拉克爵士和怀待先生的建议只会将那些他们谋求去说服的人赶开得更远是没道理的。这些建议都是清晰、坦率和有条有理的，它们的前提充分考虑到了两国共同利益的无可非议的理由。对于乔治爵士的建议，密切的私人关系使我有幸能更好地了解。它的妥贴不仅仅由真诚的善意和对于任何关系到美国的问题的广泛认识所决定。如不去挑剔这些建议的细节对此我提不出多少意见，我对它们的异议仅仅是：我不认为时机目前已经成熟。在美国人的心中和认识中，还不具备接受英美联合的土壤，我也怀疑是否英国公民更有心理准备。两个建议都想到了英美间的海军同盟，虽然具体的主张不一。可是，难点是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尚未认识到或承认它在海洋上有着巨大的利益；而且，我国人民的大多数依然坚持深植于我们已往的政治史中的这种信念：我们的抱负应该受限于洗拂我们的东部、西部和南部海岸的三处海洋。对我来说，我相信这种认识曾是真理，但甚至对当前而言更不用说对于如此之近以至于几乎不需要预言家的解读的未来、它再也不能被认为是正确的了。如果它只是一种偏见，就必须在采取其他行动之前被清除出去。在我国，如果要有稳定的、一贯的国家政策，它就必须和公众的信念保持一致。后者一旦形成，长时间也许无声无息；但碰上特定的时刻，就会化为强有力的行动，如1861年北方和南方在多种因素驱使之下的行为所表明的。
假如国人对于海洋事务的思想意识不发生什么变化，他们不可能认为决定着国家繁荣和历史走向的最有力的因素存在于海洋之上。这个主题不仅对于一个国家有其重要性，也关系着世界历史和人类的福祉。就迄今我们看到的而言，人类的命运维系在存在于欧洲及其美洲的分支的文明之上。那么，受到并不过分的赞许的我们欧洲和美国文明又究竟是怎样的呢？它就是一个未开化时代沙漠中的绿洲，为许多内部的争端所分裂，在其中起最终决定作用的不是组织的精巧细致，而是组织以物质力量的威慑性的、有效能的姿态它足以抵御数量上占压倒优势但未经充分地组织的外部势力来表达自己的能力。在当前环境中，欧洲可观的军事力量一方面制止了外族对欧洲的进犯，另一方面也成功地处理了自身内部的粗野之举。对于后者，我们不时地给予严厉的警告，对此人们几乎不能装聋作哑。不过，我们极少给予那些来自于外部的、和我们文明的精神格格不入的种族的危险以充分的注意，人们也未认识到国家间武装的警惕这种态度如今为欧洲所有大国所持对于我们文明的保持有着多么重要的作用。即使我们未考虑到这种对于处于非从属的、无政府的时代的社会无价的意义，如此众多的处于最容易被打上烙印阶段的年轻人又受到了关于服从、秩序、对法律和权威的尊重的教育。认为在为人所希望的欧洲国家的尚武精神的沉沦中存在着一种对于世界注定要朝向普遍的和平、广泛的物质繁荣和安逸前进的保证将仍是一个看似有理但绝对不然的错误。这种诱人的理想不会由代表性的文明国家实现，如果它们放下武器，松弛它们精神上的紧张，并从战兽变为只宜屠宰的肥牛的话。
随着迦太基的陷落，在不存在一个需要防范的势均力敌的敌人的情形下，罗马登上了地中海文明世界的支配者地位。在罗马的治下，普遍的和平逐渐得以实现；但是，在我们战火寥寥的当今时代也可找到其险恶的对应物的内部的社会和政治分歧又将其击得粉碎。当时，随着地中海文明国家之间冲突的衰减，物质的繁荣，一般作物和奢侈品的丰富都达到了顶峰，而兵器却从僵颤的臂上无力地滑落在地。在高卢和日耳曼战事中，天才的恺撒修筑了一条外围樊篱，它如同一条堤坝，在多个世纪中一直得以维持；但当伴之了它的出现的铮铮豪情蜕变为了对于舒适、财富和普遍的安逸的迷恋时这就是今天的和平预言家所想要的，它也就分崩离析了。入侵者波涛般地汹涌而来。大雨倾盆，洪流泛滥，狂风呼啸，房屋和堡垒在冲击之下倾覆，因为它的基石不是对于用以保卫珍贵之物的钢铁之腕和无畏之心的坚定依赖。
安适长久地存在，贸易不受阻碍，困苦一去不复返，所有的艰辛都从生活中消失，这就是我们现代的梦想。但是，我们能得到这些么？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作为痴恋所在么？幸运的是，目前我们还不能这样。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尽可以对和我们的文明格格不入的外部的芸芸众生视而不见。他们如今是虚弱的，因为我们有着更高的物质发展水平，依然保持着也是前者的主要财富的纠纠武夫精神。不过，即使我们无视他们，从内部产生的解体的危险已使我们脚下的土地发生了动摇，而唯一的安全之策只能是对它时刻予以警惕，在国家间的争斗中，在各种分歧的凸现中，在各类抱负之间的交锋中，聚存着尚武之气。单凭它就能够万无一失地对付隐现于多个世纪之中的外在或内在的破坏力量。
美国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海军强国且怀有由跨洋的地理位置导致的需要所规定的明确的对外打算并不是对于普遍和平的唯一的甚至也不是主要的保证，未来可能存在的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同源同种的国家之间的诚挚合作同样也不是。包含于欧洲文明命运之中的整个世界的最美好的前景不是基于普遍的和睦，也不是基于对于不间断的和平的憧憬。只有在利益的竞争中、在复兴的民族感中、在每一国人民的首先供己所需的决定中席卷世界的保护主义浪潮是该决定的鲜明象征，才可以听到这种保证：多个世纪的英勇战斗所建立起来的宏大的制度规范尚未受到侵蚀。在这种极具创造力的斗争中，无可否认的利益和觉醒的国家意识将引导美国发挥它的作用，抛弃只适用于它的幼年时期的孤立政策；并认识到，尽管避免卷入欧洲人的事务曾对其独立性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今天它从欧洲人处承担一份辛劳就是为维护这个文明的共同利益而负起一份应尽的责任。我们的太平洋地区和英国的太平洋殖民地已在一阵本能的震颤之中感到了一些精明的欧洲人在中亚和北亚的众多人口中察觉到的那种威胁。他们向太平洋诸岛的峰拥而入表明这股洪流不仅可能顺陆西涌，也可能跨海东进。不过，我没有细致地探究过这种浩大的运动的细节，其实，它也许永远不会发生，但在当前形势下它的可能性还是明显地隐现于未来的地平线上，对它的唯一屏障将是我们文明的代表者的尚武精神。不管发生什么，海权在当今年代将扮演它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扮演过的角色；而美国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必定成为向文明世界的海权提供动力的前沿地带之一。
如果到时人们应被看到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现在就应切实地理解当今的形势如本文的开始所提的并依循这个认识而行动，这才可以对看来遥远的紧急事态做到有备无患。凭借海洋商业和海军优势控制海洋意味着在世界上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不管陆地能产出多么丰厚的财富，没有什么能象海洋那样为必不可少的交换提供便利。关于海洋也许更应该说是水域的基本事实是它是大自然中伟大的交通媒介。今天不可能再有哪一个国家能象过去那样独霸海洋。象与之相比微不足道的陆上利益一样，对海洋的控制必须通过竞争获得，或许还需一番武力较量。作为各国为之角逐的最大猎物，控制海洋也会象其他激起争执的利益一样有助于使对目标的矢志不移精神和力争上游的品质处于生机勃勃的状态，而这些正是文明国家社会的力量所在。这个社会的一体性不体现在各种情形的简单雷同上，而在于道义和思维上的共同标准。
尽管所有欧洲文明之内的国家都有着许多共同的东西，但是如普遍承认的，还是有某些秉性方面的截然不同将它们分为各自内部有着基于共同血缘的明显亲近感的集团。不过，如陆地上常常发生的情形表明的，当这些集团的成员在地理上彼此接近时，这种邻近可能会象同极的电流那样产生排斥力，使政治上的分歧成为决定之物，而政治上的共同之处则被抛之脑后。另一方面，如果边界相距甚远，相互接触轻微以至于不会引起政治冲突就象英国和美国之间的情形，同一种族的生存、发展和支配地位就很可能成为政治理想所在。这种理想将为政治上的联合所弘扬，而后者反过来主要基于自然的亲情以及对于携手合作带来的相互利益的明确承认，而不是巧妙炮制的条约协定。如果合作精神存在，一个种族就会有着充分的聪明才智为这种精神的发挥效用提供必要的手段，而英美两国也会在控制海洋这个将它们分离开来的有益工具方面找到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驾驭、但或许可以为这个种族的联合力量所支配的对象。如果一个英美间的同盟真地到来，它也许更是无法违逆的大众呼声的产物，而不是政治家以娴熟的手腕拟定的计划的体现。
但是，我认为，我们或许不必持有这种经常被提及、乔治·克拉克爵士也极力鼓吹的认识，即英美间的相互支持在将来可能会使海洋商业总体上免受迄今它在战争中所受到的侵扰。在此我必须试着将我自己的观点表达得极为清楚，因为它们在一些人看来似是消极的，另一些人则可能认为它们与我在其他地方对这个话题所作的大量、系统的探讨相矛盾。
乔治爵士和怀特先生都主张建立的英美间的同盟前者指的是一个海军联盟，后者则指正式的条约关系针对的主要是战时的可能事态。的确，每个人的主张的主要特征都是在英美之间促进友善，防止分歧因素的出现，但即使追求这个目标也是为了两国在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出现困难的情况下可以互为倚重。这样战争确实可以更肯定地被避免；即使战争来临，人们也会发现这两个国家在海洋上连成一气，从而在海上无懈可击，据有了海洋一直只赋予其绝对的统治者的对总体形势的控制。在我看来，英美联盟得心应手的逻辑结果就是霸权。可是接下来，如果高高在上，为什么还要向某个敌国让步，同意它的商业不受侵犯呢？乔治·克拉克爵士说，“无论英国还是美国都不能在其他国家的商业中找到攻击的动机。”为什么找不到？海军的存在又是主要出于什么目的呢？肯定不仅仅是为了相互打斗，从只是为了打败对手的战斗中获得约未尼所称的“一无所获的光荣”。如果如所有人所同意的，海军的存在是为了保护商业，必然的推论是它在战争中的目标必须是使敌人得不到丰富的资源。很难想象海军还能有什么比保护和破坏贸易更广泛的军事用途。乔治爵士其实看到了这点，他在其他地方说道，“破坏商业只有在遵循了给敌人以最深重打击的原则、着眼于加快战争胜负的到来之时才能被认为是正确的”。不过我认为，他还是未充分认识到这个限制性让步的重要性，他和怀特先生看来都没有恰如其分地承认商业破坏的巨大意义。
我认为，两位的缺陷在于没有清楚地看到作为非决定性的一种战术的商业破坏和凭借强大海军对海洋的战略控制的商业破坏之间的差别。所有的海洋国家多多少少都将其繁荣建立在海洋商业而不是其他某个因素之上，一些国家尤甚。对这样的一个国家来说，无论是用本国的船只还是用某个中立国的船只进行贸易，无论是进行对外贸易还是海岸贸易，海洋总是最重要的命脉，但在任何形式下它的海洋贸易都可能处于一个有着决定性优势的对手的掌握之中。
所以，难道可以期望这样的对手会放弃如此的优势？会执意牺牲鲜血和金钱来打仗？或者会既保持一支舰队，但又让它在用不着作战的同时毫不采取绑缚敌手、迫使它使用不了自己的港口这类明显手段，从而使金钱白白花费？在和法国的战争中，英国的海军不仅保护了它自己的商业，也打击了敌人的商业，这两者对于英国的胜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正是因为英国的海权虽然仍居于优势，但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已是今不如昔，不再是无与伦比，英国才转而承认挂中立国旗帜的船只上的货物不可侵犯这一原则。这项让步出自于地位的相对虚弱，或者也可能出自于某种被误解了的人道主义。不过，不管它是否适当，它只会对中立国有好处，对强大的交战国不利。在政策上讲，对英国的这个让步的唯一合理解释是：英国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样承受额外的敌对负担，如果中立国将和它的敌人站在一起的话。在另一个场合，我曾说货物受旗帜保护的原则永不会变了，意思是说从当前的迹象来看，没有哪个强国会在海洋上强大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可以用武力推翻这个原则。
同样地，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断言，一个对其海权有信心的国家或同盟永远不会作出让步，让某个海上敌手的被不恰当地称作“私人财产”的东西免受侵袭。任何时代的较弱的海上交战国都梦想实现这点。从它们的角度来看，它们的乍一看很合理的论点很有说服力。拿破仑一世这个大掠夺者在把以战养战的原则推至极至方面是竭尽全力，毫无恻隐之心，甚至在和平时期都毫不犹豫地以附属国为其军队的供给来源，用归根结底就是以属于外国人的私人财产的财富来供养自己的军队，可是当他把别人对其帝国海上货物的截获和对运行于一条内陆乡间小道上的一车货物的截获相比时，他倒变得理由十足，表面上看来极具说服力了。
在所有这些论调看似合理的表层下面并不存在多少令人疑惑的思想，它们都没有认识到情形的本质不同。即使在陆地上，对私人财产的保护也是基于这样的简单原则：损害不会是任意的。就是说，当要达到的目的十分微小或者和可能引起的伤害十分不成比例时，对私人财产的侵犯就不会出现。由于这个原因，未投入商业冒险的个人财产在文明的海上战争中是受到尊重的。另一方面，如我们都知道的，在陆地上，规则根本不是不变的，当对私人财产的征用和破坏符合某个敌国的意图时，它也就不受考虑了。一个跋涉于大道之上、手握短棒的人可以声称他的短棒有着文明赋予财产的全部神圣；但是，如他用棒子打破邻居的头，上述的对于他的财产的尊重也就转瞬消失了。今天，运行于海洋之上的私人财产以最具活力的方式参与增进了它所属的那个国家的财富与资源。一旦这个国家进入了战争，它的运行于海洋之上的所谓的私人财产就加强了这个国家战时的财力和耐久力，因而也就给对手造成了损害。在今天的熟悉战事的人中，大多数都熟知陆军对于交通联络的依赖。我们也知道，威胁或打击一支军队的交通线是最普遍和最有效的战略安排之一。为什么？因为一旦和基地的联系被切断，一支部队就会衰竭而亡；而一旦受到这样可怕的威胁，不管在什么不利的形势下它都必须一拼。这样，海洋商业对于一个海洋国家的力量同样有着一支陆军的交通对于这支部队所具有的营养功能难道不是再清晰不过的吗？对商业的打击就是对有关国家的交通的打击。它截断了它的营养，使它忍饥挨饿，切除了它的力量之根基、战争之筋腱。虽然有战争这个可悲但不可避免的因素依在，但人们还是热切希望商业能免受战火袭扰，因为对商业的打击的的确确是能发起的最致命的打击。在所建议的用途之外，海军也没有其他的什么用途了，比如说炮击港口城镇这既较残酷也欠科学。封锁如内战中美国海军所采取的，显然只是商业破坏的一个特殊阶段，但它的成果会是多么巨大！
只是在怯懦地小打小闹、止步不前，商业破坏方针才可能遭致由行动不当引起的指责，而集中力量、有条不紊地控制海洋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致胜之道。另外，从比较中得出的一个合理的推论是，如同两个交战国同意保证敌对国的贸易不受侵犯，两支交锋的陆军也可以就相互尊重对方的交通线达成一致。
6·未来和美国海军
马汉 ＇美国＇
＇出自《海权论·美国的利益》＇ 1911
决定着政策能否得到完美执行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是军事力量。我们有建立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的潜力，但目前还未拥有一支成熟的、组织得当的力量
美国海军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应该根据更现代一些的设计从根本上被完全地改造。就这件事实而言，它不应招致议论或引发关于美国海军的未来方向或行动范围的问题。如果这个国家需要或应该需要一支海军，无疑在1883年就该让在那时候已经老掉牙的大破船大部分是光荣但老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