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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文学的形式是丰富多彩的，包括有神话传说、动物童话、民间故事等。它的内容也相当广泛。有反映人们渴望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的关于海之神、闪电和响雷之神、铁与火之神及蛇仙等的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不但想象丰富，而且表现优美。雨后天空出现的美丽彩虹，在人们的想象中是天上的蛇神，它是丰饶的象征，受到人们的崇敬和歌颂；月亮上的黑影则被别开生面地解释为调皮猴子的黑手印。在班图人中流传着关于海浪的故事：有一个姑娘住在海边，自幼与大海结成朋友，在沙滩上拣五光十色的贝壳，在海湾里洗澡，在浪花里穿行。她长大了，嫁给海边一个青年，并且生了一个女儿。青年生活贫苦，她每天要到田野里劳动，无法照看她可爱的女儿。怎么办？于是她求助于朝夕相处的朋友海浪，她对海浪唱起了歌：
啊，海浪和风！海浪和风！
我把盘子交给你们保存，
我把盛着酸奶的木碗交给你们保存，
我也把我的孩子恩桐碧交给你们哄。
海浪唱着，海风拂着，轻轻地把孩子托起，爱抚地把她带到凉爽的地方。当夕阳西下，母亲结束了一天的劳动，又对海浪和风唱起了动人的歌，海岸和风轻轻地、轻轻地将孩子送回母亲的怀抱。这是多么朴实而优美的想象呀。
劝善惩恶，以弱抗暴是黑非洲口头文学的另一重要内容。相传在一个荒年里，一个名叫肯克伯的人，把全家的粮食占为己有，藏在山洞里，而让他的妻子和孩子挨饿，终于落得个可耻的下场。从此“肯克伯”成了自私鬼的浑名。还有一个鳄鱼的故事。鳄鱼是水居动物王国里的恶霸，想吃什么鱼就吃什么鱼。但是，小钉子鱼却敢于抗霸，依靠自己的胆量、智慧同鳄鱼进行搏斗，终于为全鱼族报了仇。而鳄鱼临死时为了不让鱼类将自己碎尸万段，便挣扎着上岸。传说，这就是鳄鱼不肯死在水里的缘故。
黑非洲虽然少有历史文献，但在口头文学中却有大量的历史传说和野史记载，弥补了这一欠缺。历史故事是民间传说的重要题材。东非关于帕特、蒙巴萨、基尔瓦等国的传记，西非关于创立马里帝国的松迪亚塔国王历史的史诗，这些虽有虚构和想象，但还是有一定历史根据的，经整理出来后，已成为重要的历史参考资料。如历史的史诗：松迪亚塔是其父第九房妻室所生，因母亲不得宠，幼年经历了曲折而痛苦的道路。成年之后，又遭到邪恶势力的迫害，被迫逃亡。他克服了重重困难，战胜了入侵曼丁哥王国的苏苏国王，胜利地返回故乡。松迪亚塔迁都尼亚里，开创了马里帝国，建立了一套政制和法典，人民从此安居乐业，帝国延续了二百余年。这部长篇史诗整理出来后已成为几内亚学校的历史课本。
进入十九世纪之后，随着反殖民主义斗争的高涨，口头文学的发展进入了黄金时代，思想内容有重大变化：爱祖国、争自由、歌颂民族英雄的业绩，成为这一时期口头文学的突出主题。几内亚流传着关于阿尔玛美·萨摩利·杜尔的英勇斗争的故事；他在十九世纪末叶领导武装队伍同法国殖民主义者斗争。此外，还有一些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民族英雄的诗篇，也在民间口头流传。这些作品中塑造的英雄形象，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至今不失其光彩，成为黑非洲口头文学的一个新的、重要特征。
黑非洲口头文学，如前所述，由于同人民命运有血肉关系，体现了真与善，构成了现实主义的光荣传统。同时，在艺术上集中了群众的艺术创造力，丰富的想象，深刻的寓意，幽默的语言，生动的形象，强烈的节奏，具有独特的艺术美。尤其是寓思想以形象，赋万物以灵性，想象之丰富是举世折服的。而为了方便流传，基本采用诗、韵文形式，易记、上口，有强烈的节奏感和感染力。有的本身就是歌曲。斯瓦希里语的古杂体诗虽然通常都是长诗，但其单位为四行一节，与民间歌谣相同。佛得角群岛的克列奥尔语民间文学最流行的形式是“莫尔纳”。它是一种民间文学的歌曲体裁，可以表现爱情、忧伤、悲愁，亦可表现冷嘲热讽、刻薄讥笑等内容。圣多美的民间口头创作的最普遍形式是“索科佩”。它是独脚舞的伴唱歌曲，因此节奏较快，活泼轻松……这一切，都形成了黑非洲口头文学的民族特色，直接影响着现代文学的形成和发展。
黑非洲现代文学起步较晚。一般地说，它诞生于十九世纪末或二十世纪初，这主要是殖民主义统治造成的。从十五世纪开始，欧洲殖民主义者就染指黑非洲，到十九世纪末，终于将黑非洲大陆瓜分完毕，确立了不同形式但性质完全相同的殖民主义统治。由于殖民主义者空前的野蛮掠夺和残酷剥削，破坏了原来的经济形态，造成了社会关系的变化，严重阻碍了黑非洲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然而，黑非洲人民一刻也没有忘记失去了的独立、自由和土地，并且一刻也没有停止为夺回这一切而进行的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唤发了黑非洲人民的反抗精神。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它不再是由部落酋长领导的老式暴动和战争，而是由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分子领导的有组织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一伟大革命斗争，具有鲜明的反帝、反殖性质，并在二十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达到高潮。文学是时代的风雨表。黑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刺激这一地区现代文学的发展。换言之，黑非洲现代文学的繁荣，是这一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反映，并且是为它服务的。这个时期的文学，可分为两个阶段：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五十年代末。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随着民族的觉醒，为了同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同化政策作斗争，在黑非洲的文学领域里，产生了维护民族文化的运动，既有理论倡导，又有大量作品。比如，西非著名诗人、塞内加尔杰出的文化活动家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提出了文学的“黑人性”理论。“黑人性”理论是同殖民主义同化论相对抗的，它宣布了非洲文化遗产的绝对价值；在动员殖民地知识分子反对帝国主义的精神奴役、发掘和维护民族文化方面起过巨大作用，即使在今天，在维护非洲的独立、团结、统一方面也不失其进步意义。桑戈尔在自己的诗中体现“黑人性”理论，表现了民族传统的习俗、礼仪等等重要的题材，而它的突出特点是，代表被压迫民族的利益，维护殖民地人民的尊严，热爱故土，反抗民族压迫和种族歧视。桑戈尔对自己的民族、自己的祖国，有着炽热而崇高的感情。同一时期，扎伊尔的西蒙·金班古，“基督教先知”，领导了宗教反殖运动，号召刚果的基督教教会实行非洲化和民主化，提出了“还刚果于刚果人”的口号，史称金班古主义。金班古因此而被殖民者判为终身监禁，最后死于狱中。他写的诗反映了非洲人民在殖民压迫下的苦难，坚信欧洲殖民者在非洲的滔天罪行必将受到惩处。他在自己的诗歌中，表现了对殖民统治的愤懑和仇恨，抒发了对非洲人民反帝、反殖斗争的信心。此外，马达加斯加在三十年代也出现了保卫祖国文化运动的杰出诗人让·约瑟夫·腊伯阿里维洛（1901…1937），他在运动中起了巨大作用，成为青年反殖民制度的旗帜。他为挖掘本国文化遗产做了大量工作，而优秀诗集《几乎是幻想》（1934）和《译自夜的语言》（1935），则是他的天才与爱国热情的见证。他在《菲拉奥》诗中唱着：
我的歌既无理智又很空洞，
象是别人诗歌的节奏所产生的回声，
但我血管里浓厚的血液在这支歌中奔腾，——
诗人在《阿维阿维》中也写道：
就算我用外国的韵律编歌，
祖先的智慧也在歌中苏生。
显然，作者的满腔热血，是为了非洲文化的复兴：以故乡昔日之峥嵘与今日肃杀，象征祖国昔日之光荣和今日之耻辱，在鲜明的对比中抒发了对苦难同胞的深沉情怀。在诗集《哀歌》的第二十四首诗中，诗人向劳动者发出了反抗和斗争的号召：
一双双布满老茧的手，
坚硬得象太阳晒干了的面包，
那无数的火炬，紧握在这些手中，高高举起……
这火炬，就是自由和独立。诗人渴望自己的民族重新得到她失去的东西，在斗争中新生：
它们正在寻找大地上失去的东西，
寻觅那辽阔土地上新生的东西……
关于这一时期反映黑非洲传统习俗的散文作品，数量很多，也很普遍。马达加斯加作家A·腊查奥纳里维洛的《比纳》是有代表性的。这部作品被称为长篇小说，也有主人公——青年渔夫比纳和他的情人伊钦巴；但主人公在作品中只起陪衬和连接内容的作用。作家的创作意图，是想根据当地一个民族的风俗、文化，准确而详尽地介绍海岛南部渔村的独特的生活方式，包括他们的服装及其制作方式和建筑及其构造方法等等细节。作品的基调，洋溢着“不忘根本”、肯定对祖国传统价值的炽烈情感。与《比纳》同类型的作品，是安歌拉作家安东尼奥·儒尼奥尔的《死者的秘密》。作者以一个患昏睡病和神经错乱的青年妇女的故事为线索，把描写地方风俗、殖民化前社会风貌的情节串成一体。这些作品歌颂了民族的历史，也鞭笞了殖民统治的现实。
以上就是两次世界大战间的黑非洲现代文学的基本主题。它是民族觉醒的呐喊，是燃起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烈火的火炬。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黑非洲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如火如荼，民族解放运动形成了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民族独立国家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这广阔的疆域里，殖民主义者难以找到一块安定的绿洲了。正是在此背景下黑非洲现代文学迅速发展，空前地繁荣起来。而反抗的主题，成为英雄乐章的主旋律。以前只是哀怨民族的苦难，现在则是用血与火控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罪行；以前抗议之中尚有幻想，现在则清醒地认识了掌握自己命运的重要和力量；以前对非洲的未来感到茫然，现在则对斗争充满信心和激情；以前只是缅怀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现在则是对站在运动第一线的新的先进人物大加歌颂。许多诗人和作家本人就是民族解放斗争的英勇战士、杰出领袖和革命英雄。总而言之，这个时期的文学，忠实地记录、形象地再现了黑非洲各国人民的斗争生活，反映了民族觉悟的提高、民族意识的进步、民族团结的加强、民族解放斗争的壮大和胜利发展。
斗争是复杂的，道路是曲折的；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征途上，充满了新的矛盾、新的问题。这为黑非洲现代文学提供了新的课题——反映时代的众多的矛盾冲突。扎伊尔著名作家季·穆托姆波的《爱情的胜利》，描写了传统生活习俗与新生活原则之间的冲突，并明确地肯定和同情后者。塞内加尔作家阿卜杜莱·萨吉的《玛伊蒙娜》，通过描写残酷的城市生活，控诉了欧洲的“文明”。喀麦隆作家费丁南·奥约诺的《欧洲的道路》，从根本上否定了非洲走欧洲道路的幻想。值得注意的是，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和国家独立的最初年代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已经在现代文学中有所反映。在这方面，如下作家的作品颇为重要：尼日利亚作家普利安·埃克文西的《贾格娃·南娜》和《美丽的羽毛》，对大企业界、大资产阶级作了揭露和批判；尼日利亚作家奥奴奥拉·恩泽克伏的《蜥蜴之舞》，描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实践活动，并寄予同情和好感；尼日利亚青年作家弗洛拉·恩瓦瓦的《埃福努》，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形成过程，作者是把他们作为新人而予以赞赏的；塞内加尔诗人桑戈尔的《悼念埃尼纳·法尔》，向铁路工会领导人、罢工中牺牲的工人领袖表示了敬意；喀麦隆作家蒙哥·贝齐的《残酷的城市》，不但描写了工人组织起来同不付工资的老板作斗争，而且写了农民为了摆脱酋长们的统治而到城市寻求工人兄弟帮助的情节；塞内加尔作家乌斯曼在《黑色的码头工》里，成功地刻画了坚强而有才华的码头工人形象，同时在《神的儿女》中也生动地再现了铁路工人的反殖民主义性质的罢工斗争，塑造了自觉的英雄典型。这一重要主题，不但在当时民族解放斗争中具有重大意义，就是在民族独立后的文学发展中也有深远影响。尼日利亚作家契努阿·阿契贝在第四部小说《来自民间的人》中，出现了“老百姓党”，并且宣布：“我们一旦组成政府，就将把工人、农民、铁匠、木工……吸收到我们的行列中来”。作者在作品中满腔热情地歌颂了来自民间的主人公，发出了由群众自己组织起来改造社会的呼声。
戏剧在黑非洲现代文学中也是重要部分，它与传统的民间戏剧，如滑稽戏、闹剧、哑剧、载歌载舞的歌剧、舞蹈等等有着密切关系。这些民间戏剧是它的渊源。黑非洲现代戏剧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产生，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得到发展，六十年代有繁荣趋向。但是现代戏剧在黑非洲远不如诗歌和小说普遍，只在某些地区和国家获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就，如象牙海岸、扎伊尔、马达加斯加、尼日利亚等国有自己的剧场、剧团，也有自己的剧作家和剧本。
扎克·腊伯马南扎腊不仅是马达加斯加的著名诗人，也是一位杰出的剧作家。他创作了三部浪漫主义剧作《马尔加什的神仙》、《黎明的航海家》和《神宴》。它们取材于历史，但是人物和情节基本上是虚构的。作家缅怀历史，借助历史的景场，道出自己纷繁的思想情绪，与他反映现实生活的政治抒情诗遥相呼应。剧作还吸收了民间创作的成功艺术手法，精于心理刻画，塑造了具有民族特征的英雄人物，歌颂他敢于在塑境中进行斗争，表现了鲜明的反抗现实的意义。
尼日利亚有两位著名剧作家，这就是约翰·克拉尔克（1935…）和沃列·肖英卡（1935…），他们也是优秀的诗人。前者擅长写悲剧，以悲剧的形式歌颂了非洲人民的伟大传统，回击了殖民主义者种种污蔑，反击了殖民者的同化政策。他的著名剧作有《山羊之歌》、《假面舞会》、《木筏》等。后者精于编写喜剧，他在笑声中揭示了严肃的现实主题、落后的习俗、尖锐的社会矛盾等等。他的著名之作有《狮子与美人》、《林舞》等。
阿里贝尔·蒙吉塔（1916…）是扎伊尔颇为有名的戏剧家。他在五十年代写出的风俗喜剧《思朵姆贝》和独幕剧《第十五个》都是有名的剧作。
除此而外，如象牙海岸的著名诗人贝尔纳·达季叶的历史剧《阿西叶曼·戴列》也是颇有影响的剧作。
以上就是民族解放运动中黑非洲现代文学发展的概貌。它的题材较前广阔，主题思想较前深刻，艺术手法也较前娴熟了。它可以说是一幅黑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气势雄浑、色彩壮丽的画卷，而反殖斗争是这幅画卷的基本色彩。正如喀麦隆作家蒙哥·贝齐所说：“黑非洲的第一现实，我甚至要说唯一深刻的现实，就是殖民主义及其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因此，写黑非洲——这就是，拥护殖民主义，还是反对殖民主义”。有价值的黑非洲文学，只能是反殖民主义的文学。
黑非洲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特征是：既有民族语文学（如：豪萨语、斯瓦希里语、默里纳语、克列奥尔语文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