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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预言最终的结果会是如何纯属徒劳，我们手中并不掌握可供揣测的材料。但是，观察当前的形势并作出一些对现实的思考不是不可行的。根据这些思考，或许我们可以知道眼下应如何行事，而我们认定不仅对我们这个种族的、也对整个世界的未来最具积极意义的那种文明或许也有理由占据统治地位。我们不是生存在一个完美的世界上，我们也不可以期望用理想中完美的方式来处理不完美的现实。只有借助于“力量”这个粗俗的、不完美的但却是不可忽视的仲裁者，我们才能赢得时间和持久力。在人类变化着的历史中，力量已创造出了一些最伟大的积极成果。当处于不同的思想层面、没有共同标准的人们之间的平衡发生了危险的紊乱时，只能由力量对其予以修正。如果信仰从我们自己中间缺失，如果我们自身文明的进步方向是作为其基础的那些精神信念的消亡，力量的作用就更显真切了。
这些话并不意味着对于其他古老文明的不友善态度，虽然应该承认后者的观念和我们的并无一致之处。一个人只要相信居住于地球表面的各国人民是上帝用同一种血液造就的，他就只可能反对任何敌视和他不属同一种族的其他人类的行径。不过，也无必要为了表明罗马人战胜迦太基人对人类有着积极意义而怨恨后者。今天的我们和任何时代的人们或许都会对凯撒感激不尽。在布匿战争结束几十年后，他大大地扩张了罗马的统治范围，大大地增扩、巩固了罗马的文明和政体的外国工事。这样，当罗马的权力在外来征服者的打击下而收缩的日子到来时，这些防御安排将罗马最终崩溃的时间推延了若干世纪。另外，在开始对罗马进行袭扰时尚是野蛮人的那些部族在接过罗马帝国的遗产之时也不再和罗马的文明格格不入了。相反，他们已经深谙罗马思想的精华，接受了罗马的法律，皈依了基督教信仰。
毛姆森说道：“……应联系世界历史的一般进程来考虑罗马对今为法国的地区的征服以及它与今属德国和英国的地区的居民的首次接触的意义。……伟大的凯尔特人为恺撒的跨越阿尔卑斯山的战争所毁灭并不是这场宏大的开拓行动的最重要结果，后者的积极作用比它的消极作用要重要得多。几乎不用怀疑的是，假如罗马的元老院形式上在几代人的时间内还继续存在，异族对罗马的侵渗将比实际情形早上四百年，而且是发生在意大利的文明尚未在高卢、多瑙河流域或者是非洲和西班牙扎下根来的时刻。恺撒从日耳曼部族中感觉到了对于罗马…希腊世界的敌意，为此，他以其铁腕建立起了新的积极防御体系，教导人们利用河流和人工屏障来保卫帝国的边境，出于将更远方的敌人挡开的考虑，将离罗马边境最近的蛮族部落纳入了殖民的范围，并通过从敌国征召士兵来扩充罗马的军队。这样，恺撒为希腊…意大利文明赢得了将整个西方沐浴于自身之中的时间。……等到人们认识到了亚历山大不仅在东方建立了一个昙花一现的王国，也将希腊文明传给了东方，多个世纪已经逝去。同样，当人们认识到了恺撒不仅为罗马人征服了一个新的地区，也为西方世界的罗马化奠定了基础之时，多个世纪也已从我们身边流过。只有后来人才能体会到恺撒对英格兰和日耳曼地区的远征这些行动从军事观点看无足轻重，当时也未带来多少眼前的好处所具有的意义。”
历史不时地借助于象恺撤这样的伟大人物的行动来表达它的深谋远虑。更经常的情形是，深远的历史潮流发自于不可追溯的根源和动机，虽然人们可以看清连续不断的变化步骤并阐述其结果。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只是被这股潮流推拥向前，他们最多是民众的代表者而非驾驭者，是引路人而非主宰者。今天的情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经过一段相对的平静之后，如今欧洲文明世界的人们再次掀起了拓展浪潮，不仅要占据地球上所有荒芜之地，还要将一直把他们和那些古老的国家分离开来的缓冲地带握在手中。但是，谁会说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只是象恺撒这样的某个人或少数人的思想的体现呢？不管将这场运动归结于什么原因，它的承担者不是某个个人。只要大众觉察到了某种必要，他们就会随之行动。不过，人们不象动物那样缺乏认知力，他们会问，我们究竟是往何处去？我们的目标应是什么？当前的潮流是否会将我们引向普遍的和平、广泛的裁军和永久性的仲裁条约的订立？它是否是相对立的传统和生活与思维方式将互予理解和承认的前奏？这种承认今天是否会出现于东方人和西方人相撞击的地区？这种接触是否预示着庞大的陆军和海军的迅速消亡，并决定着那种放弃目前由它们所体现的有组织的武装力量是一种明智之举？而且，如果截然不同的文明在其间不存在任何过渡地带的情形下直接相碰，实际的情形又会是怎样呢？
生活于其他文明之中的人类在数量上居于绝对优势。而且是由颇具能量的基本单位所构成。只是政治的和社会的组织才能的明显缺乏使他们未能凝为一体。和我们相比，他们在物质发展方面居于劣势的原因主要在于此。不过，他们不拥有或无法拥有物质上的繁荣并不意味他们对其就不那么感兴趣。如果一个群体对什么有所需要却又无力用使用武力之外的方法得到它，它就会诉诸武力，除非他们也为武力所制。在世界历史上。外族冲破由象恺撒这样有着睿智的长远眼光的人针对他们设立的屏障并蜂拥而入的景象并非没有先例。这种情形更容易发生，如果这道屏障无人把守，或为那些早巳失去尚武精神的人们所遗弃或忽视。
不过，即使在这种形势下，如果能恰当地选择地理上的要点，恰当地将边界向外推展，还是可以赢得时间，在很大程度上阻滞灾难的到来并使全局转为对世界有利。这样，及时地确定有关地点有什么实际价值以及从何处开始占领就极为重要了。今天欧洲国家的大规模向外拓展活动的意义至少部分地在于此。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这些活动正将我们文明的前哨向前推移，并巩固使其得以生存的防御阵线。
这正是我们通常称为旧世界的地区的变化趋势。和范围广大、人口众多的外部世界相比，维系着我们的利益和牵挂、我们的希望和忧虑的欧洲文明就象沙漠中的一个绿洲。如同在商业和军事方面一样，这个最高级的文明在政治发展和物质繁荣方面也大大地走在了世界其他文明的前面。这归功于它的子孙的勃勃生机与活力。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我们的文明在技术和科学方面取得的成就提供了种种手段，使我们的繁荣程度得以成倍地上升，并同样地拉大了我们和既无机会也无才智来使用这些成果的外部世界在物质福利上的差距。此外，伴随着财富的巨大增加，要求解除武装的呼声出现了，似乎我们这个种族业已融为一体，而且普遍和平不仅已经实现，更是不可逆转。但是，即使在我们自己的疆界之内，难道情况确已发展至如此地步以至于可以欣然解散我们称为警察的这种特殊的力量？
尽管欧洲大陆上还有着内部的猜忌和摩擦，但欧洲大家庭的一致性还是体现在了上述广泛开展的伟大运动中。它最终的积极意义是不可置疑的，这已为英国在印度和埃及的统治对于这种统治，武力不仅起促进作用，而且必不可少所表明。目前，印度和埃及是这种积极意义的两个最鲜明的例证所在；不过，这种意义是基于握在开明与公正之手中的宝剑的威力。当然，纠缠于不时出现的一些缺陷和错误的细节有可能令人对这个结论感到疑惑，并使问题的真正症结模糊不清。不过，若广泛地留意一下结果，那么，无可辩驳的就是，上述地区不仅发生了巨大进步，而且这是以训练有素的武装力量的持续存在与发挥作用为前提的。
欧洲世界针对着外部世界的一致尤其有意识地体现在了英国的帝国联邦设想中。经过许多挫折和反复，这种思想已在英国人民及其殖民地上的居民的思维之中牢固地扎下根来。英国人民及英国政治家希望培植英美两国之间的情谊并将这两个国家拉得更近的意向也反映了这种考虑。对于这种意向，巴尔福先生曾作用“种族亲情”这个词来形容。无疑，这个词用在英语大家庭的身上最贴切不过了。不过，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它可能会被推而广之以涵盖所有其当代文明产生于同一久远的源泉的种族。在笔者看来，将来的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法都蕴藏于这个词之中了。但是，在美国这边，对于英国的意向只有一些不冷不热的反应。其原因在于我们还死抱着十九世纪中叶的狭隘观念，习惯于眼睛向内，看不到自己担有什么责任。如果英国和美国两个国家不能找到共同语言，它们怎么会走到一起呢？在一个其政治活动遍布全世界的国家和一个只关注于自己的内部政治纠纷的国家之间，怎么会有真挚的亲情呢？当我们真正开始放眼世界并且为履行自己对于整个世界的责任而辛劳之时，我们应和英国携起手来，而且不能不认识到这点：在未来的多事之秋，人类的最美好的希望就寄托在英语种族之间心与心的联合之中。
在决定一个国家的责任之时，地理上的远近是最显而易见、最普通的依据所在。如果将美国看成是欧洲大家庭的成员，那么这个大家庭与世界未来的联系最鲜明地体现在了太平洋这个欧洲世界与东方相会之处。由于水路交通的巨大便利，在两侧为欧洲家庭的成员所毗邻的太平洋再也不能将那些由同一母亲所生的子女：希腊或罗马传统的继承者以及后来的条顿征服者们分割开来，而只能将其联系到一起。今天，相比于现代轮船穿越大西洋需用的时间，一列快速火车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横穿大陆，将一些旅客从太平洋海岸送至太平洋海岸。不过，若要进行相对效益更高的大宗运输，海运还是比陆运具有优势。美洲的太平洋海岸和东部的联系为沙漠或山峦所阻，但在这儿有着欧洲文明的前哨阵地。为此，欧洲大家庭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将其与自己的主体更紧密地连接起来，并且通过将从东方或西方通向它的道路置于自己监控之下来予以保护。
将来出现的贯穿中美地峡的运河的重大意义以及加勒比海考虑地峡问题就不免会涉及该地区的重要性正是基于上述政治事实而非纯粹的商业好处。无论将来的运河是在尼加拉瓜还是巴拿马，它的根本意义在于它将欧洲文明的疆界尤其是美国的疆界推进了数千英里，并且将身处欧洲文明之中的美洲国家体系编织得更为紧凑。这样的一条海上要道必须处于控制之下，而加勒比海就是这种控制力的天然来源，正如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要以地中海为基地一样。夏威夷则是地峡运河的一个前哨，发挥的是亚丁或马耳他对于苏伊士运河、或这条运河开通之前马耳他对于印度所起的作用。欧洲文明的一个最重要的神经中枢就在于加勒比海的岛链之上。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岛屿目前正处于那些从未给予开发的国家的掌握之中，实际上这种开发乃是其普遍利益所要求的。
放眼未来，横亘在我们和欧洲国家面前的问题有着根本的意义。而不是仅关系到简单的利益得失。当前的一代人应对其后代负责，无所作为或三心二意只能意味着对这种责任的无视。在时机来临之时未能把握住它可能会给我们的后人招致问题和困难；如果我们及时地预见到它们，由其而生的血与泪的代价或许能被避免。因此，这种意义上的预防措施其实是防御性而非进攻性的。而且，如我们从土耳其身上观察到的，靠投机取巧或怯懦的躲避并不能无限期地阻止颓势发展为不可收拾。如果不能抓住时机采取果敢的措施以拯救父母的生命或集体的福祉，情形只会越来越糟。今天，虽然欧洲正在遥远的地方大举推进，但它仍然容忍在其身上存有或许将使其血液流干的创伤，仍然允许一些在未来极具重要性的地区为那些时间的流逝已日益证明毫无希望进行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制度所统治。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将来这些地区或许会成为蛮族对我们进行外来占领的前哨基地。
我们还应凭着清晰、冷静而又坚定的目光来注意这样的事实：处于不同的物质繁荣和进步程度之上、有着不同的精神观念和不同的政治能量的各种文明正在迅速地靠拢。认识到这点对我们自身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我们将此视为对于自己所属种族的责任的一部分的时候。历史上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对欧洲的入侵之所以在一开始就受到了抑制并且后来退缩了回去，原因就在于其所面对的民族虽然由于内部不和与冲突而陷于分裂之中，但依然充满了战斗精神，甘愿为自己的权利而战，甚至为其献身。凭借着上帝的安排，当今时代，在欧洲社会取得了巨大的物质繁荣的同时，又产生出了一种与此相对的、被人们贬称为“军国主义”的平衡物，正是它将欧洲变为了一个由随时准备战斗的士兵组成的庞大军营。在这种背景下，无视将来的可能危险的裁军呼吁实属不合时宜，它和各国的所作所为相对立。而后者恰恰能在当前的形势中找到充分的依据，并且表现为对于目前只有极少数人意识到的危险的不自觉的准备。
在陆地方面，欧洲国家的庞大陆军的存在及其人民的向外开拓热情确保了他们的后代将世代相续，直至对维护捍卫欧洲文明的障碍之物最终消失。在海洋方面，则没有哪个欧洲文明国家比美国担负着更多的责任了。在加勒比海事务上，我国人民对于某个欧洲国家的侵渗活动的本能的反对如此地无力以至于都引发不起争端。这种状况要求我们以调配得当的武装力量来支持我们的立场，就像欧洲大陆国家相互间的疑忌促使它们要保持庞大的陆军一样。不过，如果我们在某个地区将其他国家排除了出去，我们也就承担起了在该地区维护欧洲文明大家庭的利益的责任。地峡和加勒比海就是这样的地区。
地峡连同将来的运河以及在两个方向上通往它的道路将把美洲大陆的东岸和西岸连接起来。在这方面，美国已坚决表明它有着特殊的利益。在目前美国尽可以坚持它的立场，但它只能通过创建对于在加勒比居于统治地位必不可少的海上力量从而在未来履行它的职责。门罗主义在逻辑上的必然结果就是美国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对此，那些希望不付出任何代价就能保持住和平的人也许会哀叹不止。但是，只有对战争做好准备才能确保和平。
愚昧与否的标准不在于物质的繁荣，甚至不在于政治发展，而在于人的内心，在于精神信念。在高尚的精神能被给予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以便在愚昧民族的身上生根、发芽之前，我们必须借用物质力量来防范财富使我们沉迷于安乐之中。去除精神因素，我们的文明也是未开化的东西。那些只知在物质上效仿我们却不汲取我们的深邃精神的文明的群体更乃愚昧之人。
我们可以希冀和平，这是人类必然期待实现的目标，但我们不能幻想象一个男孩从树上硬扭下一个酸苹果那样得到和平。无视我们面前的形势，或者通过和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惊忧和恐惧进行片面的对比来夸大宁静、繁荣和舒适的魅力，和平也不会来到我们身边。人类永远不会屈从或信服纯粹的功利主义考虑，它的信仰也永远不会为和平所支配，如果后者仅表现为股票市场的保护神的话。无论二十世纪将带给我们什么，十九世纪思想中战士们的英雄主义和坚忍精神今天仍在发生作用，将成为传统中最崇高最有价值的财富。
译后
马汉 ＇美国＇
＇出自《海权论》＇
《海权论》以军人的理性和史家的智慧，总结研究了有史以来海战的战略战术及其影响，提出了制海权决定一个国家国运兴衰的思想——此即著名的马汉主义，直接促成了德、日、俄、美诸国海军的崛起，从而以海军的“圣经”之誉，跻身于影响人类进程的十六部经典之列。
该书编选自马汉的四部重要著作，力图使读者观其全豹：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译自The Influ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Boston：Little；Brown；and pany；1918）；
“欧洲的冲突”译自The Interest of America in International Conditions（Boston：Little；Brown；and pany；1910）；
“亚洲的问题”译自The Problem of Asia（London：Sampson Low；Marston and pany Limited；1900）；
“美国的利益”译自The Interest of America in Sea Power；Present and Future（Boston：Lit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