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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名其妙地觉得受了伤害，“有！”他说，“在北京。”当然他没有，但他觉得应该说有。说有的时候他想到了进去时保定跟他提到的七宝，嘱咐他出来了就去找七宝，照顾好她。对七宝敦煌一点都不熟，只见过一个背影。他去保定的屋里，看见一个年轻的女人从保定屋里出来，身材高挑，屁股挺好看。保定说，那就是七宝，也是做假证的。此外没说。没说他也就不去问。
“好看么？”夏小容继续握着他手，说话的口气像他妈。 “还行，看着能吃下饭。” 夏小容缩回了胳膊，咯咯地笑，身体带着被子一颤一颤地抖。等身体和声音平静下来，她才说：“你站在客厅里的时候，很像我在老家的弟弟。他整天混日子，爸妈为他操碎了心。”然后又说，“有时间带给姐看看。”
她一下就成姐姐了。敦煌说：“我也不知道她具体在哪。”
“只要在北京，总能找到。你不想知道我为什么请你喝酒？”
敦煌没吭声。
“我们吵架了。他说我这样的女人没意思，”夏小容继续说，“老想着回家，想着生个小孩过日子，不如分手省心。”
“我也不理解。”
“不理解我？”敦煌没说话。夏小容突然生气了，“出去！男人都他妈一个德行！”
走就走。敦煌背上包刚出卧室门，又被叫回来。她声音缓和一些，穿衣服的时候让他背过脸。她只穿了上衣，坐在被窝里，递给他一百块钱。“我手头就这一点了，”夏小容说，“你先应应急。”敦煌一声不吭地接过钱，经过客厅时把二十二块四毛钱重新装回口袋里。
这一天对敦煌来说，只有早上那一个钟头是好时光，整整一天他都在浮尘天气里跑。风小了，沙尘悬在半空上不去也下不来，大街上到处是戴着眼镜、口罩和头蒙纱巾的人。他背着包先去了西苑，三个月前他和保定住在这儿的两间民房里。女房东装作不认识他，因为他们俩被抓后，她就把他们剩下来的行李能卖的卖，不能卖的就扔了，而且，他们的租期还有一个月才到期。敦煌火了，骂她见利忘义。房东就说好啊，你还有脸找上门来，警察过来搜查时我们的脸都给你丢光了！这是狡辩，当初租房子时可不是这样，他们干啥关她屁事，她只是把房子租给钱的。最让敦煌气愤的是，房东嘀咕一句，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她还希望我一辈子都耗在里面呢。他就让房东退房租，两间屋，八百。
“可我真的没钱，”房东说，突然从口袋里摸出个手机，喂喂起来，然后像列宁一样抱着电话走来走去，边走边说，“啊？急救室？这么严重？好，好，我马上到，马上来！”放下电话脸像根苦瓜，“大兄弟，你看看，说来事就来事，我妈不行了，我得赶紧去医院。实在没钱，要不还你一百，我就这一百了。”她从口袋果然就掏出一张老人头来，“就当帮大姐了。”
敦煌一把夺过来，总比空手好。房东转身就往胡同外跑，说是去医院。敦煌看她仓皇跑动的大屁股，有点后悔拿了钱，却突然不合时宜地想起房东说过，父母早就没了。然后想起刚刚就没听到手机响，振动都没有，这他妈的老女人！他追出胡同，房东的影子都没看到。一气就捡了一堆砖头，一块块往房东的屋瓦上扔，瓦片哗啦哗啦地碎。扔一块说一句，一百，两百，三百。扔最后一块时说：
“操你妈，七百。”
他又去找另外几个办假证的朋友。一个没找到，不是搬走了就是被抓了。保定刚进去时就说，遭人算计了，要不哪会都进来。谁在算计，保定也说不好，京城里干这行的不少，各有自己的来路和地盘。敦煌还是死马当活马医，他得找个落脚的事，还得干这行。一天下来一张认识的脸没碰到，那个只看过背影的七宝更不用说了，站他眼前也未必认识。到了晚上九点半，敦煌只吃了两个烧饼喝了一瓶水，在硅谷门前下了车，两脚着地发现自己还是无路可走。他晃晃荡荡来到芙蓉里，夏小容的灯亮着。他说，来还钱。
夏小容看他一身尘土，像从建筑工地上刚回来。“这么快就发了？做小偷还是抢银行？”
“造假币了。”敦煌说，去翻背包口袋，摸一把没有，再摸一把还是没有。“我明明放在里面了，怎么会没了？”
“算了，别演了。难道又被小偷偷了？”
敦煌的脸立刻挂不住了，憋得通红，“昨晚你都知道了？”
“你当我是傻子？拨你手机时就明白了，是空号。”
“对不起啊。”敦煌窘迫地说，继续到包里找钱，发现背包口袋被划了一道口子，真遇上小偷了。他没有解释，拿出夏小容给他的那张钱放到桌上，“谢谢。”拎起包就走。到了楼下，敦煌觉得累得不行，在台阶上坐下来点上根烟。声控的门灯灭了，他坐在黑暗里有种被彻底遗弃的孤独感。楼上几乎每家灯都在亮，暖气还没停掉，他们不知道现在冷风钻进裤腿里是什么滋味。他们在自己家里。他现在觉得夏小容其实也没错，不就想要一个自己的家么，有个老公，有个孩子，这有什么错。一根烟没抽完就觉得，那姓旷的狗日的应该好好修理修理。
有脚步声从楼梯上下来，敦煌站起来让路，踩灭烟头向小区外走。背后有人说：“上来吧。”他回过头，看见夏小容穿着棉睡衣站在门灯底下，“就算被偷了，好了吧？”
“不是就算，就是被偷了。”
“好，就是。上来吧。”
敦煌跟着上了楼。夏小容说，你怎么跟我弟弟一样倔。敦煌说，我哪里倔。夏小容说，倔就倔呗，你可别跟我弟弟一样混。到了。房间，夏小容进厨房给他下了鸡蛋面，敦煌就在外面说打碎房东家瓦片的事，听得夏小容咯咯笑，说他比她弟弟还坏。吃完面，敦煌在热水器下洗了个澡，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出来，夏小容已经关了电视躺到床上了。敦煌心虚地问：“那个，旷，没来？”
夏小容冷冷地说：“不会来了。”
敦煌掀开夏小容的被子。开始的时候夏小容哭了，后来就不哭了，但还是不出声。为了让她随便发出一点声音，中间的时候敦煌气喘吁吁地问：“卖毛片吗？我怎么没找着？”
夏小容艰难地说：“在床底下。”
4
第二天早上，敦煌醒来时听见厨房里锅碗在响。他想到此刻醒来的应该是一个姓旷的家伙时，身上还是出了一些汗。她说他叫旷山。敦煌听到这名字的第一感觉是，取名字的人跟他爸一样懒惰和头脑简单，瞎猫逮着了死耗子，所以都还有点意思。夏小容从厨房里出来，敦煌又问，那个他，不会回来吧？
“怕了？”
“我怕个鸟，大不了再进去。”
“那就别问。我不认识这个人。”
吃完饭谁也没有询问对方今天的安排，然后一起出门。夏小容背一包碟，敦煌背着全部行李家当，在海淀体育馆门前分手，除了“再见”一个字没说。
敦煌又漫无边际地跑了一天，一个熟人没见到，还是两个烧饼一瓶水熬到晚上，下了车直接去芙蓉里。夏小容开门时一副日常表情，接着就去厨房下面条，区别在于昨晚一个荷包蛋，今晚两个。今天沙尘暴基本平息，敦煌简单洗了洗，把脑袋钻到床底下，果然看到两筐碟，随便抓出来两张，封面上的裸体女人长相完全不同。
接下来三天，敦煌吃了六个烧饼喝了三瓶水，在公交车上浩浩荡荡地穿过七八趟北京城，跑过了三十多条巷子，终于绝望了。找不到组织，一点东山再起的苗头都没有。他背着大包回到芙蓉里，夏小容说：“回来了？明天咱别跑了。要是不觉得委屈，就跟我卖碟去。”
第二天，敦煌背起了碟包。上午在西苑，马路边上，找一个人多的超市门口摊开几十张碟。夏小容对她的碟很熟，提起某一张，伸手就从众多的碟里准确地拎出来。若是谁找香港的枪战、武侠类的，敦煌就能说上话，他整个中学和大学的课外时间都耗在简陋的录像厅里，因为无聊，成龙、周润发、周星驰的片子他反反复复看。跟夏小容相比，他和顾客更谈得来，瞎说，办假证时练就的嘴皮子。
下午去了农业大学门口。这地方敦煌也熟，办假证的时候常来。学生甚至比社会上的人还需要假证，尤其找工作时，成群结队地办假成绩单、荣誉证书，胆大的毕业证和学位证都要，专科要本科的证，本科的要硕士，硕士的要博士。当然也有倒过来，为了逛公园景点半票，一把年纪的老博士也搞个本科的学生证。这帮学生买碟的热情也高，用夏小容的话说，那是相当专业，都冲着艺术去，经典的，越老越好卖。这是敦煌不太理解的，他一看黑白片头就晕。玩不了这个票。
反正那一天敦煌跟顾客聊得口干舌燥，生意做得不错。夏小容说，没看出来啊。敦煌说，办假证不就靠张嘴么，你得让人家相信，假的也比真的好使。跟算命一样。夏小容说，那好，聘你做我卖碟的秘书吧。敦煌说，没问题，不就小蜜嘛，三陪都行。夏小容的脸一下子撂下来，敦煌知道过头了，赶紧作小学生认错状，心里却开始犯嘀咕。不是三陪是什么，我陪你，当然你也陪我。
总的来说，敦煌是个称职的秘书，数钱、游说、当托，兼做保镖和跟班。最关键的，如果不是特殊情况，他能让夏小容不高兴的时候高兴，高兴的时候更开心。特殊情况主要和旷山有关，一看到夏小容说话间走神了，敦煌就在周围找是否有手拉手的情侣，或者抱孩子散步的一家三口。这样好，敦煌想，跟我没关系。但忍不住就想抽烟，吸了一口呛得咳嗽，还跟自己说，就这样好。
因为卖碟，敦煌开始大规模地看文艺片，得恶补。但常常看着看着就睡过去，梦里开演的变成商业片，爱情、暴力、凶杀、恐怖，当然还有相当比重的色情。他不明白，为什么夏小容从来不卖床底下的毛片。夏小容说，那都是原来旷山卖的，她说不出口，也卖不出手。
敦煌说：“那有什么，劳动人民需要这个。”
“劳动人民需要？是你需要吧。”
“我需要，劳动人民也需要。我们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你看我们卖碟的大嫂做得多好，抱着孩子都不忘阶级弟兄，见人就问，大哥，要盘么？刺激的！”
他的模仿把夏小容乐坏了，乐完了又气，“好啊，在你眼里，我也就是一个大嫂，鬼头鬼脑地抱个小孩。”
敦煌说：“错，大嫂哪能跟你比，我们的夏小容同志年轻又漂亮，坚决只卖文艺片。”
“荷包蛋也堵不上你的嘴！刷碗去！”
敦煌就去刷碗，在水龙头下就走神了，想毛片的事。这东西没有通常的碟好卖，你不敢明目张胆拿出来，但价钱高，卖一个赚一个。手中没粮，心里发慌，他现在太想赚钱了，不能这样像个背包似的赖着别人过日子。来北京不是为了做包袱。他想起了还在里面的保定。
保定大他五岁，来北京五年了。个大，身板硬，天生就是做大哥的料。在家敦煌就知道办假证这行一本万利，动动嘴皮子，然后跷着腿等人送钱。事实上也差不多，跟保定见习了半个月就把大概的程序摸清了。保定也只干最基础的那道活儿，揽生意。见着东张西望的人就凑上去问，办证吗？啥都有，护照也没问题。然后谈价，交定金，再找人定做顾客想要的证件。证件加工是另外一套程序，保定他们不管，完全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如果隔三差五就能逮到个冤大头，那一年到头等于不停过节，好日子看得见摸得着。除了假冒之外，还有一点和卖碟相同，那就是需要充分掌握假证的相关知识，比如大学的文凭通常长啥样，一般小区的停车证有哪几种类型，个人档案袋中主要有哪些材料，等等。你不仅要讲道理，还要摆事实。事实代表经验、可信度和成功指数。这些难不倒敦煌，很快就了如指掌。最大的问题是应付突发事件，主要是警察。遭遇警察时要清醒果断地做出决定，沉着顽抗还是溜之大吉，是把假证坚决藏在怀里还是随手扔掉，因为不同表现会导致不同程度的罪行。这需要足够的经验。
敦煌的问题就出在这里。那天他跟保定去太平洋电脑城旁边交货，他揽的生意，证件也在他身上，一个硕士学位证。说好上午九点一刻碰头，等到九点二十也没看见客人，倒是看见突然冲过来的两个警察。敦煌跟着保定就跑，经过北大南门向海淀方向跑。逃跑的过程中保定问他，要不把假证扔了吧，人赃俱获，麻烦就大了。敦煌对逃脱充满信心，他的自信感染了保定，后面那两个警察实在太胖了，几乎要抱着肚子才能跑起来。他们没法甩得很远，但绝不会被抓住。他们从硅谷往南跑，希望过了桥往图书城跑，那里人多门也多，找一个人不比找一只老鼠更容易。但他们的运气实在糟糕，刚过海淀桥就看见一辆警车，四个警察摆在路边。事大了，证必须扔掉，敦煌从未被围追堵截过，假证拿手里不知道往哪扔，保定只好代劳，刚扔掉警察就围过来了。他们看见是保定扔掉了假证。
警察问：“谁的？”
保定说：“我的。”
后来敦煌很多次为当时的怯懦自责，他的确是慌了。但在当时，聊以自慰的是，他看见保定的右肩向上耸了两下，那是他们早就约定的暗号，以便在和顾客洽谈中统一口径。意思是：听我的。敦煌听了，一直到三个月后从里面出来。而保定因为那个学位证，可能要去一个更远的地方呆上不知多久。敦煌出来的时候，他还没有判。
那天他和夏小容卖碟经过海淀桥，想起保定。他决定挣钱把保定赎出来。保定是为了他进去的，这两年在北京，保定没少为他操心。干他们这一行的都明白，能进去就能出来，找到合适的人，打点也到位，就没问题。尤其保定这样还没判的。敦煌就在心里念叨，钱哪。
晚上两人躺在床上，一身的汗不想动，谁也不愿伸把手去关正在播放的情色电影。两个人就在被窝里石头剪刀布，敦煌输了。他关了电视和影碟机，食指插在光盘的眼里，打算装进袋子里又停住了。他说：“我想卖毛片。”
“你疯了，被抓住要惹麻烦的。”
“我得挣钱，把保定弄出来。”敦煌装好碟片躺下来，从侧面抱住夏小容，“我帮你卖毛片，放着也是放着。你要是不好意思，”敦煌停顿一下，盯着夏小容的耳朵看，觉得自己有了勇气，“我不跟着你，到别处卖。”
“这才是你真正想说的，是吧？”
“你别误会，我只是想尽快赚点钱把保定弄出来，不是要算计你。”
“没那意思，”夏小容翻个身，背对了敦煌，“我只是想，男人怎么都这样，一心想着自己闯，单干，总要把女人扔一边。”
“不是扔一边，是怕你们受伤害，一边玩多好。男人也不是神仙，哪能都顾上。”
过一会儿夏小容说：“随便吧。到时候你再拿些其他碟，搭配着卖。本钱给我就行了。”
5
敦煌挑了三百块钱的碟，全部卖完可以净赚五百，要是毛片的价抬得上去，还不止这个数。敦煌立马觉得整个人像刚从浴室里出来一样，清爽开阔，天高云淡，好日子说来就来了。当初第一次脱离保定去揽生意可不是这样，那时候还有点慌，还有点害羞，还有点不知深浅，怎么说也是犯法的事。现在不一样，混久了脸老了皮厚了耐折腾了，卖碟比起办假证也不知要合法多少倍。最重要的，创业生活又开始了，等于在北京这地方开始了新生。
他和夏小容每天早上从芙蓉里出来，开始分道扬镳。敦煌有自己的想法，不能这么零散卖，打游击只能挣小钱，还忙得跌跌爬爬，最好能找到点，建立固定的客源。他分析，能固定的只有三块：一是大学生，这帮年轻人花钱眼都不眨，那是为艺术；另一块是坐办公室的，翻翻报纸修修指甲那种的，为了解闷，坐办公室的文化人更如此，心思多，总觉得生活对不起他们，看看碟平衡一下，比抱老婆老公有意思，还不失身份；第三种是公司的白领金领，忙得蹲马桶都得看时间，最需要休闲，歪在沙发上把胳膊腿摊开，看一个好故事，不是书，谁还看书，是碟，故事片，片越大越好，好莱坞的，最好斯皮尔伯格每周都能整出一部来。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和这些人搭上钩，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顺便把毛片也高价卖给他们。当然要一点一点来，挣钱首先得有耐心，然后才会产生加速度。这个敦煌懂。
一天敦煌都在想怎样才能赚到更多的钱。生意也做，他在一家超市门口打开背包，这地方的好处是，从超市购物出来的人兜里都有不少零钱，花掉也不心疼。而且大部分都是家庭主妇，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