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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和平》差不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版的。头一年我把稿子交给一位叫巴斯提德的先生了，他是《世界报》的主编，而且不管我愿不愿意，他一定要把我的全部手稿都塞到那家报纸去。他是杜克洛先生的熟人，就以杜克洛先生的名义来逼我帮他充实《世界报》。他听人说起《朱丽》，就要我把它拿到他的报上发表，他又要我把《爱弥儿》也在他的报上发表，如果他对《社会契约论》听到一点风声的话，也会要我送给他的报纸发表的。最后，我被他麻烦够了，便决定把我那部《永久和平》的提要以十二个金路易的代价让了给他。我们原来约定只在他的报上发表，但是手稿一归他所有，他就觉得出单行本合适一一单行本有若干删节，都是审查官要求的。如果我把我对这书的评论也附上，那又该审查得怎样了呢？十分侥幸，我没有对巴斯提德先生谈起我那篇评论，它不在我们的合同范围之内。这篇评论现在还是手稿，同我的其他文稿在一起。万一有一天它被发表出来，人们将会看到，伏尔泰关于这一问题所开的那许多玩笑和所持的那种傲慢口吻，怎能不叫我哑然失笑！这个可怜人在他插嘴乱谈的那些政治问题上究竟见识如何，我可看得太清楚了。
正当我在社会上取得成功，在女人方面赢得宠幸的时候，我感到我在卢森堡公馆里走下坡路了，倒不是在元帅先生面前，因为他对我的盛情和友谊还仿佛在与日俱增，而是在元帅夫人面前。自从我不再有什么东西可以读给她听，她住的那套房间就不那么对我敞开了；她来到蒙莫朗西小住的时候，我虽然还相当经常地前去拜谒，但除在餐席以外就几乎见不到她了。甚至我的坐位也不再标明在她的身边了。既然她不再把这个坐位给我，既然她很少跟我说话，既然我跟她也没有多少话可说，我就宁愿坐另外一个位子，这样还比较舒服些，特别是在晚上，因此我不知不觉地就渐渐养成了坐到离元帅先生较近的地方的习惯了。
提到晚上，我记得已经说过我不在府第里用晚餐，这在我们开始认识的时候确是事实；但是，因为卢森堡先生不吃午饭，甚至在席上连坐也不坐一下，结果我在他家已经好几个月，已经很熟了，还没有跟他在一起吃过饭。承他好意，特别把这一点提出来，这就使我决定当客人不多的时候，偶尔也在那里吃顿晚饭。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因为他们吃午饭几乎就在露天，并且如俗话所说，屁股不沾凳子，而晚餐却因为作了漫长的散步回来，人们乐于利用吃饭时间来休息一下，所以吃得时间很长；又因为卢森堡先生很贪口福，所以很精美；还因为卢森堡夫人殷勤招待，所以很惬意。要不是这样解释一下，人们就很难理解卢森堡先生有一封信的结尾几句话（丙礼，第三六号），他说他回想起我们的散步，总是感到滋味无穷，特别是，他又补充说，晚上回到院里，我们看不到高车驷马的辙迹——这是因为，每天早晨有人用耙把院子里的沙耙平，扫除车辙；所以，根据沙上痕迹的多少，可以判断下午来的客人多不多。
自从我荣幸地见到这位忠厚的贵人以来，他曾遭到接二连三的丧事。一七六一年，他的不幸达到了极点：就仿佛命运给我准备的灾祸一定要从我所最依恋的、同时也最值得我依恋的人开始似的。第一年他失去了妹妹维尔罗瓦夫人；第二年失去了女儿罗拜克夫人；第三年失去了他的独生子蒙莫朗西公爵和他的孙子卢森堡伯爵，因而也就失去了他的宗支和姓氏的最后仅存的后嗣了。他以一种表面上的刚毅忍受着所有这些丧亡，但是他的心一直在暗中流血，终生不已，而他的身体也就一天天垮了下来。他的儿子的意外惨死特别使他伤心，因为国王那时刚刚恩准他的儿子，并且预许他的孙子世袭他的近卫军司令之职。而他这个最有希望的孙子，他又痛心地看到他慢慢地衰萎而亡了。这全怪做母亲的盲目信任那把药给他当饭吃的医生，结果就叫这可怜的孩子因营养不良而夭折。唉！如果人家听了我的话，祖孙二人到现在还都健在呢。母亲迷信医生，对儿子的饮食禁忌太多，关于这种过分严酷的饮食制度，我有什么话没有当面或写信对元帅先生说尽啊，又有什么意见没有向蒙莫朗西夫人提过啊！卢森堡夫人的想法倒跟我一样，但又不愿侵犯母亲的权威；卢森堡先生为人温和而软弱，绝不喜欢拂逆别人的意志。蒙莫朗西夫人把波尔德奉为神明，结果就把儿子的命送掉了。这个可怜的孩子，当他获得允许，眼布弗莱夫人到路易山向戴莱丝要点心吃，放些食物到他那长久挨饿的小胃里的时候，他是多么高兴呀！当我看到这样大的财富、这样高的门第、这样多的头衔和官爵的唯一继承人竟和乞丐一样贪婪地吞噬着一小块面包，我心里是多么嗟叹富贵尊荣的虚幻啊！然而，我说也是白说，做也是白做，医生胜利了，孩子饿死了。
同样是对江湖医生的信任，先葬送了孙子，又为祖父挖掘坟墓；这里除对医生的迷信外还加上一种讳言衰老残疾的畏怯心情。卢森堡先生本来隔一段时间就感到大脚趾有点痛，他在蒙莫朗西犯过一次，害得他失眠并且有点发烧。我大胆说了痛风这个词，卢森堡夫人还骂了我一顿。元帅先生的侍从外科医生硬说不是痛风，并且用止痛膏把患处包扎起来。不幸得很，痛真是止住了，再痛的时候，当然还是用那个曾经止过病的老办法；体质亏了，病痛厉害了，药剂也就随着加强了。卢森堡夫人最后明白了，确实是痛风，便反对这种妄想奏效的医疗。人家却瞒住她照医下去，几年之后，卢森堡先生由于自己的过失，由于他固执地要把自己医好而死了。但是不要把许多不幸的事提前说得太早吧：在这个不幸之前我还有多少其他不幸的事要说啊！
说也奇怪，凡是我所能说能做的一切，都仿佛注定要讨卢森堡夫人的不快，即使是在我最小心翼翼地要保持她的好感的时候。卢森堡先生接二连三感到的那些伤痛只能使我更加依恋他，因而也就更加依恋卢森堡夫人：因为我始终觉得他们夫妇俩是那么真诚地结合在一起，以至你对一个人的感情必然会扩及到另一个人的身上。元帅先生渐渐老了。他经常守在宫廷，因而就要时刻操心，还要不断地从猎，特别是他那司令部里公务的劳累，这一切都需要有个青年人的精力才成，而我已经看不出他有什么必要继续费那么多精力去维持他的职位。他的官职将来都要分散出去，他的家支在他死后也就要绝嗣，他的那种辛勤生活，主要的目的原是想在君主面前保持恩宠，荫及子孙的，现在还有什么继续的必要呢？有一天，只有我们三个人在一起，他诉说着宫廷生活的劳累，俨然是一副亲属凋零的人灰心丧气的样子，我就大胆跟他谈到退休问题，向他提出当年西尼阿斯给皮洛斯的那个忠告。他叹了一口气，未置可否。但是卢森堡夫人一到跟我单独见面的时候，就气势汹汹地驳斥了我这个忠告，看来我这个忠告曾使她大起恐慌。她又补充了一个我感到非常正确的理由，使我永远不重弹这个调子了；她说，宫廷生活的长期习惯已经变成一种真正的需要，甚至在这个时候，对卢森堡先生说来还是一种排遣愁绪的办法，我劝他退休，这对他不是休息，而是一种放逐，在这种放逐生活中，闲散无聊、忧愁烦闷，很快就会使他精力衰竭的。虽然她应该看出她已经使我心服口服，虽然她应该信得过我，我既然答应了不再提退休的事，就一定能说到做到，但是我觉得她始终还是不很放心；我记得就是从那时起，我跟元帅先生个别谈话的时候少了，并且差不多总是有人来打断话头。
一方面，我的笨拙和我的霉运就这样配合起来在她面前损害我，另一方面，她所常见到的而又是她所最喜爱的人们在这方面也对我没有什么帮助。特别是布弗莱神父先生，这个丰采出众的青年人，我从来就看不出他对我怀有多大好感；不但他在元帅夫人的社交圈子里是唯一不对我表示丝毫关切的人，并且我似乎觉察到，他每到蒙莫朗西来一次，我就在元帅夫人面前受到一点损失。说真的，即使他不愿意损害我，只要他在场也就够了，因为他那乖巧言行的风韵和趣味使我那严重的spropositi（愚蠢言行）显得格外触目。头两年他差不多就没有到蒙莫朗西来过；我蒙元帅夫人厚待，还勉强维持得象个样儿，但是他来得次数多一点，我就无可挽回地被压倒了。我倒很想钻到他的卵翼之下，力求使他对我友好，但是，蠢脾气使我需要博得他的欢心时反而妨碍了我，使我不能达到这个目的；我为讨他的欢心而笨拙地做出来的事，使我在元帅夫人面前彻底失宠了，而在他跟前却对我毫无益处。以他那样的颖慧，原该做什么都可以成功的；但是他既不能专心钻研，又喜欢游乐，这就只能使他在各方面都仅仅一知半解。可是，好处也就在他的一知半解很多，要在上流社会里出头露面，所需要的也只是如此而已。他的小诗做得很好，信也写得很好，西斯特尔琴也能胡乱弹几下，彩铅画也能涂几笔。他想起要给卢森堡夫人画像：这幅像可画得真吓坏人。她认为这幅像一点也不象她，这倒是事实。这个阴险的神父却偏要问我；我这个傻瓜，这个撒谎者，却说画得挺象。我原是想讨神父的好，可就讨不到元帅夫人的好了，她在她的记过簿子上又给我记上了这一笔；而神父呢，耍了我这一手之后，就嘲笑我。我也是年老才学卖乖，经过这件事以后，可就学到别再不顾自己有无此本领而妄想乱捧乱拍了。
我的才能就是对人们说些有益而逆耳的真理，并且说得相当有分量，相当有勇气；我原该以此为满足的。我生来就不会阿谀逢迎，就连赞美别人也不会，我想赞美别人时的那种笨拙劲儿比起我批评别人时的那种尖刻劲儿还更叫我吃亏。我可以在这里举出一个可怕的例子来，它的后果不但影响了我后半生的命运，也许还要决定我身后的名声。
在卢森堡夫妇来蒙莫朗西小住时期，舒瓦瑟尔先生有时也到府第里来用晚餐。有一天他来到府第，正赶上我从府第出去。他们就谈起我来了。卢森堡先生对他说了我在威尼斯跟蒙太居先生共事的那段经历。舒瓦瑟尔先生说我丢开这个职业很可借，如果我还愿意回去的话，他非常愿意为我安排。卢森堡先生把这番话对我说了，我对此特别感动，因为我还没有接受大臣宠爱的习惯；尽管我已经屡下决心，但是如果我的健康状况能容许我考虑这件事的话，我自己也不敢担保真能避免再干那种傻事。当没有任何别的激情占据我的心灵的时候，雄心壮志在我心中也只能转瞬即逝，但就是这一瞬间也足以叫我去重温旧梦了。舒瓦瑟尔先生的这番美意既然使我对他有了感情，也就加强了我对他的敬仰，因为他当大臣以来的若干措施早已使我对他的才具起了敬仰之心，特别是那个《家族协定》，我觉得这正表明他是一个第一流的政治家。他在我的思想里还占着另一个便宜，就是我一向瞧不起他的前任各大臣，就连蓬巴杜尔夫人也不例外，因为我一向是把她当作首相看待的。当谣传说她或他两人之中一定要有一个排挤掉另一个的时候，我认为祷祝舒瓦瑟尔先生的胜利就是祷祝法国的光荣。我从来都是对蓬巴杜尔夫人存有反感的，甚至远在她发迹之前，当我在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家里见到她、而她还叫埃蒂奥尔夫人的时候就是如此。从那时起，我就不满意她在狄德罗问题上的沉默，以及她在与我有关的《拉米尔的庆祝会》、《风流诗神》和《乡村卜师》等问题上的态度。歌剧《乡村卜师》，不论是哪一种收入，都没有给我带来与它的成功相应的利益；而且，在任何场合，我总发现她很不愿为我帮忙，而罗伦齐骑士还是向我建议，劝我写点东西颂扬这位贵妇人，暗示这样于我有利。这个建议使我愤慨极了，特别是因为我看得很清楚，他这个建议并非出于主动；我知道他这个人本身等于零，只是在别人的推动之下才能想点什么，做点什么。我太不懂得克制自己了，所以我对这个建议的鄙视没有能瞒得过他。我对那位宠妃缺乏好感，也瞒不过任何人；我心里十分明白，她是知道我对她没有好感的，而这一切也就把我的切身利害跟我的自然气质在我为舒瓦瑟尔先生的祝愿中结合起来了。我既对他的才具（我所知道的只是他的才具）早有敬佩之心，又对他的美意满怀感激之情，此外，我在我的隐居生活中又完全不知道他的爱好如何、生活方式如何，所以我预先就把他看成了社会大众和我自己的报仇人了。当时我正在对《社会契约论》作最后的修改，就在这部书里把我对前几任大臣的想法和对超轶前人的现任大臣的想法只用一句话表示了出来。这一次我可就违反了我所最信守不违的箴言了；而且，我当时就没想到，当你要在同一篇文章里强烈地称颂或谴责，而又不指出人名的时候，你就必须使你的称颂之词切合你所称颂的对象，使最多疑善忌的人也不能从中看出任何模棱两可之处。在这一点上，我当时太糊涂了，认为绝对没有问题，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人误解。过一会儿大家就可以看到我究竟是对还是不对了。
我的霉运之一是总跟一些女作家打交道。我以为至少在大人物之中，我总可以避免这个霉运了。其实不然：霉运仍然钉住我。卢森堡夫人，据我所知，是从来没有这种毛病的。但是布弗莱伯爵夫人却有这种毛病，她写了一个散文悲剧，先在孔蒂亲王先生的社交圈子里朗读、传诵和吹嘘过，有这么多的赞赏她还不满足，还要问问我的意见，想得到我的赞赏。我的赞赏她是得到了，可是温和得很，恰如作品所应该获得的那样。此外，我还觉得不能不向她提出一个意见，就是她那个叫做《豪迈的奴隶》的剧本跟一个英国剧本很相似，这个剧本不很知名，可是译出来了，题为《奥罗诺哥》。布弗莱夫人谢谢我的意见，一面却又向我保证说，她的剧本和另外那一个毫无相似之处。这个剽窃，我除对她一人说过以外，从来没有对任何别人谈过，而我之所以告诉她，也只是尽了她强使我尽的责任罢了；从那时起我就时常想到吉尔·布拉斯在讲道的大主教面前尽责的那种后果。
不单是布弗莱神父——他根本就不喜欢我，不单是布弗莱夫人——我在她面前犯了女人和作家都永远不能原谅的错误，我总觉得元帅夫人的所有其他朋友也都不很愿意跟我交朋友。其中就有埃诺议长，他加入作家队伍后就免不了有作家的毛病，也有迪德芳夫人和莱斯彼纳斯小姐，他们俩都跟伏尔泰相交甚厚，又是达朗贝的密友，后者甚至到最后就跟达朗贝同居了——当然罗，他们住在一起都是极规矩的，极冠冕堂皇的，根本不可能作别样的解释。最初我曾十分关切迪德芳夫人，因为她双目失明，在我的眼光里就成了同情的对象。但是她的生活方式跟我的太相反了，差不多一个人的起床时间就是另一个人的就寝时间。她对小有才气的人又那么无限度地热爱，随便出版一本破烂货，也当作了不起的大事或捧或骂。她说话就是圣旨，说得又那么专断，那么粗暴；不论对什么事，赞成也好，反对也好，都那么执着，谈起来总是青筋暴涨，浑身抽搐。她那不可思议的成见，那不可克制的固执，那感情用事的论断的顽固性所产生的毫无道理的热忱——所有这一切不久就使我生厌了，不想再照顾她了。我疏远了她，她也觉察到了这一点：这就够叫她怒不可遏。虽然我清楚地感觉到，一个有这样性格的女人是多么可怕，但是我还是宁愿挨她的仇恨的大棒，也不愿遭她的友谊的灾殃。
我在卢森堡夫人的社交圈子中这样孤立无援还不够，又在她的家里结了仇敌。这个仇敌，只有一个，可是，就我今天所处的境况而言，这一个就抵得上一百个了。这个仇敌当然不是她的兄弟维尔罗瓦公爵先生，他不但曾来看我，并且还多次邀我到维尔罗瓦吉；由于我回答得极为礼貌，他就把这种含糊的答复当作同意，因而邀请卢森堡先生和夫人去小住半个月，并且向我提出跟他们同行。当时我的健康状况所需要的照料不容许我出去走动而不发生危险，所以我就请卢森堡先生烦神代我谢绝了。人们从他的复信（丁札，第三号）里就可以看出他是极其恳切殷勤的，维尔罗瓦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