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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进了江南第一古县城——慈城的天门下。天门下其实称东门村，但老慈城人却喜欢“天门下”这个叫法。天门下的外貌与其它乡村没什么两样，那儿的村民与其他地方的村民似乎也没什么两样，但一旦走进天门下，细细地观察，再与上了年纪的老人一交谈，我就发现村民不像其他的慈城人那样会夸耀他们的过去，他们的历史。一些老人有一种异样的眼光，善良、自卑、小心谨慎，有时甚至因无奈而显得凶狠，这是为什么？
慈城，有着七千年的文明史，二千五百年的建城史，二千二百年的建县史，一千二百年的县城史。慈城还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悠悠数百年，素有“学风鼎盛、进士盈城”之称。我因做慈城传统文化研究结识了不少的慈城朋友，但当我采访堕民请他们当向导时，他们却不约而同借故推辞。这又是为什么呢？
堕民集中分布在浙江的宁绍两府，故而浙东堕民在历史上有一定影响，清朝以来的许多地方文献和有关古籍都有提及，但他们的地位极其低下，历史文献的记载一是量少，二是轻疏，几乎都以轻蔑的文字来记述堕民。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先生与唐彛壬痛俗髁俗ㄌ馄缆邸＝裉煺愣亩槊裨缫严В蛭沟兹∠硕榧膊淮嬖谒拿裼攵槊窕蛘叨槊窈笠峒涞钠缡恿恕Ｗ魑愣槊竦囊环肿印瘸嵌槊瘢淙蝗跃劬釉谔烀畔拢侵挥芯用裼肱┟窳街稚矸荨Ｅ┟窬巡渭印芭┍！焙托滦秃献饕搅票Ｏ眨痪用裰猩罾训南硎茏畹蜕畋Ｕ稀Ｕ庋谋Ｕ鲜且皇油实摹５恢裁刺烀畔碌拇迕衿鸪醪辉附幽晌遥瘸桥笥岩膊辉缸鱿虻肌庑┚褪亲咀鳌洞瘸嵌槊裉镆暗鞑椤返脑灯稹！�
堕民是个古老而陌生的课题。古老是因为时间跨度至少六百余年；陌生的原因至少有两个，其一是典籍记载极少，由于堕民地位低下，历史上对这一阶层从无系统的记载，更无研究，以至它的产生、沿革，堕民的组织体系、生活习俗都是历史之谜。其二是我初作田野调查时，因缺少向导指引，只好从随机的访问开始。调查没有设计固定对象和路线，碰上一个采访一个，不过采访对象倒不少，至少有百余人。当从无目的的访问结果中理出基本轮廓后，我回到案头，边整理笔记、边对照现存历史文献进行梳理排比，研究取舍，终于2003年秋天写成了“慈城堕民调查报告”。我又离开案头再回到田野，开始了有目的访问和专题性调查访问，访问对象有原来采访过的，也有新发现的。采访对象为两类，一为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学历和不同出生年代的堕民和堕民后裔（前者从事过堕民的职业，后者是前者的子孙，没有从事过堕民的职业）；二为了解堕民的人群。采访路线首先是东门村的堕民和堕民后裔；其次是慈城周边乡村；再扩大到宁波的乡村，最后是绍兴的三埭街。采访形式有个别访问、座谈会等。这样前后历时七年，足迹遍及宁波城北的百余个行政村和绍兴三埭街。
二、调查的发现
堕民主要分布于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其中浙东的宁绍平原、江苏的常熟、昭文二县最为集中。二十世纪的中国大地，历经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堕民居住地——堕民村几近消失，比如在绍兴，中国堕民集居人数最多的三埭街已改造成唐皇苑，而慈城却保留着比较完整的一个“堕民村”，它是我作本田野调查的基础，即上面提到的天门下。天门下位于千年古城——慈城的边缘，生活在这里的堕民既受着小城特有的慈孝文化、科举文化、儒学文化的影响，又长期受着在这些文化熏陶下的四民（士、农、工、商）的压迫和歧视，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慈城堕民文化，因而我最初的打算是写一篇有关慈城堕民的调查报告。
随着调查的深入，我发现浙东堕民因乡风民俗的不同而各异，尤其是在职业行当、宗族形态等方面。经宁波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周静书先生指导，我改变了原来的写作提纲，将慈城堕民置于浙东堕民的大背景下思考。我的视角因思路拓宽而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带来了意外的收获。
发现祖堂（祠堂）：堕民有家没有族，也就更说不上家族的宗法制度。他们形如同宗，却不同姓；有的同姓却不亲。也许正因如此，《绍兴市志》《绍兴鲁迅研究》《鄞县志》大量有关堕民研究资料记载，浙东堕民聚居地，或者说堕民村没有祠堂，也没有族规之类的宗族形态。而慈城堕民的生活形态虽也是以各自的家庭为单位，依靠一家一户的脚埭（意指“堕民”的活动范围）生存，但有的堕民家庭，为了祭祀祖宗，自创了祖堂。慈城堕民的祖堂虽然和居室没有两样，但说明堕民们渴望四民那样的宗族制度。民国年间，慈城出现了堕民祠堂，这是浙东堕民建造的第一座祠堂。是由慈城虹星村的郑姓堕民建于民国二十年初，他因开酿酒作坊赚钱致富，为聚居在一起的堕民做了这件好事。祠堂虽然比相邻四民的祠堂简易，低矮，但郑家子孙一直记着此事，众口相传。
堕民祠堂与四民的祠堂有两点不同：一是称谓不同，堕民一般不敢称其祠堂为祠堂，大多称为祖堂。二是女堕民可以自由进出自己的祠堂（或者祖堂）。而慈城的四民祠堂是绝对禁忌女性入祠的。
发现家谱：浙东堕民没有祠堂、没有家谱，一直是学术界的定论。而慈城天门下的堕民不但自设祖堂，而且还自编家谱。这是目前堕民文化田野调查中的重要发现。
发现的三本家谱是慈城顾姓堕民后裔提供的。其一是其提供者父亲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按原谱抄写的四本中的一本，现在这四本黄色封面的小家谱分存于四兄弟处。另两本，一本编于民国时期，另一本编纂年代不详。
这些家谱都比四民的家谱简单。它们没有序言，也没有名人专门撰写的修谱记。其中一本家谱题名为“顾性＇姓＇生日簿”。简单的五个字就出现了一个错别字，可见修谱人的文化程度不高。家谱没有封面，首页书有“顾紫恒”三个字，自称顾氏八代孙，那么就是提供家谱者的父亲。第二页记有立谱的时间为光绪廿四年吉月吉日吉时，同一页还题有“个个长生”四个字。后面便是谱记了。记录着顾家先祖的姓氏、生卒时间和墓址。
除了这本家谱外，顾姓堕民提供的另一本家谱为线装本，封皮质地为民国三年十一月的“柯城第”海报纸，但封面已撕去，仅装订处留有残页。从以民国戏文的海报作封面推测，这本家谱可能编于民国年间。在次页列出顾氏自宋汉（家谱中原文如此）至清朝取行的廿四代辈份排行。此谱由康字辈的七世孙所立。比较这两本家谱的内容，似乎后者更详尽些。比如：家谱的前半部，其祖先生卒年限自道光、咸丰、光绪至民国，排列井然有序，书写恭敬。三页之后，出现了一张空页，此页却书了“长命富贵”四个字。但之后的书写有些潦草，不像前面的毕恭毕敬了，延续年限至1964年。从中可看出是由两人编写，他们可能是父子。
这些家谱的编撰尽管简易，却是慈城堕民十分珍贵的文献资料。从顾氏家谱记载来看，与顾氏先祖联姻的家族是任姓、张姓、王姓和陈姓，这些姓氏与慈城堕民自述的天门下居民的姓氏一样。
发现堕民暗语：堕民不是少数民族，也不是汉族的某一宗族。他们是封建制度下的一个特殊阶层。这个阶层是否有自己的暗语呢？我一直想探究，每采访一位堕民或堕民后裔，我总要留下一些问题，请他们再想一想，关于暗语自然是重中之重的问题，但头几年的调查都没有结果。
2004年冬天的一个星期六，我在采访一块匾额的故事时，一位五十几岁的堕民后裔悄悄告诉我，他的哥哥会说一种奇怪语言，我当即请他陪我去，但没碰到。翌日，我再去找他俩，记录简单的暗语，比如男人称雄佬，女人称私佬……顾师傅说：凡叫得出的东西，都有相应的暗语。只是好久不说了，想不起来。有些是忘了，有些根本没学会。我问还有谁会讲？他们告诉我上年纪的堕民或堕民后裔差不多都会讲。我就请顾师傅把他们叫来进行座谈，请他们自述，互相启发，一一采录下来。根据录音整理，堕民暗语十分形象，其意喻也十分贴近。以人体为例：头－顶宫、面孔－残盘、脚－踢土、眼睛－交子或月（穴）六头或角泥、耳朵－顺风、手－爬沙、嘴－樱桃、头发－草草、辫子－龙身……这些用方言读来可谓是栩栩如生。慈城堕民还介绍：这种暗语还在江苏、浙江（除温州外）、松江等地的剃头堕民之间通用。他们讲此暗语，无论走到哪里，若用暗语对话，对上号的，对方必定招待你，一宿两餐能白吃白住。
据慈城堕民自述：暗语是从父辈那儿学来的，它是怎样产生的，产生于什么年代？他们说不清。暗语一直沿用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当时，他们使用暗语主要是商量剃头价格，突然需要去大小便时打招呼和相互间调侃。
由此分析，堕民早就知道，当着顾客的面商定剃头的价格，容易被压价。于是暗暗商议，这是堕民的一种经营方式。其次用暗语代替屎尿之类的字眼，可见处于社会底层的堕民的文明意识。至于用暗语相互开玩笑，调侃他人，这种既开心自己，又不伤他人的娱乐，比直接取笑他人来得文雅，也不会引起多大矛盾。
堕民不识字，堕民的暗语是靠口口相传而延续下来的。有关堕民的史料记载几乎都没有提及堕民的特殊语言，这也使得此暗语濒临失传。堕民比较自卑，但是他们也有人的尊严，而恰恰是在他们说特殊暗语之时，他们才平视往日仰望的四民，他们才会显得不卑不亢。这或许是为什么堕民会使用暗语的原因。
三、研究的观点
堕民，以及诸如此类的“贱民”，是因封建制度歧视而产生的不公正的社会现象。纵观历史，在中国封建制度下，始终有贱民存在。如徽州府的伴俏，宁国府的世仆，苏州府的丐户，广东的蟹户，福建沿海的蛋民，钱塘江上的船民——“九姓渔民”，山西的乐户……在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中，世界各地也有贱民阶层，比如印度种族制度下的首陀罗，日本古代的部落民和西方的吉普赛人等。
“贱民”的产生有着共同的特点：形成于黑暗的封建时代，处于社会的底层，没有政治权利、社会资源，以操贱业为生，而且备受歧视与欺压。故而我有意将中国堕民研究置于世界贱民文化研究的大背景下，将堕民与吉普赛人进行浅显的对比，因为两者同是战争产物。将堕民喻为“中国的吉普赛人”，并非我的猎奇和杜撰，而是有所依据。吉普赛人留给我们的印象是下等流浪者。堕民也是从事贱业，再比较吉普赛人迁徙流浪的生活。堕民首先是由北而南的迁徙，只是他们没有像吉普赛人那样浪迹天涯。而且堕民的职业行当大多要行走四方，虽说这仅仅是职业特性导致的流浪，但这也导致了堕民的流浪生活。
堕民不是少数民族，也不是汉族的某一宗族。他们是封建制度下的一个特殊阶层。数百年来，由于堕民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饱受歧视、欺凌，他们形成的时间，是怎么形成的，虽说难以定论，但根据对现存历史文献的梳理排比，研究取舍，可以确定堕民的来历有乐户被弃之说、权贵被贬之说、官兵被降之说三种。前二说不是缺少依据，就是因疑义而难成立。根据慈城堕民口传自己的来历，再分析堕民的分布范围和历史传承的可能性，官兵被降说有一定依据，《琴川三风十愆记》中的记载是重中之重，因为它反映的是全国各地普遍情况，故而我认为“元末驻守在宁波、绍兴的元军士卒被俘后贬为堕民，主要在这两府中之说较为合理。”
为了证明此说的合理性，我又找了九大理由加以说明。比如明代的《堕民猥编》记载：“明太祖定户籍，匾其门日丐。”这是最早的记载，是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堕民的贱民地位；著名演员六小龄童回忆录；清朝曾在雍正八年（1730年）、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和光绪三十年（1904年）明令削堕民籍，“应与平民同列”。这反映了作为满洲贵族对于同为异族（蒙元）却为丐户的堕民的特殊同情。因而才有这连续三次的削籍；有关堕民的词名在明以前史料中不曾出现，目前所能见到的堕民资料都是明中叶以后的史籍记载，这与堕民产生于明初的历史相符。
堕民的低下是社会地位的低下，因此堕民的解放表现为社会地位的获得。所以堕民解放也是本田野调查文本研究的重要一节。在以慈城堕民的口头记忆为基点，佐以史料，在记叙堕民虽与平民毗邻而居，却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形态的基础上，本田野调查还提出堕民有“削籍期、启蒙期、新生期和成长期”四个解放历程。
一、削籍期，即在清朝年间，有圣旨为其解放削籍。二、启蒙期，即民国时期，各族共和，乡绅办学让其读书受教育。三、新生期，即新中国成立后政治上的翻身。四、成长期是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堕民们经济上的翻身，这才彻底改变了慈城堕民的命运。该期原拟命名为“复苏期”，编辑吴学军建议采用发展期。宁波地方文化研究专家戴松岳先生建议用“回归期”，但这会产生歧义。第四期应是新生期的再发展，我们商讨许久最后才定为“成长期”。
从下决心做慈城堕民田野调查到书稿完成，历时七年。作为国内第一部研究堕民的著作，由于有关堕民的记载留存的资料罕见；又因本人才疏学浅，做如此的考证、专题研究似乎自不量力，所以我希望能借本书抛砖引玉，吸引更多学者关注堕民问题。
（《中国的吉普赛人：慈城堕民田野调查》，王静著，宁波出版社2006年8月版，28．00元）
《莎士比亚全集》的几位译者
施 亮
一些人向我赞赏先父施咸荣的译作，称他是一位翻译家。但他们未必知道，父亲却多次称自己只是一名老编辑，因为他将近二十余年的生涯都是在做英美文学译作的编辑工作。他临病逝前半个月，曾经与我追忆往事，进行了一次长谈。这回长谈有三分之一工夫，是跟我谈那部《莎士比亚全集》的编辑经过，他认为这是一生中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先父在肃反运动和反右运动中，都蒙遭冤屈。特别是在反右运动中不愿意主动揭发批判同事，受到行政降一级处分，被下放至唐山农村。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他们与当地老百姓一样吃花生壳磨成的粉末，其中掺百分之二十的白薯面。1960年底，他下放归来全身高度浮肿，孱弱不堪。到医院看病，医生给他开了半年病假，他却将病假条悄悄藏起，跑到图书馆搜集资料，拟订了一个《莎士比亚全集》的出版计划。次年初，他向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申报了编辑计划：鉴于莎士比亚诞生400周年纪念日即将来到，也为了满足国内广大读者的需求，准备以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戏剧集》为基础，出版一套质量较高的《莎士比亚全集》。领导迅速批准了这个编辑计划。父亲曾经对我说，他当时之所以带病抓紧工作，是因为有一个预感，此事不宜拖延，一拖就可能吹了！后来果然证明这一点，他若是在家歇息半年再申报计划，以后又抓紧阶级斗争了，文艺界的政治氛围再次紧张，一切工作都可能半途而废。那么，随着“文革”动乱的来临，一批富有学识的专家学者被迫害致死，再难以组织如此强大的翻译阵容了！
父亲以后与参与翻译、校订《莎士比亚全集》的一批翻译家学者成为了好朋友。比如，北大教授、著名翻译家张谷若老先生与父亲是亦师亦友，张老翻译了莎士比亚的诗歌《维纳斯与阿都尼》，文字典雅凝重，细腻传神，很为读者所推崇。张老不仅在外国文学翻译事业上颇有成就，而且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有很深的造诣，有几回他专门请父母鉴赏自己珍藏的古代字画。我记得，我幼时随父母由张老带着去一家饭馆吃饭，在那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回听一个老服务员开玩笑地“报菜名”，那悠长的吆喝声我至今难忘。还有，著名莎学专家方平先生与父亲也是挚友，他每次从上海到北京开会或办事，总要与父亲约见一面，时常是父亲请他至家中便餐小酌。方平先生温文儒雅，谦逊和蔼，颇有风度，没有某些大学者趾高气扬的派头，很为我们家人欢迎。父亲对我说，方平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曾在一家小银行当记账员，他深厚的学问根柢完全是靠自学而成，却比那些喝了多年洋墨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