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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社会都要在民主和专制之间找到平衡点。怎么样专制怎么样来平衡，这样考虑一下，我们就会承认，医院的确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医院不应该以创收赢利为目的。如果医院以赢利创收为目的，那就是国家的自杀。我们设想：军队可以自负盈亏吗？监狱、警察可以自负盈亏吗？这些都应该是国家养起来的，国家用纳税人的钱组织军队，军队来保护纳税人。国家用纳税人的钱来建医院，医院来保证纳税人的健康。所以，大医院、还有医学研究机构必须由国家来投资，这个道理是非常明白的。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人道主义，治病第一。我们国家百十年来一直宣传爱国。我们怎么读解这个知识呢？我小时候每天看那个标语上都写着爱国，后来我才发现，年复一年的宣传爱国，恰恰是他的人不爱国，因为不爱国才需要宣传。小时侯老看见墙上写着：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长大了以后才知道，中国人不容易团结是一盘散沙。毛主席就从来不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他只从正面讲“我们要团结起来”。中国最缺乏的恰恰是集体主义、团队精神，是整个民族统一起来的尊严优越感。你看看上次的世界杯，各国球迷到韩国去加油，你看看别的国家的球迷、那个团队精神、那个整齐化，你看看中国球迷是怎么样的呢？中国球迷到了球场上呼喊的是什么呢？武汉球迷，沈阳球迷，这个国家还是四分五裂！每个地方只为自己喜欢的球星加油。所以，“团结起来”一直是我们国家的重要问题。
回到技术层面，医生是怎么看病的？尽管现在科技发达了，但是从大的方面上说仍然没有逃脱：望、闻、问、切这四个字。所有的医疗设备的发明不过是这四个字的延伸。望、闻、问、切又和我们搞学术搞文学一样，使用相同的逻辑。我们做学问其实也是望、闻、问、切这几个字：凝视、旁观、探寻，最后找到要害，给出解决方案。正因为我们有这样一套程序，病人很相信医生。有时我接到读者来信，有的是文学青年写了一篇作品，他说：孔老师你看看我这个东西有什么毛病没有？哪块儿还需要提高？我就很谨慎，因为我知道，我的一句话他会相信。我随便说的话可能会害了他，所以就有一种油然而生的责任感。
病人是相信医生的，那么，医生相信谁呀？为什么我要谨慎呢？因为我背后没有更相信的人了。我老师的一切我都学完了，我的专业里的书都读过了。现在我是一个高处不胜寒的人。别人向我请教，我的一句话就能决定他的命运，所以我就觉得这支笔千斤重。就好像是给别人看重病的大夫一样。而且我们大家也都知道，错误是难免的。你越处在高的层次你就越知道错误是难免的，自己是会犯错误的。这就是为什么医生要宣誓，因为他的工作是与道德最紧密相连的一个职业，他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命，所以我们才把医生叫“天使”，为什么不叫“老总”呢？这个称呼不是随便加的。
我2001年和2002年在韩国，韩国是一个喜欢罢工的国家。我写有很多表扬韩国的文章，比如：他的斗争性、他对日本的态度、他的群众运动、他人民的组织性，这些都很好。但是有一件事我不赞成：医生罢工。医生为什么会罢工呢？因为他们国家长期以来是医药不分，医生又开药又卖药，所以医生的收入特别高。然后金大中要出台一个新的措施，说要把医药分开，说医生不能卖药只能开处方。然后另设卖药机构。他觉得这个可以降低整个社会的医疗成本。这样一来，医生的收入肯定要下降，所以医生就不同意，要罢工。我觉得这是滥用罢工权。因为他们的医生已经是全社会收入最高的职业了，一个医学院的博士毕业之后那是万人仰视呀。韩国朋友跟我讲：韩国的一个女孩要想嫁给一个医学院毕业的博士，得准备好三把钥匙，一个是房钥匙（豪宅），一个是一辆名车的钥匙，还有银行保险柜的钥匙。你要把这三把钥匙交给未来的丈夫他才会娶你，因为他娶你用不了一年，他就会把这些钱全部给你赚回来了。我认识一个大学女老师，她丈夫就是医生，还是一个中医（他们叫韩医）。她说我这一个月挣的钱我丈夫一天就挣来了，我是在家里呆着实在无聊才出来找活干（因为他们妇女一般是不工作的）。医生收入是这样的高，还要罢工，这次医生的罢工在社会上就没有获得同情。但是，医生罢工造成所有医院关门，影响太不好了。
3、“看”是一种权力
讲到望、闻、问、切，就有一个“看”的问题。为什么病人在医生面前感到自己像羔羊一样？医生和病人之间这种权力关系是怎么构成的？是通过“看”这个动作构成的。根据后现代理论，“看”是什么？“看”是一种权力。谁看谁？这是很有讲究的。“看”与“被看”实际上具有统治和监控的高下关系。看是不能随便看的。比如说，我们在公共汽车上看见一个美女，你不能长时间的盯着她看。你如果看她超过半分钟就属于侵犯。你说：我也没碰她呀，我怎么就是侵犯？看，就是侵犯。看，是权力。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比如，在街上或者在公共汽车上，两个人的目光偶然相遇了，于是两个人就斗气儿，我盯着你你盯着我，谁也不把目光离开，最后结果怎么样？肯定打起来了。为什么看会打起来？就因为：看，它不是一个平常的举动，看就是权利，谁先把眼光离开了谁就是服输了，表示：你可以看我，我是孙子。所以，看，是有权力的。这个大家以后在看电影电视的时候注意，镜头对着谁？镜头是怎么转移的？可以发现，电视里镜头经常围绕着女性在转，经常把女性的各个侧面展示给观众。我们现在的影视剧体现出我们现在是男性社会，女性生存的一个主要功能是让人看的，是给男人看的。在男人和女人组成的这个不平等的社会里，男女不平等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呢？是通过“看”与“被看”。男人的主要功能是看别人的，所以男人不太注重自己的外表，男人只要穿着舒服就行了，不需要特别打扮自己，去为悦己者容。而女性就需要为悦己者容。表面看来男人挣了钱都给女人了，但是女人用这些钱干什么呢？女人用这些钱买东西为了让自己好看，为使给她钱的人觉得没白给她钱。所以，男人女人的关系是建立在看与被看基础上的。我们平时说的“看病”，都是不对的说法，只是我们习惯了。说：你干什么去？我看病去（北京人叫瞧病）。瞧病、看病，谁看谁呀，是你去看“病”吗？还有的说：我看大夫去。这都是一种托词。实际上是大夫看你。你看什么大夫？大夫不需要你看。你到了医院后，低眉顺眼的，希望大夫好好看看你。你在大夫面前，老老实实地“自首”，这就是一种权力，医生的话就是“金口玉言”。
我们东北有一个人，他是个副厂长，当地医生说他该吃什么就吃点儿什么，就能活几个月了。厂里的人说，好好去玩玩吧，旅游了好多地方。诶，还没死？然后在北京又找了一个大夫看，大夫说：你什么病都没有，看什么？谁说你有肝癌呀？此人本来都起不来了，用担架抬着，听了大夫这句话一下子就跳了起来，回去当了正厂长。这完全是受大夫的语言影响。大夫为什么会有错误诊断呢？诊断错误肯定不是他道德上的原因，他肯定不是故意的。我们知道，医生看病采用的是近似分类法，就是把看到的一些症状往脑袋里的“小格格”里归。我们学了一些知识，比如说感冒是什么样的，我们脑子里有一些小格格小框框，然后把看的病人归类，特别是刚当大夫的时候，你会想这像什么病那像什么病。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主观参与，所以说不是绝对的科学。这里面有医生的功夫高下的问题。你的功夫不高，你归类就可能归错。近似有一个程度问题，近似到什么程度？而你学到的这些分类是由同样可以犯错误的人给你分好的类，也就是说分类是主观的、有限的。你要把人类所患的无限的病放到有限的框框里，那早晚要出事。所以有识之士总是说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总是呼吁：从整体上考虑人。这个背后就涉及到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美国人喜欢动手术，美国人动手术的比例是最高的。而法国人就不喜欢动手术，法国人动手术比例很低，能不开刀就不开刀。为什么？这和他们的医学观人生观有关。法国人认为人体是美的，人体尽量不能破坏；而美国人看人体就是个“东西”。美国人很实用主义的，花一万美元买一条连衣裙，忽然发现少个兜儿，拿块布就把兜儿缝上了，很实用主义；而法国人绝对不这样做。我们中国人也不喜欢动刀，但不完全是从美学角度出发，而是从“体肤毛发受之父母”的孝的观念上讲的。
4、医学机构的双重功能：治病和治国
医学机构和文化机构和社会机构，在一个国家中基本上是按相同比例配置的。我们看医院的分布，看每个城市按人的比例，看每个区每个街道怎样分配，就可以看到这个医院和政府一样，是按比例来统治每一个社区的。所以说现代医学必须国家化，你必须承认它的国家化。国家化有好处也有坏处。但是这个现实我们必须承认，承认之后我们才能更好地研究它。有一部老电影《春苗》，不知在座的有没有看过，可能四十岁以上的人小时候看过。《春苗》严肃地反思了医学国家化这个问题，它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它指出了我们生活中的现实问题：我国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当时的一个县级医院，农民的孩子生了病，要死了，来医院了，大夫就是不给看。大夫干什么呢？大夫在忙着搞科研呢，在忙着研究小白鼠，在研究一种更高级的病。这跟我们现在一样，研究出来可以评职称、可以获奖、可以拿成果。今天，不只是大夫，包括我们，不都是在被引上这样一条路吗？不去解决社会存在的实际问题，而研究跟人们跟社会脱离的问题。研究一些人民不懂、圈子里的人互相做游戏的问题。然后用这个问题来谋取个人的利益。
比如说在我的专业，当你坐在火车里的时候旁边一个人问你说：昨天看了一部电视剧，里面有一个什么什么情节是怎么回事，我不懂，据说你是搞文学的，向你请教。我们很多教授会说：啊，这个不是我研究的；这个没什么意思，我不懂；这个我没看过……如果我们每次都这样回答，那是我们的失职。国家凭什么给我们科研经费让我们干这些活，我们可以不种地，不织布，解放军为我们站岗，警察保护我们，让我们研究这个，然后什么问题都解答不了，你是什么教授？是什么专家？你对得起谁呀！干哪一行不妨碍你向高深研究，但是基本的问题你更应该会呀。高深的问题都会，基本的怎么能不理呢？在《春苗》里反映的就是这样。现在，很多人反思说毛泽东时代比较专制，好像说没有人权。什么叫人权？人权怎么看？毛泽东时代人的平均寿命由30多岁长到了60多岁，这不是人权吗？中国人由四万万一下子变成了七万万八万万，这不是人权吗？
老舍先生回忆说，解放前一个孩子平均长到八九岁时家长才放心，这孩子才算活下来了，孩子八九岁之前随时可能死掉。我研究了很多作家，很多作家的兄弟姐妹或者孩子五六岁就夭折了，这种事情非常多。国家的生产率怎么提高的？人民怎么相信这个国家的？是因为这个国家给了人民福利，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医学福利，这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健康问题。现在，党中央、国务院更是关注农村医疗体系的建设，下大力气改变农村广大地区的生活与健康条件。有报道说，某个村子只有一个党员，就是这个村子的村长，几十年过去，他只发展了一个党员，是他儿子。多少农村全是家族式的统治，农民的利益得不到保证。
还有一部作品叫《人到中年》，也是医学题材。西方好多国家的大医院不是以赢利为目的，但要保证医生、即使是国家公立医院的医生也有比较高的收入。在八十年代，社会上就有一个问题：手术刀不如剃头刀。我读硕士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的太太就是一个广西的一个眼科大夫。他说做一个眼科手术，补助费只有2元钱，从下午忙到半夜累得不行。《人到中年》这部电影从最敏感的医学题材入手，因为医学问题关乎国家的命运，古人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古代的知识分子认为，第一有出息的人，我要做良相，争取考状元当宰相治理国家，如果这个不能实现，那我要当良医，当一个好医生。古代很多政治事件都和医学有关系。《老残游记》的作者是一个行医的人。特别提到一个敏感的问题，就是：大多数农民起义是从治病开始的：张角的黄巾军起义、太平道、白莲教、政治事件许许多多举不胜举，都是从给老百姓看病开始的，包括耶酥基督。基督首先的一个形象是看病的，把瞎子治好聋子治好，当然圣经里很夸张，把他夸张成奇迹。但我们去掉那些夸张，他肯定治好了很多人的病，这些人才相信他，相信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才能够传教。
一切政治都和治病有关系。我们共产党的天下怎么得来的？是靠打仗打来的吗？打仗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毛泽东说，我们不仅仅是一个战斗队，还是一个工作队，一个宣传队，我们解放军的每个部队里头必须配备医生，这个医生不仅是给战士看病，主要是给老百姓看病。你看《林海雪源》、《智取威虎山》，老百姓是怎么拥护解放军的，看病！老大娘病得快不行了，给她吃一片阿斯匹林就见效，农民多少年没吃过药，所以只要很小的一片药马上就治好了，因为她没有抗体呀。于是老百姓欢呼解放军是活菩萨，马上就踊跃参军。解放军直接传播了文化、传播了文明，从红军到八路军到解放军一直有这样一个传统。所以，老百姓对解放军才信赖。
一直到现在，为什么老百姓都信任301医院呢？传统。人民几十年来建立了对军医的迷信。相信：第一不会坑我害我，不会不负责任；第二技术高。所以你看《林海雪原》特别设立了一个小白鸽的形象，本来在真实的故事中是没有的。在《林海雪原》剿匪的战斗中，一个三十六人小分队，冰天雪地零下四十多度怎么可能让一个小姑娘跟着呢，不可能。当年有一个军医是男的，但是为了文学作品的需要，必须有一个天使的形象——一个小白鸽，和参谋长有点暧昧关系。这是《林海雪原》的一个亮点。
所以，医学机构是具有双重功能的，治病和治国。很多人的思想工作别人做不通，警察做不通，医生护士就能做通。很简单的话，护士一说就通了。我读硕士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住了几天院，日后他老怀念住院的那几天时间，就是护士对他态度稍微好点，好中带点训斥，但他觉得很甜蜜，他老觉得那个护士穿着白大褂的形象特别美好。
这样看来，病既是个自然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问题。在古代更多的是自然问题，在现代它更多的是社会问题。我是没机会当医生了，但我知道当医生就是修养自己的人格。我觉得职业没有高低，但是有“方便”与“不方便”。佛教讲这个“方便法门”。我觉得有一些专业是方便法门，学文学的，还有学医学的，就是“方便法门”。但是方便法门有它的危险，它离天堂很近，但离地狱也很近，搞不好就下地狱。所以，它是一个高风险职业。
现在考研特别热，我们专业每年只招六、七个人，但是有一二百人报名。我总劝他们不要报考，告诉他们这个专业没什么好的，是个高风险专业。你看到的都是学有成就的人，你要看到大批垫底儿的人，什么也学不出来，最后就多了一项业余爱好而已。因为，医学和文学都不是冷冰冰的技术，从根本上讲，它是一个热血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