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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格力斯尔反对这种说法，认为即使是杯水车薪，也不能不做，美国应该以身作则。如果中国和印度赶上美国的人均排碳量，世界排碳量就会增长150％以上。“一个生活在越野车轮子上的国家怎么能告诉生活在自行车轮子上的国家减少排碳量呢？”要有国际信誉，格力斯尔呼吁，美国就必须停止那些鼓励与越野车（SUV）相匹配的生活方式的政策。
正反面打印
哈佛大学也是这个大气候中的一员。福斯特在2007年接任校长后，宣布要在2016年前减排30％，以2006年哈佛排放温室气体的数量为基准。2009年12月14日校方宣布，从2006到2009年，哈佛已经减排了10％（12月17日校报Gazette）。大约40％的温室气体排放是由于室内照明，冬天取暖和夏天空调。这里的减排成果主要是从尽量使用天然气供暖，更换蒸气炉（steam boiler）等方法来提高各个校舍的能源使用效率。校方规定，在校舍里没有人时，要有不同的能源使用标准。校方已经组织了由很多学生、教职员工组成的工作组，探讨减排方案，分享最有效的节能办法。
校方已“综合考虑了健康、舒适、和节能的多方面需要”，决定降低冬天室内取暖温度，提高夏天室内空调温度的标准，并根据楼房的使用率调整标准，增加太阳能的使用程度和覆盖面。校方也预计，并不是所有院系都能完成30％的减排目标，还需要设计备用方案。福斯特深知哈佛大学权力分散（decentralized）、各自为政的传统，所以把全大学范围内的节能目标视为增加跨领域、跨院系协调合作的机会，鼓励大家发扬集体主义精神，不能自顾自。
时代不同了，校园里很多细节都带着时代的气息。各个办公室的打印机都被设置在正反双面打印；以前教室里发给学生的资料现在变成了CD盘，学生可以自己打印或在电脑上阅读；很多房间的开关下面都贴着“随手关灯”的字样；循环使用纸张和瓶子的垃圾箱随处可见。哈佛标榜自己的循环使用率（recycle rate）是55％；大约16％的用电都是从可更新的资源而来（renewable sources）。2010年2月4日的校报报导，哈佛大学所有本科生宿舍在2009年中已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15％，用水30％，水电费9％。
高价披萨
以前各个院系和中心的午间讲座都备有午餐，现在是与会人员自备午餐。以前各个院系和中心的圣诞晚会都非常丰盛，2009年的圣诞晚会相差甚远。经济系的变化尤其大。以前经济系总是租校园附近一个宾馆里的大厅举行圣诞晚会，服务员接连不断地送上各种食品，几十名博士生会热闹好几个小时。今年经济系决定就在哈佛大学自己的教学楼举行，吃自助餐，而且食品数量与人数完全不成比例，只要晚到一个小时就没吃的了。
晚会后半部分从8点到11点是每年例行的拍卖会。大家为拍卖会募捐各种东西或服务，拍卖后的钱捐到慈善机构。拍卖的名目繁多，从各种罕见洋酒，到车接车送、带你去滑雪一天，到带你去波士顿郊区历史景点旅游，到“两名经济系博士生为你和你的伴侣看一个晚上的孩子，保证你的孩子比你过得更愉快”。
拍卖会进行到9点多时，有学生饿得不行，就打电话到披萨店，让他们送货上门。送到后，许多学生一拥而上争着要。但这些毕竟是经济系的研究生，他们总会用经济手段解决各种争端。主持人当即决定拍卖披萨饼。一块饼的价钱从5美元一直升到11美元。12块饼共卖了121美元，大约是原价的10倍。因为这些钱会捐到慈善机构，大家吃高价披萨也觉得心安理得。■
八十七 格林斯潘撰文反思金融危机
这次论文体现了格林斯潘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对2008年金融危机更全面、更深入的反思；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吉尔密·斯坦恩和曼昆对格林斯潘的论文进行了点评。
就在人们反思2008年金融危机时，3月19日，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华盛顿著名智库布鲁金斯（Brookings Institution）发表题为“这次危机”（The Crisis）的论文。论文长达48页，外加18页的图表。
在2008年底的国会听证会上，格林斯潘曾经就濒临冻结的金融形势提供证词。当时，他表示不敢相信自己对市场的信念和对市场是如何运作的理解是错的，否认货币政策制定者应该把资产价格考虑在内。美联储有保持低通胀（即稳定货币）兼顾全就业（full employment）的双重职责。
美联储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是否也应该把稳定资产价格也考虑进去，一直是颇有争议的话题。费尔德斯坦的回答是，美联储不应该像瞄准就业和通胀一样瞄准资产价格，因为很难找到一个完全客观的标准来确定资产价格是过高还是过低；但是美联储也不应该完全不顾及资产价格，而是应该把资产价格作为参考指标考虑进来。（详见《哈佛笔记》中费尔德斯坦系列《美联储的双重职责》。）
这次论文体现了格林斯潘在听证会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对2008年金融危机更全面、更深入的反思。
他说，这次危机是典型的人们在冲昏头脑后的泡沫（classic euphoric bubble），资产市场价格与任何根据基本情况（fundamentals）理性分析的结果相去甚远；这不是历史上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他指出，一些政治口号和具体政策为这次危机奠定了基础。早在克林顿政府末期，2000年10月，住房和城市发展部（the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就制定政策，扩大了“两房”（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支持经济适用房（affordable housing）的目标和权限，推动了“两房”增加持有次级房贷的数量，为危机推波助澜。
他承认，在这次危机中，政策监管人员低估了资产价格泡沫的程度，但责任主要应归结于海外政策管理者（overseas regulators）、美国评级公司、金融公司、和每一个从复杂金融产品和数据中误读风险程度的人。一方面，他说，在人人都头脑发热的时候，金融公司的风险管理者，美联储和其他管理人员都没有真正理解极端负面风险分布（tail distribution）的大小和影响。另一方面，他也说，直到今天，我们也很难指出用于建造风险管理模型的框架理论上的任何僻陋。
防止泡沫是一个可以达到的目标吗？格林斯潘说，“除非我们这个社会放弃富有活力的市场，禁止杠杆作用，而选择计划经济的某种形式，否则我担心防止泡沫最终是徒劳无功的。我们能做的只是思考、设计在泡沫过后，如何更好的收拾残局。”
他建议，每一个金融公司都在活得好好的时候就留一份“遗嘱”（living will），明确写出，如果公司倒闭，如何处置公司的一切债务和资产；这样公司万一倒闭，政府有一个基本的游戏规则可以遵从。
他还建议，提高整体金融系统能力的办法是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capital requirement），以抵消由于这次政府救助整个金融业所增加的“逆向选择”（moral hazard）；增加流动资金比例，和对金融产品交易中要求抵押的比例。
格林斯潘的这些政策建议与目前在美国国会酝壤的金融改革方案完全一致。所不同的是，他反对建立一个整个系统的全面监管者（a system regulator），因为预测危机的本身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他强调，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改革措施，这些措施都不能建立在“监管者可以预测危机”的假设之上。
格林斯潘和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一样，否认美联储控制短期利率的货币政策导致了这次危机。以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约翰·泰勒（JohnTaylor）为首的一些人始终认为，按照泰勒规则（Taylor Rule； 详见《哈佛笔记》中《费尔德斯坦讲货币政策》一节），美联储在2003年后短期利率“过低过长”促成了这次危机。
两任美联储主席一致认为，房地产市场主要受长期利率的影响，不是短期利率；而长期利率在危机前几年一直很低，这主要是由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储蓄过多（excess savings），美国等发达国家消费过多造成的。发展中国家的储蓄过多，流入美国，打破了长期利率是由一系列短期利率预期的均值组成的一般规律。 也就是说，是全球不平衡使美国长期利率与美联储负责制定（短期）基准利率（Federal Funds Rate）脱钩。
两任美联储主席也否认受短期利率影响的可调整利率的房贷（adjustable…rate mortgage）在推动房价上涨中的主要作用。格林斯潘的理由是，可调整利率的房贷在房价到达顶峰之前的两年就已经到达顶峰了。伯南克的理由是，可调整利率房贷的平均月供比固定利率房贷的月供仅仅低16％，所以不会是房价上涨的主要动力。他们还指出，房价上涨是一个全球性普遍现象，不是一个美国中央银行所为。
格林斯潘在布鲁金斯发表论文讲演时，两位评论员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吉尔密·斯坦恩（Jeremy Stein）和曼昆（Gregory Mankiw）。斯坦恩说，低利率政策对收入捉襟见肘的贷款人来说影响可能很大，也鼓励了证券市场的借贷，扩大了杠杆化的程度；而且可调整利率房贷在生活水平高、消费水平高的城市相当普遍，推动了房市泡沫。他说，两位美联储主席在讨论低利率政策的影响时，思想范围太狭窄了。
曼昆说，格林斯潘的论文中有一点他尤其赞同：这就是危机的不可预见性。有人说，只要政府监管人员再聪明一些，再警惕一些，职业操守和水平再高一些就会避免这次危机。曼昆认为这是极端不现实的幻想，没有人有超人的能力可以预见未来；国家经济监管者、政策制定者也和市场参与者一样，都有人的偏见和错误。
曼昆赞赏公司留“遗嘱”的想法，并建议把各个公司的遗嘱完全公开、透明地放在互联网上；这样就不会有任何相关人在公司倒闭时辩解，并且在公司破产后争论不休，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曼昆还喜欢格林斯潘论文中的另一个建议：必须转换债券的想法。这就是要求公司至少有一部分债券在公司债务危机时，自动转成股本。 这部分债券的利率因有必须转换股本的性质而高出普通债券，公司为此要付出更高的成本，所以在融资时会更慎重，减小杠杆化。 这样政府救助在危机中的公司的成本 —— 对公司来说是“外部化”的成本（externalized cost）——就被公司内部化了。
但是有一点，曼昆与格林斯潘持不同意见：就是杠杆倍数的大小对金融公司盈利率的影响。 格林斯潘认为，提高资本金比例（capital requirement）和减小杠杆化必须是有限度的，如果程度太大，就会使金融公司的运营利润太小，生意难以为继。曼昆想到的是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Modigliani…Miller Theorem）。这个著名的定律是说，一个公司的价值与它的融资结构（capital structure）无关。债券与股本的比例决定了利润在债权人和股东之间是如何分配的，与公司本身的盈利性没有关系。曼昆估计，这个定律也适用于金融公司；他预计，那些金融公司会说，这个定律完全不适用于他们。 谁对谁错呢？ 曼昆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
曼昆还提出另一个问题。大多数金融公司的资产都是长期的（借出去的钱很长时间才到期），但是负债都是短期的；他们都是赚取长期的高利率，偿付短期的低利率，这个利率差就是他们利润的一部分。他们所做的就是“期差转化”（maturity transformation）。当他们不能在短期债券市场继续融资时（roll…over short term debt），他们就入不敷出了。 这在金融市场经常有连锁反应，成为银行恐慌、金融危机的一个主要特点。曼昆的问题是：这种“期差转化”是一个成功的金融系统必不可少的特点吗？它的价值是否大于它的成本？■
八十八 我们应该做什么正确的事情？
桑德尔教授推崇第三种思路： 为了正义，为了公共利益，我们应该培养美德和人品，做最有道德的选择。但他承认，这第三种思路不可避免的涉及价值判断。
4月6日晚，由候密·巴巴（Homi Bhabha）教授主持的哈佛人文学中心组织多位教授就麦克·桑德尔（Michael Sandel）的新书《正义：我们应该做什么正确的事情》 （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进行座谈。 一百多人的阶梯教室座无虚席，其中有不少听众提前半个多小时就已经到场恭候了。
桑德尔是哈佛大学著名政治思想家。从1980年至今，他一直在政府系负责道德政治哲学（moral political philosophy）的教学。他平时授课采取伯拉图式的教学方法，接连不断地提问，启发学生思考道德伦理，深受学生喜爱。 他的课程从实际生活中，人们时时刻刻都面临的道德选择出发，引出哲学领域里各种经典作品，解释先贤们是如何思考这些哲学问题的。
在这次讲座中，桑德尔感谢巴巴教授作为人文中心主任始终不渝地支持思想的交流和对话，然后进入正题，介绍他的新书。在探讨正义的道德哲学中有三种思路。一种是功利主义的思想（utilitarianism）：我们应该做能够使最多的人福利最大化的选择。另一种是尊重个人权利与自由的思想：我们应该做最尊重个人的选择。这两种思想在当代成为判断对与错的准则，是主流思想。 桑德尔则推崇第三种思路： 为了正义，为了公共利益（mon good），我们应该培养美德（cultivate virtues）和人品，做最有道德的选择。他承认，这第三种思路不可避免的涉及价值判断。
他试举两例说明他的观点。在台风或地震这样的自然灾害后，人们居无定所，缺衣少食。对饮用水、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须品的需求剧增，这些东西的价格也随之暴涨。这合理吗？ 相信功利主义的人，例如经济学家，认为价格的变化体现了新的供求关系；这是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在起作用。高价格会刺激供给，抑制需求，使整体福利最大化；“正义”的价格（just price）根本不存在。相信个人权利与自由至高无上的人认为，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可以选择买与不买，他们选择的结果就决定了一个东西的最终价值和价格。
桑德尔说，其实这两个理由都有漏洞。如果我们从那些买不起生活必需品的人的角度考虑，他们的福利是极度负值，高价格并没有使整体福利最大化。我们再想，这些东西都是生活必需品。人们在购买高价饮用水的时候根本没有选择的自由——没有饮用水就无法生存——他们是被迫的。 除了这两个原因以外，桑德尔说，还有第三个原因说明这个价格不合理，不道德：就是那些趁人之危，故意哄抬价格牟取暴利的人不配赚这么多钱。他们贪婪，至他人痛苦于不顾，大发国难财。他们的所作所为应该受到遏制甚至惩罚。如果一个社会允许这样不道德的事情发生，它就不是一个好的社会。 要建立一个好的社会，我们就要培养人们养成有难同当的品格。所以有人建议制定法律，禁止发国难财，禁止在类似情况下哄抬价格。
有人对第三条思路不敢苟同，因为讲道德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价值判断和价值观。在功利主义的思想框架下，收入越高越好，福利越高越好。在个人权利与自由至高无上的思想框架下，自由越多越好。 追求富裕和自由的价值观似乎都无可非议。 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为什么不能做有道德的选择呢？近代的思想传统以提倡自由为主线，而古代的思想传统以提倡美德为主线。
桑德尔举的第二个例子是对同性婚姻的看法。一种看法是国家不应该承认同性婚姻；一种看法相反，国家应该承认，因为公民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还有一种是极端自由主义（libertarian）：国家根本不应该涉足婚姻，民间组织就可以办理结婚登记和手续。当然，无论是支持同性婚姻的人，还是反对同性婚姻的人都很少同意第三种看法。如果婚姻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传宗接代，同性婚姻自然不成立。但如果我们把婚姻看作是两个人相亲相爱、白头到老的承诺，为什么同性婚姻不能被承认？
桑德尔总结，仅仅追求福利最大化和个人自由不能使我们生活在一个好的、正义的社会（a just society）。 那么，我们就要讨论什么样的社会是好的社会；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的生活；我们还需要一个能容纳不同观点的、宽容的社会。
巴巴教授邀请了四位评论员。第一位是肯尼迪政府学院Jane Mansbridge教授。她指出，桑德尔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