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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中央银行都有通胀倾向，为什么上世纪90年代，通胀率在世界范围普遍偏低？一种可能是，中央银行普遍认识到制造通胀只能在短期内刺激产出，对长期产出没有影响。一种可能是很多中央银行都紧盯通胀，汇率（或者固定汇率，或者货币联盟，或者currency board），或者中央银行有更大程度上的独立性。一种可能是，原材料价格降低，供给方面的良性波动（positive supply shock），与上世纪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相反。一种可能是，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良好，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给其他国家的通胀提供了很好的标尺（anchor）。还有一种可能是，Kenneth Rogoff 在2003年的论文中指出的全球化进程和日益增加的竞争增加了总供给的价格弹性（price elasticity of aggregate supply），减少了通胀倾向。
Barro 和 Gordon在1983年从理论上解释了为什么通胀是普遍现象，而且偏高；强有力地增加了主张机械货币政策的人的理论依据。就这样，货币政策的效果在理论上层层递近的被否定了。这种趋势与深受凯恩斯主义影响的经济学家对货币政策的看法背道而驰。后来，Stanley Fisher 和John Taylor等经济学家引入价格和工资合同。因为价格和工资的变化是粘性的，所以经济调整不会一步到位，在短期内，货币政策对短期经济波动还是有一些作用。
折中途径：选择外部标尺
1985年和1987年，Kenneth Rogoff分别发表论文，Stanley Fisher在1988年也发表论文，试图探讨一条折中之路，既考虑通胀偏见，控制通胀，又考虑如何应对经济中的短期震动（short…run disturbances）。如果经济波动来源于总供给方面（supply…side shock），例如，卡特里娜飓风（Katrina）对石油产地设施的破坏，即使扩张的货币政策也解决不了问题，那么货币政策制定者就应该干脆瞄准低通胀。如果经济波动来源于总需求方面（demand…side shock），再假如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运转的速度比经济中物价和工资调整的速度快，那么扩张的货币政策可以发挥作用，弥补总需求方面的缺欠。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到底应该遵守规则还是应该有人为扩张的能力，就取决于政策制订者的偏好：到底是控制长期通胀重要，还是在短期内应对总需求的减少重要。
既考虑通胀偏见，又考虑应对短期波动对经济带来冲击的折中办法是有选择地设定外部标尺（anchor）。要求中央银行严格跟踪外部标尺可以限制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中的随意性。有很多数据可以作为标尺：货币供给，消费价格指数，生产价格指数，出口价格指数，名义GDP，黄金价格（或其他商品价格，modity price），固定汇率等。选择哪个比较好呢？
这些标尺各有利弊。紧盯货币供给的问题是不能应对货币在经济中运转速度突变的情况，例如1982年美联储降低货币供给增长的速度来应对第二次石油危机带来的通货膨胀，但货币在经济中的运转速度出人意料的降低了，所以经济总产出受的打击特别大（根据PY=MV）。紧盯通胀（消费价格指数或生产价格指数）的问题是不能应对进口价格突变，例如，上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当时如果紧盯通胀，就必须紧缩货币政策，使美元升值来降低通胀，使经济更加衰退。紧盯名义GDP要求对GDP的度量比较精确，发展中国家很难做到。紧盯黄金价格的问题是受黄金供给变化太大。1849年黄金供给突增，经济过热；1873年到1896年相反，经济萧条。紧盯一篮子农产品和矿物质的价格指数的问题是，这些产品受进口价格影响太大，例如，石油危机。紧盯美元或欧元的汇率也有问题，当美元升值时（例如1995到2001年），这个国家的货币也不得不跟着跑。总之，没有十全十美的标尺。
但根据一个经济体的特点——经济中的短期震动源最有可能从哪里来，可以选择比较适合的标尺。如果选错了标尺，当经济震动发生，中央银行仍然机械地根据规则制定货币政策，那么这个经济体就会承受不必要的代价。弗兰克尔在最近的研究论文中，对不同类型的经济波动和不同国家的货币政策的外部标尺都有严格的论证，从而推导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谁也不能准确地预测未来，我们就是在充满不确定的世界里摸索。在处理不确定的情形时，就需要“酌情”，比较可能发生的得失。中央银行或多或少都有“通胀倾向”，从机制设计的角度说，我们是否仍然应该给中央银行留有“酌情”的余地？虽然我们经历了2008年几十年不遇的严重金融危机，机械货币政策和人为货币政策孰优孰劣，仍然没有定论。■
八十三 “美国梦”还有实现的土壤吗？
亿万富翁、百仕通共同创始人彼得森担心，美国人正面对不可回避的三大挑战；未来的美国人很可能无法实现他们的“美国梦”
哈佛校园东北角的神学院附近是一片幽静的私人别墅区，别墅区的东北角则是红砖墙围绕的一片树林。深秋时节的林间小道上铺了一层落叶做成的“地毯”，踩上去轻微作响。蜿蜒的林间小道通向一个外表古朴，内里典雅的“平房”。它坐落在一个平缓的小坡上，这就是著名的“美国艺术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它成立于1780年，由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1735－1826）倡建，目的是为美国学者和各界人士提供交流思想的平台，成为思想的家园（House of the Mind）。它有四千多名美国成员，六百多名外国名誉成员。它每年接待各地的访问学者，定期举办各类讲座及艺术表演等活动。
2009年11月11日傍晚，这里的主讲者是著名实业家、慈善家、亿万富翁彼得·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他本人已实现了美国梦，而在不到半小时的演讲中，他担心的，是他的五个孩子和好几个孙子孙女，及其他人的孩子和孙子孙女，在今天的美国社会不能实现他们的梦想。
他指出了三个不可持续的、不可否认的趋势，而这三个趋势是美国人不可回避的巨大挑战。
百仕通创始人
彼得森的财富主要来自于他在1985年与Stephen A。 Schwarzman（中文名苏世民）共同创建的百仕通集团（The Blackstone Group）。当时他们两人合用一个秘书，总共资产才40万美元。今非昔比，现在的百仕通早已经成为全方位的全球投资公司，旗下管理的资产在2009年6月30日达到935亿美元。2007年6月百仕通集团在纽约成功上市，彼得森随即成为拥有十几亿美元的富翁。就在这时，他做了一个10亿美元的决定：他决定捐献10亿美元创建彼得森基金会（Peter G。 Peterson Foundation）。一年后，他从百仕通共同主席的位置（Co…Chairman）退休。
彼得森不但在资本市场驰骋近60年，在政界和思想界也非常活跃。1972年，他才46岁就被尼克松总统任命为商务部部长。尼克松辞职后，他重返商界，成为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主席和首席执行官（1973…77）。1981年他在华盛顿创建国际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在主任伯格斯坦（Fred Bergsten）的领导下，这个研究所成为举世瞩目的经济思想政策智库，不少政府智囊都是从那里出来的。2006年这个研究所为表彰彼得森的贡献，改名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从1985年到2007年，彼得森任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从2000年到2004年，他任美联储纽约分行主席（Chairman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近年来，他出版了多部著作，其中包括《空腹跑步：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如何践踏我们的未来，美国人要如何应对》（Running on Empty： How the Democratic and Republican Parties are Bankrupting Our Future and What Americans can do About It），《灰色的黎明：新时代的波澜会如何变革美国和世界》（Gray Dawn： How the ing Age Wave Will Transform America … and the World），和《美国会在变老之前长大吗？》（Will America Grow Up Before It Grows Old？）。2006年他被选为美国艺术科学院院士。
这样一位成就显赫的人士却成长在美国中部纳布拉斯卡州（Nebraska）的一个希腊移民家庭。1934年他才8岁，就开始在他父亲开的餐馆里收钱。他父亲开了25年的餐馆，没有一天关门休息。彼得森说，他父亲的工作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24－7的工作”（每天24小时，一周7天）。他回忆，他父亲永远在工作，在储蓄，把省下的钱寄给希腊的亲戚。他记得，他小时候想要一辆新自行车，他父亲回答，“你现在的自行车还可以再骑两年。” 他从父亲那里学到了努力工作和勤俭节约的作风。194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西北大学获学士学位，1951年从芝加哥大学商学院获硕士，然后步入商界。从一个希腊移民家庭走进纽约和华盛顿，驰骋政商两界的过程是他的自传《美国梦想者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an American Dreamer）的主要内容。
三大挑战
彼得森在演讲中指出了美国人不可回避的三大挑战。
第一，美国政府的福利待遇项目（entitlement programs）不可持续。他主要指社会保障信托基金（Social Security Trust Fund）的赤字。他说，这个基金的名字名不符实，它既不能被信任，也没有基金，只有一大堆隐性债务。他没有展开说明原因（关于美国社保基金的运作和现状，详见《哈佛笔记》第57和58节《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挑战与出路》）。
第二，美国的收支平衡（balance of payments）中的巨额外部赤字（external debt）不能持续； 这些赤字可能会在几年之内使美元巨跌（hard landing），造成危机。彼得森虽然通过资本市场成为亿万富翁，但他承认，他不是那些复杂金融衍生品的专家。他担心持有大量美元的国家一旦反对美国的某种对外政策，有可能以抛售美元来要挟美国改变外交政策。他还担心外国人对美元的信心不能持续，“我们有这么多的债务，我们到哪里才能融集这么多的钱呢？如果外国要我们大幅度提高利率，否则不愿意借给我们钱，我们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长期利率节节升高，经济节节衰退，美元直线下跌呢？”他指出保持美国在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办法有两条：一是注重研发（R&D），二是提高数学和科学领域的教育水平。
他相信市场经济的活力。他回忆，上世纪70年代初他代表尼克松政府与苏联代表谈判时的情景：“当时所有人都告诉我苏联如何强大，是个超级大国（super power）。我不相信，坚持用自己的观察和分析得出结论。我到苏联访问时看到的是计划经济的失灵。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高级仪器设备，但是没有人保管，没有人爱护，甚至没有人使用，就放在那儿浪费。为什么？因为财产都不是自己的，即使有利润，他们个人也没有好处；他们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样的体制怎么能和我们匹敌呢？”
第三，美国公共医疗费用（Medicare和Medicaid）的增长没有节制，严重拖累政府财政预算，迅速增加公共债务（public debt）。彼得森没有展开解释（具体情况参见《哈佛笔记》第75节《美国医疗体制现状》和第76节《奥巴马政府的医改思路》）。彼得森说，这里最根本的问题是制度问题。这个体系没有预算的限制——医护人员按照提供服务的程序收费，他们的动机是，不管医疗效果怎么样，检查的程序越多越好。病人也没有动机考虑成本，反正有国家报销，没有上限。所以公共医疗的费用是个无底洞，预计没有资金支持的债务（unfunded liabilities）高达38万亿美元。彼得森说，目前对奥巴马的医疗体制改革最乐观的估计是不会增加财政赤字，但是那些已经累计的赤字怎么办呢？
彼得森显得忧心忡忡——把所有的债务加在一起，美国真正的债务高达56万4千亿美元（56。4 trillion dollars，根据某种计算），平均每个美国人要承担18万4千美元。“我们欠的债比我们拥有的财富还多。要使这些债务持续，美国经济必须以双位数增长。这是美国正常增长速度的四到五倍，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些债务不可能持续。他指出，美国人的问题就是贪婪，总想拥有的越多越好，不知足；而且美国人急切，不耐心，不作计划，现在就要消费，不管不顾；美国人不为将来着想，不想如何还债，只顾现在消费（“we want it all； we want it now； and we don’t want to pay for it。”）。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彼得森担心美国会变成一个第三世界的国家，潜在的债务危机很快就会成为现实。
他出资建立研究所、基金会，就是要分析研究这些问题，提出政策建议，努力改变现状。目前美国有不少鼓励储蓄的税收政策——各种推迟缴税的名目（tax deferred schemes），但是只有富人大量运用这些政策，真正应该增加储蓄的穷人很少利用这些政策（详见《哈佛笔记》第53和54节《费尔德斯坦评析美国税收制度》）。彼得森说，新加坡就强制储蓄，但没有点明美国是否应该效仿新加坡。他还说，解决这些挑战的办法有很多，但问题是缺少政治意愿（political will）：总统的领导（presidential leadership）和跨党派的合作（bipartisanship）。他问，我们是不是需要有另一个危机才能聚集足够的政治意愿，才能采取行动？《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汤姆·弗里德曼（Tom Friedman）说，美国的问题就是没有行动（missing in action）。彼得森还引用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曾经说过的话，“如果你没有选择，你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If you have no alternative； you have no problem）。 彼得森认为，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选择了，只能行动起来。
在讲演伊始，彼得森就说，他不但没有个人魅力，而且他的个人魅力是负值（negative charisma）。但是他丰富的阅历和一些巧妙的引语还是让听众不时发出会心的微笑。无论他的数据是否准确，他的担心有无必要（反对者声音见《哈佛笔记》第73节《库珀：美国大量举债问题不大》和第71节《库珀：美元地位无可动摇》），彼得森与年龄相仿、经历相似的乔治·索罗斯都代表了美国精英阶层关心公共事务的情怀（public minded）（详见《哈佛笔记》第79节《索罗斯对话桑德尔》）。他们的出发点不是宏观的忧国忧民的崇高道德，而是对子孙后代未来的珍重和关切，真诚地关心美国的长期经济走势，并愿意通过各种方式尽其所能，改进现状。■
八十四 哥本哈根气候谈判的积极意义
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斯达文思认为，虽然国际合作困难重重，《哥本哈根协议》没有国际约束力，但无论如何这是艰难旅途中的一步，具有积极意义。不过他的观点不乏反对者。
编者按：
哥本哈根的国际气候大会已于去年12月结束。对于气候大会的意义，至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预期和判断。一种看法认为虽然国际合作困难重重，《哥本哈根协议》没有国际约束力，但无论如何这是艰难旅途中的一步，具有积极意义。另一种看法认为，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从根本上就是在错误的路径上前行，哥本哈根会谈失败不是偶然，而是必然。肯尼迪政府学院主管环境与资源项目的经济学教授罗伯特·斯达文思（Robert N。 Stavins）代表前者的看法，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代表后者。本期《哈佛笔记》先介绍斯达文思的观点。
2009年11月17日中午，斯达文思就后《京都议定书》（post…Kyoto Protocol）的气候变化问题在哈佛大学发表公开讲演。斯达文思1988年获哈佛大学经济系博士，是环境问题专家，曾任美国环境保护局（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环境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1997－2002）。他的研究领域覆盖环境经济学的方方面面：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政策手段；行政命令的效益研究，行政命令对竞争力的影响；控制污染技术的创新和推广，固碳技术的成本；评价保护环境的好处等等。他是《环境经济学与政策评论》的共同主编（Co…Editor of 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