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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鲁迅：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致姚克信，《鲁迅书信集（上）》，四百六十一页。
５鲁迅：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八日致杨霁云信，《鲁迅书信集（下）》，一千零二十九页。
６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且介亭杂文末编》，五十六页
７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二主集》，三十七页。
８冯夏熊：《冯雪峰谈“左联”》，北京，《新文学史料》一九八０年第一辑。
９戈宝权：《史沫特莱回忆鲁迅》，《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五辑）》，四百三十五页。
１０同８
１１林默：《论‘花边文学’》，一九三四年七月三日上海《大晚报．火炬》。
１２绍伯：《调和》，一九三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大晚报．火炬》。
１３鲁迅：《花边文学．序言》，《花边文学》，一页。
１４鲁迅：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三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七十一页；并《研究》，三十五页。
１５鲁迅：《答周刊编者信》，《且介亭杂文》，一百十二页。
１６矛盾：《我和鲁迅的接触》，《我心中的鲁迅》，一百二十九页。
１７鲁迅：一九三六年五月二日致徐懋庸信，《鲁迅书信集（下）》，九百八十九页。
１８鲁迅：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八日致杨霁云信，《鲁迅书信集（下）》，一千零二十九页。
１９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且介亭杂文末编》，五十六页。
２０鲁迅：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五日致王冶秋信，《鲁迅书信集（下）》，一千零三十八页。
２１鲁迅：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口致胡风信，《鲁迅书信集（下）》，八百七十八页。
２２鲁迅：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致时歌信，《鲁迅书信集（下）》，一千零三页。
２３鲁迅：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致杨霁云信，《鲁迅书信集（下）》，六百九十五页。
２４鲁迅：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三口致许广平信，《研究》，二百三十八页。
２５鲁迅：一九三三年七月八日致黎烈文信，《鲁迅书信集（上）》，三百八十六页。
２６鲁迅：一九三六年九月八日致叶紫信，《鲁书迅信集（下）》，一千零三十五页的。
２７鲁迅：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致曹聚仁信，《鲁迅书信柒（上）》，三百八十页。
２８郑伯奇：《最后的会面》，《鲁迅主平史料汇编（第五辑）》，一千零九十九页。
２９鲁迅：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二日致姚克信，《鲁迅书信集（上），五百二十四页。
３０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八十八页。
３１鲁迅：《亥年残秋偶作》，《鲁迅诗全编》，二百二十一页。
３２鲁迅：一九三五年六月十日致增田涉信，《鲁迅书信集（下）》，一千二百二十五页。
３３鲁迅：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致萧军、萧红信，《鲁迅书信集（下）》，八百零二页。
３４鲁迅：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一日致郑振铎信，《鲁迅书信集（上）》，五百八十五页。
３５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二心集》，九十页。
３６鲁迅：《关于翻译》，《南腔北调集》，一百十三页。
３７鲁迅：《准风月谈．后记》，《准风月谈》，一百八十三页。
３８鲁迅：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致台静农信，《鲁迅书信集（上）》，四百七十页。
３９同上。
４０鲁迅：一九三五年二月七日致曹靖华信，《鲁迅书信集（下）》，七百四十
４１鲁迅：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四日致曹靖华信，《鲁迅书信集（下）》，九百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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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死》
鲁迅老了。
他的身体越来越差。自从一九二八年五月那场大病以后，肺结核与肋膜炎就一直纠缠着他。他经常发烧，咳嗽，开始还能靠服药抑制，后来是服药也不行了，一九三四年秋未，他的低烧竟持续了一个月。人日渐消瘦，颧骨凸起，甚至牙龈都变了形，和原先装就的假牙配不拢，不得不请医生再作矫正。一九三六年春天，他的体重降到三十八公斤，穿着棉袍子在街上走，仿佛一阵风就能将他吹倒。有一次朋友聚会，与他交往并不多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凭直觉就发现他的健康状况非常糟糕。她请来当时上海最好的一位肺病专家作诊断，那美国医生仔细地检查之后，神色严重他说，鲁迅的肺病非常严重，倘是欧洲人，五年前就会死掉了，说得史沫特莱当场流下了眼泪。到这一年夏天，他甚至连陪客人吃完一顿饭的力气都没有了。一位日本朋友增田涉专程从日本赶来探望他的病情，他便请增田涉吃午饭，可是，他勉强吃了一点点，就站起来说：“我累了，上楼去休息，你慢慢吃罢”，即由许广平扶着，慢慢地走上楼去。留下增田涉一个人，陷入不可抑制的忧虑和悲伤。
衰老不只是一种生理现象，它更是一种心理现象。随着健康状况的恶化，鲁迅心理上的衰弱也日渐明显。他对物质生活条件的依赖越来越大了。中国人向来就有一种将舒适与自强对立起来的观念，孟子那一段“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名言，就是这种观念的经典表述。直到鲁迅的老师章太炎写《救学弊论》，还这样断言：“凡学者贵其攻苦食淡，然后能任艰难之事，而德操亦固。”２这一套观念对鲁迅影响颇大，他在北京时就常说，独身者生活不能大安逸，生活太舒服了，工作就会为生活所累。所以，一直到与许广平同居，他都有意保持一种清教徒式的生活，冬天床上只垫一层薄薄的棉褥，也从不购置沙发二类松软的坐具。他日常的不修边幅，冬天的不穿棉裤，虽都有具体原因，但这种自奉俭朴以固德操的观念，显然是更为深层的依据。可是，自到上海以后，身边有了许广平那一双手的细心照料，他这种其实是可笑的观念，便难免发生动摇。随着年龄增长，身体日衰，青年人的逞性之情逐渐减弱，他对物质享受的排斥态度，更势必日渐软化。每当农家中请客，桌子上排开五六个菜，热气腾腾，香味四溢，再斟上一杯浓醇的黄酒，他的神情立刻就会变得欢快起来。虽然在举筷的同时，他偶尔也会说：“过着这样的生活，是会软弱的”，但他说话时的愉快的神态，早已经戳穿了这话的字面的伪装，他其实是一直都喜爱这样的享受，也甘愿“软弱”一下子的。３到后来，他在观念上也开始变了，有一次与朋友闲谈，他就批评章太炎《救学弊沦》中的那段话：“这活诚然不错，然其欲使学子勿慕远西物用之美，而安守其固有之野与拙，则是做不到的。因为是好事”，以他那样聪颖的头脑，谁能想到，在这方面却如此偏执呢？一直要到身体极度衰弱，肉体对意志的牵坠日益沉重。才放弃那种请教徒式的生活态度！当然，惟其是相当被动地放弃，他对自己目前的物质生活，就有一种相当大的依赖性。一旦发现这生活有可能改变，内心就会觉得恐慌。你一定记得，他与许广平相爱的时候，是怎样为了她的牺牲而感到内疚，可到这时候，他却顾不上这些了。有一次，几个朋友鼓动许广平参加社会活动，许广平也怦然心动，似乎是想答应，他竟当着那鼓动者的面，沉下脸来说：“广平你不要出去！”５他何尝不知道男女平等的道理，也何尝不了解许广平那热心社会活动的性格，要她整日在家里照料他的生活，她会觉得多么憋气。可是，他已经离不开女人对他的照料，已经无力独自填补放许广平跨出家庭之后的生活空白了。我觉得，他这一次拦阻许广平的粗暴态度，是将他心理上的不自觉的软弱，表现得再明白也没有了。
从青年时代起，鲁迅一直扮演一个被别人依赖的角色。可是，他现在自己成了一个依赖者，再要维持原先的角色，就自然非常吃力。在三十年代初，他还没有明显感觉到这一点，与人谈论自己揽妻携子的新生活，口气相当自信：“我本来想过独身生活，因为如果有了孩子，就会对人生有所牵挂。可是现在我的思想成熟了，觉得应该像这样生活。”６但很快他就感觉力不从心了。譬如在经济上，他肩上的担子就太重，以至他屡次叹气，说以前没有积下足够的钱。他更痛感到，像这样四面招呼，扶老携幼，在心理上委实难以承受。他当初指斥国人，说他们只会生，不会养，现在他自己有了儿子海婴，在教养上自然就格外用心。为了助长孩子的天性，他甚至到了只要有可能，便不拂逆海婴的心意的地步。可他一共才那么一点生存空间，过去不拂逆母亲，现在又要不拂逆儿子，那能够拂逆的，便只有自己的意愿了。这自然使他苦恼，于是他一面行着孝子慈父的苦役，一面又忍不住发牢骚：“负担亲族生活，实为大苦，我一生亦大半困于此事，以至头自，前年又生一孩子，责任更无了期矣。”７由新担子的不堪承当，他甚至对老担子也发生怨气，有一次母亲为家用向他抱怨，他竟用相当激烈的口气回信：“其实以现在生活之艰难，家中历来之生活法，也还要算是中上，倘还不能相谅，大惊小怪，那真是使人为难了。”８他还把这怨气发散进了公开的文章。在《伪自由书》的前记里，他叙述自己为什么向申报的“自由谈”专栏投稿，笔锋一转，就扯出了那失母并非坏事的老活：“我向来的意见，是以为倘有慈母，或者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的。”９到一九三五年春天，他甚至连母亲想到上海来住一段时间，也感觉麻烦，对朋友抱怨说：“不久，我的母亲大约要来了，会令我连静静的写字的地方也没有。中国的家族制度，真是麻烦，就是一个人关系大多，许多时间都不是自己的。”１０当然，就像他一面宣告要撤下战场，一面却依然继续呐喊一样，他现在也是一面抱怨，一面却继续硬撑着负担亲族之累。他这许多牢骚和不满，大都只在嘴上说说，心里想想，井没有真将这些担子都从肩上除下。但是，他已经无力在内心将这不堪重负的怨苦自己化解掉，他常常要靠发泄它们来维持心理的平衡，你从这一面，不正可以看出他的承受力的减弱，他的精神弹性的日渐消失吗？
精神失了弹性，脾气就越来越坏。他从来就不是平和的人，现在是更容易动怒了。在一九三五和一九三六年，斥责“左联”内的那批共产党人也好，批评他看不惯的其他文人和青年也好，他用词常常那样极端，神色常常那样决绝，就说明他的理智的自我控制能力，是消退得多么厉害。尤其在家里，他更容易失去控制。他忍不住要对许广平发火，而更多的时候，是独自一人沉着脸生闷气，甚至躺到阳台的水门汀地面上，长时间地不理睬人。有一次与朋友通信、他毫不掩饰地发泄对许广平的不满：“连孩子来捣乱，也很少有人来领去……”１１我想，倘若能克制住心中的怒气，他一定不会愿意露出这种老太爷式的嘴脸吧。越到晚年，他和许广平的精神沟通似乎越是减弱，彼此的不满也逐渐发展，这除了两人在年龄、智力和性情上本来就有差异，他在晚年的精神失去弹性，性格中的一些病态倾向日益显露，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社会上一片黑暗，家中又如此情景，他的心绪，是一天比一天更恶劣。请看他一九三五年给一位日本朋友的信：“上海已进入梅雨期，天气恶劣不堪。我们仍健康，只是我年年瘦下去。年纪大了，生活越来越紧张，没有法子想。朋友中有许多人也劝我休息一二年，疗养一下，但也做不到。……前次惠函中曾提及天国一事，其实我是讨厌天国的。中国的善人们我大抵都厌恶，倘将来朝夕都同这样的人相处，真是不堪设想。”１２这段语的几乎每一个字，都发散出怨怒之气，即便开点玩笑，也还是沉重不堪，似乎凡是他思绪所及之处，都那样无趣和可厌，满世界就没有一件事情，能让他觉得宽怀。一个月以后，他更公开说：“在这样的时候，心绪不能不坏”。１３连自已都觉得理当如此了。
心中满装着这样恶劣的心绪，对人世的态度自然偏激。也就从一九三五年开始，他笔下传出了越来越响亮的憎的鼓吹。从“文人不应该随和；……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１４到“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１５语气是越来越激烈，直到说出这样的话：“假如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１６仿佛是发誓要憎恨到底。就连品评历史上的人事，他也常会特别推崇那“憎”的一面。他分辩说，陶渊明哪里只是一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士，他分明还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那样怒目金刚式的表情。他又断言，章太炎留给后代人的精神遗产，主要还不是小学上的成就，而是那以大勋章作扇坠，面垢袁世凯的威风。他甚至强烈地鼓吹报复：“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及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１７字句简直是咬牙切齿了。他这一生，经历了无数欺凌迫害，对社会和人世的厌憎之心，势必是逐渐加重。但是，只要有可能，他就总要压制自己的厌憎之心，努力去相信和拥抱人生，你简直可以说，他的大部分精力都耗费在这自我说明和劝慰之中。然而，他现在老了，再难有那样的心力来压制厌憎心了，他的精神天平就必然发生倾斜，厌恶的情绪急剧地膨胀起来。一九三六年九月他写道：“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诚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１８一个人情愿背负着大堆怨恨离开人世，他对这人世的绝望和厌恶，也就不可解了。
对自己的衰老，鲁迅是非常敏感的，在与许广平同居的最初几年里，这几乎成为他一个非常忌讳的话题。一九二八年，冯乃超写文章批评他，他对这批评本身并不重视，但看见冯乃超的文章中有“鲁迅老生”的话，这其实是手民的误植，他却非常恼怒，以为是故意讽刺他，以后很长时间，一直耿耿于怀。周扬这一批年轻人背地里称他“老头子”，结果传到他耳朵里，也引起他非常强烈的反应。他甚至不愿意多听别人谈论他的病，他觉得这种谈论是对他的衰老的一种提示，“多提示，总不免有些影响”，１９不如干脆不听。但是，忌讳也好，不愿听也好，衰老本身却不会停止，它一天一天发展着，在他生活的各个方面显示出来，逼得他又不能不承认它。所以，他尽管强自振作，不肯对人承认自己的病的严重，心里却很清楚，自己的生命之路，是快要走到尽头了。一九三六年五月，他拿着在东京新印成的瞿秋白的遗著《海上述林》，对许广平宽怀他说：“这一本书，中国没有这样讲究地出过，虽则是纪念‘何苦’＇瞿秋白别名＇，其实也是纪念我”，２０就在有意无意之间，露出了心底的不祥的预感。
一个人自觉临近了人生之路的尽头，就不免要时时回首，返观那已经走过的路。鲁迅又向来有一种特别的脾气，大凡对将来失去确信，对现实发生困惑，呐喊的热情消退下来，怀旧的情绪就一定会涌上心头。二十年代中期，他内心的“鬼气”大发作，就有了总名《朝花夕拾》的那一组回忆散文；现在十年过去了，他却又一次坠入虚无感的怀抱，往事的诱惑自然更为强烈。当然，他现在回顾往事的动机，已不像十年前那样单一，不但有填补失去确信之后的空虚的渴望，更有痛感自己来日无多的结帐的心愿。一九三三年六月，他由自己成年后再吃到儿时喜爱的食物，却觉得味道大不如前，感慨道：“东西的味道是未必退步的，可是我老了，组织无不衰退，味蕾当然也不能例外”，这几乎是重复《朝花夕拾》的“小引”，情绪却低沉压抑得多；他接着更举出“万花筒”为例，说和五十年前相比，“万花筒的做法，却分明的大大的退步了”，２１仿佛是要以此推翻前面的慨叹，那一种不但自己衰老了，世事也同样是越来越糟的深沉的悲哀，更显出了衰老对他的怀旧情绪的独特的刺激。大概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决意要再写一组类似《朝花夕拾》那样的回忆散文了。
但是，正因为这一组散文的写作计划，是来自他对自己衰老的体认，他就直到一九三六年，生命之路的尽头已经向他呈现得非常清晰了，才真正动笔来写。从这一年的二月到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