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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自然环境的变暖及由此带来可食用植物的供给量的增加。因此，可以说，农业的出现是自然环境的变暖、可食用植物的增加、采集活动的发展及定居生活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结果。
农业的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磨制石器的出现，与人们砍伐森林和修建房屋的需求增长不无关系。砍伐森林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修建房屋，更重要的是与栽培农业所必需的土地开垦有关。农业的出现和发展导致大面积的森林被砍伐，进而导致了生态环境的变化。后来出现的为满足金属制造业所需燃料而进行的对树木的大规模砍伐，是又一次对生态环境的大破坏。
史前农业的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距今8000—6000年间，在我国长江和黄河中下游地区（以浙江余姚河姆渡、河南新郑裴里岗和舞阳贾湖、河北武安磁山、陕西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等遗址为代表），农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这应当与此期间这里的气候温暖湿润、适合农作物生长有密切关系。伴随着农业的发展，以猪为主要对象的家畜养殖业也发展起来。当时的社会基本上是平等的氏族社会。与此同时，人类文明在宗教信仰和艺术等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及其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距今5500年至4000年间，在辽西地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社会的阶层分化日益加剧，等级制度逐渐建立，显贵阶层掌握了部族的权力，各地区集团之间竞争日趋激烈。与此同时，各地出现了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建筑起来的城址和祭祀遗迹，反映出集团首领在调动组织人力物力的权限日益增大。这个新阶段的到来，是以上个阶段环境的变暖以及由此出现的农业大发展为基础的。因此，有理由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
尧舜禹时期洪水泛滥的可信性及对黄河流域人类生活的影响
在先秦文献中，常见尧舜禹时期洪水泛滥、禹带领民众成功治水的记载。而关于其可信性，学术界颇多争论。2002年发现的制作于西周中期的“希公”铭文中，明确记述了禹治理河川的事迹。它表明，在西周时期，大禹治水的传说曾在民间广为流传。近年在青海民和喇家、山西襄汾陶寺等龙山时代后期的遗址中，相继发现黄河泛滥遗留下来的痕迹，前者还发现地震发生的迹象。陶寺遗址位于传说中尧的活动区域（今山西南部）。在这里，考古发现了面积达280多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其年代距今约4300年左右。有迹象表明，这座城址曾一度毁于洪水，而后又经重建。规模如此之大的城的兴建，显然不可能仅仅依靠一个部落的成员，它应是一个有相当势力的区域集团的成员们齐心协力、共同努力的结果。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结构的状况。根据最新的考古资料，在城内，已经出现了功能分区，加之在城内发现的墓地中，大中小型墓葬在规模和随葬品的有无和数量及质量方面的差距已相当悬殊，从而表明，当时的社会已经不再是平等的原始社会，而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已成为等级鲜明的复杂社会，初期的王权和国家业已出现。
气候变化对长江流域人们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在长江中游的湖北石家河遗址发现的面积达100多万平方米的龙山时期大型城址，城墙外有宽数十米的护城壕，这些护城壕有些是利用天然河道，有一部分则是人工开掘而成。如果仅仅为了军事防御，如此之宽的城壕似无必要。根据其地形和地貌，估计这些城壕的主要功能是为了抵御洪水的侵袭。由此可见，当时在长江中游地区，水患对人类生活构成巨大威胁。在长江下游，前后延续达一千多年、并曾盛极一时的良渚文化在其晚期逐渐衰落。其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气候的变化可能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根据长江下游古环境的研究，在良渚文化晚期，曾低温多雨，地下水位上涨，使海拔很低的这一地区很多地方成为沼泽，难以维系正常的农业生产，从而大大削弱了良渚文化集团的实力，最终导致良渚文化集团的分裂和衰落。自然环境的变化虽不一定是导致良渚文化衰亡的唯一或直接的原因，但应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夏王朝在黄河中游地区崛起的环境原因
距今4000年左右，夏王朝在黄河中游地区崛起，从而打破了原来各方势力割据一方的局面，中国历史进入到一个新时期。夏王朝在黄河中游的脱颖而出，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环境因素当是重要原因之一。黄河中游地区地处黄土地带，这里土质肥沃，适合农作物生长。更为重要的是，与长江流域相比，黄河流域的地下水位低，土地渗水性好，不易形成长时间的洪涝，洪水过后，人们可以较快地实行自救，恢复农业生产。有理由认为，环境因素是导致黄河中游地区夏王朝从小国林立的局面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夏商周王朝相继在中原地区建立的原因
夏商周王朝在中原地区的相继建立，使黄河中游地区成为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中心地区。这一中心地位的形成，并非完全由于自然环境的原因，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自然环境的因素之外，可能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曾发挥了作用。
首先，有迹象表明，在夏王朝建立之前的龙山时代（即文献记载的“五帝时期”），黄河中游地区的势力集团比较“世俗化”，在宗教祭祀方面投入的人力物力远较长江流域的势力集团要少，这就有利于其实力的积蓄，推动这一地区文明的发展。
其次，由于华夏集团地处中原，是连接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因而要面对周围地区诸集团强有力的挑战，这就迫使它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包括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外来的威胁也促使其集团内部凝聚力的增强和首领权威的提高，加快了该地区王权出现和国家形成的步伐。
再次，由于华夏集团地处中原，与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文化及其创造这些文化的势力集团接触，客观上使自己处于一种开放的状态。这样，就便于其兼收并蓄周围地区先进的文化因素，使其文化与社会得以迅速的发展。
上述这些因素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形成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作用，它们相互作用，共同促成了中原王朝的诞生。过去，我们对自然环境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未引起足够的注意，这是在今后需要我们重视并加强研究的。
1991年，德国业余登山家赫尔穆特·；西蒙和他的妻子在奥茨山谷的冰川中发现了一具尸体。他们最初认为那是一名不幸遇难的登山者的遗体。研究人员开始也没有意识到这具木乃伊的重要价值，他们用木乃伊身旁的一段木头挖掘尸体，而这段木头正是“奥茨冰人”随身携带的物品之一，具有十分重要的考古价值。
随后进行的测试结果让整个世界感到震惊：颜色灰褐、形状干瘪的“奥茨冰人”具有5300年历史，比现存最古老的埃及木乃伊还早近1000年。更让科学家感到兴奋的是，他的衣服和随身携带的武器都保存完好，这对研究欧洲青铜器时代末期的社会发展状况无疑具有很高的价值。“奥茨人热”随后迅速席卷欧美，存放“奥茨冰人”的意大利博尔扎诺博物馆几乎被挤破门槛。
考古学家认为，“奥茨冰人”是部族的巫师。他利用药用蘑菇和身上黑色的刺青来治疗关节炎，这显然是最为古老的针灸疗法。
一、封存4000多年的大灾难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死在房子里呢？他们和喇家村裸露在外头的尸骸是否有同样的死亡原因？为什么这位母亲恐惧的眼神凝望着上方？是什么原因导致窑洞垮塌？这条地裂缝是怎样形成的？它是一种普遍现象吗？在那些地裂缝中夹杂着的灰黑色砂石带是从何而来的？
曾出土过新石器时代大量礼仪玉器的喇家村遗址，位于青海省民和县南部黄河北岸二级阶地前端。这里地处青藏高原边缘，海拔相对较低，气候较为温暖，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村前舒缓的黄河水从宽阔的河床流过，阶地上林木苍翠，麦浪起伏，是大西北少见的富庶之地。喇家村现在是一座有400口人的土族村子，村民们厚重的庄廓就沉沉地叠压在古老的遗址上。在田地间和沟渠里，到处散落着新石器时代的陶片和石器。就连那些干打垒的厚墙里，也包容着许多的陶器碎片，有时还夹杂着石器和玉料等。穿行其间，就好似旅行在时空隧道，进入到4000多年前先人的世界。
喇家村遗址因早年出土齐家文化大型玉璧和玉刀而被发现，许多这样的文物都在商潮中悄无声息地流失了。一个当地的汉子曾得意洋洋地对我说，他儿时就拿着这些随地拾得的玉璧作滚环满村玩耍。也正是这古时的礼仪重器、现代的昂贵玩具，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导到了这座古代遗址上。
在很多喇家村民的家中，我们都可以访得他们收藏的古物，保存完好的陶器可能就放在院子的角落里，磨光的石器也可能会作为家珍压在抽屉底层。村民但凡动土，都会有古物出现，他们见惯了，祖祖辈辈没有觉得脚下的这方土地有什么不同。不过对考古学界来说，意义就十分重大。因为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中国的西北地区相对贫穷落后、文明不发达，而“喇家村遗址”中大量而精美的文物，不仅证明了早在4000多年前的史前时代，中国西北的黄河上游地区就曾经有古人类活动，而且也说明他们还创造了相当灿烂的古文明，因此“喇家村遗址”考古被评为2002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但也正因为如此，一个巨大的疑问凸显出来了：从已有的考古证据来看，也就是在4000年前左右，这一地区的人类活动突然消失了。是什么挡住了文明的车轮，把喇家村地区的文化摔出了历史发展的中心舞台？喇家村地区恐怖的史前灾难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整个黄河上游及西北地区史前文明的衰落，是否和喇家村文明的消失有着相同的原因呢？
解答这个疑问的关键落到了一个具体的线索上，那就是在现在的喇家村出土了大量的史前人类的尸骸。长期以来，村民们经常从农田里挖出死人的尸骨，而且这些尸骨大多身首异处，既不像在墓穴中，也不是在某种特定的环境里，而是随意裹挟在泥土之中，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999年秋，我们在喇家村遗址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试探性发掘，意外发现一段深且宽的壕沟。据初步钻探和发掘得知，这是一处前所未见的拥有宽大环壕的齐家文化大型聚居遗址，面积在20万平方米以上。遗址内深埋着当时的一些房屋建筑，壕沟内外还有同时代的墓葬发现。对照遗址过去出土的一些重要器物，初步推断这里可能是一座史前时代的城堡，它也许是当时盆地里的一个政治和经济中心，或许是一个小小王国的所在地。
2000年，在喇家村遗址的发掘中，我们有了非常意外的发现。
在喇家村遗址东北角高地，发掘出4座齐家文化房址。这些房址都是半地穴形状，保存的墙面不高，墙面都有抹有白灰面。这样的建筑在齐家文化中是再平常不过了，但让我们感到惊奇的是，其中3座房址内都发现有可能是意外死亡的人类遗骸！
在4号房址内，发现人骨多达14具。这是一座典型的齐家文化白灰面半地穴式建筑，面积约14平方米左右，平面为方形，门朝北开，中心有圆形灶址。14具人骨一组组地呈不规则姿态分布在居住面上，他们有的匍匐在地，有的侧卧在一旁，有的相拥而死，有的倒地而亡。中心灶址处一成年人两手高举过头顶，双腿为弓步，死亡时身体还未完全着地。西南部有5人集中死在一处，他们多为年少的孩童，其中有一年长者似用双手护卫着身下的4人，5人或坐或倚或侧，头颅聚拢在一起。
让人震惊的是在相距不过2米的3号房址中的一对母子。两人死时的位置也是在房址的东墙边，母亲双膝着地跪在地上，臀部落坐在脚跟上，用双手搂抱着一幼儿，幼儿依偎其怀中，双手也紧搂着母亲腰部。母亲脸面向上，颌部前伸，像是在祈求苍天赐年幼的孩子一条生路。在4号房址东面不远的7号房址中，也发现一对母子，母亲也是坐在地上，用她的身体保护着孩子，最终还是双双死于非命。这已是封存了4000多年的一幕悲剧，现在看来依旧是惨不忍睹。
面对这一幕幕场景，我的心头一阵紧似一阵，我和我的同事都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撼。这是天灾，还是人祸？到底是什么原因夺去了这么多无辜的性命？我在随后所作的一次报道中是这样写的：喇家村遗址的这次发掘，发现了很难见到的史前时期的一次大灾难的现场，也让我们看到了4000多年前母亲以身佑子的深情，此情此景，慑人心魄。
二、探寻灾难留下的千古谜团
在喇家村遗址房址中发现的这些死者，死时状态各异，年龄不同，以未成年者居多。类似这样的考古遗迹，过去在中国境内的发掘中还不曾见到，在国外也鲜见报道，除了已被证实是火山爆发掩埋的庞贝。
我们在这几座房址反复查考，仔细思索。面对着这些死难者，根据检测鉴定资料，设想当年的情景：
鉴定确定了3号和4号房址内死者的性别和年龄，两座房址内抱着孩子的长者都是女性，年龄都在30岁上下，她们应当就是孩子的母亲；4号房址母亲怀中的孩子只有1…2岁；3、4号房址的16人中鉴定确认男性的只有3人，其中2人都在18岁以下，只有1人年过40。
以4号房址为例，14人中有9个未成年人，这么多未成年人，显然不是出自同一个家庭，而是应急躲避到了这座房子里。然而灾难还是发生了，这房子成了他们共同的坟墓。
我们在现场看到，在4号房子内，站在中间火灶部位的小伙子举起双手，像是要托起就要倒塌的房顶；门口的中年汉子像是要挡住什么，结果被冲倒在地；靠西壁是斜倚在地上的母亲，怀是刚满周岁的婴儿；东南角有5人相拥在一起，有一位壮年人护卫着几个未成年的孩子；西北角也是5人在一起。
因此我和同事们在现场推测，可能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灾难，最有可能是一次特大洪水的侵袭夺去了这许多无辜者的生命。这一块地方依现在的地势看，比较高一些，也许是当时躲避洪水的最后高地。我们设想有几个家庭将自己的孩子送到这里，成年人也许自己被洪水吞没了。洪水大概来得非常凶猛，人们连抗拒的办法都还没有想出，灭顶之灾就降临了，从他们死亡的状态我们能想到他们绝望的表情，尤其是无可奈何的母亲，她们搂着自己的骨肉死去，悲楚之状，不忍目睹。
北京大学环境考古学专家夏正楷教授应邀考察了喇家村遗址的古环境状况，他看到发掘出的几座房址内都充填有大量棕红色黏土层，中间还夹有波纹沙带，认为这都是黄河洪水泛滥的产物。他推测当洪水泛滥时，汹涌的洪峰冲上河边台地，涌进了当时居民的半地穴式建筑，淹埋了滞留在房子中的妇女儿童。他在调查中发现，喇家村所在官亭盆地的黄河二级台地上，都有棕红色黏土层发育，这是黄河主流泛滥的结果，由此他推测盆地在4000…3000年前处于洪水多发期。夏先生以“东方的庞贝”来强调这次考古发现的意义，这个发现不仅再一次表明古人人类在突变灾难面前的无能为力，也为研究黄河与黄河文明提供了难得的科学资料。
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些死者生命的突然丧失，不排除有宗教及其他原因，比如地震和其他地质灾难。喇家村遗址的发掘正在继续，可能还会有更多的相关迹象发现，相信解开这一幕史前悲剧谜底的钥匙一定会最终找到。
喇家村遗址可能就是在那场突如其来的洪水中毁灭了，从一些迹象分析，这个遗址在当时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原始村寨，这是我们从出土的大型石磬和玉刀玉璧得出的判断。
在民和县博物馆里，我曾几次观摩了喇家村出土的大型玉刀和玉璧，想象着它们的主人的威严。据发现这些玉器的村民们说，有时在一个死者的身上就发现这样的玉璧多件，这让人很自然地想起长江下游良渚文化中的类似发现，说明它们之间有着相同的宗教仪式，所以就有形状相同的一些玉礼器，这些玉礼器的主人，在当时被认为具有通神的法力，他们就是用这些精心雕琢的玉器，完成了人与天地沟通的隆重仪式。
在喇家村的一个农户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