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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事实表明，虽然直到二十世纪，德语文学中都存在牧师身份的著名作家，但十八世纪中叶前后的启蒙文学时期，牧师身份的作家十分集中，几乎涵盖了当时所有重要作家和文学理论家。这种现象的产生，简言之，是启蒙时期宗教世俗化与文学独立相互作用的结果。启蒙时期，基督教在德语地区经历了最深刻的一次世俗化过程，哲学、美学、形而上学等现代学科逐渐脱离神学获得独立。文学也脱离宗教文学获得审美独立，成为“纯文学”。十八世纪上半叶出生的牧师身份的作家本应子承父业担任牧师，或者在大学学习神学后担任神学教授，或者安于牧师的牧灵工作，然而，启蒙运动促使他们从宗教转向人文思想，促使他们告别牧师家庭传统、神学专业或牧师职业，转向哲学、美学、文学和戏剧，成为启蒙时期的思想家、戏剧家、作家和文学理论家。另一方面，启蒙时期的路德教和加尔文教允许牧师改善传统布道方法，允许他们在不违背正统教义或道德原则的前提下，借助世俗文学进行宗教教育。这两者之间的互动使十八世纪刊印宗教文学的出版社大大增加了纯文学作品比例。1770年前后启蒙运动在德语地区达到高潮时，牧师身份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取代了正统路德教神学家，在大学新设立的人文科学领域、思想和文学领域取得主导地位。他们的作品最初也多少带有宗教或道德教谕的色彩和布道者的姿态。
那么，这批牧师身份的作家为何能够肩负起启蒙文学的使命除了新教文化的普遍特征，他们还受到哪些特殊环境熏陶，具备哪些特殊人文素质和生活体验他们的创作对德语文学产生了怎样影响首先，这批牧师身份的作家均具备良好的古代语言和人文思想修养。这要归功于新教（尤其路德教）方面对古代语言的重视。为更好地理解《圣经》原文，路德教在宗教改革以后就把希伯来语、古希腊语设立为高级人文中学和大学必修课。古代语言的学习当然离不开古代文学和历史文献，这样古代东方文化、古希腊文学、历史、哲学和人文思想就在新教的语言学习中得到传承和发展，而新教知识分子也都具有良好的古代语言、文学和人文思想修养。其次，牧师身份的作家之所以成为启蒙知识分子的摇篮，还在于牧师职业的特殊精神和文化地位。在启蒙以前，与其他社会阶层相比，牧师是新教中掌握精神和文化生活的阶层。尤其在乡村，牧师的书房往往就是当地唯一的图书馆。牧师的藏书中不仅包括《圣经》、宗教文学、礼仪用书，而且还包括古代语言、文学、哲学和历史著作。牧师本人或牧师之子就成为这些丰富藏书的直接受益者。牧师之子不仅通过阅读《圣经》和宗教文学学习读书写字，而且还可以从父亲的启蒙教育和藏书中获得对古希腊神话、史诗、诗歌和戏剧的了解。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有教养阶层的扩大，牧师身份作家数量减少，恰好从反面说明了牧师阶层在启蒙以前的特殊精神和文化地位。
从宗教社会学角度讲，牧师职业和生活环境的特殊性还促进了启蒙文学语言、诗歌体例的形成，并且开辟了对古代和民间文学的挖掘和整理工作。就此问题，瑞士加尔文教出身的学者舍夫勒在二战前就以英国文学中出身牧师家庭的“牧师之子”作家为例，进行过详细的分析和研究。舍夫勒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德语文学。这不仅由于英国和德语启蒙文学均存在“牧师之子”作家现象，而且由于德语启蒙文学在产生和形成过程中曾以英国文学为榜样（英国文学取道瑞士，通过苏黎世的加尔文教学者波德默尔和布莱廷格传人德国，这一现象正显示了英国国教与瑞士加尔文教在宗教文化上的认同，而且宗教文化可以超越国界，促进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舍夫勒在《新教与文学——十八世纪英国文学的新道路》中认为，在各种书面和文学语言中，牧师使用的宗教语言最容易过渡到启蒙市民的文学语言。因为巴罗克文学带有宫廷色彩，语言繁缛矫饰；民间文学以方言为主，格调品位参差不齐；法学家使用的案牍语言和医生使用的自然科学术语都要求客观准确。唯有牧师在布道和牧灵工作中既要注重语言修辞，又要关注人的心灵和情感。牧师的语言因此从情感到修辞上最容易转换为文学语言。此外，英国启蒙时期产生的自然诗、亡灵诗、夜颂和家乡诗等新的诗体与牧师家庭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由于工作需要，牧师家庭一般居住在乡间或教堂旁边，也就是居住在富有田园诗意的大自然中或与墓地相去不远的地方。牧师之子于是得以与自然、田园、乡土和墓地朝夕与共。他们把对自然的情感、对黑夜的体验、对生命和死亡的思考以及对家乡的热爱用文学语言记录下来，以此开辟了新的诗歌母题和形式。在英国，牧师阶层不仅凭借对古代语言的修养发现了《荷马史诗》和古希腊神话，而且还因为职业关系开辟了发掘整理民间文学的工作。牧师的牧灵工作要求他们必须深入民间，广泛接触各个阶层，这就为他们接触民间文化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再加上牧师们深厚的文学修养，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便成为水到渠成的事。英国启蒙时期对凯尔特、威尔士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以及《莪相》的创作，很大程度归功于牧师阶层。古希腊和民间文学一经发现，便因其具有异教或日耳曼本土文化的特征，被英国启蒙新教市民拿来对抗法国天主教的、宫廷贵族的拉丁文化。而英国文学中产生的新的诗体和对古代及民间文学的重视又通过德语牧师身份的作家的接受，影响到德语启蒙文学的形成和发展。
在舍夫勒宗教社会学和宗教文化研究基础上，路德教出身的哥廷根大学德语文学教授薛讷进一步从文本分析出发，分析和阐述了牧师身份作家作品对德语文学内部结构和具体语言形式的影响。比如他在《世俗化作为语言塑造的力量——德国牧师之子作品研究》一书前言中特别指出，牧师的存在和人格中都具有双重性，在现代市民社会中，牧师的双重存在和双重人格中不仅蕴藏了精神与物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而且也引发了其自身人格的分裂。“双重存在”是指牧师在精神生活和教养方面处于各阶层之首，但在经济收入上却几乎与小市民阶层平起平坐。这就势必造成精神追求与物质匮乏之间的紧张。“双重人格”是指牧师的职业要求他们处处为人师表、以身作则，但他们又是凡人，无法摆脱凡人的弱点和缺陷。这就势必造成职业要求的人格完善与人性弱点之间的紧张。而牧师之子在享受家庭教育和领略田园诗意的同时，也要面对父亲以及家庭内部的紧张和冲突。敏感的儿子会因此感到自身人格的分裂和躁动不安，产生出逃和寻求解脱的愿望。此外，牧师之子还会在择业问题上与父亲产生冲突。牧师之子放弃神学和牧师职业、投身文学艺术是启蒙时期一个普遍现象。由此产生的父子矛盾不仅意味着对职业的选择，而且也意味着对信仰的抉择。儿子对父亲的叛逆同时意味着对神和信仰的背叛。父子矛盾在代沟背后隐藏着世界观、人生观的分歧。这些结构转换到文学作品，形成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德语文学中常见的父子冲突的母题。文学作品中的父子矛盾也许并未直接指涉信仰问题，但均具备世界观的高度，它们通过父子在择业问题上的冲突，表现高雅的艺术（戏剧、音乐、绘画）与世俗的市民职业，精神与物质，理想与现实，道德意识与人性弱点之间的张力。
根据薛讷的阐述，牧师身份的作家对德语文学最直接、最显著的贡献还在于具体的文学语言的形式。薛讷从文学解释学和文本分析出发，具体展示了德语《圣经》、宗教赞美诗和宗教文学中的主题、母题、思想结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象征、比喻、修辞乃至格言警句等，如何伴随宗教世俗化，在牧师身份作家笔下转换为纯文学语言，也就是说，宗教语言如何在世俗化过程中成为建构德语纯文学语言的力量。在转换过程中，宗教思想和宗教语言通过牧师身份的作家转换到世俗文学中，使近现代德语文学从产生之日起就带有宗教的思维模式和语言力量。
由此可见，牧师身份的作家不仅贯穿了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末的德语文学，尤其担当了德语启蒙文学的重要奠基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新教对德语文学和德语文化的一项特殊贡献。了解新教与德语文学之间这层关系，了解启蒙时期牧师身份作家的现象以及产生这种现象的来龙去脉，对理解德语文学的思想和语言至关重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牧师身份的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同时，他们在家庭、学校和大学神学专业所接受的宗教教育和宗教修养会不可避免地转换到文学作品中。并且，这种转换往往只是一种无意识的文化记忆的流露，并不以作家本人的意识或信仰的转变而转变。宗教的主题、母题和语言转换到世俗文学后，其宗教意义淡化，但与此同时，文学语言也携带了宗教内涵，具有了宗教的意义和力量。文学作品中世俗的理念、思想和理想人物由此被赋予了宗教般神圣的维度。因此可以说，自启蒙文学开始德语文学就带有宗教的思想结构、语言特征和情感体验。尽管牧师身份的作家常常标榜自己对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的叛逆，但对于今天的读者或来自异文化的读者来说，他们的思想仍具有明显的宗教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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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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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需要敬畏之心（下）
马元龙
《拉康选集》（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是迄今唯一被翻译成中文的拉康著作。然而非常遗憾的是，虽然译者褚孝泉不辞辛苦地翻译，但笔者仍不得不说这是一本非常令人失望的译著。首先我要谨慎地声明一点，我对褚译的质疑不仅参照了法语原文，而且参考了布鲁斯·芬克的权威英译本。芬克是一位精神分析学专家，与拉康指定的遗著委托人阿兰·米勒过从甚密，后者把《拉康文集》的英译版权完全授予了芬克。
对比原文与芬克的英译来看，褚译在一些重要概念上完全曲解了拉康，限于篇幅，在此仅举其荦荦大端：
一、将phallus（Phallus）译为“男根”。在拉康的语境中，phallus与penis（penis）具有不可混淆的区别；当拉康强调的是身体器官时，他使用的是penis，而决不会使用Phallus。拉康之所以选择Phallus而不是penis，是因为他想强调这个事实：关系到精神分析的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男性生殖器，而是这个器官在幻想中所起的作用。在拉康的语境中，penis指的是身体器官，而Phallus指的是这个器官所起的想象和象征作用。当拉康使用Phallus时，他所表示的是一个纯粹的能指，一个没有所指的能指。据此笔者认为，这个词最好根据其语音译为“菲勒斯”。将其译为“男根”，完全违背了拉康的本意。需要指出的是，在其他与拉康有关的文本中，别的译者也未能避免这个错误。
二、将transfert（transference）译为“转移”。这是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中的一个专业术语，应该翻译为“移情”；译为“转移”，不仅完全失去了其独特内涵，而且令人莫名其妙。弗洛伊德曾说，当分析过程中出现沉默，当自由联想中断，被分析者开始往窗外张望或者低头看地毯时，移情就发生了。在精神分析中，移情表现为分析者和被分析者之间的一种情欲与侵凌关系。最初，在《一个癔症病例的分析片断》（1905）中，弗洛伊德仅仅将移情视为一种抗拒，认为它是精神分析的障碍，阻碍了主体对被压抑往事的回忆，因此必须摧毁。随着研究的深入，他逐渐修正了这种片面的观点，开始认识到移情也是一种积极因素，可以帮助治疗。《移情的动力学》（1912）可以视为弗洛伊德全面总结移情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是这样解释移情的：1．精神分析在于揭示和阐明意识通常难以接近的东西。2．在这项工作中，被分析者因为她对分析者的情感而配合分析者。3．这种情感就是移情，是过去里比多依恋的新形式或者修订版；在这种情感中，分析者扮演了爱恋对象的角色。4．作为一种抗拒，移情总是分析的障碍。由此可知，在精神分析语境中，transfert指的就是分析过程中被分析者对分析者形成的一种情感依附关系，必须翻译为“移情”。
三、将anticiper（anticipate）误译为“预期”。这个词对理解拉康的论文《逻辑时间以及先行确定性的认定》（Le temps logiqus et l’assertion de certitude anticipée），甚至对理解拉康的镜像理论是非常关键的。拉康认为，幼儿在镜子阶段尚且不能把自己的身体作为一个整体来感知，尚且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行动，但就在这时，在镜子阶段的那一刹那，它会突然将一个形象认同为自己，从而形成一个“我”，因此这个“我”不是身心成熟的结果，而是突然提前获得的——这就是anticiper（anticipate）的意思。在《逻辑时间以及先行确定性的认定》这篇文章中，拉康阐明了同样的道理：主体为了获得一个对世界说话的出发点，他必须在没有充分依据的前提下提前抢占某个身份。因此，将其翻译为“预期”完全不能表达出这个词语的内涵，“预期”表示的恰好是对某种尚未获得的事物的期待，而“先行”则恰好相反，表示的是对某种事物的“业已实现的”提前抢占。
四、将Autre（Other）与autre（other）一概不加区分地译为“他人”，偶尔分别称之为“小（写的）他人”和“大（写的）他人”。这两个概念在拉康的思想中具有不容置疑的差异，后者指自我的影像或者投影，他既是那个相似者，同时也是那个镜像，所以“他人”完全处于想象秩序中。Other表示根本的他异性，这种他异性超越了想象界的虚幻的不同性，因为它并不能够通过认同而同化。拉康将这种根本的他异性与语言和法律等同起来，所以Other属于象征秩序。事实上，Autre之所以是象征的，原因就在于它在每个人那里都被特殊化了。就根本的他异性和无法同化的独特性而言，Autre既是另一个主体，也是中介了与其他主体之关系的象征秩序。另外，Autre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无论是在精神分析学、伦理学，还是在女性主义那里，都将其称之为“他者”；中译将其译为“大他人”或者“大他者”，都是画蛇添足之举。笔者认为，不妨将Autre译为“他者”，将autre译为“他人”。
五、将absence（absence）译为“远隐”。这个词可以直接译为“缺席”，在拉康的语境中，与它相对的是présence（presence），即“在场”；拉康的absence不是一时或某时的“缺席”，而是永远的缺席，永远不可能的到场／在场。将其译为“远隐”，那就是说仍然在那里，只不过退避到了远处。拉康一再强调幻想／幻象就是被抹除了的主体“以缺席实现的在场”。将其译为“远隐”完全违背了拉康的原意。另外，当拉康提及objet a时，a永远以小写的斜体形式出现，表示对象a作为欲望的原因只能“以缺席实现自己的在场”。在这一点上，褚译也违背了拉康的初衷。还有一些概念误译，在此就不再多说了。
除了概念误译以外，褚译的遣词造句也常常令人莫名其妙，以《拉康选集》中译本第91、92页的四段有关《镜子阶段》的译文为例：
例句一：
原文：Cette forme serait plutǒt au reste à désigner me je…idéal，si nous voulions la faire rentrer dans un registre connu；en ce sens nousreconnaissons sous ce terme les fonctions de normalisation qu’elle seraaussi la souche des identifications secondaires，dent libidinale．Mais Iepoint important est que cette forme situe I’instance du moi，dès avant sadétermination sociale，dans une ligne de fiction，à jamais irréductible pourle seul individu，…ou plutǒt，qui ne rejoindra qu’asymptotiquement le de… venir du sujet；quel que soit le succès des synthèses dialectiques par quoiil doit résoudre en tant que je sa discordance d’avec sa propre réalitè．（p。94）
英译：This form would，moreover，have to be called the“idealI”—if wewanted to translate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