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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发现这一现象在男女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从男性和女性对濒死经验的陈述的内容和类型来看，并不存在任何不同。我发现男性和女性都对濒死经验的要素作了相同的描述，并不存在男性对某一内容的描述强于或弱于女性。
但男性和女性之间还是存在着不同。总的说来，有濒死经验的男性要比女性更为缄默。比女性多的多的男性只是简单向我介绍了濒死经验，当我写信或打电话与他们联系希望进行更详细的采访时，他们不再答复我。有比女性更多的男性说过这样的话：“我试图忘了它，不想起它。”常常暗示他们怕被人嘲笑，或表示有关这种经历的情感太强烈了，以至无法回忆。
虽然我不能对此作出解释，但我并不是唯一注意到这点的人。著名的心灵研究专家罗素·；摩尔斯（Russell Moores）曾告诉我，他和其他人也发现了这一事实。向他描述心灵经验的女性的人数大约是男性人数的三倍。
另一件有意思的事是，在怀孕期发生这种经历的比率要比人们所想象的要高。我还是无法对此作出解释。也许怀孕本身在某些方面处于一种危险的生理状态中，存在患上某些综合病症的潜在可能。另外，只有妇女怀孕以及妇女比男子更爱说话的事实，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怀孕期间发生濒死经验的比率比较高。
你怎么知道所有这些人不是在对你撒谎呢？
对于从来没有听过别人向他们讲述濒死经验的人来说，很可能觉得这些人是在说谎。然而，我发现自己处于一个非常独特的位置。我见到过成熟的、感情稳定的成年人──包括男人和女人──在他们告诉我远至三十年以前发生的事时因感情激动而哭泣。我从他们的声音中能发现他们是诚实的，他们的感情是无法用文字记录来表达的。因此，对于我来说，在某种程度上，认为这种陈述可能是捏造的观念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可惜我无法让更多的人也获得与我相同的亲身体会。
并且，还有别的方式可以有力地证明它们并非是捏造的。最为明显的一点是，如此众多的陈述都极为相似。如果是捏造的话，就很难解释这种相似性。在八年中，许许多多的人碰巧告诉我一个相同的谎言，这难道可能吗？共同串通存在着理论上的可能性。当然可以想象：一位来自北卡罗来纳东部的老太太，一位乔治亚的兽医，和许多其他人在几年前聚集在一起密谋，给我设计了一个精巧的骗局。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并不大。
如果他们没有撒谎，也许他们以更微妙的方式误述了他们的经历，过了许多年之后，他们是否有可能会将自己的经历编得更详尽呢？
这个问题涉及到一个著名的心理现象。一个人对某一经历或某一事件第一次作极简单的陈述过一段时间之后，会对其进行加工、修饰。每复述一次，他就会加入一些细节，直至最后连他自己都相信了。因此最后因过多的加工而失去了真实性。
但我不相信这种心理机制会在我研究过的案例中发挥巨大作用。首先，我听到的刚经历过濒死经验不久的人的陈述──有时他们甚至还未出院──与那些在几十年前有过这种经历的人的回忆相同。而且，在有些案例中，我所采访的濒死经验者在经历濒死经验之后不久做了有关他们经历的记录。在我采访时，他们把这些笔记念给我听。同样，这些描述与多年前经历过濒死经验的人的回忆也很相似。并且，我常常是濒死经验者讲述他们经历的第一个或第二个听众，即使这些经历是在几年前发生的，他们也不是十分情愿地向我描述。尽管在这种情况下，濒死经验者几乎没有机会对自己的经历进行加工，但这些陈述同样与濒死经验者在过去一些年中多次复述自己的经历的陈述没有什么区别。
最后，在很多案例中，出现了与加工相反的情形。精神分析学家所说的“抑制”是指一种努力通过意识控制不喜欢的记忆、情感或想法，或使它们不进入意识之中的大脑机制。在许多采访中，濒死经验者表示他们感到一种强烈的抑制。比如，一位妇女跟我谈到她“死”时极详尽的经历时说：“我觉得还有什么别的，但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了。我试图不去想它，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说出来，别人不会相信我的。”
一个在越南受伤的男子在外科手术期间突然心脏病发作，他激动地说他难于诉说自己的脱体经验。“即使是现在，我想说出自己的脱体经验时我依然觉得有口难开……我觉得有好多我都不记得了。我一直在试图把它忘记。”总之，在这种经历的陈述过程中，人为加工并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是否所有这些人在他们的经历之前都信仰某一宗教？如果是的话，他们的经历是否会受到他们的宗教信仰和背景的影响？
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前面已经说过，尽管对光的存在的描述是一致的，但对它的称呼却不一样，这显然与个人的宗教背景有关。但在我的研究中，我还未听到过与众所周知的天堂和地狱相似的濒死经验的描述。事实上，许多人强调他们的经历与他们所受的宗教教育截然不同。一位曾经“死过”的妇女说：“我总是听别人说，当你死时，你会看见天堂和地狱，但我既没有看见天堂也没有看见地狱。”
另一位在严重受伤之后经历脱体经验的妇女说：“奇怪的是，以前我所受的宗教教育告诉我，当一个人死了，他就会来到美丽的装饰着珍珠的大门前。但那时我却在自己的身体附近飘浮。怎么会是这样！我迷惑极了。”另外，在不少案例中，一些人并无宗教信仰或未受过任何宗教教育。他们所描述的内容与具有强烈的宗教信仰的人的描述并无不同。在一些案例中，有人曾经接受而后又放弃宗教信仰，在经历濒死经验之后重新获得了更具深度的宗教情感。还有人说，虽然他们读过象《圣经》这样的宗教书籍，但有些东西他们一直没有真正明白，直到他们经历了濒死经验。
你研究的濒死经验是否与再生的可能性有某些关联？
我研究的案例中没有一个案例以任何方式表明存在再生。但是，请记住，也没有一个案例可以排除再生的可能性。如果再生确实发生，这也许会在另一个世界进行，离开旧的身体然后进入新的身体。因此，用采访濒死经验者的方式来研究再生是不恰当的。
人们已在尝试使用其他方式来调查再生。比如，有人运用一种“催眠倒退术”。受试者催眠后被暗示按时间顺序倒退回忆一生的往事。当他回忆到他所能记住的最早的记忆时，他被暗示再往前回忆。这时，许多人开始叙述他前世的经历。有一些案例得到了很好的证实。有时可以认定，这些受试者对有关事件、人物和地点作了极为准确的描述，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最为著名的是勃莱狄·；玛菲的例子，但还有许多其他例子，有些甚至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记载更为详尽，但并不广为人知。想了解这方面情况的读者可以研究医学博士伊安·；斯蒂文森（Ian Stevenson）的《说明再生的二十个事例》一书。值得一提的还有《西藏度亡经》，书中精确地描写了濒死的各个阶段，并且在更后的阶段中确实发生了再生。
你采访过的濒死经验者中是否有与自杀企图有关的濒死经验？如果有的话，是否有所不同？
我确实知道自杀企图导致“死亡”的一些案例。这些经历都具有不愉快的特征。
一位妇女说：“你如果离开时是一个痛苦的灵魂，在那里你也会是一个痛苦的灵魂。”简言之，他们说他们企图以自杀逃避的矛盾在死后依然存在，并且更为复杂。当他们处于脱体状态时，他们对自己的问题无能为力，并且他们还看到了他们的行为引起的不幸后果。
一位因妻子的逝世而绝望自杀、“死”后又被救活的男子说：
我并没有去＇我妻子＇所在的地方。我到了一个可怕的地方……。我立即意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我想道：“我真希望自己没这么干。”
其他有这种不愉快的经历的人说，他们有自己要在那里待很长一段时间的感觉。这是对他们“违反规则”的惩罚，他们试图提前逃脱他们生命中要完成的某一目的的“任务”。
这种说法与因其他原因而“死”的人的说法相符，但后者说当他们处于这种状态时，他们得到暗示，自杀是一种非常遗憾的行为，这会导致严厉的惩罚。一个车祸后经历濒死经验的男子说：
＇当我在那里时＇我感到有两件事情是绝对禁止的，一是自杀，二是杀人……。如果我自杀，就等于把上帝的礼物扔在上帝的脸上……。杀死别人将是对上帝对那个人的意图的破坏。
这种看法与大多数古代有关反对自杀的神学和道德的观点相符。这种观点能在圣托马斯·；阿奎纳（St。 Thomas Aquinas）1、康德（Kant）2和洛克（Locke）3等思想家的著作中找到。在康德看来，一个自杀者的自杀行为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并被视为上帝的反叛者。阿奎纳认为，生命是上帝的礼物，并且只有上帝而不是凡人有收回生命的权力。
但讨论这一点时，我并不想对自杀作出道德的评判。我只是在复述那些有这种经历的人告诉我的话。我现在正准备写有关濒死经验的第二本书，其中会对这一问题和其他问题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你是否有其他文化背景的案例？
没有，事实上，我说我的研究不是“科学的”的许多理由之一就是我的研究对象并不是随意抽取的。我极愿听到爱斯基摩人、夸丘特尔印第安人、纳瓦霍人、瓦图西人等等的濒死经验。但由于地理和其他的限制，我难以做到。
历史上是否有濒死现象的例子？
就我所知，没有这样的例子。但由于我把注意力完全放在现代的案例上，我只是没有合适的机会去研究这个问题。因此，如果我发现历史上有此类记载，我不会惊讶。另一方面，我认为在过去几十年中濒死经验要比更早的时候更为普遍。原因很简单，从过去一段时间开始，才有了先进的复活抢救技术。现在许多被救活的人中有许多在过去是无法救活的。给心脏注射肾上腺素、心脏起搏机、人工心脏和人工肺都是医学进步的例子。
你是否调查过你的研究对象的医疗记录？
在有可能的情况下，我都做了调查。在我受邀请进行调查的案例中，记录都证明了濒死经验者的陈述。在某些案例中，由于时间关系或濒死经验者已去世，无法得到医疗记录。没有记录证实的濒死经验者的报告与有记录的并无区别。在许多没有医疗记录的案例中，我获得了濒死经验者的朋友、医生或亲属的证词，他们证实濒死现象确实发生过。
我听说五分钟后再被救活是不可能的，但你说你的案例中有人“死了”二十分钟。这怎么可能？
人们所听说的医疗数据是中间值和平均值，而非绝对值。所谓的五分钟这个数字是一个平均值。过了五分钟就无法救活，这是一个医疗准则，这是因为大多数情况下，过了五分钟之后，大脑会因为缺氧而受到破坏。但由于这只是一个平均值，实际情况会多于或少于五分钟。事实上我遇见过二十分钟后被救活、大脑并无损伤的例子。
这些人中是否有人真死了？
这是一个令人困惑和难以解答的问题，部分原因是由于涉及到“死亡”这个词的语义问题。由最近关于器官移植的激烈争论可以看出，“死亡”的定义至今没有解决，甚至在医学领域的专家之间也存在着分歧。死亡的标准不仅医生与一般人的观点不一样，而且医生之间的看法也不同。所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要取决于对死亡的定义。对下面三种死亡的定义做一下分析是必要的。
1。 作为临床可观察到的生命信号的消失的“死亡”。
如果一个人的心脏停止跳动，一段时间内停止呼吸，他的血压降至不可读的程度，他的瞳孔放大，体温开始下降等，有人就会认为这个人死了。这是死亡的临床定义。几个世纪以来，医生和一般人都采用这个定义。事实上绝大多数人被宣布为死亡都是基于这个标准。
毫无疑问，我所研究的案例中许多都运用了这个标准。医生的证词和医疗记录都证明了这种意义上的死亡确实发生过。
2。作为脑电波消失的“死亡”。
技术的进步带来灵敏度更高的测试生理过程的技术的发展。脑电图记录仪可以放大并记录详细的脑电势。最近，有人趋向于将脑电波的消失作为“真正的”死亡标准，脑电波呈现“水平”时，则断定为死亡。
显然，在我遇到的案例中都发生了极端的临床紧急情况，没有用来测量脑电波的时间。医生唯一要做的是如何将病人救活。因此，这些濒死经验者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被断定为“死”了。
然而，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即使被认为死了随后又被救活的人中有很大比例的人被观察到呈现“水平”的脑电波，那又能说明什么呢？我认为这并不能说明什么，这有三个原因。首先，抢救总是非常紧急的，最多持续三十分钟时间。架设一架脑电图记录仪是一种非常复杂并且技术要求很高的工作。甚至一位有经验的技师也常常需要化一段时间才能调试出正确的脑电图。在紧急情况下，并由于随之而来的忙乱，造成失误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因此，即使一个濒死经验者的脑电图呈水平线，一个批评者也可以说，脑电图也许不准确。
其次，即使脑电图记录仪架设好了，我们也不能确定在任何给定的情况下是否有救活的可能。有些人在出现水平的脑电图之后仍被救活。服用过量的对中枢神经系统有抑制作用的药物或降低体温同样能产生这种现象。
第三、即使我能举出一个装置有脑电图记录仪的案例来，仍然存在一个问题。人们可以说，濒死经验不一定就发生在脑电图呈水平的时候，而完全有可能发生在此之前或之后。我因此认为，脑电图记录仪在现阶段用来判断死亡与否并没有价值。
3。作为生理功能不可逆转地丧失的“死亡”。
其他人采用一种更为严格的定义，他们认为，不论一个人的生命信号临床上无法观察长达多长时间，也不论他的脑电图呈水平状态有多少时间，只要他后来被救活，就不能说他“死过”。换言之，“死亡”被定义为不可能复活的生理状态。显然，根据这个定义，我所收集的案例中没有一个是符合这一条件的，因为濒死经验者都复活了。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死亡”的定义。我们必须记住，尽管这部分是由于语义上的争议，但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这三个定义包含了重要的见解。实际上，我同意第三种定义，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最为严格的定义。甚至在心脏停止跳动一段时间后，身体的组织、尤其是大脑一定以某种方式保持氧气和营养供给。人们没有必要认定，这种情形有违生态学或生理学的原理。为了救活病人，即使运用的抢救措施在临床上并未观察到某种程度的残余生态活动的信号，但这种活动一定在体内的细胞中进行着。然而，目前似乎还不可能确定到底在何种情况下无法被救活。对于个人也许互不相同，很可能不是某一个固定的点，而是一个区间。事实上，我采访的大多数人在几十年前不可能被救活。将来，今天一些不能被救活的人可能凭借更新的技术可以被救活。
因此，我们可以假定死亡是意识与身体的分离，这时意识确实进入了另一种存在状态。可以推论，存在着某种灵魂或意识在死亡时获得释放的机制。但没有理由认为，这种机制与我们现在武断地认定无法救活的时间完全一致。我们也不必认为，这种机制每次运行都不会出差错，我们更没有理由认为，这种机制比其他生理机制运行更完善。也许这种机制有时甚至在生理危机发生之前起作用，使一些人瞥见了另一个世界。这有助于说明，有些人甚至在生理受伤之前经历到将要死去时会出现对一生的回顾、脱体经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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