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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运作经费的一半都用于支付教职员工的工资，为了减少工资支出，学校领导层已经达成共识，所有教授和较高级别的行政人员都不会有每年随通胀而增长的加薪，这会节省两千多万美元的开支；并且创建“提前退休计划”（early retirement plan），鼓励55岁以上的行政人员提前退休。
如果他们选择这一计划，校方会弥补他们由于提前退休而带来的退休金（Social Security）损失，并提供七年的健康保险，直到他们62岁以后可以享有社会健康保险（Medicare）。据估计，大约有1600名行政人员符合提前退休标准，但多少人会选择参加这项计划还不得而知。与此同时，教师的聘用不受影响，目前有50多个教师空位仍然在招人。
助学金依然增长
福斯特坚持前校长萨默斯制定的助学金政策，确保优秀的学生无论家庭经济条件如何都可以上哈佛大学。她说，2004年以来，哈佛本科生助学金的总量已经增长了1倍。今年本科生招生办公室收到2。9万多封申请信，是申请人数最多的一年，要从中挑选1650人非常不易（比例接近18：1）。
最后，福斯特回到学校的宗旨：在危机中做艰难取舍选择的同时，我们不应忘记自己对社会更大的责任，我们要通过教育和辩论让每个人都做出明智的选择。她还引用公共卫生学院新院长Julio Frenk的话说，我们要尽量使思想的力量（power of ideas）在领导的思想（ideas of power）面前发挥最大的作用。
同一期校报的另一则消息说，大学本科学费明年增长3。5％；到33696美元。一个本科生一年的学费、食宿加杂费，总共是48868美元。与此同时，助学金总量增长18％到1。47亿美元。文理学院院长史密斯（Michael D。 Smith）重申，哈佛大学对各种经济背景的学生都是敞开的。实际上，这策略是一种在价格方面的区别对待（price discrimination）：费用涨，助学金涨意味着那些有能力的家庭必须交纳更高昂的学杂费。
让人人都有平等地接受受良好高等教育的机会，这一思想并非始于萨默斯。1933年成为哈佛校长的James Conant也憧憬没有特权阶层的、完全民主的社会；人们可以通过努力和才干改变命运，从社会下层到上层；也可以因为懒惰和挥霍从社会上层到下层。他在上任后的第一份年报中说，任何人，无论他腰缠万贯，还是一贫如洗，无论他是波士顿人，还是旧金山人，只要他有才华，就应该能够到哈佛受教育。
经济系难题
哈佛大学的确有它优秀的一面，但每年将近5万美元的学杂费，18：1的录取比例下，教学质量又如何呢？2月17日，学生主办的报纸The Crimson发表评论员文章，指责经济系在经费紧缩的情况下，取消大三年级的小型研讨班（junior seminars），进一步减少学生和教授在小范围内接触的机会。
经济学多年来一直是最受学生欢迎的主修领域，但同时也是学生抱怨最大的领域。几乎每次学生调查都显示，经济系是学生满意率最低的系，其主要原因是师生比例太小。本科生中有700多名主修经济（主要是大三、大四学生）。经济系研究生部每年招生30到35名博士生，他们五到六年以后才能毕业，所以有将近200名博士生。经济系大约有50多名教授、副教授、讲师，是文理学院最大的系。粗略地算，师生比例大约是1：20，但这仍然不能满足学生需求。
曼昆主讲的经济学原理，即经济学入门，面对所有大一年级学生，每年有将近1000名注册学生，助教就有大约30位。曼昆每学期在最大的教室Sanders Theatre上五或六堂大课。具体学习任务都是由助教分小组展开的。助教主要由经济系的研究生组成。有时经济系研究生也满足不了这么大的助教需求，他们就去哈佛法学院招经济学背景较强的学生当助教。
费尔德斯坦的课“美国经济政策”也是座无虚席，有200多名注册学生，三名研究生助教，每名助教负责两个小班的教学。多数教授每周给学生的固定办公时间只有一到两个小时。当然学生也可以另外和教授预约见面时间，但是每个人都明白作业练习，复习考试，答疑等等都是由助教负责的。
经济系当然也知道本科生与教授接触时间少，学生怨声载道，所以特意安排大一年级小型研讨班（freshmen seminar）和大三年级小型研讨班（junior seminar），给学生提供在小范围内与教授接触的时间，用批判性的眼光看待问题，练习写学期论文的机会。每个小型研讨班限制学生不超过16人，几乎每年都是供不应求，进不去的学生大为不满。
提高师生比例只有两个办法：增加经济系教师的位子，或减少主修经济的学生人数。目前全学校在想方设法减少开支，增加经济系预算几乎不可能，连大三年级小型研讨班也难以为继。经济系教授也不愿意特设门槛减少学生，例如，经济学原理等基础课程的成绩必须达到多少才可以主修经济。
但是，目前的经济危机和金融系统的裁员紧缩，有可能减少学生主修经济和金融的意愿。就像本世纪初高科技泡沫破裂以后，计算机行业从火爆变得冷清一样，经济系也许会有同样的经历。以前私募基金，对冲基金付毕业生的薪水是其他行业的2…3倍。这使得学生在选择主修领域时容易很多——谁不愿意选择高薪的行业？在金钱的诱惑下，寻找自己的过程被简化了。转眼间，形势突变。20岁出头的学生们必须扪心自问：我真正想做什么？我真正喜欢什么？一些数学功底强的学生在考虑主修科学工程（science and engineering）或其他自然科学领域。哈佛经济系的难题或许会被意外的缓解。■
五十三 费尔德斯坦评析美国税收制度
税收体系的设计有三个目标：高效、公平和简单。这个标准经常是互相矛盾的
除了主讲“美国经济政策”这门课，马丁？费尔德斯坦还主讲“公共财政”（public finance或public sector economics）。由于技术性较强，选择这门课的基本都是大二或大三年级主修经济的学生。
在这门课中，费尔德斯坦主要的讲解内容包括：税收对市场本身的扭曲，计算相应而生的福利损失（deadweight loss）；美国税收政策的设计，如何平衡效率（efficiency）、公平（fairness）和简洁（simplicity）之间的矛盾；包括美国退休金（Social Security）在内的一系列公共政策。
他的讲解清晰流畅。每个话题都值得用几篇笔记展开。
税收体系三目标
在讲解福利损失的概念并推导计算公式以后，费尔德斯坦开始评价美国的税收体系。
税收体系的设计有三个目标：高效、公平和简单。这个标准经常是互相矛盾的。设想每个公民每年都上缴同样的税，例如，每人每年5000美元。这种税制虽然简单、高效，但不公平，因为每人的家庭情况收入情况都不同，每人付5000美元的代价是不同的。这样的税制对纳税人没有足够的区别对待。
一个税收体系的效率高低与其引发的福利损失有关。由缴税而引起的福利损失，简而言之，就是消费者因为缴税面临更高的价格，从而减少消费，而其大于政府由此得到的税收的那一部分价值就是福利损失。福利损失与税率的平方成正比：税率越高，福利损失越高，这个税收就越低效。
这个定义不适用于“校正税收”（corrective tax或pigouvian tax）。政府征收校正税是因为某一个行为有负的外部效应（negative externality），例如污染税、汽油税等等。
“公平与否”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价值判断。评价一个税收体系的公平与否有多种视角，其中包括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横向公平是指“同样境况”的人应该付同样的税。“同样境况”如何定义又是问题。例如，两个家庭的年收入都是8万美元，其中一个家庭有三个孩子，另一个家庭没有孩子，他们应该付同样的税吗？假如两个家庭都有三个孩子，但是其中一个家庭是“双工资”家庭（two…ine family），夫妻两人各挣4万美元；另一个家庭妻子不工作，丈夫一人年薪8万美元，他们应该付同样的税吗？纵向公平是指高收入的人应该多赋税。至于多付多少，那是一个政治问题，需要民主的政治程序决定。
还有一些极端自由主义者（libertarians，在政治上属于极右派，“小政府”的强硬支持者）主张，在产权清晰的基础上，“我挣的钱就是我的，多少都与政府没关系；政府征收的税不应该大于仅仅能够维持政府最基本的职能所需要的花销。”
费尔德斯坦说，一个税收体系是否被大众认为是公平的很重要，尤其是对像美国这样一个完全依靠公民自觉根据税法纳税的国家。如果人们认为税制是不公平的，他们纳税就会更加不情愿。虽然国家税务局有权力检查任何人的税务，但由于人力物力的限制，被查到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官方承认，大约有七分之一的应该被收上来的税收没有收上来。
美国的税收体系复杂至极。有些家庭即使收入非常简单，也选择雇佣会计师做他们的税表，因为他们不愿意花时间研究复杂的税律法规，也不愿意承担做错的风险，宁愿花钱雇专业人士。
税制弊端：个人所得税
人们普遍觉得目前的税制有很多缺欠，应该修改。让我们从个人所得税说起。利息税、分红税（dividend tax）和资本增值税（capital gains tax），在费尔德斯坦看来，都严重扭曲市场，使人们更加倾向提前消费（intertemporal distortion），减少储蓄。他主张取消资本增值税，以鼓励将储蓄变成投资。他认为政府不应该对股票增值时卖掉所得的利润征税（capital gains tax，taxed only when the gain sarerealized），因为政府对股票贬值时投资者的损失没有任何补偿。虽然缴税的基数是股票增值的利润减去贬值的损失（有些人被迫在股票贬值时出售股票，这些损失可用于抵消利润），费尔德斯坦仍然认为这个税收的性质不公平。
当然，税法也允许人们把一部分税前收入放进401（K）退休金账户、IRA（个人退休账户）这样的储蓄帐户以鼓励储蓄。当他们退休以后，需要用钱时再提出来；只有用钱时才缴税。也就是说，这些投资手段使原本应该现在缴纳的税推迟到退休以后才上缴。
一般来说，有钱人都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渠道避免当下缴税，每年储蓄到税法允许的最大限度。那些中低收入人群却很少参与，而他们正是需要为退休着想的人。这些特殊的储蓄渠道有可能强化那些玩世不恭的态度：只有富人才能雇律师，会计师利用法律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的利益；体制不是为普通老百姓设计的。
这些体制上的设计对所有的人都有好处，尤其是那些中低收入人群。但中低收入人群却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不参与401（K）这样的储蓄账户。什么原因呢？行为经济学家（例如哈佛大学教授David Laibson）认为一部分原因是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惯性思维：除非有巨大的显而易见的特殊原因，为什么要改变现状呢？他们建议与其让员工选择参加401（K）这样的计划，不如让他们选择不参加这样的计划。也就是说，所有的雇主在雇用员工时，都自动给员工建立401（K）的账户，每个月把工资的一部分放在这个账户，除非员工有意选择退出401（K）。这样每个人都会在不知不觉中有这样的储蓄账户，享受推迟缴一部分税的好处。
问题是那些有钱人即使没有401（K）这样的账户也会储蓄很多。所以费尔德斯坦认为，从鼓励储蓄这个角度来说，401（K）和IRA等账户没有真正起到增加原本储蓄少的人的储蓄的目的，而只是减少国库当年的税收。衡量一切政府的效应都应该看由它引起的增量变化，即边际效应，而不是原本的储量。■
五十四 费尔德斯坦评析美国税收制度（下）
内容包括企业所得税、利息避税、特殊减税款项以及税制改革的可能性
马丁？费尔德斯坦教授主讲的“公共财政”课程（Public Finance或Public Sector Economics），上一期“哈佛笔记”介绍了前半部分，主要涉及税收体系设计的三个目标，即高效、公平和简单，以及个人所得税。
本期“哈佛笔记”，继续介绍剩余的部分，包括企业所得税、利息避税、特殊减税款项、以及税制改革的可能性。
企业所得税
在企业所得税这一块，费尔德斯坦着重讲解“双重税收”（double taxation）：在企业利润中，企业要上缴企业所得税35％；当企业分红时，股东要再缴15％的分红税（divident tax）。
在小布什总统税改以前，红利都是像普通收入一样缴税。那些高收入家庭的个人所得税（personal ine tax）的边际税率（marginal tax rate）远远高于15％，一般都是28％或33％。这些人是小布什总统税改的获益者。
费尔德斯坦言谈中流露出对这次税改的肯定，因为它降低了税率，减少了福利损失。
费尔德斯坦认为，“双重税收”使资本更倾向于投资房地产，而不是到企业建厂房买设备；从更广阔的意义说，它使人们更倾向消费，而不是储蓄——这是费尔德斯坦一直反对的。他的这些个人见解带有相当强的右派（保守派）色彩——反对高税率，大政府；鼓励储蓄，抑制消费。
而与其相反的左派（自由派）经济学家首先反对“双重税收”这个说法。他们不认为这是双重税收：“双重税收”这个词的本身就先入为主地带有情感色彩，是贬义的。他们认为，这些税都是股东、富人对国家应尽的责任，应该交的：如果富人不多缴税，穷人承担的起国家必需的花销吗？
受凯恩斯理论影响很深的经济学家从根本上对多储蓄持怀疑态度。他们更担心储蓄太多会导致总需求不足，把经济带入衰退。
利息避税
再说利息避税（tax shield）。为了鼓励人们拥有房屋，成为有责任的有产者（这也是小布什提倡的“ownership society”的意思），而不是不负责任的租房者，美国政府允许房主把房贷的利息部分在交纳个人所得税时从个人收入中扣除，减小缴税基数，然后再计算应该上缴的税。也就是说美国政府按照每个人的边际缴税率，补偿贷款利息的一部分。
目前，美国允许房主对前两处房子的贷款利息减税，费尔德斯坦说，这样做不但鼓励人们买房，而且鼓励人们买更大的房子，更多的房子，贷更多的款。在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everything else being equal），这使房价过高，房贷与房价（loan to value ratio）的比例过高。一旦经济生活中有风吹草动，房市就会坍塌。最近的金融危机就有这方面的因素。
同样，一个企业的贷款也有减税的作用。一个公司为银行贷款和其他债务所付的利息和其他运营成本一样都从总收入中减去，然后算出税前利润。这种计算方法意味着付的利息越多，即借债越多，征税的利润基数就越小，缴税就越少。也就是说企业借债有避税的作用（tax shield）。这个作用使企业在融资时，更倾向发债，而不是卖股份。（企业融资与税收政策的关系在今后的“哈佛笔记”中还有更详细的阐释）。
越是有钱人，住的房子越大，贷款越多，政府对他们的利息补偿（实质是政府的subsidy）就越大。这对那些租房子住的人来说公平吗？如果政府取消房贷利息避税的政策，总税收在2008年会增加900亿美元。费尔德斯坦建议利息避税应该有一个上限。
特殊减税款项
美国税收政策中有许多类似房贷利息减税的减税款项（special exclusions）。例如，企业雇主为员工买的医疗保险（medical insurance premiums and medical care）是职工的福利待遇，可以和员工的工资一样从企业的总收入中减去，也就是减少了企业缴税的基数。这些福利也不算入职工的个人所得税当中，因为不是工资的一部分。政府希望每个人都有医疗保险，所以对这部分钱没有征税。如果政府对这部分钱征税，政府的收入在2008年会增加1600亿美元，是所有个人所得税1。2万亿美元的13％。
同样，政府允许个人把对公益事业的捐款从个人总收入中扣除。例如，一个高收入人的边际税率是33％，他给附近的教堂捐款1000美元。他的实际捐款是670美元，另外330美元是美国政府减少的税收。如果没有这一政策，政府的总税收在2008年会增加560亿美元。越是有钱人就越习惯用这种方法避税。最近奥巴马政府准备限制捐款减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为28％。费尔德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