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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分别由于机器生产和民主的个人主义，有两种典型的建筑式样：一方面是带烟囱的工厂，另一方面是一排排工人阶级家庭居住的小屋。工厂代表工业化带来的经济组织，小屋代表社会的分散性，这是个人主义的人们的理想。在地租昂贵的地方，却建造巨大的建筑物，它们只是一种建筑的而不是社会的统一性；它们都是些办公室、公寓和旅店的街区，其中的居民不能形成像一所寺院里僧侣们那样的群体，而是尽可能地力图保持自己的独立。在英国，在地价不太高的地方，一户一房的原则一直保持着。当人们乘坐火车行近伦敦成任何一个北方大城市的时候，经过的尽是布满这等住房的无尽头的街道，这儿每座房屋就是个人生活的中心。公共生活根据各地方的特点，由办公室、工厂或矿山设置。家庭以外的社交生活，如果建筑上能提供这种可能，全是经济性的，非经济性的社会交往只能求之于家庭里进行，或者干脆没有。倘若一代人的社会理想可由其建筑的审美质量上判断出来，那最近的100年代表了人类触及的最低点。
在工厂和一排排小屋之间，表明现代生活一种奇怪的不协调。当生产逐渐变得关系到大规模社会群体的时候，我们对政治和经济领域以外的每件事总的看法，却有越来越个人化的倾向。不但在艺术和文化上如此，这里崇拜自我表现导致对每一种传统和墨守成规的反抗，而且——也许是对过度拥挤的反作用——也反映在普通男子与许多普通妇女的日常生活中。必须有社会生活，这就产生了行业的组织；但在家里，每个家庭只求独处，“保证自我”c 妇女们说，她们的丈夫则乐意她们坐守家中，等待一家之主的归来。妻子们能够承受这些感情，甚至愿意要单独的小房子，单独的小厨房，单独做辛苦的家务，当孩子离开学校后照顾好他们。工作是艰辛的，生活是单调的，妇女在自己的屋里简直像个囚犯。然而，无论这一切使得她的神经紧张，她宁愿过一种更为社会化的生活，因为分离孤单需奉献她的自尊。
选择这一建筑形式是和妇女的状况相关联的。尽管倡导男女平等和妇女的选举权，妻子的地位，在工薪阶层中，较之过去一直没有什么变更。妻子仍然依靠她丈夫的收入，虽努力工作，仍无工资可得。作为家庭主妇，她喜欢有个家来操持。想有施展个人创造精神的空间，这是人之常情，对她来说，除了在居家之中，别无出路。从丈夫这方面来说，则非常乐意看到他的妻子为他工作，在经济上依赖他。况且，他的妻子和他的屋子更能使他喜好财产的本性得以满足，其他不同形式的建筑是不可能实现这一点的。由于夫妇间的独占意识，丈夫与妻子即便任何时候都希望过一种更广泛的社会生活，可是每人又都乐于看到对方最好没有接触异性的机会，以免出现“第三者”。为此，尽管他们的生活面狭窄，妇女不必要地勤劳终日，谁也不奢望有其社会生存不同的组织形式。
如果婚后妇女一无例外地走出家门，工作谋生，这是一条准则的话，所有这些会有所变化。在职业阶层中，已有不少独立工作去挣钱的已婚妇女，一些大城镇提供了方便，使她们得到想要的东西。这类妇女需要的是服务型的公寓或是一个公共厨房，以解饮食之忧，还需一个托儿所，在上班时间内照看孩子们。从传统的观点看，人们认为一个必需在外工作的已婚妇女是会很悔恨的，工作一天结束回来，如还有许多家庭主妇所要做的工作等着她做j她很可能严重过度工作。但是如果能有建筑上的合适形式，妇女们可从大部分的家务和照顾孩子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对她们自己、她们的丈夫和孩子都有好处。由此看来，职业工作代替妻子和母亲的传统义务，一定受益无穷。每一个旧式妻子的丈夫，用一个星期去试试接替他妻子的事务，对此一定会深信不疑。
妻子以工资为生的工作决不是现代型的，因为它是不计酬报的，但事实上其中许多部分是不必要的，其余的大部分可分配给不同的专业人员。但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应对建筑进行变革。问题在于确保具有和中世纪寺院同样共有化的有利条件，但不是独身生活；那就是说，必须有设施来满足孩子们的需要。
每一个工人阶级的家庭都是自给自足，无论是一座单独房屋的形式还是一幢公寓大楼中几个房间的形式，在目前这样的制度下，让我们首先考虑一下不必要的不利之处吧。
最严重的弊端落在孩子们的身上。在学龄前，他们得到的阳光和空气少得可怜；他们的食物是由一个贫穷、无知、忙碌的母亲供应的，她无法给成人做一种饭菜，而给孩子们做另一种饭菜；当孩子们的母亲做饭与做家务时，他们常常妨碍她，结果使她厌烦之极，把孩子们挨打一顿，也许随后再拖拖哄哄他们；他们从没有自由、空间、环境，在其中他们的自然活动是无害的。这些状况，综合起来，很容易使他们生佝偻病、神经过敏、感情压抑。
作为母亲的弊端也是极为严重的。她不得不把保姆、厨师和女仆的事务集于一身，而其中任何一种她都未受过训练；做起这些事情她几乎不可避免地很笨拙；她总是精疲力尽，孩子们对她是一个烦忧而不是快乐的源泉；她的丈夫停下了工作，就无所事事，可她从来没有空闲；结果，几乎不可避免地，地变得容易发怒，心胸狭窄、满暖妒忌。
对男人来说，不利的情况较少，因为他较少在家。但当他在家的时候，他不大可能会欣赏妻子的牢骚和孩子们的恶行；很可能，当他应该责难建筑的时候而责怪起他的妻子来，晦气的后果则随着他祖鲁的程度而异。
当然，我并不是说会普遍发生这类事情，但我要说，当不发生的时候，在母亲身上必需有异常份量的自我约束、智慧和体力。很显然，一种要求人类罕见品质的制度只能在罕见的情况中才能出现。这样一种制度的弊病，不能因在少数的事例中未曾出现而不予承认c
一下子要解决这些麻烦，唯一需要的就是把共有化的因素引入建筑中去。单独的小屋，每幢楼有自己厨房的公寓都应拆除。在原地再建造一座座高楼，这些建筑群围着一个四方的中央广场，南部一侧要低些，让阳光照进来。要有一个公共的厨房，一个宽敞的食堂，还有供娱乐、集会及放映电影的礼堂。中央广场应有一所托儿所，建筑方式应考虑不让孩子们容易受伤害或碰伤易碎的物件：不要有台阶，不要有明火，不要有触摸得到的生火炉子c盆子、杯子和碟子应以不碎的材料做成，一般来说，应最大限度地避免那些需要向孩子们说“不行”的东西。天气好，托儿所应在室外活动；天气坏，除非天气最糟的时候，应在一边透进空气的房间里。孩子们的餐饮应在托儿所里，既便宜，又比他们的母亲做的更有营养。从他们断奶后直到入学前，早饭一直吃到最后一餐后，应该都在托儿所里，在那里，他们有自己娱乐的机会，但要有最小量的管理以保证他们的安全。
孩子们的收获会是巨大的。空气、阳光、空间和美食有益于他们的健康；大多数靠工资谋生的人，早年时通常是在大人们的牢骚和禁斥声中生活的，现在孩子们自由了，从这样的气氛中逃脱出来，这对他们的性格很有益处。自由活动，对一个幼童来说，只允许在一个特殊构造的环境中安全地开展，这在托儿所里几乎不受限制，最终冒险精神和体力训练能自然地得到发展，就像小动物那样。经常禁止小孩的活动是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不知足和胆小怕事的很源，但只要他们生活在成人的环境中，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所以，托儿所既有益于他们的性格，也有益于他们的健康。
对妇女来说，同样有着巨大的有利条件。等到她们的孩子断奶，她们可以全日地把孩子托付给在照料幼孩上经过专业训练的妇女。她们不会有买菜、做菜以及洗刷的事务。像她们的丈夫那样：她们早上出外工作，晚上回到家里；她们有工作的时候，也有闲暇的时辰，不必忙个不停。她们可以在清早和晚间看到她们的孩子，一日不见，分外亲切，而不是整日地伤透脑筋。母亲和孩子们整天在一起，很难有多余的精力再和他们玩耍；一般来说，父亲和孩子们玩耍的时间要比母亲多得多。假如孩子一刻不停地纠缠着大人，即使是最疼爱孩子的大人，也会感到厌倦。但是母亲和孩子一天分开，晚上相聚，比整天厮守在一起要亲热得多。孩子们身体上是疲劳的，但精神上是平静的，在托儿所受到妇女们同等的照顾后，他们将更喜爱母亲的爱抚。家庭生活中留存着美好的东西，烦恼和有伤感情的事却没有了。
男人和妇女同样可逃脱在狭小难堪的房屋的限制，进入宽大的、建筑上可能和大学礼堂一样华美的公共房间。美丽和空间不再是富人们的特权。由于关闭在斗室中而产生的家庭纠葛常常使家庭生活难以维持，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了c
所有这些都是建筑变革的结果。
一百多年前，罗伯特·欧文的“合作四合房”遭到很多人的讥笑，而它是让雇佣劳动者获得团体生活之有利条件的尝试。虽然在那种极度贫困的时代，这一设想似乎太早，但其中许多部分现在看来，倒是可行和合乎需要的。在新拉纳克，他自己可以根据非常开明的原则建立一个托儿所。然而那里的特殊环境使他被误导了，把他的“四合房”看作生产单位，而不是仅仅居住的场所。工业化的潮流从一开始就太看重生产，而忽视消费和日常生活；这是强调利润的后果，它只和生产挂钩。其结果就是。工厂日益科学化、分工走向最大限度的极点，而家庭依旧是非科学化的，把最零散的劳动堆积到超负荷的母亲头上。这是谋利动机至高无上的自然结果；而最杂乱。最无组织、根本不能让人满意的人类活动部门就是那些从中得不到经济利润的部门。
可是，必须承认，对于我一直在提议的这种建筑变革，最有力的阻碍来自雇佣劳动者自身的心理。尽管吵闹喧嚷，人们总是喜欢其“家”安全独立，在这里，他们的自尊心和占有欲才能满足。独身的共有化的生活，像在寺院里面，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婚姻和家庭才导致孤立的本性。我不认为独家烹饪，除非在个别场合使用煤气灶外，在满足这种本性方面是确实必要的；我相信一间备有自己家具的个人房间，对于习惯于此的人们已经足矣。但要改变积司总是困难的。然而，妇女对于独立的愿望可能逐渐引导她们走出家门去谋生。这样，反过来可能使我们去考虑这样一种制度，对于她们看来是合乎需求的。目前，男女平等主义在雇佣劳动者阶层的妇女中间，仍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但如不是法西斯的劣行，它是可能得以增强的。也许到时候这种动机可以导致妇女偏好共有化的烹饪和托儿所。期待变革的愿望不是来自男子。靠工资生存的男子，即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很少能看到他们妻子地位改变的必要性。
当失业仍是一种严重的祸害，当不了解经济原则仍普遍存留的时候，已婚妇女的就业当然会遭到反对，好像就是她们抢走了那些失业者的饭碗。由此，已婚妇女的问题和失业问题联系起来，如没有非常发达的社会主义，这或许是很难解决的。不过，无论如何，我一直加以倡导的“合作四合房”的建造必将到来，大规模地、而且作为巨大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因为单纯的利润动机决不能使其实现。从而，只要对于利润的欲望支配着经济活动，孩子们的健康和品质以及主妇们的神经仍需深受其苦，这种动机使得有些事情可以做到，有些则不能；在无法做到的事情中间，就有工薪阶层的妻子和子女的福利，再有——看上去似乎是更像乌托邦式的——美化郊区。但尽管我们认为郊区的丑陋是理所当然，犹如3月的风和11月的雾那样，事实上，它并不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如果它们由市政的而不是私人的企业建设，有预先设计的街道，在大学院落那样的房屋，它们再不能赏心悦目就没有理由。丑陋，与烦恼和贫困一样，是我们变成私人利润动机的奴隶所付出的一部份代价。四、现代迈迪斯
从小就阅读霍桑《丹格伍德童话》的人，对于迈达斯王和“点金术”的故事都是熟悉的。这位国王，由于爱金成性，天神就赐给他一种物质，凡他手触之物，立刻变为黄金。起先，他是快乐无比，但当他发现他想要吃的东西，还未吞进嘴里，就变成坚硬的金块，他就开始为之犯愁了；而当他吻他女儿的一刻，女儿顿时僵然不动，他也目瞪口呆，于是他哀求天神收回这一赐予。从此，他认识到黄金并非唯一有价值的东西。
这是个简单的故事。但人们发现，要吸取其中教训，实是难乎其难。当西班牙人在16世纪攫取秘鲁黄金的时候，他们认为有必要把黄金保留在自己手里，就设置种种障碍，阻止这种贵金属的出口。结果是，只在西班牙整个国土内提高黄金价格，而在实物方面并未使西班牙比以前变得更加富裕。一个人的自尊也许可以得到满足，如果他觉得较以前有双倍的的钱，但假如一块钱只能购买以前所能买到的一半的实物，那么这种利益完全是抽象的，并无法让他拥有更多的食物、饮食或者更好的房屋或者任何其他实质性好处。英国人和荷兰人的实力比不上西班牙人，只能满足于今日的美国东部，这是一个为人轻视的地区，因为这里没有黄金。但作为一处财富之源，这一地区证明比新世界出产黄金的地方是不可限度地丰饶，在伊丽莎白时代，所有国家都曾趋之若鹜。
作为历史事实，这已是常识，可一旦应用到目前各种问题上，各国政府不免糊涂起来。常常把经济问题看颠倒了，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厉害。从这方面看，战争结束时发生的事情，其荒谬程度，真让人难以相信各国政府中的要员不是从疯人院里出来的。他们要惩罚德国，而历来习惯的方式就是索取赔偿。因此，他们便要索取赔偿，这也未尝不可。但他们要德国付出的数额比德国所有的黄金，或者说全世界所有的黄金都要大得多。为此，毫无疑问，德国人除了以实物偿付外，别无他法：他们只能拿出实物，否则什么也没有。
在这时候，政府突然想到他们有这样的惯例：以一国的出口超过进口来衡量国家的繁荣。一国出口多于进口，这是贸易顺差，否则就是逆差。但若向德国索要的赔偿黄金超过它的支付能力，他们断定是德国和协约国在贸易上会有顺差，而协约国则是逆差。他们发现这会刺激德国的出口贸易，无意间替它做了一件美事，这使他们大吃一惊。对于这个一般的主张，还有其他更为专门的理由。德国能生产的东西，没有一样是协约国不能生产的，况且德国竞争的威胁到处为人所不满。英国人不要德国的煤，因为他们自己的煤矿工业很不景气。法国人不要德国的钢铁制品，因为他们有新近获得的洛林矿砂，可增加自己的钢铁产量，等等。所以，协约国在决心要德国赔偿以此来惩罚时，同样做出决定，不让以某种特定的方式付赔。
对于这种难堪的局面，他们竟想出了一个错乱的解决办法。他们决定借给德国它所需付出的全部款项。结果协约国是这么说的：“我们不能让你免除赔偿，因为那是对你邪恶的一种公正的处罚；另一方面，我们不能让你赔付，因为这会毁坏我们的工业；为此我们愿意借给你钱，你以后要归还全部贷款。这样，维持了原则，却无损于我们自身。至于你们的损害，我们希望那是日后的事了。”
然而，显而易见，这只能是援兵之计。借款给德国的贷方需要他们的利息，而关于付息一事，与偿付赔款一样，同样遇到了两难。德国人木能以黄金付息，而协约国不希望他们以实物来偿付。因此又不得不借给他们付息的钱。显然，人们迟早会厌倦这种游戏的。当人们把钱借给一个国家，因一无所获而感到厌倦时，这个国家的信誉也就可想而知了。到此境地，对于应得的款项，人们开始索要实际的支付了。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对于德国人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于是破产接二连三，首先起于德国，然后是破产的德国人的层层债主。结果是大规模的萧条、苦难、饥饿、毁灭，以至一系列世人遭受的灾祸。
我并不是说德国的赔偿是我们诸多困境的唯一原因。协约国欠美国的债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