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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这样立场鲜明、敢于“犯上”的故事情节，还有许多。一本中世纪帝王时代的民间故事集，能毫不含糊地揭露帝王的丑恶本性，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直到今天，在一些国家的人民中间，对玩世不恭、专横跋扈、荒淫无度的人，常常这样谴责他：“依旧过着《一千零一夜》的生活。”《一千零一夜》尖锐的批判性，由此可见一斑。
《一千零一夜》中有许多故事被说成是发生在哈伦·拉希德哈里发时期，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所以要这样写，是因为哈伦·拉希德是阿拔斯朝的第五代哈里发，他被认为是该朝最著名的哈里发之一，在他在位的二十多年里，巴格达达到空前的繁荣。因此，哈伦·拉希德就成了许多文学作品中阿拔斯王朝贤明哈里发的代表人物。《一千零一夜》的许多故事，之所以假借哈伦·拉希德的名字，只不过是从侧面反映了人民群众盼望一个“太平盛世”的良好愿望罢了，而生活的现实毕竟是严醒的。在阶级社会中，人民要求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只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海市蜃楼。那时统治者穷奢极欲，挥霍无度。如以哈伦·拉希德名义举行的一次音乐会上，参加的歌手竟有两千名之多。他的儿子也曾举行过类似的歌舞晚会，宫廷里的男女全部参加，歌舞通宵达旦。而劳苦大众、奴隶们却在受剥削受压迫，过着饥寒交迫、贫困潦倒的生活。这一切，就是中世纪阿拉伯社会生活画面的基调。根据历史记载，825年，麦蒙哈里发和宰相的女儿十八岁的布兰结婚时，耗费了难以置信的财富，豪华侈奢达于极点：有一千颗硕大的珍珠，有珍珠和蓝宝石装饰的金席子，有二百磅重的龙涎香烛。礼仪中，将许多麝香丸撒给王亲国戚、高官显贵。每个麝香丸里有礼卷一张，上写田产一份或别的礼物。这次婚礼的全部费用相当于全国一年的税收，而麦蒙时代每年仅田赋的现金收入，一般可高达三亿三千一百万弟纳尔！这次婚礼耗资之巨，排场之豪华便可想而知。与此相反，当年营建巴格达新都时，一个苦力每天只领到三分之一弟尔汗。而被驱赶到幼发拉底河的盐碱地上从事排除积水、采集硝盐、开垦耕地的黑奴，他们的生活更惨，每天除几把麦粉或椰枣充饥外，一无所得。
《一千零一夜》尽管具备了民间故事的基本特点，但在长期流传过程中，经过宗教祭司和文人学士的篡改加工，混杂了不少剥削阶级意识和宗教观念。
《一千零一夜》流传于中世纪阿拉伯伊斯兰教帝国时代，因此它的伊斯兰教色彩比较浓厚，“安拉是唯一的主宰”，“我把自己的一切托靠安拉啦”，“毫无办法，只盼伟大的安拉援助了”等等词句充斥全书；伊斯兰教宿命论观点更为突出。还有歌颂帝王，尤其是对哈伦·拉希德的称颂，更是俯拾皆是。此外，书中还宣扬了富商巨贾的“美德”，发财致富的“奥秘”，轻视妇女、丑化奴隶等等剥削阶级思想。
浪漫主义的表现方法、丰富的想象力和近乎荒诞的夸张描写是《一千零一夜》最明显的艺术特色。高尔基在评论《一千零一夜》时，把它誉为民间口头创作中“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说“这些故事极其完美地表现了劳动人民的意愿——陶醉于‘美妙诱人的虚构’、流畅自如的语句，表现了东方各民族——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美丽幻想所具有的力量”（注：转引自《一千零一夜》俄译本序，1962年2月20日《光明日报》。）。高度的浪漫主义既表现在它的神话色彩方面，也表现在想象和幻想的自由驰骋。丰富的想象和大胆的幻想，使艺术虚构发挥了最大限度的作用。飞毯在空中自由来去；口唸暗语，巨大的石门会自动打开；一夜之间一座宫殿拔地而起，这些在当时不可能实现的事，在故事中实现了。巨大的神鹰蛋，奇异的磁石山，闪光的魔法戒指，岛屿一般的大鱼等等，在故事中出现了。这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闪光，表达了他们对美好理想的热烈追求。对现实生活的具体描写，同非现实因素的巧妙结合，不仅能使读者了解当时阿拉伯人的生活，而且也能进一步体察他们的思想和愿望，从而更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真实。
故事套故事的结构方式，是《一千零一夜》另一艺术特色。这种结构方式，可以把许多民间故事组织在一起，成为一个庞大的故事系统，这种结构故事的方式便于讲故事的人和听讲者记忆。如《商人和魔鬼的故事》，眼看商人马上要被魔鬼杀死，故事到此完了，但刹那间跑出三个老人来，于是开始了《第一个老人和羚羊的故事》、《第二个老人和猎犬的故事》和《第三个老人和骡子的故事》。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紧紧地吸引了读者的注意。
《一千零一夜》的第三个艺术特色是诗文并茂，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作品运用的是经过加工提炼的人民口头语言，词汇丰富，生动流畅，极富感染力。如在巴格达脚夫和女郎的故事中，作品首先通过脚夫的视觉和感觉来描写“姗姗来到”的女郎形象：她“头戴卯隋里丝面纱，身着细沙衫、腰结飘带、脚穿绣花鞋”。字里行间，就透露出脚夫对“妙龄女郎”的倾慕。接着又用普通的日常用语，叙写了女郎的行为活动，说她“买了叙利亚苹果、土耳其、榅桲、阿曼梅子、哈勒白素馨花、大马色睡莲，伊拉克蜜胡花、埃及柠檬……，此外还买了挑金娘、指甲花、甘菊、白头翁、紫罗兰、石榴和蔷薇等花果”，“并买了用麝香、乳香、沉香、龙诞香精制成的装在喷瓶中的香水精，以及亚历山大的蜡烛等物”。这些普通的然而美丽、丰富的语言重叠，更增添了女郎瑰丽的色彩，同时也反映出当时社会生活的繁华茂盛。故事后来又写巴格达脚夫随女郎来到一处宅第。他发现在大厅的床上坐着一位笑容可掬、举止活泼大方的女郎。作者用散文和诗歌相结合的表现方法，刻画了这个女郎的美丽和高贵：“她似乎是天空闪闪发光的明星，正是：她启齿微笑的时候，像一串均匀的珠玉，像一阵透明的冰雹，也像芬芳的甘菊。她的头发仿佛是漆黑的夜；她的容颜意然羞退了晨曦”。这种以散文为主，夹以诗歌叙述故事、渲染思想内容的方法，是对阿拉伯古典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创新。
但是，《一千零一夜》作为一部巨幅的文学作品，它在艺术创作上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有些故事结构不够严谨，有些故事情节大同小异，有的主题不够鲜明。在文字技巧上，往往通俗有余，精炼不足。有些描写千篇一律，显得单调刻板。如形容女郎长得美丽，总是用“像初升的月亮一般可爱”“月儿般美丽可爱”等等。《一千零一夜》在艺术上的这些缺点，在一般民间故事中是普遍存在着的。
在《一千零一夜》问世以前，阿拉伯文学传统的作品形式主要是诗歌和散文，象《一千零一夜》以人物为主的长篇故事，这在阿拉伯文学史上是最早也是最优秀的一部。《卡里来和笛木乃》虽是负有盛名比它更早的故事集，但却是寓言童话集，基本上是一部翻译作品。所以说，《一千零一夜》在阿拉伯文学史上是一部占有重要地位、独具特色的民间故事集。
《一千零一夜》对西方各国的文学、音乐、戏剧和绘画都曾产生过影响。意大利卜伽丘的《十日谈》、英国莎士比亚的《终成眷属》、法国莱辛的诗剧《智者纳旦》、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等名著，在取材和写作风格上，都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受到《一千零一夜》的影响。所以说，《一千零一夜》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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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中古伊朗文学
第一节 概述
伊朗（波斯）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位于亚非欧三大洲的交界地带。自古以来，伊朗就是东西方的交通枢纽，也是亚非欧三洲文明的汇合地。著名的“丝绸之路”就是东起我国，中经波斯，西达罗马帝国的。勤劳聪明的伊朗人民在本国高度发展的文化基础上，汲取东西方文明的精华，经过长期的酝酿和发展，创造了具有独特光彩有波斯文明。波斯文学（又称达丽语文学）就是波斯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在伊朗通用的语言是古波斯语（楔形文学）。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征服伊朗，阿契美尼法王朝覆灭，古波斯语也随之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中古波斯语，即帕列维语。伊朗历史上的两个著名王朝，安息王朝（公元前247…公元224）和萨珊王朝（224…651）时期通行的语言就是帕列维语。萨珊帕列维语的文化古籍一直保留至今。萨珊王朝的伊朗是高度发展的奴隶制大帝国，伊朗的农业和手工业都很发达，在对外关系上和中国、印度、罗马等古国广泛开展了海陆贸易，牢牢地控制着中印通往西方的海陆商道。与此相适应，科学文化也有高度的发展，宫殿建筑遗迹和浮雕石刻以及精美的手工艺品都表明古代波斯人民已经创造了灿烂的文明。
七世纪六十年代初阿拉伯人占领伊朗，萨珊王朝覆灭。这次入侵改变了伊朗的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进程，伊朗人民由信奉袄教转而信奉伊斯兰教，独立的伊朗丧失了原来的政治地位。被异族统治的伊朗人民要求民族独立，于是，产生了“舒毕主义”思潮。舒毕主义者主张非阿拉伯穆斯林和阿拉伯穆斯林享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宣传伊朗文明高于阿拉伯文明。“舒毕主义”是伊朗文学兴起和发展的政治因素。
由于伊朗人民不断举行起义和伊朗上层统治集团日益扩大其政治势力，九世纪末，阿拉伯人的统治实际上已名存实亡，在伊朗建立了许多地方政权。十世纪初，一种在伊朗东方流行的方言法尔斯语（即达丽语）开始广泛传播，并逐渐取代帕列维语而成为伊朗的通用语言，这就是流传至今的波斯语。当时，伊朗是定都于巴格达的哈里发国家的一个行省，因此阿拉伯语在伊朗也曾经是官方语言，但是阿拉伯语仅限于在官方文书、宗教及科学领域使用。虽然有些波斯诗人也曾用阿拉伯语写作，但阿拉伯语从未成为伊朗的通用语。伊朗古代诗人正是用波斯语创造了光辉的波斯文学。
据记载波斯语诗歌早在亚古伯·列斯国王时期（卒于878年）就已出现。伊朗文学史上第一位著名诗人是鲁达吉（卒于940年）。鲁达吉生于撒马尔罕。他曾作过萨曼国家的宫廷诗人，后被逐出宫廷，晚年穷困潦倒，以行乞度日。鲁达吉熟悉民间创作，他善于从民间创作中汲取营养，创作出多种体裁的波斯诗歌（如颂诗，四行诗，抒情诗等）。他曾把从印度传入的故事集《卡里来和笛木乃》改写成故事诗。鲁达吉的诗是波斯诗歌从民间创作过渡到文人创作的标志，他的作品为以后伊朗诗歌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后人称他是伊朗的“诗歌之父”。
从十世纪到十五世纪是伊朗文学史上诗人辈出、优秀作品不断涌现的黄金时代。
约在鲁达吉逝世的时候，在伊朗古代文学发祥地霍拉桑的图斯诞生了伊朗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长篇英雄史诗《王书》的作者菲尔多西（详见本章第二节）。《王书》不仅是伊朗古典文学的高峰，而且也是世界文学中的珍宝。
在菲尔多西逝世后的三十年，在霍拉桑的尼沙浦尔诞生了另一位世界闻名的波斯诗人，这就是哲理诗人欧玛尔·海亚姆（又译莪默·伽亚谟）。
欧玛尔·海亚姆（约1048…1122年）是一位科学家和哲学家。他精通数学和历法，也研究过天文学和医学。在数学上他有很深的造诣，曾写过代数学论文，并曾奉国王之命修订历法，筹建天文台。他在生前已经是知名的学者，但是，在他去世后的五十年内人们并不知道他是一位诗人。1173年才有人在一本历史著作中提到他的诗。
海亚姆在世时，统治伊朗的是突厥人建立的塞尔柱王朝。塞尔柱王朝是一个军事封建制的政权，这个政权在发展科学文化方面远比素称开明的萨曼王朝逊色，弥漫在科学和文化领域里的宗教势力使文人和学者感到压抑和窒息。对这些，诗人海亚姆是有切身体会的，他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记述道：“我们目睹许多学者离开了人世，现在学者已经剩下寥寥可数的一小部分人了。他们人数虽少，但却苦难深重，正是这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在这艰难的日子里，为了科学的进步与发展而奋力献身。但是大多数学者却弄虚作假，摆脱不掉诡诈和做作的风气，他们利用自己取得的知识去追求庸俗和卑鄙的目的。要是有人去寻求真理，播扬正义，鄙弃庸俗利益和虚伪的骗局，他就立即会遭到嘲笑和非议……”。这就是海亚姆的生活环境，这是一个政治上受到异族统治，思想上受到宗教毒害，科学文化上受到摧残的时期。海亚姆的四行诗就是这个波斯人民苦难深重时代的痛苦的回声。
作为一位哲学家和天文学家，海亚姆十分关心并不断探讨人生的意义和宇宙的奥秘。海亚姆生活的时代，伊斯兰教的势力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已经占了统治地位。宗教人士在苦难深重的人们面前展示一幅迷人的天堂的幻景，对心怀不满的人们宣布神的森严的戒律。他们给一些人以希望，使另一些人感到畏惧。许多人就在希望与畏惧之中驯服地拜倒在神的灵光之下。但是，海亚姆却不是这样的人。他的头脑是清醒的，他的观察是敏锐的，他大胆地提出他所思索的哲学问题：
我们来去匆匆的宇宙，
上不见渊源，下不见尽头，
没有人能说清楚，
我们自何方而来，向何方而走？
看呵！苍穹就象我们伛偻的躯身，
阿姆河水，那是我们晶莹的泪珠滚滚，
阴森的地府是我们无谓的忧虑，
天堂，只不过是我们悠然的一瞬。
海亚姆在反对宗教的诗里并不总是采取这样公开否定的态度的。有时他好象是和宗教人士（或真主）进行辩论。他挑战似地向真主提出这样的问题：
主呵，是你把我这样铸成，
热恋杯中酒，倾心丝竹声，
当初既然这样创造了我，
于今为何把我抛入地狱之中？
海亚姆的四行诗中经常涉及的另一个主题，就是对酒的歌颂。酒是诗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由歌颂酒进而歌颂盛酒的器皿——陶罐。在海亚姆的四行诗中写到陶罐的诗不少，而且这类诗都具有特殊的含意，体现了诗人高于当时时代的哲学观点：
昨夜我走过一家陶罐作坊，
巧手上的陶土时时改变模样，
我发现——粗心人是不留意的，
父辈的尸土就在每个陶工手上。
这陶罐也象我们，曾经是不幸的恋人，
他也曾深深陷入发鬈编织的情网，
你看那罐上的把手，
那手呵，也曾勾在情人的颈上。
这类四行诗表达的思想是很明显的：陶罐是用泥土烧制的。泥土中混合着一切先人的尸骨，于是陶罐就成了先人的化身。这实际上是指出：我们生活的世界是物质的客观存在，人的生与死不过是物质形式的转化。在思想领域内神学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对世界和人生能达到这样的认识，是难能可贵的。这类诗的内容不仅闪耀着唯物主义的光辉，而且也包含着辩证法的因素。
海亚姆是一位中世纪的勇敢的叛逆诗人。他的诗具有强烈的反宗教迷信的色彩，统治阶级称他的诗是“吞噬教义的彩色斑斓的毒蛇”。从他的诗里我们看到的是严肃的思索，执着的自信和深沉的痛苦。人们一接触到他的诗就立刻被那深刻的思想和优美的形式所吸引。他的语言是质朴平实的，他的心是火热的。
海亚姆虽然是当时社会中的杰出人物，但是他的思想仍然不可能不受到时代的局限。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学者，他自然感到无力与孤独，他的诗里充满哲理的思索，但是缺乏理想与希望，有时甚至流露出悲观厌世的思想，他甚至也宣扬过冥冥中存在着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绝对的命运。这样，海亚姆就陷入唯心主义泥沼，否认神的存在的海亚姆又为我们制造了一尊新神。
以鲁达吉和菲尔多西为代表的霍拉桑的诗人们在创作风格上有共同的特色。这就是语言朴实平易，不尚雕琢，叙事简练，明白晓畅，尽量避免使用阿拉伯语和科学名词，文学史上称这种风格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