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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加拿大经济模型的整合工作。此一专案后来在加拿大持续了很长时间，造就了一个在加拿大学术界相当活跃的团体，至今规模仍在不断扩大中。
到欧洲各地的经济与计量经济研究中心造访考察，也算是我的教育的一部分。我从中对世局有更深刻的了解，但是更吸引我的仍是这些主题在美国的蓬勃发展。至于亲眼目睹欧洲从战后的瓦砾中重建，也是相当可贵的经验，并开启了许多迄今仍活跃的专业交流。这些对我个人的学术生涯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冲击。
大战之前，英国的剑桥及伦敦可以说是影响世界经济思潮的重镇，来自全球各地的人士齐聚那里进行研究。美国则是急起直追，但直到1946年以后，才取而代之，而各国学者也就纷纷来到美国。事实上，许多其他研究领域也是由美国执世界之牛耳，这种现象40年来一直没有太大的改变。
在海外历练的那一年，我有机会接触到正宗凯恩斯学派的学者，也就是曾与凯恩斯共事的剑桥学者。我和凯恩斯素昧谋面，但是透过卡恩（Kahn）、罗宾逊夫人以及斯拉法（Pierro Sraffa），使我对剑桥学者的思想有深入的认知。我同时也见到了卡尔多与斯通（Stone）等重要学者。有趣的是，当年我的老师萨缪尔森尚未到过剑桥，但对这些学者却如数家珍。剑桥的人也曾向我提过此事。
我第一次造访欧洲，刚好是萨缪尔森初访欧洲之前的几个月，我们在他行程的第一站挪威会面。在海外的一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挪威，跟着奥斯陆大学的教授弗里希（Frisch，1969年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学习。当时，萨缪尔森刚出版《经济学》一书，受到热烈的佳评。他在欧洲各地访问之际，我也刚好结束了在欧洲一年的研究。
凯恩斯体系中涉及一个问题，即财富对储蓄的影响。这在总体经济学的文献里，就是所谓的庇古效果（Pigou Effect），但实质上庇古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主要是从流动资产（Liquid Assets）而非总财富的观点来考察。当时战争刚结束，民众手上都握有为数不少的流动资产（特别是储蓄公债），所以这是一个相当普遍也极为重要的课题，值得深入探究。
〉〉〉接触调查研究方法
我从欧洲返回美国之后，加入由伯恩斯（Arthur Burns）所领导的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在那里，我先是从事铁路部门生产函数的预估工作，一年后，参加了局里与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Survey Research Center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合作的一项专案计划，利用消费者财务调查的资料，以进一步了解储蓄行为，尤其是庇古效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经济研究新趋势，其中之一就是我所从事的计量经济学，特别是总体计量经济学俨然成为主流。至于调查研究方法，则在战时蓬勃发展，用来协助政府规划民间活动而提升战斗力。其中一个主要的团体设于农业部之内，除了和学术界建立联系，并在安娜堡（Ann Arbor）密歇根大学成立了社会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我和这些统计学的工作团队共事愉快，而他们跨学科的研究态度，也令我耳目一新。我从中学到许多经济学与心理学、社会学还有其他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调查研究中心，我学到了许多家庭行为（Household Behavior）的知识，以及相关的测量技巧。该项工作是利用人口抽样的方法，每一项研究的人有数千个。这些研究让我进入了处理大规模资料的领域，借助打孔卡片及电子处理机械来完成工作。电脑在当时已问世，只是几乎还未用到经济及社会问题的处理上。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3）
我到密歇根大学之后，教了一点计量经济学，而关心的重点仍在调查研究方面。后来，我接到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赞助的经费，因为他们当时基于税负的考虑，有大笔款项可捐给一些大学。经济系的人对如何运用突然收到的经费，还真有点不知所措。于是，我创办了数量经济研究小组，把一些研究所的学生组合起来，重回建立计量经济模型的本行——再度展开原先在考列斯委员会的工作。
〉〉〉建立美国经济模型
其中一位研究生叫戈德伯格（Arthur Goldberger），我们两人合作完成了一套新的美国经济模型，称为克莱因…戈德伯格模型（Klein…Goldberger model）。我们将在考列斯委员会建构的模型加以补充及修正，并导入一些调查研究的发现，用以定期从事经济预测。
由克拉克（Colin Clark）这位来自澳大利亚大胆的统计经济学家之赐，把我们的研究成果推向高峰。他在极有影响力的《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全球版周刊上撰文指出，朝鲜战争期间逐渐下滑的经济，可能会导致大规模的衰退。他甚至吓唬大家，我们会遭遇最可怕的经济事件——由于经济情势持续盘旋衰退，终将重演1929年的全面崩溃。
我在重新检视我们的模型对1953年至1954年经济的预测后，得到的结论是，情况不至再像1929年一样。于是，我和戈德伯格合写了一篇文章寄给该报，很高兴除了文章大幅刊登出来，还配上一幅劳氏漫书（Low Carton）。
克莱因…戈德伯格模型相关估计的运算，当年只有片段零碎地利用到电脑。为了模型求解的问题，我们可能要花上一二天，借助桌上型计算机以人工计算。密歇根装设了一组大型的数位电脑，我们也开始进行模型自动求解——也可称之为模拟。但是直到我离开密歇根大学之前，还没有什么具体的成果。
在麦卡锡（McCarthy）主义高涨的年代，我离开了密歇根来到平静而崇尚学术自由的牛津，在统计研究所（Institute of Statistics）任职，仿效密歇根的调查形式进行英国的储蓄调查。在牛津期间，我又回到模型建构的本行，对象是整个英国。在这里，我认识了日后相交达二十五年的好友博尔（James Ball）爵士，他曾在牛津上过我讲授的计量经济学，并和我一起发展牛津模型。牛津大学在进一步运用电脑于数量运算上，虽然略有进展，不过还是无法为模型求解。
〉〉〉加入宾夕法尼亚大学
1958年我回到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担任教授一职。这里的校长、行政主管及各学院院长，均对学术自由这项严肃课题持尊重的态度，令我深感敬佩。从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及华顿学院（Wharton School）展开教职开始，我又再度投身建构美国经济模型的工作，这次采取的是季度资料。因为有了英国及密歇根的经验，我开始导入一些预期（Expectations）的概念。这就是一系列华顿模型的滥觞。
华顿模型改以季度为时间单位，重视短期景气循环的变动，运用了更多预期调查的资料，同时所有会计科目都以当期价格来表示。特别是最后一项的改变，修正了克莱因…戈德伯格旧模型的缺点。新模型的第一版是用来预估美国的经济，预估的结果送交肯尼迪政府中的经济学者参考，当时他们对我们的乐观预估——经济将从1960到1961年衰退的情况复生，还表示不敢置信。几年后，我的注意力又移转到更新的方法，也不再对第一版的模型做任何的修正。但是我把完整的档案，包括资料列表及方程式，还有一位受过训练的助理人员，全都移交给商务部（Department of merce），因为他们之前曾要求协助模型建构的工作。这些资料再加上其他宾夕法尼亚大学一些相关的博士论文，终于形成了今天所谓的商务部企业经济研究室（Office of Business Economics）模型，简称OBE模型。此一模型发展出自己独特之处，也是众多美国经济模型中相当杰出的一个，但其根源则是第一版的华顿模型。
在这个阶段，我进入两个研究方向，两者都对我个人专业领域的发展产生根本性的影响。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之下的经济稳定研究小组（The mittee on Economic Stability）在1959年计划发展一个扩大的短期预测模型，我是该项专案计划的主要调查人之一，同时负责设计一套团队合作的方式来建立模型，也就是针对经济体系的每个部门各指定一位负责的专家。我和指导委员会其他成员，则负责将个别部分塑造一个整体。我们在个别部分可以说都网罗到最佳人才，而且整体的运作也非常顺畅。但这个研究组合真正的成就，可归纳为以下四点：①我们借助联邦储备（Federal Reserve）的专才，建立了完整的货币部门，成为在许多后续模型中占重要地位的货币部门的前身，也弥补了克莱因…戈德伯格模型的缺点；②提出不同产业间流动的投入－产出部门，并与最终需求与所得决定的传统总体模型相互联系；③成立资料库（Databank），有系统地记录系统内使用的所有资料；④采取自动化的运算，特别是在大型非直线性动态方程式系统的求解上有重大的突破。这项联合专案研究，还有其他突出的特色，都记录在三册的专案报告里头。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4）
〉〉〉预测模型精益求精
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开始这项合作计划后不久，整个计划又转到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所以后来即以布鲁金斯模型为名。在筹划这个大型合作案时，对于专案的进度、发展及应用，我们曾咨询许多参与的专家，而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资料运算部分。在电脑方面出力的有宾夕法尼亚大学人员（我们学校一批极富原创力的年轻博士候选人为计量经济设计不少第一代的电脑程序，给研究工作相当大的益）、布鲁金斯研究所人员以及麻省理工学院人员。宾夕法尼亚大学方面由我设计了一组繁复的互除法（Algorithm）运算，而麻省理工学院的顾（E．Kuh）教授对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弗洛姆（G．Fromm）的建议，则提供了重要的联系网络。他们两位就高斯重复计算法（Gauss Iteration Methods）的发现交换意见，我们则在费城进行检定与测验，并很快地将这些方法转化成为处理大型动态系统的世界标准。从早期在密歇根开始使用电脑时，模型模拟（Model Simulation）就是有效应用模型的一大障碍，然而一旦了解其中的基本原则，我们乃至以后的世代就能够有效驾驭电脑。
在提出第一代华顿模型之后，除了社会科学委员会——布鲁金斯模型之外，我的第二项研究方向是发展一套用途完全不同的模型，供商业预测之用。我曾由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取得小笔经费，来建构第一代的华顿模型。后来，我们在华顿学院成立了一个以数量方法来从事经济研究的单位，其财源则是来自福特基金会及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但是，我知道这种补助性财源只是暂时的，到60年代中期就会用完。
〉〉〉与企业界的合作
就在同一时间，几家大公司分别和我联系，希望我能够协助他们的经济研究部门建构计量经济模型。因此，我就向五家重要企业提出建议，由我们在华顿学院为他们建构一套模型并提供预测，而他们则以赞助我们计量经济的研究计划作为回馈。
埃文斯（Michael Evans）在1963年加入宾夕法尼亚大学，也参与我们与民间合作的新预测小组。他带来在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博士论文中所发展的另一套模型。一开始，我们有两套预测数字，一个是来自他的模型，另一个则是来自原来的华顿模型。不久之后，二者整合为一合并模型，也成为华顿系列出版品的第一种。
华顿计量经济预测组（Wharton Econometric Forecasting Unit）不断成长茁壮，1963年开始时只有五位成员，到1969年已经扩大为独立的非营利法人机构（完全隶属于宾夕法尼亚大学）。1980年时卖给一家出版公司，接着在1983年为一家法国的电脑公司购入。1969年以后，资料资源公司（Data Resources，Inc．）与大通计量经济（Chase Econometrics）两家公司也开始从事商业的预测工作，一项全新的行业就此诞生。目前，已经有许多竞争厂商投入这一行，整个产业的年营业额达数亿美元。
随着新研究中心的成立，模型与支援系统也不断增加，原有的布鲁金斯模型专案也就自然而然告一段落。它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取而代之的是不断扩大的商业化模型建构系统以及一些新的学术活动。
〉〉〉与时俱进的电脑应用
到了60年代，电脑总算能够有效地运用于计量经济学上；电脑最初只用在科学、工程及大规模的资料处理（如人口普查）上。以往在考列斯委员会的期间，所有我们曾构思的计量经济学的复杂计算问题，至此都迎刃而解。我和我的学生以及IBM电脑公司的研究员，花了相当多的时间研究与最大可能性（Maximum Likelihood）相关的非线性问题及其他的统计预估方法，也同时大幅改进了源自布鲁金斯模型研究过程中的模拟技巧。我们有两项创新的发展，使得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更向前跨了一步：其一是以国民所得会计的标准格式来呈现资料，以便于计量经济分析者的了解；其二是使用分时（Time Sharing）的方法。资料资源公司针对资料库以及分时系统的改善，就便利使用者操作上固然成就斐然，但早在该公司成立之前，华顿学院的工作团队就已经有了分时设施。电脑的真正发展是在60年代，而在接下来的十年开花结果，为全世界广大的研究人员及学者普遍使用。
电脑的标准用途是在资料管理、统计推论、应用（主要是模拟）以及以易于理解的表格与图形来呈现研究结果等，但除此之外，早在50年代末期，许多艰深的研究技巧即已开始发展。这些技巧根据推测模拟（Stochastic Simulations），涉及了适当抽取的随机误差（Random Errors）对动态模型之解的干扰。开这方面研究先河的，其一是阿德尔曼（Irma Adelman）对克莱因…戈德伯格模型动态特性研究；另一是源自瓦格纳（Harvey Wagner）为建构蒙地卡罗实验（Monte Carlo Experiments）而测量计量经济学的统计方法。
华顿学院的团队并不是头一个使用这些方法的人，但我们却在使用过程中，对自己模型体系具有的周期性与统计推论上的各种特性，有更深入的了解。原先对布鲁金斯模型所做的某些大规模的推测模拟，提升了以电脑为基础的实验技巧，我们也从中引用了相当丰富的资讯。经过多方的努力，我们得以了解大规模模型的各类反应特性——如乘数、对参数改变的敏感度以及系统的长期趋势等。华顿团队全面透过电脑来从事大型模型的操作运算，可以对一些重大事件——如尼克松总统的新经济政策、石油禁运以及伊朗君主政府被推翻——做出迅速而有参考价值的反应。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5）
〉〉〉与他国的合作
我在宾夕法尼亚这一段不算短的时间里头，除了致力于华顿模型的建构及其在各种经济预测与总体经济分析的应用之外，也策划执行了一些相关活动。就在抵达宾夕法尼亚不久，我即和森岛道雄（Michio Morishima）及市村真一（Shinichi Ichimura）两位日本教授共同参与一项新的计划，这两位教授是我在英国及美国分别结识的。我们三个人共同创办了一本新的学术期刊，名为《国际经济评论》（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该刊的基本目标有二：一是促成当代（英美）经济学在日本的发展，二是分解《计量经济期刊》的负担，消化它大量积压的未刊论文。回顾这项努力，我认为，虽然当代经济学在日本的发展属必须的趋势，但我们在协助其转型上还是有所贡献。不过在野解《计量经济期刊》的压力上，充其量只收到短暂的效果，由于论文数量呈现爆炸与新期刊不断创立，我们也参与了许多其他的新期刊。但无论如何，《国际经济评论》在持续二十五年之后，目前仍然在日本大阪大学与宾夕法尼亚大学两校的合作下继续发行，并且可以自给自足。创办之初的那几年，便宜的日本印刷、精美的纸张以及来自关西经济联合会（Kansai Economic Federation）的赞助，都有助该刊的出版。虽然上述的各项有利因素已不复存在，但是该刊仍然体质健全地生存着。
由于此刊的创办以及其他的人际关系，使我有机会在1960年初访问日本，以后也陆续去了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