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毛主席对于这种有关神与上帝的现象——人需要被人崇拜，也需要崇拜别人显然考虑过很多。在早先的几次访问中，他曾详细谈过这个问题。他现在76岁，一般来说健康良好，但他再次说到他“不久就要去见上帝”了。这是无可避免的，每个人总得去见上帝。
“伏尔泰曾写道，如果没有上帝，人类也需要造一个。”我说。“在那个时代，如果他表示自己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就可能掉脑袋。”
毛同意说，许多人掉了脑袋只因说了比这要轻得多的话。
“自那时以来我们已取得了一些进步，”我说。“但人们在许多事情上已能改变上帝的观点。其中的一件便是节制生育；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现在同5年或10年前比起来，有了大变化。”
没有，他说。我（按：指斯诺）是受人欺骗了，农村里的女人仍想要男孩子，头几个是女孩，她还想再生。……这种态度必须改变。但是要时间。美国可能也是重男轻女吧？
“中国在这方面走在前面了”，我说。“不过，美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正在产生一些影响。美国妇女是最先获得选举权的，她们现正在学习如何行使这个权利。”
谈至此，端来的几杯茅台酒把我们的谈话打断了，茅台酒是贵州省酿制的一种烈性酒。我们举杯祝酒。使我不好意思的是，主席注意到我忘了向在座的女士们祝酒，怎么会是这样，我还未把妇女看作是平等的。
主席说，要男女平等，现在不可能。但在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无需有偏见，这可以相互尊重和平等。他说，他是寄很大希望于这两国的人民的。
如果苏联不行（用手指了一下），那么他将寄希望于美国人民，单是美国就有两亿多入口。工业生产已高于其他任何国家，教育普及。他将乐于见到那里出现一个党来领导革命，虽然他并不指望在最近的将来就会出现。
他说，同时，外交部打算研究让美国人左、中、右都来访问中国。是否应当让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像尼克松这样的右派来呢？应当欢迎他来，因为，毛解释说，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各种问题需要跟尼克松商量解决。毛将乐于同他晤谈，他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
遗憾的是，我代表不了美国，他说我不是垄断资木家。我能够解决台湾问题吗？何必那么僵着？蒋介石还没有死。但是台湾关尼克松什么事？这个问题是杜鲁门和艾奇逊炮制的。
有一点提一下，也许是适宜的——这并非我同毛主席谈话内容的一部分——即是在北京的外国外文官已了解到。某些中间人正在转达华盛顿给中国政府的信。这种联系的用意是向中国领导人说明尼克松先生对亚洲的“新看法”。据说，尼克松坚决要尽快撤出越南，谋求通过谈判由各国共同保证东南亚的独立，决心要通过理清台湾问题来结束中美关系的僵局，使这个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并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
1970年有两位重要的法国人到过中国，第一位是计划部长安德烈·贝当古，第二位是戴高乐政权时的总理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莫·顾大·德姆维尔为戴高乐将军访华作好了安排。这次访问本来是在今年进行的。我从权威方面获悉，尼克松先生最早是向戴高乐将军透露他打算谋求同中国取得真正缓和的。有些人当时曾预料，戴高乐在访问时将在促成中美认真交谈方面起关键的作用，他的死使这一点未能实现。毛主席在给戴高乐夫人的唁电中对这位将军表示的敬意，据人们所知，是自从罗斯福逝世以来他对任何一个非共产党政治家的唯一的一次赞扬。
与此同时，其他外交家也在活动。一位已经造访过尼克松总统一次的欧洲某个国家的驻北京使团团长，于去年12月再次前往华盛顿。他绕过国务院直接跑到白宫去商谈，然后于1月回到中国。我在2月间离开北京前不久，曾从另一位绝对可靠的外交人士处获悉，白宫也再次转达一个信息询问，如果总统派一位私人代表来中国首都同中国最高级领导人交谈，他将会受到怎样的接待。大约在同时，一位中国外交官神秘地告诉我说：“尼克松正在从越南脱身”，而他以前对这件事的看法则完全相反。
我必须再次强调，上述背景情况中没有任何一点是毛泽东向我提供的。
当我们谈话时，主席再次向我追述，教中国人民起来革命的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由于他们的侵略，他们激起中国人民进行战斗，并帮助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取得政权地位。
我提出几天前西哈努克亲王曾对我说：“尼克松是毛泽东最好的代理人。把柬埔寨炸得越凶，他就越使更多的人变成共产党人。他是他们的最好的军火运输人。”毛同意说，是的，他喜欢那种帮助办法。
我提醒他说，两个月前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游行时，在我同他谈话时他曾告诉我，他“不满意目前的状况”。我请他解释他那番话的意思。
他回答说，文化革命中有两个东西他很不赞成，一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毛说，这是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追击炮。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
主席不高兴的另一件事是虐待“俘虏”——即罢了官和接受再教育的党员和其他人。解放军的老办法——释放俘虏，发路费回家，这曾使许多敌人兵士感化而志愿参加他们的队伍——常常被忽视了，虐待俘虏现已拖延了党的重建和改造。
毛最后说，如果一个人不讲真话，怎么能得到别人的信任呢？谁相信你啊？朋友之间也是这样。
“俄国人害怕中国吗？”我问。
有人是这样说，他回答说，但他们为什么要害怕呢？中国的原子弹只有这么大（毛伸出他的小手指比划），俄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他伸出大姆指比划）。俄国和美国的原子弹加起来（他把两个大姆指并在一起）有这么大，一个小手指怎么能够对付两个大姆指呢？
“但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俄国人害怕中国吗？”
听说他们是有点怕，他回答说。一个人的房子里有几个老鼠，也就害怕，怕老鼠吃掉他的糖果。比如中国挖防空洞，俄国人感到不安。但如果中国人钻进防空洞，他们怎么能够打别人呢？
至于意识形态问题，是谁打第一炮的呢？俄国人叫中国人教条主义，后来中国人叫俄国人修正主义。中国发表了俄国人的批评文章，但是俄国人不敢发表中国的批评文章。他们后头派了一些古巴人，随后又派了罗马尼亚人求中国人停止公开论战。毛说不行，要争论—万年，如果必要的话。后头柯西金本人来了，他们会谈后，毛对他说，他将减少一千年，但不能再减了。
他说，俄国人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许多国家的人，他们以为只要他们一句话，大家都会听。他们不信也有不听的，其中一个就是鄙人。尽管中俄意识形态的分歧现在是不可调和的——正如它们在柬埔寨问题上采取相互反对的政策所表明的那样——但是它们最终还是可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问题。
再次提到美国时，毛主席说，中国要学美国的发展办法，把责任和财富分到五十个州去。中央政府不要包办。中国必须依靠地区和地方的积极性，把什么事都交给他办是不行的（他把两手一摊）。
当他亲切地送我到门口时，我说他这个人不复杂，真是简单不过了。他说，他不过是一个带着把破伞云游世间的孤僧罢了。
通过这次和其他几次非正式的交谈，使我相信，在今后的中美会谈中，毛主席一定会坚持指导着中国的对外政策，它对意识形态和世界的看法以及它的地区政策的那些基本原则的。另一方面，我也相信，随着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中国将谋求与欢迎他充分参与世界事务的一切友好国家和敌对国家中一切友好人民进行合作。
《漫长的革命》
埃德加·斯诺著
八、尼克松要去紫禁城
（二五） 实力地位
关于尼克松总统为什么要谋求和接受去北京访问的邀请，已经有了许多解答和推测，但是中国人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反应呢？北京难道忘了，尼龙松早期靠政治迫害起家，而且是踩在把中国出卖给俄国的“国务院姑息分子”背上爬上参议员和副总统地位的？毛泽东刚刚平安地进行了一次激烈的内部清洗，眼看美国在越南的冒险搞得一团糟，深信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已陷于内外交困的境地之时，他为什么要接受一枝姗姗来迟的橄榄枝呢？如果尼克松不是为了吃鱼翅才去中国的，那么他的东道主会端出什么别的菜来呢？他们期望得到的回报能是什么呢？
关于尼克松的问题，在我前面的报道中，已由毛主席给我们作了部分解答。他告诉我，应当欢迎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尼克松来，同为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必须跟他解决。按照在他的辩证思想模式中，毛常常说坏事能够变成好事，坏人能够变成好人——通过经验和正确的教导。他对我说，是的，比起社会民主党人和修正主义者来，他喜欢像尼克松这样的人，因为那些人说的是一回事，当权以后做的又是另一回事。
尼克松可能有欺骗性，他继续说．但比起其他一些人来也许要稍微少一些。尼克松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是的，尼克松坐上一架飞机就可能来嘛。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如果他愿意来，主席愿意和他谈。事情好办，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尼克松当作旅行家也行，当作总统来说也行，总而言之，都行。他相信他不会跟尼克松吵架，但是，他当然要批评尼克松。主人们也要作自我批评，谈他们自已的错误、缺点——比如，他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
自1965年1月以来，发生了什么情况改变了毛的想法呢？那时我曾问主席，是否有什么信息可以由我转达给约翰逊总统．他的回答是“无需”，就再未说什么了。即使这样，毛那时候说，越南冲突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仍然是召开一次新的日内瓦会议来结束战争，并保证印度支那的独立。这个信息传到了国务院，由于约翰逊轰炸北越，几乎立即把这种“抉择”排除了。
在1965年的那次会见中，毛说得十分明白，他预料美国人在畏途难通、知道他们无法用军事暴力把他们的政治意志强加于革命的越南之前，是不会罢手的。
中国人相信，是越南给美国的教训，而不是更换了总统，使得毛在1970年提到尼克松时调子会有所改变，“经验”使尼克松变得比较“好”了。其他的重大变化也改变了他们的看法：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一个受北京单方面支持、联合河内（越共）、柬埔寨和老挝的抵抗力量的同盟的形成，中国自己内部也起了变化，这变化包括核导弹和运载工具的稳步发展。
中国人认为，从理论上说，尼克松面前摆着多种抉择，并且他确实在一个时期曾利用它们作为战术上的威胁——如在柬埔寨和老挝，但是终点已经迫近。一旦决定从越南撤出，显然美国同中国达成一项谅解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总统不仅要保卫他的后背地区不致遭受中国支持下的北越攻势的可能破坏，而且也须对付撤军在国内和全世界的政治反响。
这就是1970年从天安门所看到的总的形势。但应付最坏局面的准备也仍在继续进行。（好事也可能引出坏事。）
1969年夏，尼克松政府公开主张缓和同中国的紧张关系，这年下半年，它停止了在台湾海峡的巡逻，而中国人注意到了。美国还建议在双方同意的时间和地点重开华沙会谈。1970年1月，在华沙举行了中美预备性会谈。这个会谈在美国入侵柬埔寨后立即停止了。但尼克松在向前走，实行分阶段取消对中国的贸易禁运，并解除两国间旅行的禁令。早在这年春天，一个总统属下的委员会鼓吹联合国的中国席位应归大陆中国，并且第一次正式称大陆中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北京的领导人仍持怀疑——特别疑心莫斯科和华盛顿相勾结，干出卖勾当。
到1970年秋末，好几起紧急的和附有可靠文件证明的探询转到了中国，表明总统希望知道他本人或他的代表去北京是否会受到接待。对这种探询的间接答复，还包含在11月周恩来对我的谈活中，当时他说，只有当美国人对谈判表示“认真”的愿望时，中美会谈才能开始。据了解，所谓“认真”首先意指抱着现实态度制定一个处理台湾问题的方案。如毛和周所认为的，这是解决所有其他亚洲问题的关键。充分的保证显然是来到了。1970年国庆节检阅游行队伍时，周恩来领我和我的妻子站到毛上席的身边，并照了相．没有任何美国人曾受到过这样的重视。明眼人看出，一些新鲜的事正在发生。接着来了个乒乓球上的姿态。毛主席在12月间同我谈过，在乒年球上作出姿态以后，我就能够报道他将欢迎尼克松先生或他的私人代表来北京了。一种新局面已经在望了。
我登在《生活》杂志上那篇关于我同主席谈话的报道，已译成汉文，并在中国政界和军界领导人中广泛传闻，因此，他们对北京和华盛顿的联合公报当然不会感到惊讶了。虽然中国的报纸可能只登了几行文字，但整个问题毫无疑问在一直到公社的各级组织中进行了慎重的讨论。只有一种事可能使中国人惊讶：基辛格先生竟然能成功地保守他的访华秘密。中国的领导人根据第二次大战期间同美国外交官打交道的经验，早就不相信美国人能够守密。
当然，中国人不但非常了解尼克松的计划的国际影响，而且也非常清楚它在美国国内将会产生的影响，以及对他现在和将来的政治生涯带来的好处。谈论尼克松可能访华时，主席随便地提到，总统选举在1972年举行、是不是？因此，他又说，尼克松可能先派一个使者来，而他自己在1972年年初以前不大可能会到北京来。
到1970年，中国已经经历了大清洗的严峻考验，国内建设已丧失了很多时间，为结束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许多篱笆必须修补或新建。内部的紧张时期大体上过去了。现在，如果有收复台湾的机会——毛统一全国的最后目标——并使中国作为平等的一员，它的大国地位、成就和潜力都受到重视，那为什么不瞄准这样的机会呢？毛的思想或教条中，从未号召过进行一场反美战争或进行一场征服外国的战争，毛的思想体系也从来不信原子弹，制造原子弹和用于反击的地下发射井，负担的确是很重的，而且很可能会愈来愈重；中国不止一次呼吁完全销毁核武器。
中美和解之所以引起中国的重视，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为了改善它对付俄国的战略地位。如果美国离开了亚洲大陆，美苏勾结的危险消失了，北京在联合国的席位得以恢复，其机动力量显然会增强。
当时，基辛格先生是否知道，中国是从具有实力的地位而不是软弱的地位来准备会谈的？中国领导人尊重基辛格，他们通过自己的情报系统和通过基辛格的著作了解了他。在北京的一个夜晚，我和一位老朋友谈到基辛格，他也是周总理在政治上的亲密同志，他对将同这样一位值得尊敬的对手展开舌战的前景坦率地表示高兴，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基辛格？”他说，“可是个懂得两个世界的语言的人——他自己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他是我们所见过的像他那种地位的第一个美国人。同他应该可能谈得拢。”
周和基辛格会晤时所要讨论的眼前问题，以及总统来访时会谈的议程，都非常具体，对双方来说都不可能是什么太新的问题。在中国人看来，要解决的问题将包括下面三项对尼克松来说是转折点的决定：（1）恢复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把台湾还归于大陆统治；（2）美国完全撤出越南，安排召开一个保证印度支那独立的国际会议，并安排由河内和西贡商定一项解决办法，据此美国炮制的政权将至少在一个相当时期内可以保存其某些外形；（3）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必须把一些可以进行谈判的初稿带回给尼克松，以使他能够接受周总理的邀请。
中国关于台湾问题的方案一向是可以谈判的，只要美国领导人愿意这样做。正如一再阐明的那样，这需要采取两个步骤：首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