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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法＇卢梭
译者：黎星
译本序
在历史上多得难以数计的自传作品中，真正有文学价值的显然并不多，而成为文学名著的则更少。至于以其思想、艺术和风格上的重要意义而奠定了撰写者的文学地位——不是一个普通的文学席位，而是长久地受人景仰的崇高地位的，也许只有《忏悔录》了。卢梭这个不论在社会政治思想上，在文学内容、风格和情调上都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的人物，主要就是通过这部自传推动和启发了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学，使它——用当时很有权威的一位批评家的话来说——“获得最大的进步”、“自巴斯喀以来最大的革命”，这位批评家谦虚地承认：“我们十九世纪的人就是从这次革命里出来的”。
写自传总是在晚年，一般都是在功成名就、忧患已成过去的时候，然而对于卢梭来说，他这写自传的晚年是怎样的一个晚年啊！
一七六二年，他五十岁，刊印他的著作的书商，阿姆斯特丹的马尔克－米谢尔·雷伊，建议他写一部自传。毫无疑问，象他这样一个平民出身、走过了漫长的坎坷的道路、通过自学和个人奋斗居然成为知识界的巨子、名声传遍整个法国的人物，的确最宜于写自传作品了，何况在他的生活经历中还充满了五光十色和戏剧性。但卢梭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显然是因为自传将会牵涉到一些当时的人和事，而卢梭是不愿意这样做的。情况到《爱弥儿》出版后有了变化，大理院下令焚烧这部触怒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作品，并要逮捕作者，从此，他被当作“疯子”、“野蛮人”而遭到紧追不舍的迫害，开始了逃亡的生活。他逃到瑞士，瑞士当局也下令烧他的书，他逃到普鲁士的属地莫蒂亚，教会发表文告宣布他是上帝的敌人，他没法继续呆下去，又流亡到圣彼得岛。对他来说，官方的判决和教会的谴责已经是够严酷的了，更沉重的一击又接障而来：一七六五年出现了一本题名为《公民们的感情》的小册子，对卢梭的个人生活和人品进行了攻击，令人痛心的是，这一攻击并不是来自敌人的营垒，而显然是友军之所为。卢梭眼见自己有被抹得漆黑、成为一个千古罪人的危险，迫切感到有为自己辩护的必要，于是在这一年，当他流亡在莫蒂亚的时候，他怀着悲愤的心情开始写他的自传。
整个自传是在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中断断续续完成的。在莫蒂埃和皮埃尔岛时，他仅仅写了第一章，逃到英国的武通后，他完成了第一章到第五章前半部分，第五章到第六章则是他回到法国后，一七六七年住在特利堡时完成的，这就是《忏悔录》的第一部。经过两年的中断，他于一七六九年又开始写自传的第七章至第十二章，即《忏悔录》的第二部，其中大部分是他逃避在外省的期间写出来的，只有末尾一章完成于他回到了巴黎之后，最后“竣工”的日期是一七七0年十一月。此后，他在孤独和不幸中活了将近八年，继续写了自传的续篇《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想》。
《忏悔录》就是卢梭悲惨的晚年的产物，如果要举出他那些不幸岁月中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内容，那就是这一部掺合着辛酸的书了。这样一部在残酷迫害下写成的自传，一部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为自己的存在辩护的自传，怎么会不充满一种逼人的悲愤？它那著名的开篇，一下子就显出了这种悲愤所具有的震撼人心的力量。卢梭面对着种种谴责和污蔑、中伤和曲解，自信他比那些迫害和攻击他的大人先生、正人君子们来得高尚纯洁、诚实自然，一开始就向自己的时代社会提出了勇敢的挑战：“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请你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
这定下了全书的论辩和对抗的基调。在这对抗的基调后面，显然有着一种激烈的冲突，即卢梭与社会的冲突，这种冲突决不是产生于偶然的事件和纠葛，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阶级根由的。
卢梭这一个钟表匠的儿子，从民主政体的日内瓦走到封建专制主义之都巴黎，从下层人民中走进了法兰西思想界，象他这样一个身上带着尘土、经常衣食无着的流浪汉，和整个贵族上流社会当然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即使和同一营垒的其他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也有很大的不同。孟德斯鸠作为一个拥有自己的庄园、同时经营工商业的穿袍贵族，一生过着安逸的生活；伏尔泰本人就是一个大资产者，家有万贯之财，一直是在社会上层活动；狄德罗也是出身于富裕的家庭，他虽然也过过清贫的日子，毕竟没有卢梭那种直接来自社会底层的经历。卢梭当过学徒、仆人、伙计、随从，象乞丐一样进过收容所，只是在经过长期勤奋的自学和个人奋斗之后，才逐渐脱掉听差的号衣，成了音乐教师、秘书、职业作家。这就使他有条件把这个阶层的情绪、愿望和精神带进十八世纪的文学。他第一篇引起全法兰西瞩目的论文《论科学与艺术》（1750）中那种对封建文明一笔否定的勇气，那种敢于反对“人人尊敬的事物”的战斗精神和傲视传统观念的叛逆态度，不正反映了社会下层那种激烈的情绪？奠定了他在整个欧洲思想史上崇高地位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75）和《民约论》（1762）对社会不平等和奴役的批判，对平等、自由的歌颂，对“主权在民”原则的宣传，不正体现了十八世纪平民阶层在政治上的要求和理想？他那使得“洛阳纸贵”的小说《新爱洛伊丝》又通过一个爱情悲剧为优秀的平民人物争基本人权，而带给他悲惨命运的《爱弥儿》则把平民劳动者当作人的理想。因此，当卢梭登上了十八世纪思想文化的历史舞台的时候，他也就填补了那个在历史上长期空着的平民思想家的席位。
但卢梭所生活的时代社会，对一个平民思想家来说，是完全敌对的。从他开始发表第一篇论文的五十年代到他完成《忏悔录》的七十年代，正是法国封建专制主义最后挣扎的时期，他逝世后十一年就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时期，有几百年历史的封建主义统治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长期以来，封建生产关系所固有的矛盾、沉重的封建压榨已经使得民不聊生，农业生产低落；对新教徒的宗教迫害驱使大量熟练工匠外流，导致了工商业的凋敝；路易十四晚年一连串对外战争和宫廷生活的奢侈浪费又使国库空虚；路易十五醉生梦死的荒淫更把封建国家推到了全面破产的边缘，以致到路易十六的时候，某些改良主义的尝试也无法挽救必然毁灭的命运了。这最后的年代是腐朽、疯狂的年代，封建贵族统治阶级愈是即将灭顶，愈是顽固地要维护自己的特权和统治。杜尔果当上财政总监后，提出了一些旨在挽救危机的改良主义措施，因而触犯了贵族特权阶级的利益，很快就被赶下了台。他的继任者内克仅仅把宫廷庞大的开支公之于众，触怒了宫廷权贵，也遭到免职。既然自上而下的旨在维护封建统治根本利益的改良主义也不为特权阶级所容许，那么，自下而上的反对和对抗当然更要受到镇压。封建专制主义的鼎盛虽然已经一去不复返，但专制主义的淫威这时并不稍减。伏尔泰和狄德罗都进过监狱，受过迫害。这是十八世纪思想家的命运和标志。等待着思想家卢梭的，就正是这种社会的和阶级的必然性，何况这个来自民间的人物，思想更为激烈，态度更为孤傲：他居然拒绝国王的接见和赐给年金；他竟然表示厌恶巴黎的繁华和上流社会的奢侈；他还胆敢对“高贵的等级”进行如此激烈的指责：“贵族，这在一个国家里只不过是有害而无用的特权，你们如此夸耀的贵族头衔有什么可令人尊敬的？你们贵族阶级对祖国的光荣、人类的幸福有什么贡献！你们是法律和自由的死敌，凡是在贵族阶级显赫不可一世的国家，除了专制的暴力和对人民的压迫以外还有什么？”
《忏海录》就是这样一个激进的平民思想家与反动统治激烈冲突的结果。它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在封建专制压迫面前维护自己不仅是作为一个人、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人权和尊严的作品，是对统治阶级迫害和污蔑的反击。它首先使我们感到可贵的是，其中充满了平民的自信、自重和骄傲，总之，一种高昂的平民精神。
由于作者的经历，他有条件在这部自传里展示一个平民的世界，使我们看到十八世纪的女仆、听差、农民、小店主、下层知识分子以及卢梭自己的平民家族：钟表匠、技师、小资产阶级妇女。把这样多的平民形象带进十八世纪文学，在卢梭之前只有勒·萨日。但勒·萨日在《吉尔·布拉斯》中往往只是把这些人物当作不断蔓延的故事情节的一部分，限于描写他们的外部形象。卢梭在《忏悔录》中则完全不同，他所注重的是这些平民人物的思想感情、品质、人格和性格特点，虽然《忏悔录》对这些人物的形貌的描写是很不充分的，但却足以使读者了解十八世纪这个阶层的精神状况、道德水平、爱好与兴趣、愿望与追求。在这里，卢梭致力于发掘平民的精神境界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自然淳朴的人性、值得赞美的道德情操、出色的聪明才智和健康的生活趣味等等。他把他平民家庭中那亲切宁静的柔情描写得多么动人啊，使它在那冰冷无情的社会大海的背景上，象是一个始终召唤着他的温情之岛。他笔下的农民都是一些朴实的形象，特别是那个冒着被税吏发见后就会被逼得破产的拿出丰盛食物款待他的农民，表现了多么高贵的慷慨；他遇到的那个小店主是那么忠厚和富有同情心，竟允许一个素不相识的流浪者在他店里骗吃了一顿饭；他亲密的伙伴、华伦夫人的男仆阿奈不仅人格高尚，而且有广博的学识和出色的才干；此外，还有“善良的小伙子”平民乐师勒·麦特尔、他的少年流浪汉朋友“聪明的巴克勒”、可怜的女仆“和善、聪明和绝对诚实的”玛丽永，他们在那恶浊的社会环境里也都发散出了清新的气息，使卢梭对他们一直保持着美好的记忆。另一方面，卢梭又以不加掩饰的厌恶和鄙视追述了他所遇见的统治阶级和上流社会中的各种人物：“羹匙”贵族的后裔德·彭维尔先生“不是个有德的人”；首席法官西蒙先生是“一个不断向贵妇们献殷勤的小猴子”；教会人物几乎都有“伪善或厚颜无耻的丑态”，其中还有不少淫邪的色情狂；贵妇人的习气是轻浮和寡廉鲜耻，有的“名声很坏”；至于巴黎的权贵，无不道德沦丧、性情刁钻、伪善阴险。在卢梭的眼里，平民的世界远比上流社会来得高尚、优越。早在第一篇论文中，他就进行过这样的对比：“只有在庄稼人的粗布衣服下面，而不是在廷臣的绣金衣服下面，才能发现有力的身躯。装饰与德行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德行是灵魂的力量。”这种对“布衣”的崇尚，对权贵的贬责，在《忏悔录》里又有了再一次的发挥，他这样总结说：“为什么我年轻的时候遇到了这样多的好人，到我年纪大了的时候，好人就那样少了呢？是好人绝种了吗？不是的，这是由于我今天需要找好人的社会阶层已经不再是我当年遇到好人的那个社会阶层了。在一般平民中间，虽然只偶尔流露热情，但自然情感却是随时可以见到的。在上流社会中，则连这种自然情感也完全窒息了。他们在情感的幌子下，只受利益或虚荣心的支配。”卢梭自传中强烈的平民精神，使他在文学史上获得了他所独有的特色，法国人自己说得好：“没有一个作家象卢梭这样善于把穷人表现得卓越不凡。”
当然，《忏悔录》中那种平民的自信和骄傲，主要还是表现在卢梭对自我形象的描绘上。尽管卢梭受到了种种责难和攻击，但他深信在自己的“布衣”之下，比“廷臣的绣金衣服”下面更有“灵魂”和“力量”。在我们看来，实际上也的确如此。他在那个充满了虚荣的社会里，敢于公开表示自己对于下层、对于平民的深情，不以自己“低贱”的出身、不以他过去的贫寒困顿为耻，而宣布那是他的幸福年代，他把淳朴自然视为自己贫贱生活中最可宝贵的财富，他骄傲地展示自己生活中那些为高贵者的生活所不具有的健康的、闪光的东西以及他在贫贱生活中所获得、所保持着的那种精神上、节操上的丰采。
他告诉读者，他从自己那充满真挚温情的平民家庭中获得了“一颗多情的心”，虽然他把这视为“一生不幸的根源”，但一直以他“温柔多情”、具有真情实感而自豪；他又从“淳朴的农村生活”中得到了“不可估量的好处”，“心里豁然开朗，懂得了友情”，虽然他后来也做过不够朋友的事，但更多的时候是在友情与功利之间选择了前者，甚至为了和流浪少年巴克勒的友谊而高唱着“再见吧，都城，再见吧，宫廷、野心、虚荣心，再见吧，爱情和美人”，离开了为他提供“飞黄腾达”的机遇的古丰伯爵。
他过着贫穷的生活，却有自己丰富的精神世界。他很早就对读书“有一种罕有的兴趣”，即使是在当学徒的时候，也甘冒受惩罚的危险而坚持读书，甚至为了得到书籍而当掉了自己的衬衫和领带。他博览群书，从古希腊罗马的经典著作一直到当代的启蒙论著，从文学、历史一直到自然科学读物，长期的读书生活唤起了他“更高尚的感情”，形成了他高出于上层阶级的精神境界。
他热爱知识，有着令人敬佩的好学精神，他学习勤奋刻苦，表现出“难以置信的毅力”。在流浪中，他坚持不懈；疾病缠身时，他也没有中断；“死亡的逼近不但没有削弱我研究学问的兴趣，似乎反而更使我兴致勃勃地研究起学问来”。他为获得更多的知识，总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他的时间，劳动的时候背诵，散步的时候构思。经过长期的努力，他在数学、天文学、历史、地理、哲学和音乐等各个领域积累了广博的学识，为自己创造了作为一个思想家、一个文化巨人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他富有进取精神，学会了音乐基本理论，又进一步尝试作曲，读了伏尔泰的作品，又产生了“要学会用优雅的风格写文章的愿望”；他这样艰苦地攀登，终于达到当代文化的高峰。
他生活在充满虚荣和奢侈的社会环境中，却保持了清高的态度，把贫富置之度外，“一生中的任何时候，从没有过因为考虑贫富问题而令我心花怒放或忧心忡仲。”他比那些庸人高出许多倍，不爱慕荣华富贵，不追求显赫闻达，“在那一生难忘的坎坷不平和变化无常的遭遇中”，也“始终不变”。巴黎“一切真正富丽堂皇的情景”使他反感，他成名之后，也“不愿意在这个都市长久居住下去”，他之所以在这里居住了一个时期，“只不过是利用我的逗留来寻求怎样能够远离此地而生活下去的手段而已。”他在恶浊的社会环境中，虽不能完全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但在关键的时刻，在重大的问题上，却难能可贵地表现出高尚的节操。他因为自己“人格高尚，决不想用卑鄙手段去发财”，而抛掉了当讼棍的前程，宫廷演出他的歌舞剧《乡村卜师》时邀他出席，他故意不修边幅以示怠慢，显出“布衣”的本色，国王要接见并赐给他年金，他为了洁身自好，保持人格独立而不去接受。
他处于反动黑暗的封建统治之下，却具有“倔强豪迈以及不肯受束缚受奴役的性格”，敢于“在巴黎成为专制君主政体的反对者和坚定的共和派”。他眼见“不幸的人民遭受痛苦”，“对压迫他们的人”又充满了“不可遏制的痛恨”，他鼓吹自由，反对奴役，宣称“无论在什么事情上，约束、屈从都是我不能忍受的”。他虽然反对法国的封建专制，并且在这个国家里受到了“政府、法官、作家联合在一起的疯狂攻击”，但他对法兰西的历史文化始终怀着深厚的感情，对法兰西民族寄予了坚强的信念，深信“有一天他们会把我从苦恼的羁绊中解救出来”。
十八世纪贵族社会是一片淫靡之风，卢梭与那种寡廉鲜耻、耽于肉欲的享乐生活划清了界线。他把妇女当作一种美来加以赞赏，当作一种施以温情的对象，而不是玩弄和占有的对象。他对爱情也表示了全新的理解，他崇尚男女之间真诚深挚的情感，特别重视感情的高尚和纯洁，认为彼此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它不是基于情欲、性别、年龄、容貌，而是基于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一切，除非死亡，就绝不能丧失的那一切”，也就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