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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培训，那可是投入了大量资金和人力的，在没有雄厚的资本金，特别是没有认识到职业培训对于工业生产的意义之前，搞工业的效果未必就很理想；第三个条件，我就不多说了，玉阶兄应该知道在四川之外有多少关卡、厘金、过境税。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制度问题也即体制问题。在全国性的体制没有解决之前，华夏不可能迎来工业时代，同时四川的工业生产也不可能走得太远。”
“哦，都督这个观点倒是很深刻，我平时也在思考，只是抓不住要点。”朱玉阶也听得津津有味。
“体制问题牵涉的面太广，我这里只说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一个是官员。国家问题，在过去不成其为一个问题，因为整个国家就是皇帝的。但是，现在皇帝没了，我们就必须解决：国家是干什么用的？国家到底是谁的国家？这两个问题其实也可以看成一个问题，即国家的性质问题。
我以为，国家，是全体民众之国家，国家的责任一是保民众之生命财产之安全，二是为全体民众谋福利。非如此，这国家不要也罢。如果上位者依然把国家看成是自己的私产，把军队、警察这类力量看成是自己的私器或者是某一个党派的私器，这样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由此推而论之，一省之都督，一省之长，又如何看待自己掌控的一省呢？如何对待一省之民众呢？再往下，有州、县之长，中央、省、州政府有各部之长，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管辖范围内的民众？他们如何看待手中掌握的权力？
所以，这自然而然引出一个官员的问题或者官僚体制的问题。过去，大臣、总督、巡抚是皇帝封的，国家和民众都是皇帝的，所以他们只对皇帝负责，但开明的皇帝如唐太宗之流也明白民众与皇帝的关系是水与舟的关系。但不可否认，能看到这个深度的官员实在是太少，官员的主流还是‘唯上’，对上负责。这样，事实上就把民众从国家的视野里消除了，把民众从国家的利益格局中排除了，显然，这样既不利于国家的强盛同样也不利于民生。西方列强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们搞了民主，搞了选举。
广州的孙文提出了一个‘民权’主义，想来也是看到了传统官僚体制的弊端，想要革除之，但可惜的是，孙先生的主张虽然好，但并没有找到一个好的路径。
因此，最后，我要说的是，工业生产在官僚体制没有解决好之前，如果一厢情愿推行，只会成为少数官员营私舞弊的利器，譬如将本属于国家的某片矿山变为私有，厘金局的人则将收的税款变成自己少数几个人的私产，而民众依然难以享受到工业生产、物货充足带来的好处和便利，甚至极有可能造成更多的自耗农和作坊主的破产，在这样的官僚体制下，即便工厂的工人，其权益也得不到任何的保障。想必玉阶兄应该听说过上海附近的工业生产吧，那些厂里的工人，一天最低要劳动12小时，一般情况下是14个小时，而时间最长的竟然达到18个小时，很多工厂还有10来岁的童工，可想而知，民众过的是什么生活。
目前，四川的工厂实行的是10小时工作制，我担任大股东的工厂也是实行的这个制度，但其中有2个小时要求他们用来学习文化和技术，以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在今年，我亦准备将这一制度，推行到云南和贵州两省，玉阶啊，你应该知道这个制度有多大的阻力！这可是从别人的钱包里往外掏钱啊！”
“都督，放心。我朱玉阶虽然人微言轻，能力有限，但道理我还是懂的。都督在四川推行的这套制度，应该也必须向整个华夏推行，这样，民族复兴才会有希望！所以，我在此表过态，不管都督给我安一个什么职位，我都会记住都督今天的一席话，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也为广大民众，我朱玉阶这一百多斤就算丢了又算得了什么！”
“玉阶，我是知道你的抱负的。客气话就不说了，我们一起努力吧。”陈华到不是故意忽悠朱玉阶，陈华的这套“理论”，可以说是综合了前世很多发达国家的经验，凡是搞得好的国家，莫不是把官员、民众，富人、穷人的权利义务界定得非常清楚，同时从制度上尽力保证民众的权利。
“对了，都督，我这次回老家，听说很多地主都想将土地卖了，而准备到城里开工厂或开商铺。”
“这是一个好现象，但现在仅仅是一个开端。在一个合理的社会里，土地的最大作用，是为解决民众的吃饭问题和工商业的场地问题而存在的，说白了只是众多资源的一种，而不像今天的华夏，土地被当成了主要的财富，被少数人占有，这样下去，会造成相当一部分人没有饭吃，最终会危及到整个民族的安全问题，华夏历史上的每一次动乱，就其根子来说都是因为土地过分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上而造成的。要保持一个民族的长治久安，必须从根子上解决土地过分集中的现象。”
“如果不听都督所言，也许我还不理解，但都督一解释，我就明白了。”朱玉阶认真地说道。
“呵呵，关于土地问题，我还有很多后续手段可用，只是目前的条件还不太成熟罢了。”陈华很高兴地结束了这次谈话。
陈华有句话没说，那就是前世采取的“没收”和强力镇压政策，如果陈华敢用，说不定四川就有一百万人要找陈华拼命。
陈华当然不会用。这并不是说前世那种做法就一定错误，而是有一个更好的办法来解决土地问题，为什么一定要采取那种比较激烈的手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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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4章 三省联合1
西元1913年3月25日，云、贵、川西南三省联席会议在成都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商讨三省经济建设资源和优势互补，协调发展，以及建立三省联合政府的有关问题。
华夏民族独立军占领云南和贵州之后，陈华并没有像其他军阀那样，直接派人接收两省政权，将其据为己有，而是在局势稍为稳定之后，由两省各界代表人士，分别召开会议，选出各自省份的省级政府。
在涉及到省长的具体候选人身份时，陈华分别向两省士绅推荐了李根源和戴戡两人，结果这两人“不负重望”，被云南和贵州两省代表推选为省长。
李根源，字印泉，1879年生，先生毕业于日本振武学校和士官学校，曾为云南讲武堂教官、总办、军政府军政总长、总参议长、云南陆军第二师师长（本书写成第一师）等职，在云南的影响力，仅排唐继尧之后，位列三甲。
在与云南代表商议时，也有唐继尧的“粉丝”提出希望唐继尧来担任“省长”，但参与商谈的华军第三师副师长、云南纵队副司令员李彬以“西南战役，耗资百万，死伤上万，总得有人为此负责”为由拒绝了唐继尧出任省长的建议。
在贵州，亦有人提出请刘显世来担任省长，贵州纵队副司令员周树勋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了这一建议。
其实，在华军两师刚刚抓获唐继尧、李根源和戴戡时，陈华便立即找到赵尔丰、朱庆澜这两个颇有经验的老人研究善后局面。
被抓的三人，肯定不能杀，也不能简单地弃之不用。在明白陈华的真实想法之后，两人建议应该把戴戡和李根源推出来主持两省政务，只是对于唐继尧，陈华坚决主张不用，赵尔丰和朱庆澜也只得作罢。
当滇军和黔军几个主要人员被送到成都后，陈华派赵尔丰和朱庆澜两人先去接触，赵、朱两人，曾经与唐、李、戴三人的遭遇非常相似，但现在都活得非常精彩，手上亦有真正的权利，与袁世凯手下的“省长”们相比，那简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几人兴致勃勃地与赵尔丰、朱庆澜谈了一个下午，李根源和戴戡等从交谈中感受到四川的强大和不可敌，更感受到陈华虽然异常强势，但并不“专权”，心里亦很高兴。惟独唐继尧心里很是失落和后悔，早知如此，又何必投袁呢，早投陈华不就什么事情也没有了？当然，赵尔丰将“总得有人承担责任”的意思摆出来，唐继尧叹了一口气，表示绝不给云南再添乱了。
三省联席会议，云南和贵州分别派出了一支15人的代表团，四川代表团亦由赵尔丰率领也是同等的15人，这就是所谓的“三省联席会议”，一个做出决定三省必须遵守的权力组织。
会议经过七天激烈的争论、讨论，最后形成了如下决议：
第一，取消云南都督府、贵州都督府、四川都督府等机构，成立“西南军政委员会”，推举原四川都督、华夏民族独立军总司令陈华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第二，由西南军政委员会统帅西南三省武装力量，这些武装力量包括陆军野战军、警备部队、民团以及未来的空军等武装力量，现有西南各省各地武装力量必须限期接受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改编、整训和管理。
第三，西南三省之经济、民生、教育等诸事业之发展由“三省联席会议”统筹规划，统一实施，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协调发展。
第四，从即日起取消西南三省之厘金、路卡，统一税率并实行一次性征税三省能行的办法。
第五，三省实行鼓励工商，鼓励投资之政策。
第六，实行“教育优先”、“交通先行”的发展战略，制定西南三省大学、中学、小学、职业技术教育、就业培训的短期计划及中长期计划；迅速制定西南三省公路、铁路交通建设规划。
第七，鉴于云南、贵州的特别情况，从1913年起，四川每年补助云南和贵州各500万元，直到“三省联席会议”认为上述二省不需要补助为止。
第八，成立“西南银行”，发行货币，统一西南之货币发行权、金融管理权。
第九，“三省联席会议”代表由各省自行推选，实行换届制，每届任期5年，可连选连任。会议同时举行了“三省联席会议”选举，赵尔丰被推选为“三省联席会议”议长，李根源、戴戡被推举为副议长。
“三省联席会议”每年召开一次，特别情况可由某一省代表团提议增开临时会议。“三省联席会议”闭会期间，由会议秘书处主持日常工作，会议选举重庆市长张培爵为“三省联席会议”秘书长。“三省联席会议”秘书处日常办公地点设在四川重庆市。
针对决议第一项、第二项，“三省联席会议”同意了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提出的华军扩编及野战军、警备部队、民团（民兵）三位一体的武装力量整编方案。根据陈华的方案，第一步是野战军扩编，华夏民族独立军将扩编为15个师，西南三省的警备部队将编制20个旅，半军半民的民团（民兵）共500个连级编制。
与此同时，在四川重庆成立“西南陆军大学”，隶属华军司令部政治部管辖，聘请蒋百里先生担任西南陆军大学校长；成立“西南兵工局”统筹兵工生产，陈华原建设在重庆、成都等地的兵工企业成为“西南兵工局”首批下属单位。
蒋百里，原名蒋方震，华夏近现代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早年留学德国，曾担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及代理陆军大学校长，其1937年出版的《国防论》率先在华夏提出了“持久战”理论，对太祖、蒋介石等人启发很大。
历史同期，蒋百里正担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1913年6月18日，蒋百里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两千余名师生面前，突然对着自己的脑袋开枪自杀，但竟然奇迹般生还，可谓是轰动一时。
后世对蒋百里这次自杀的分析，有人说是蒋百里愤于学风浮躁，有人说是向陆军部请求拨款未果，有人说是蒋愤于当时政界、军界之黑暗，更有人蒋自杀的最大原因是他自己很骄傲。
在前世，陈华曾认真分析过蒋百里自杀的原因，按陈华的分析，蒋应该是患了“抑郁症”，这“抑郁症”的原因自然是上述原因中的前面三点，保定军官学校的学风，源自于清廷时期，自然好不到哪里去了，无论前世也好今世也好，北洋军阀的本质并未改变。
至于请款未果，这个时代的华夏，除了四川外，几乎就是一个普遍现象，不说现在，就是陈华前世，学校请款同样是个难之又难的问题，口头上谁都重视教育，但在拨款上就不见行动，且借口特别多，大学要不是收取高昴的学费，说不定根本办不下去，但结局是苦了全国百姓。
愤于政界、军界之黑暗，陈华以为应该是蒋百里自杀的主要原因，蒋百里留学过德国，见识过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制度，西方列强虽然不敢说就一定“政治清明”，但其“法度严谨”却是不用怀疑的，再加上蒋百里本身极其聪明和一点点骄傲，在民初的政治环境里，过得“抑郁”是再正常不过了。
邀请蒋百里，是陈华穿越之后不久就做出了的决定，但那时陈华自身的条件不好，全国的局势也未明朗。几年之后，陈华的实力已经显现出来，相信蒋百里通过报章、电台等方式对四川有所了解，对华军的装备、战力、军纪等应该有所研究，再加上“民国”这几年，蒋百里也算对北洋政府看得比较“透彻”了。
陈华敢于在“西南联席会议”上提出创办“西南陆军大学”并聘请蒋百里先生担任校长，是因为蒋百里在冯仁的安排下春节期间已经离开保定前往上海，然后坐船到了四川，在“西南三省联席会议”期间，四川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华军参谋长郑树林，华军炮兵司令、华军炮兵师师长林沐正陪同蒋百里先生在四川各地视察，特别是对华军军纪、训练、装备等方面进行视察。
对此，郑树林还请示过陈华，请蒋先生看哪些内容，陈华说了三个字“不保密！”对于蒋百里，陈华确实用不着保密，也没什么可以保密，即便蒋百里以后不在华军任职，陈华也会把自己的实力对蒋百里全部开放。
为了请到蒋百里，陈华着实下过一番苦功。首先，陈华撰写了一篇论文，带有“请教”性质，论文主要讲的是当前欧洲局势，可能暴发的战争及可能采取之战略，蒋百里是战略大家，没点真东西别想打动他。
其次，陈华让冯仁带上有关华军的政工、训练、管理、装备、作战等一系列制度包括“六条军规”在内，同样请蒋百里“指正”，可以说，陈华在华军中搞出的东西，都是立足于这个时代而又超前于这个时代的好东西，如果蒋百里不感兴趣那他就不是蒋百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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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5章 三省联合2
再次，陈华准备了一份筹办“华夏陆军大学”的计划书。在这份计划书里，将士兵为谁当兵，为谁而战的理论好好地发挥了一番，将军官的培养与国防，与民族复兴的关系阐述了一番，然后才是计划正文部分：陆军大学的宗旨、目的，陆军大学的指导思想和专业设置，陆军大学学员的日常教育与管理，陆军大学学员成绩的评定，陆军大学的经费保障及学员来源等。
第四，陈华还准备了四川在兵工装备，特别是炮兵、装甲兵、空军等方面的最新成果，以及对新式武器在未来战场上的作用的分析与预测。还是那句老话，如果蒋百里不动心那就不是蒋百里了。
此外，冯仁还带有四川五年的《建设纲要》以及四川目前的工业布局、产业规模、民生状况等资料。
最后，才是由冯仁口头提出邀请蒋百里先生前去重庆担任“华夏陆军大学”校长并递上了陈华的亲笔邀请信。
关于“三省联合会议”第三、四、五条，第三条和第五条仅仅是原则性的规定，需要一系列具体的决定、协议加以细化；第四条取消厘金，统一税率则非常现实具体，在原来的历史上，四川、贵州之军阀，在1930年代其税收已经收到1980年代了，不得不说是华夏历史上最为啼笑皆非的事情了。
在税收问题上，前世的国度实行的是“重税赋，轻管理”的征税政策，这方式不可取。这一点，陈华认为西方国家是做得很好的，那就是“轻税赋，重管理”，税率整体不高，只要经常正常就没问题，但如果遇到偷税漏税之人，绝对重罚，直至倾家荡产。
“三省联席会议”之第六条“教育优先”、“交通先行”之规定，前者是人类百年历史的普遍规律，陈华也不能例外，事实上，陈华穿越之后，第一件事抓老鼠是搞民生，而第二件事则是教刘玄德等人识字，自然是抓教育了。
教育优先。除了云、贵两省的中小学教育要迅速向四川看齐外，整个西南三省还将建设成立“西南大学”、“西南政法学院”、“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农学院”、“西南商学院”、“西南工学院”、“西南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