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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非文学史-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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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1到1956年的主要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曾获全国文化协商机构的诗歌奖。其他有名的诗人还有克拉拉·阿库斯迪亚、阿南达古纳、阿卡姆·韦斯比等,他们都有诗集出版。小说方面,卓别尔出了一部短篇小说集《逐日》,苏吉亚蒂·希斯娃蒂也出了一部短篇小说集《天堂在人间》,他们的作品都比较及时地反映了各个时期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现实,起了文艺的战斗作用。巴赫迪尔·赛坎是人民文化协会著名的剧作家,他的剧作《浪花与爱情》、《蜜之囚》、《墨拉比火山下的红岩》(1959)深受群众欢迎。人民文化协会还培养了许多年轻诗人和作家,他们的作品大都发表在人民文化协会的刊物《新时代》和其他进步报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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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马斯·马尔戈   
  马斯·马尔戈(1878…1930)是二十年代印度尼西亚无产阶级反帝文学的旗手,他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民族解放斗争的事业。马尔戈又名卡托迪克罗摩或苏曼特里,人们一般称呼他马斯·马尔戈。他生于爪哇直布,很早就参加革命;1914年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社会民主联盟成立时,他是一名积极的盟员;1920年改组成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后,他又是最早的党员之一。他在中爪哇一带开始了革命活动,曾任伊斯兰联盟“红派”的重要领导人,积极从事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作。他极为重视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革命新闻工作上,并利用革命报刊作为自己的文艺阵地,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开战。 
  1914年马尔戈用爪哇语写了第一部反封建的小说《宫廷秘史》,揭露梭罗封建王宫的黑幕;稍后又用印度尼西亚语(当时叫马来语)写另一部鞭挞荷兰殖民主义的小说《疯狂》。马尔戈的大胆揭露招致对他的接连迫害,先是以触犯殖民地条例的罪名判处七个月徒刑,出狱后又遭梭罗封建当局的驱逐。 
  1916年马尔戈作为土著新闻工作者的代表赴荷兰出席新闻工作者会议,他得以目睹荷兰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腐朽本质,为他以后的创作提供了素材。回国后,他又被指控写煽动性文章而再度入狱,这次坐了两年牢。1918年马尔戈发表他的诗集《香料诗篇》,大部分诗为狱中所作,其中有剧烈反荷的诗歌,为此他又被殖民政府拘禁半年。 
  殖民统治者接二连三的迫害并没能挫伤马尔戈的斗志,他战斗得更坚决。1919年出狱后,他在印度尼西亚新闻工作者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黑色报刊与白色报刊,两种不同性质报刊的对立》的著名报告,明确地指出代表被压迫者利益的黑色报刊与代表殖民统治者利益的白色报刊是势不两立的,号召大家划清界线,团结对敌。同年,他又发表了一部揭露荷兰资本主义社会和荷兰殖民统治者丑恶本质的小说《大学生希佐》。小说通过主人公希佐留学荷兰期间的生活经历,戳穿了白人优越的神话,指出白人也是分成阶级的,少数剥削阶级骄奢淫逸,多数劳动者饥寒交迫。小说还让“优等民族”的白人小姐百般勾引“劣等民族”的希佐,这无疑是要灭白人的威风。作者后来又被荷兰殖民政府判处两年徒刑,据说与写此书有关。1924年,马尔戈发表最后一部小说《自由的激情》。尔后,民族解放斗争进入酝酿武装起义的阶段,他把全部精力投入了战斗,担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梭罗特区的领导工作,积极领导梭罗地区人民的起义斗争。 
  1926年民族大起义失败后,马尔戈被捕,十个月后被流放到西伊里安的地辜。1928年经“甄别”后,被关在丹拿丁宜的二级隔离营里,关在那里的人都被认为是不可救药的危险分子。在隔离营里他受尽折磨,终于染上严重的肺病,于1930年被送进赤土医院,从此杳无音讯。 
  《自由的激情》是马尔戈的最后一部小说,也是他的代表作。小说写一个出身于土著官吏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如何从对荷兰殖民统治下的黑暗现实不满开始,最后终于走上革命的道路。小说的主人公苏占莫是个血性青年,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从小喜欢跟劳苦大众打交道。他的父亲是个土著官吏,一心望儿子也能在殖民政府里当官受禄。苏占莫在父母的催逼下,违心地答应去当荷兰官署里的一名见习生。但他由于不肯随俗俯仰,更不堪忍受白人官吏的作威作福,终于弃职外出寻找真理。他来到中爪哇的一个大城市,在那里一连几个月找不到工作。但他却进一步看到殖民地社会的种种不合理和不平等的现象,加深了对殖民地社会现实的认识。后来他去另一个城市,在一家荷兰企业里找到了工作。他寄宿在同事沙斯特罗的家里。沙斯特罗是个革命者,成了他的革命引路人。在沙斯特罗的指引下,他参加了政治集会,听到了各种政治派别的言论和主张,懂得许多革命道理。在会上他结识了苏佩妮,一位热情而有头脑的姑娘。他们经常谈论大家关心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由于志同道合,彼此之间产生了感情,但都不敢表露出来。后来在沙斯特罗夫妇的帮助下,经过一番周折之后终于定下山盟海誓,两人决心在革命征途上携手并进。 
  小说似乎并未写完,作者计划继续写苏占莫与苏佩妮的恋爱和战斗的生活,但后来一直未见下文,可能当时的形势已不容许他继续写下去了。 
  《自由的激情》向我们展示的画面比较朴实,里面没有波澜起伏的情节和扣人心弦的戏剧冲突,然而它给我们提供了一面时代的镜子。苏占莫这个早期革命者的形象是很有典型意义和时代特征的,他走上革命的道路不是突然的,而是按照生活的逻辑,经过矛盾斗争一步一步地从一个土著官吏家庭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发展成为一个自觉的革命者的,所以这个人物写得有血有肉,令人可信。小说对荷兰殖民统治者及其奴仆的揭露和刻画也比较深刻,作者善于抓住殖民统治者和土著官吏的典型特征,用密疏有致的笔法把他们的嘴脸活灵活现地勾勒出来。但马尔戈写这部小说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认清现实;因此他通过小说里的革命人物,对殖民地社会的种种矛盾着重地进行了分析,指出私有制乃是万恶之源,必须加以消灭。马尔戈是印度尼西亚第一个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去观察和分析社会矛盾而后把它反映到自己的作品中来的作家。在当时可以说没有其他小说能象《自由的激情》那样集中地反映二十年代印度尼西亚无产阶级的政治观点和战斗风貌。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的激情》在印度尼西亚文学史上是应占有突出的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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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普拉姆迪亚   
  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1925…)是印度尼西亚独立以后最重要和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他是在“八月革命”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成长起来的。坎坷的人生道路,峥嵘的狱中岁月,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他的作品具有他所处的动乱时代的气息和他个人独特的艺术风格。他走过的创作道路是曲折的,遇到过急流险滩,经历过苦闷彷徨,最后走上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康庄大道。 
  普拉姆迪亚生于中爪哇的一个小城镇布洛拉。父亲是二、三十年代对荷印殖民政府持不合作态度的民族主义者,宁愿放弃官办学校优厚的待遇而去当薪金菲薄的私立民族学校的校长。母亲是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对孩子管教甚严。父母对他心灵的成长和日后的创作都有很深的影响,在他的许多作品中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子。普拉姆迪亚在青少年时期有相当一段时间处于逆境。父亲因遭到荷印殖民政府的一再打击和迫害而灰心丧气,后来成为自暴自弃的赌徒,一家生活全靠母亲干活维持,母亲生病时,重担便落在他的身上,普拉姆迪亚念完小学后进泗水无线电技校学习,毕业时正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印度尼西亚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 
  普拉姆迪亚到雅加达,在日本新闻机构同盟社找到了工作,并开始对文艺发生兴趣。1945年6月他辞去同盟社的工作,到东爪哇一带游历。8月底,他在柬义里听到了独立宣言,立即返回雅加达参加人民保安队(印度尼西亚国民军的前身),驻扎在芝甘北前线。1946年他担任战地新闻军官,并参加了著名的克拉旺…勿加西的战斗。普拉姆迪亚在军队里呆的时间不长,1947年回到雅加达,开始致力于创作。不久,荷兰殖民侵略者向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控制的地区发动第一次“警察行动”,普拉姆迪亚被捕入狱,直到1949年“移交主权”的前夕才获释。1953年他应邀赴荷进行文化考察,荷兰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使他大失所望。回国后思想开始转变,逐渐接近进步的文艺组织。1956年到中国参加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五十年代末参加人民文化协会,兼任人民文协的文学协会中央理事会副理事长。1956年“九·三○事件”后又被捕,在布鲁岛拘留营关押到1979年底才获释。 
  普拉姆迪亚的家庭出身和个人的曲折经历对他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他小说中的人物,大部分是他生活道路上遇到过的熟悉的人物,因此写得真实亲切,富有生活气息。他的整个创作活动大致可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八月革命”时期;第二阶段是“移交主权”之后到参加人民文协之前;第三阶段是参加人民文协以后。 
  “八月革命”时期是普拉姆迪亚思想充满矛盾、创作十分旺盛的时期,他的主要作品大部分写了这个时期。他的小说反映了“八月革命”的起落,描写了这个时期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从独立战士到时代渣滓,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时代画面。《勿加西河畔》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描写“八月革命”初期著名的克拉旺…勿加西的战斗。这部小说写得比较散,象一篇篇的报导和速写,通过主人公法雷特把它们串联起来。《勿加西河畔》据说是一部更大的长篇小说的一个部分,1947年发表的《克兰基和勿加西陷落》为其另一部分。作者被捕时,小说全稿被荷兰特务机关没收,后来没有下落。1957年再版的《勿加西河畔》实际上是上述两个部分的合并,不是全书。因此故事情节没有充分展开。普拉姆迪亚被捕前还写了好些短篇小说,描写独立战士的英勇斗争,对他们的命运给以极大的关注。《往何处去》描写一个为了捍卫民族独立而牺牲双腿的青年战士,残废复员后好象被社会遗忘,他个人的美好理想也全部破灭。他应往何处去?作者要求社会予以回答。 
  普拉姆迪亚的创作旺季是在被捕以后。狱中两年多,他有充裕的时间进行思考和创作,小说象泉涌似的一部接一部地写出来。获得图书编译局1950年最佳小说奖的《追捕》就是狱中之作。小说以日本占领末期保卫乡土义勇军的暴动为背景,那次暴动由于叛徒的出卖而失败,领导暴动的小队长哈尔托被迫逃亡,遭日本宪兵的追捕。正当哈尔托被抓住时,传来日本投降和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的消息。叛徒也醒悟了,前来请罪。群众要求把叛徒处死,但哈尔托却给以宽恕。他说:“人是不会永远和在所有方面都叛变的。”作者显然受到“普遍人道主义”思潮的影响,对叛徒的变节行为予以原谅,使小说主题的积极意义受到损害。 
  普拉姆迪亚在狱中的代表作是《游击队之家》(1950)。这部长篇小说集中地反映了作者民族主义思想和“普遍人道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冲突,战争的残酷性和普遍的人性是绝不相容的。小说的主人公萨阿曼是个城市游击队员,他为了民族独立不得不牺牲自己的“人性”,去从事杀人。他先后杀死了五十多个敌人,还亲手杀死当荷兰雇佣兵的父亲。他感到自己罪孽深重,但为了民族独立,他没有别的选择。被捕后,他反而感到心中坦然,如释重负,因为只有死才能摆脱精神矛盾的痛苦,赎回失去的“人性”。所以当宣判他死刑时,他拒绝上诉请求赦免,甚至为他所感化的敌监狱长要放他逃跑时,他也予以拒绝。小说从萨阿曼被捕后展开情节,描写他的家庭在三天三夜里遭到毁灭的经过,从而向我们展示上述的矛盾和冲突。作者在小说里想要着重表现的是战争的残酷性和印度尼西亚人民为民族独立付出的重大牺牲。他在序言中说,“有多少家庭毁于战争呀?不管是什么样的战争,包括由民族革命引起的战争在内”,但作者终究还是认为这是争取民族独立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他还是站在民族独立的一边,把民族独立置于人道主义之上。 
  《被摧残的人们》(1951)是普拉姆迪亚狱中写的最长的小说,分上下集,描写狱中各色各样的囚犯以及作者在狱中的经历。小说结构比较松散,缺乏典型概括。 
  普拉姆迪亚在狱中还写了许多短篇小说,大部分已收进他的三部短篇小说集《革命随笔》(1950)、《黎明》(1950)和《布洛拉的故事》(1952)。他的短篇小说主题和人物多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童年的回忆,写童年时代家乡小人物的可悲命运;一是狱中见闻,写各种囚徒的经历。作者的同情总是在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小人物的一边。 
  “移交主权”后,普拉姆迪亚对现实感到失望和不满,对前途感到茫然和忧虑。这时他的作品更多地描写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的悲惨命运,暴露和鞭挞社会的丑恶现实,愤世嫉俗之情溢于言表。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不是夜市》(1953)、《镶金牙的美人米达》(1953)、《贪污》(1954)和短篇小说集《雅加达的故事》(1957)。后两部可说是他这个时期的代表作。《贪污》是对当时官场的腐化之风的深刻揭露。奉公守法者穷困潦倒,贪污枉法者飞黄腾达,这就是当时的官场写照。但作者还是相信贪污者最后要毁于贪污,人们是会觉醒过来的。《雅加达的故事》共收入从1950年到1956年所写的十二篇短篇小说。作品主要描写挣扎在雅加达社会底层的可怜的小人物,如女佣、三轮车夫、娼妓、小贩等。小说情调阴郁低沉,可以感到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愤懑和谴责。 
  参加人民文化协会后,普拉姆迪亚开始尝试写革命题材和工农形象,直接反映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南万登发生的故事》(1958)以反对“伊斯兰教国”的叛乱为背景,直接描写了农民反对恶霸地主的抗暴斗争。《铁锤大叔》(1965)则描写了1926年第一次民族大起义工人斗争的英雄事迹。但这个时期普拉姆迪亚的作品不多,他还没有来得及写出反映时代足迹的长篇著作来(注:普拉姆迪亚后来在被拘留的十五年中又写了十来部作品。1980年10月他发表获释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人世间》,轰动了整个文坛。《人世间》是他在拘留营里写的四部曲中的第一部,其余三部是《万国之子》(已于1980年底出版)、《足迹》和《玻璃屋》。这四部曲描写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印度尼西亚民族觉醒的过程,受到国内外普遍好评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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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三章 现代缅甸文学 
  第一节 概述   
  十九世纪末缅甸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后,英帝国主义者为了推行其殖民主义政策,在文坛上采取了窒息缅甸民族意识和扼杀缅甸民族文化的办法。西方文化的陡然涌入,使缅甸原有的民族文化受到猛烈冲击。官场中英语逐步取代了缅甸的民族语言。加之,殖民主义者培养了一代知识分子,不少人因受毒害,重西方轻缅甸,一味追求西方文化。传统的缅甸优良的民族文化竟一度面临着被消灭的危险。然而这也使缅甸人民进一步接触到资产阶级思想和西方文学,进而开始探索缅甸文学新的写作形式与方法。 
  1904年,詹姆斯拉觉(1866…1919)根据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小说《基度山伯爵》中的某些片断改写成了缅甸第一部白话文小说《貌迎貌玛梅玛》。由于它以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为主题,与以前在缅甸早已存在的充满宗教轮回思想的源出于佛本生经的那种“讲道故事”迥然不同,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于是作家们竞相摹仿,开始根据外国小说改写或独立创作白话文小说。 
  这一时期,文学方面另一重大变化就是缅甸的反帝文学的兴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由于中国、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特别是俄国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大大激发了缅甸人民的民族自豪感,缅甸的反帝运动也有了新的发展,这也反映在文学上。 
  缅甸现代伟大的爱国诗人德钦哥都迈(详见本章第二节)就是这一时期用文艺武器向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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