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嵛彩褂锰竞鸥浅闪讼乱馐兜南肮撸乓欢嘁蕴竞沤嵛驳氖鞫啻�50余首。这成为闻一多生命轨迹的坚实的谶纬。
闻一多的诗歌创作生涯并不长，只是从1921年到1928年的不足十年，诗集也只有《红烛》和《死水》两本，此外的零星诗作屈指可数（《奇迹》，《渔阳曲》，《教授颂》，《政治家》等）。但他青年时期的诗歌创作，决定了他一生的道路选择。闻一多属于“诗与人合一”型的诗人，他的诗不是生命的余裕，而是生命的宣言，他的生命则是一首节奏强烈，富于“绘画美，音乐美，建筑美”的昂扬的诗。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闻一多写下了《文艺与爱国》，文中说：我希望爱自由，爱正义，爱理想的热血要流在天安门，流在铁狮子胡同，但是也要流在笔尖，流在纸上。……也许有时仅仅一点文字上的表现还不够，那便非现身说法不可了。所以陆游一个七十衰翁要“泪洒龙床请北征”，拜伦要战死在疆场上了。所以拜伦最完美，最伟大的一首诗，也便是这一死。所以我们觉得诸志士们三月十八日的死难不仅是爱国，而且是伟大的诗。
伟大的死等于伟大的诗，闻一多终于以生命实践了这一理念。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的激烈言行明明有着招致死亡的极大危险，但他却似乎视而不见，甚至是迎着死亡无畏地前行。对于自身所处的法西斯恐怖环境，闻一多的认识是非常清醒的，他不像一些糊涂的学者或者别有用心的文人那样认为国民党是保护民主自由的党，共产党是摧残民主自由的党。当“一·二一”惨案发生后，闻一多在西南联大的教授紧急会议上愤怒地说道：
美丽的毁灭：闻一多的死亡意识（3）
鲁迅先生说民国十五年的“三·一八“惨案是中华民国最黑暗的一天。他不知道，还有更凶残更黑暗的日子，是民国三十四年的十二月一日！段祺瑞的卫兵，是在执政府门前向徒手的学生开枪；“一二·九”的时候，北平的军阀是在大街上行凶；“一二·一”的昆明，竟全副武装杀到学校里面来了。这是最野蛮最凶残的恐怖统治！我们为人师表的人，一定要支持学生，抗议这个暴行……
在刻于昆明“四烈士之墓”墓壁的《“一二·一”运动始末记》中，闻一多强调：“死难四烈士的血给中华民族打开了一条生路。”“让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再继续前进，并且不惜汇成更巨大的血流……四烈士的血是不会白流的。”这里所体现出来的死亡观，与他早期诗作中的死亡观是一脉相传的。在《最后一次的讲演》中，闻一多认为李公仆的死“恰是李先生的光荣！李先生在昆明被暗杀，是李先生留给昆明的光荣！也是昆明人的光荣！”他最后庄严宣布：“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象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当时，闻一多已经明知自己是国民党特务的暗杀黑名单上继李公仆之后的第二号人物，又亲眼看见特务就在会场上的人群之中，但他竟然一再用强烈的挑战口气向特务主动进击。他说：“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演讲中多次使用“你”和“你们”这样的第二人称来直接呼唤“特务”和“反动派”，讲演中对李公仆之死的悲痛只占很少部分，而大部分是对“敌人”的斥骂和极端蔑视，对自己力量和勇气的显示和自豪。这个讲演所可能导致的危险后果，在理智上是不难推测的，而闻一多又并非是缺乏这样的理智的人。所以，闻一多在进行这场讲演时以及讲演结束后，关于死亡的种种意识活动，一定是他头脑中的一个占据核心地位的兴奋点。《最后一次的讲演》的结尾几句话，给人以极大的心灵震撼，其奥秘或许就是从中已经可以感觉到闻一多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的预感。这种预感不是充满着恐怖，而是怀着相当的兴奋，怀着一种宗教献身般的激动。就在这种激动的兴奋状态中，响起了冲锋枪的扫射声。闻一多的被残酷杀害，对于中国的民主运动，当然是一件令人悲愤的暴行。但对于闻一多本人来讲，可不可以说，这正是他潜意识中最理想的结束生命的方式，他的生命，在冲锋枪子弹横飞的一刹那，奏出了激昂的最强音。
闻一多在《奇迹》中写道：……
既然当初许下心愿，也不知道是在多少轮回以前——我等，我不抱怨，只静候着一个奇迹的来临。总不能没有那一天让雷来劈我，火山来烧，全地狱翻起来扑我，……害怕吗？你放心，反正罡风吹不熄灵魂的灯，愿这蜕壳化成灰烬，不碍事，因为那，那便是我的一刹那一刹那的永恒——一阵异香，最神秘的肃静，（日，月，一切星球的旋动早被喝住，时间也止步了）最浑圆的和平……
这奇迹，不就是对于死亡的赞美诗吗？闻一多出版了《死水》之后，以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功夫潜心学术研究，实际上，他是在静候着那个奇迹，静候着那个雷劈火烧的一刹那。他所说的“蜕壳”，“异香”，“浑圆”，都是意指“涅槃”的境界。这个境界终于在有关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最尖锐的搏战中来临了，闻一多纵身投入，完成了这一奇迹。
学术界一般将闻一多的一生划分为诗人，学者，战士几个阶段，然后说他的思想在几个阶段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过程。而经过我们较为细致地探讨了闻一多的死亡意识，则似乎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闻一多的一生是非常完整的，统一的。诗人，学者，战士，不过是他外在的活动形式，而实际上终其一生，闻一多都是个“诗人”，是个把生命当作诗、用生命来写诗的诗人。他作为新月派格律诗的盟主，对诗歌艺术形式美的高度追求，对诗歌语言的精雕细刻，都基源于他对生命美、对死亡美的高度追求。他的艺术观和生命观，在理想人格和英雄主义的合力中达到了统一。所以，诗人，学者，战士，并不是一个单线发展的历时性链条，而是始终互相修饰限制，互相渗透辉映的一组共时性的本体意义的概念。以毁灭为代价达到美丽的完成，使闻一多的艺术实践和生命实践有机地融入了20世纪的中国艺术史和中国革命史，因为20世纪的中国，正是以无数“美丽的毁灭”为代价，焕发出她凤凰蹈火般的奇异的光辉。
医学与人性：关于医学政治学
关于医学政治学
各位天使，大家好！大家不是一般的天使，而是“最可爱的天使”——解放军总医院的天使。虽然我做讲座的机会比较多，但在这种场合还是第一次，所以还是比较诚惶诚恐：一个是知识上的，一个是身体上的。因为我总觉得，我们普通人在医生面前，是任其宰割的羔羊，总有这种感受。我想大家在行医之前也有这种感受，现在不知道是不是遗忘了。当我们坐在一个小凳子上，医生说：张开嘴，把衣服掀起来。这个时候你就觉得什么知识呀、尊严啊，都是没有用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没有用的，乖乖的像一个小羔羊。尤其让我在这里讲医学，那简直就是“班门弄斧”，那就是“兰亭写字”，那就是“华山论剑”，那就是“北大讲课”，颇有一种亵渎神明的快感。好像是六七十年代的初中小女生到农村去，把大娘大婶大嫂集合起来，说：我给你们讲计划生育常识。那些大娘大婶大嫂们肯定会哄堂大笑的，说：你这娃娃自己还没找婆家呢，就讲起生娃娃的事情来了，还是我们给你讲讲吧。不过我想，外行讲话恐怕也有他的特点——坦白、便利。他不会蒙人，一切都坦露在众人面前，人人都可以纠正他。而内行，因为他的知识远远高居在听众之上，他说什么人人都得听，反倒不利于交流。我想，今天的讲座主要是找出我们彼此相通的价值体系。我不讲我所善长的文学、文化、艺术，而是不知天高地厚地、自讨没趣地来讲一讲医学问题。这是我比较感兴趣的，而且觉得它很有意义。
对“科学”的理解与态度
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医学，谁没看过病啊。谁都离不开这个医，即使是巫医，巫医也是医。只要找人来给他看病，那个人对他的功能就是“医”。而谁的亲戚朋友中没有医生呢？都有。尽管中国的医生比例很低，但谁都接触过。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就在你们301医院。我的高中的同桌就是学医的，上大学之后我们互相写贺年片，我给她写过两句话：“但愿今生永无病，莫逢足下华佗刀”。这话其实表达了人们一种普遍的观念：我们对医生的态度就是孔夫子对鬼神的态度，叫做：“敬鬼神而远之”。鬼神是可尊敬的，要尊敬。但是尽量远之，尽量不要靠得很近。所以人们对医生有一种崇拜半仙儿的感觉。一些学者对“科学”问题进行研究后提出：中国科学为什么不发达？我们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提倡“德先生”、“赛先生”，快一百年了，中国的高科技很好，但是科学观念在社会上普及得很差，人们的科学意识很差。为什么？从思想上讲，我们对科学的理解是有问题的。我们很多人把科学当作一种新的迷信。看见穿白大褂的就觉得他会治病，有一种仪式崇拜，把医生当作牧师一类的人，这里面就包含着对“科学”做何种理解的问题。
我本人是搞文学的。文学跟医学有什么相通呢？表面上看来，一个是科学，一个是非科学。现在一说“科学”，就变得很吓人，医学、科学都是一个很吓人的东西，以至于，非科学、反科学成了一种罪状，成了一种罪名。某某人某某事一旦被戴上了反科学的帽子，就离杀头不远了，这正是中国人对科学理解的最大谬误所在。在科学很发达的国家，说到科学，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名词，没有那么神秘。
科学与非科学、反科学，在哲学意义上应该是平等的。反科学是一种态度，它不是一种罪过。人可以喜欢社会，可以不喜欢社会，可以反社会。你可以讨厌所有的人，这样的人可能对，也可能不对，但是他没有罪。科学问题也是一样。我们希望受过科学教育的人用科学解决越来越多的问题，解决得越来越好，但是未必能够做到。科学能够解决的问题总是有限的。在这个有限的圆圈之外、那个广大无限的世界谁来管呢？真正的科学态度恰恰是存疑的态度，恰恰是对那些我们不能说的问题保持沉默，并尊重别人的探索。至于说什么是科学什么是非科学，在它之上，有一个东西可以整合它，什么东西呢？就是“叙述”。
文学中有一个学科是研究“叙述学”的。什么东西其实都是被“叙述”出来的。科学也好非科学也好，其实是被语言编织出来的，很多东西是被“说”出来的。不知道这个说法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我从一个简单的角度入手告诉大家：文学和医学，其实这两个学科是最接近的——都是“人学”！进一步讲，它们又都是历史学，都是哲学，都是社会学、心理学，都是政治学！如果你不能跳出狭隘学科的技术分野，那你不论从事什么工作，你永远也成不了大师，你永远是一个干活的人，不论你的专业怎样。你不要以自己的专业为荣或以自己的专业自卑。你说我是扫大街的，我就自卑吗？不一定。扫得好一样可以成为世界一流人物。台湾有一个人就是掏耳朵眼儿的。就因为特别敬业，特别刻苦钻研这门技术，想办法怎么给人掏得好，结果后来在全世界开了几百家分店，都是一流的现代化设备，很多名流富豪慕名而去。什么事情干好了就是一流的。当年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是二十多年前考入北大的，那个时候考北大中文系是天下最光荣的事情，我所考入的那个文学班里，全国省级高考状元九名，空前绝后，此后就再也没有过。所以，到了班里以后，一个个都特别牛，一说就是：我是北大中文系的，怎么怎么样……那时我心想，人怎么怎么样，跟这个专业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还得看你自己的造化。多少年过去了，全班50多人，一半以上还不是“泯然众人矣”吗。只不过你可以跟别人吹吹牛，说你在北大中文系上过学而已。所以我说，有些人是“吃北大”的，有些人是“被北大吃”的。任何一个单位、一个学校、一个医院都是这样。当我们刚到这个单位的时候，我们是吃这个单位的，但是，一个有出息的人总有一天会变成让单位吃我：让我所在的集体因为我而获得荣誉，因为我而增加光彩。我觉得这才是有出息的人。
福柯：医学不是一个学科，它是文化，
大家可能都知道，有很多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都是学医出身的，这已经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最著名的有孙中山、鲁迅、郭沫若。我的专业是现代文学。现代文学的两大巨头鲁迅、郭沫若，都是学医出身。这其中没有规律性的东西吗？怎么学着学着医，就放下手术刀去写字了呢？还有，许许多多文学作品非常珍爱医学题材。就说电视剧吧，你统计一下里面有多少医学题材的，有多少里面写到病写到医院的。就连恐怖分子也喜欢到医院里面去作案。我们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就是从一个医学题材开始的。还有很多很多，比如：巴金。巴金的《第四病室》、《寒夜》等等都和病有关。其实，医学的思维、医学的语言，它的术语，早就进入了文学，进入了日常生活。我们平时说的很多话，都是从医学语言转来的。像什么“会诊”呀，“感冒”呀、“非典”呀、“上眼药”呀，这些都进入日常语言了。它不在原来的意义上使用了。比如我说：某某和某某处于非典型恋爱阶段。它已经脱离了原来的意义变成了一个日常的可以转喻的词汇。所以说医学不是一个简单的学科。特别是2003年的非典，它让很多中国人意识到：
医学不是一个学科，它是文化，它是政治！
这次非典疫情的成功控制，虽然焦点首先在医学界，但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危机的转折，实事求是的说，主要不是医学的功劳，而是政治的功劳。疫情从什么时候开始转折的？就是政府下了决心，社会动员起来了，动员起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没有动员起来，问题就丛生，就解决不了。我当时住的那个地方，是城郊结合处，老头老太太都戴着胳膊箍，都是坚壁清野、人自为战、村自为战，每条小路都封锁了。网上有些笑话比较夸张，说看见北京的车来了以后，村里儿童就放倒了“消息树”，喊着“北京人来了”。虽略带夸张，但实际情况很接近。那个时候我出门回家只能走一条路，你想抄近路是不可能的，老头老太太就把你拦住：我们这个村就不能有任何外人来。所以，联合国的官员就怀疑中国，说中国怎么这么快就把非典收拾住了。因为他不了解中国国情，按照他们的想法，中国半年也控制不住。正是这个时候，许许多多的知识份子、像我一样的大学老师，重新想到了国家的问题；正是这个时候，想到了我们离不开国家；越是希望个人自由的人，越是对个人自由度期望比较高的人，这个时候，他就会想到“自由与非自由”的关系，个人自由与他人自由的关系。所以，在这里可以提出“医学是什么”的问题？
我推荐大家看一本书，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临床医学的诞生》，我觉得我们学人文科学的人，都要读读这本书。福柯是当代最有名的最有创造力的哲学家，所有的人文科学、人文哲学没有不受他影响的。要知道，他的研究是从医学起步的。现在福柯的书很多，介绍福柯的书也很多。还有，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凝视之爱》，是介绍福柯的医学理论的。大家到了博士阶段，不仅仅要在自己的专业上提高。技术，它是有上限的。技术到了一定的程度再往上走是什么？是哲学，是艺术。把一个东西做到艺术哲学的境地就是大师了！就像庄子《庖丁解牛》里讲的“进乎技”，一个杀牛的人能杀到那样艺术的程度，这是我们每一个专业的人都应该向往的。
1、“病”是被规定出来的
福柯从医学出发，发现了很多现在影响人文学科的重要问题，比如说癫狂的问题。什么是癫狂？什么是狂人？谁来规定别人是精神病？精神病人是怎么样产生的？狂人是怎么样产生的？福柯一步一步分析，最后他发现：所谓的狂人其实是我们“规定”的！狂人是被多数和他不一样的人命名为、叙述为“狂人”的。我们从我们的生活经验也可以感到，我们问：“谁是狂人”？“怎么证明他是狂人”？回答是：大伙都这么说；所有的邻居都认为他有病；我们班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不正常。难道：多数人认为的就是真理了吗？这是科学的吗？这正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近年有一个电影叫《来了》，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