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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军1943年1月在列宁格勒取得的胜利充分证实了我国军事经济的增长。在列宁格勒和沃尔霍夫方面军突击集团编成内（第2突击集团军和第67集团军）共有4，000余门水炮和迫击炮。1943年1—3月，仅列宁格勒方面军就消耗了约3，000车皮的弹药。被敌人封锁一年多的列宁格勒人能为方面军提供这么多弹药这一事实，就证明敌人未能摧毁城市英雄儿女们的战斗意志，也未能使工业瘫痪。
突破封锁显示了苏联政治上一致和各民族团结的伟大力量。在列宁格勒战斗的有苏联各民族的代表，他们表现出无比的勇敢和集体英雄主义。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沃尔霍夫方面军、红旗波罗的海舰队和列宁格勒防空集团军约有23，000余名军人，因在突破封锁作战中英勇顽强，而被授予战斗勋章和奖章，特别突出的被授予崇高的苏联英雄称号。
在提到苏联军人在防御交战和突破封锁战役中所表现出的集体英雄主义时，我作为一个亲身参加者，不能回避下面这件事。
1969年英国出版了加里森·索尔兹伯里的巨著《围困列宁格勒》（该书在美国出版时名《900天》。）。
该书表面上具有许多科学性的特征：事实和数字引自历史文献，仅索引目录就有小字密排14页。在该书引用的约500本书刊中，有230本是苏联作家的著作，还有192本是我们出版的期刊。
但是，只要对索尔兹伯里的书稍加深入的研究，就会发现它是一个不客观、存有偏见的典型。它的反苏主义倾向是很明显的。
作者精心挑选并有意描绘了一些最阴暗的困苦的反面事例。最终是要给人们一种印象：列宁格勒居民和列宁格勒方面军为胜利所承受的牺牲是毫无意义的、没有必要的。该书实质上没有介绍这一胜利，也没有说明列宁格勒英勇防御的900天对整个战争的意义。
索尔兹伯里先生从公开发表的苏联历史文献中摘引一些众所周知的事实，在西方读者面前装作他是首先发现者。这样一来，不了解情况的人就可能会认为，是该书第一次公布了封锁给列宁格勒居民带来的苦难、死亡人数，等等。
索尔兹伯里以极不诚实的态度阐述了有关损失的报道。他断言，似乎是“苏联领导故意缩小了饿死的人数。”
这里，索尔兹伯里显然企图欺骗读者。我们根本不打算掩盖德国法西斯罪行所造成的死亡人数。这一点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要想在战争结束后立即确定围困造成的死亡人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1941年那个可怕的被围困的冬季，谁也没有详尽统计过饿死的人数。后来，查证德国法西斯强盗暴行的国家特别委员会查明，在列宁格勒被封锁期间约有64。2万人死于饥饿，2。1万人死于法西斯的空袭和炮击。
索尔兹伯里先生的“发现”是什么呢？很明显，他那个关于列宁格勒居民的伪造的真实损失的“深刻”论断是一文不值的。
这类书籍的作者们是无法改变历史事实的。列宁格勒人的伟大功绩象镜子一样反映了苏维埃精神的崇高、苏联人民的英勇和顽强、他们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忠诚和苏联军事学术比希特勒德国军事学术优越。不承认这个论断，既不能理解，也不能解释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以及象列宁格勒保卫战这样主要的历史性战役的进程。
关于列宁格勒英勇保卫战已有人写得很多了。但我总觉得，关于列宁格勒，同样地，关于我国所有的其他英雄城市，还应该写得更多，应当出版一套专门的长篇著作，要有较多的插图，精致的印刷，要引用大量事实和准确的文献材料，要写得真实而又公正。
我想，在每一个苏联人的家里都会找到一个地方来存放这样的书籍的。让我们的青年人能透过现代城市的新建街区、广场和大道看到当年战争中洒遍鲜血的街巷、倒塌和烧黑的墙壁、被炸翻的土地，而残暴的敌人就是从这样的土地上被苏联人民、青年人的祖辈和父母用自己的双手扫除掉的。当这段伟大历史时期的英雄业绩的目睹者和参加者还活着的时候，编撰一册这样的书是很值得做的。
如果认为应尽快地从地面上消除战争所遗留下来的痕迹，以免它们在活着的人的生活上投下阴影是正确的话，那就同样必须将我们英雄年代的面貌和精神传给子孙后代。
第十四章 莫斯科会战
1941年10月5日，最高统帅部转告：“斯大林同志将同方面军司令员直接通话。”
我在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部电话室用“博多’机通知最高统帅部：“朱可夫在听电话。”
最高统帅部回答：“请等一下。”
过了还不到两分钟，最高统帅部守机员说：“斯大林同志在这里。”
斯大林：“你好！”
朱可夫：“您好！”
斯大林：“朱可夫同志，你能不能立即乘飞机来莫斯科？鉴于尤赫诺夫地区的预备队方面军左翼情况复杂，最高统帅部想和你商谈一下。让谁代替你呢！让霍津代替你吧。”
朱可夫：“请允许我10月6日早晨起飞。”
斯大林：“好。明天我们在莫斯科等你。”
但是，由于第54集团军地段上出现了某些重要的情况，10月6日我未能起飞，并报告了最高统帅。
傍晚，斯大林又向列宁格勒打电话问：“你们那里情况怎样？敌人有些什么新的行动？”
我报告说：“德寇的攻击减弱了。据俘虏的供词，德军在9月的战斗中遭受严重损失后，在列宁格勒附近转入防御。现在敌人用炮兵和飞机对城市进行射击和轰炸。我航空侦察查明，敌人摩托化纵队和坦克纵队正在从列宁格勒地区向南大规模运动。看来，可能调往莫斯科方向。”
报告情况后，我问最高统帅，关于飞往莫斯科的指示是否仍然有效。
斯大林回答说：“有效！留下霍津或费久宁斯基将军代替你，你自己明天迅速乘飞机来莫斯科一趟。”
告别列宁格勒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后，我飞往莫斯科。因为必须紧急把М·С·霍津将军派往第54集团军去，列宁格勒方面军的临时指挥就转交给了И·И·费久宁斯基将军。
到了莫斯科，卫队长迎接我并通知我说，最高统帅病了，在他住所里工作。于是，我们立即到那里去。
斯大林感冒了，面色不好，冷淡地接待我，点头表示回答我的问候，然后走到地图跟前指着维亚济马地区说：
“你看，这里的情况很严重。我无法从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得到有关真实情况的详细报告。由于不了解敌人进攻的地点和部署以及我军的状况，我们不能定下任何决心。现在请你到西方方面军司令部去一趟，详细弄清那里的情况，并随时给我来电话，我将等着。”
告别前，斯大林问：“你认为德国人最近期间会再次进攻列宁格勒吗？”
“我想不会。敌人损失惨重，又把坦克和摩托化部队从列宁格勒地区调到了中央方向某地。敌人无力以列宁格勒地区现有的部队实施一次新的进攻战役。”
“你认为希特勒将把从列宁格勒地区调出的坦克和摩托化部队用在哪里？〃
“显然，用在莫斯科方向。自然是在补充人员和维修兵器之后。”
谈话时，斯大林站在桌旁。桌上放着标有西方方面军、预备队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情况的地图。他看着西方方面军的地图说：“看来，他们已经在这个方向上行动了。”
告别了最高统帅，我到总参谋长Б·М·沙波什尼科夫那里去，向他详细报告了列宁格勒地区12月6日的情况。
他说：“最高统帅刚打电话来，命令给你准备好西部方向的地图。地图马上就准备好。西方方面军首长就在8月份叶利尼亚战役时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驻过的那个地方。”
沙波什尼科夫向我详细介绍了莫斯科方向的情况。他向我传达了最高统帅部的命令：
“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
西方方面军司令员
根据最高统帅部的命令，兹派朱可夫大将到预备队方面军作战地区为最高统帅部代表。
最高统帅部希望你们向朱可夫同志介绍情况。今后，朱可夫同志有关各方面军部队使用和指挥问题的一切决定，必须执行。
受最高统帅部的委托
总参谋长 沙波什尼科夫
1941午10月6日19时30分
编号2684”
在我们等待地图时，Б·М·沙波什尼科夫用浓茶招待我。他说，疲倦了。真的，他显得很疲倦。离开Б·М·沙波什尼科夫那里，我直接乘车到西方方面军司令部去了。
途中在手电筒光下，我研究了前线的情况和敌我双方的行动。想睡觉，但为了不打瞌睡，我不得不时常将车子停下来，进行短距离的跑步。
我到西方方面军司令部时已是夜间。值班员报告说，所有的领导人员都在司令员那里开会。司令员屋子点着蜡烛，有点昏暗。桌子旁边坐着И·С·科涅夫、В·Д·索科洛夫斯基、Н·А·布尔加宁、Г·К·马兰金。每一个人都是极疲劳的样子。我说，我受最高统帅的委托来了解情况，而且要直接从这里用电话向他汇报。
方面军作战部长Г·К·马兰金中将所谈的一些最新情况，使现有的材料更加充实和明确了。
西部方向发生了什么情况呢？
到德国法西斯军队在莫斯科附近开始进攻的时候，担任首都远接近地防御的有三个方面军：西方方面军（司令员是И·С·科涅夫上将），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是С·М·布琼尼元帅），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员是А·И·叶廖缅科中将）。截至9月底，三个方面军的作战部队总共约有125万人，990辆坦克，7，600门火炮和迫击炮，677架飞机。其中以西方方面军的兵力和兵器为最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4卷，上册，中文1981年版，第158页。）。
敌人调整了莫斯科方向上的兵力部署后，其兵力超过了我三个方面军的总和，军队超过0。4倍，坦克超过0。7倍，各种火炮和迫击炮超过0。8倍，飞机超过1倍（《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4卷，上册，中文1981年版，第158页。）。
9月30日，德军根据代号为“台风”的战役计划，以古德里安的坦克集群和第2集团军向茹科夫卡至绍斯特卡地段的布良斯克方面军的部队实施突击而开始了进攻。10月2日，敌人向我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实施猛烈突击。接着，敌人又从杜霍夫希纳以北和罗斯拉夫利以东地区实施了特别有力的突击。敌人突破了我军防线。敌人的突击集团急速地向前推进，从南北两面包围我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在维亚济马的所有部队。
布良斯克以南的情况也极其严重，布良斯克方面军的第3和第13集团军面临被合围的危险。古德里安的部队未遇到严重抵抗而向奥廖尔突进，这里我们没有力量来击退敌人的进攻。
根据最高统帅部的指示，10月2日建立了Д·Д·列柳申科少将指挥的加强的近卫步兵第1军。军的任务是滞止敌军前进，保障布良斯克方面军部队后撤。
古德里安的部队继续进攻，于10月3日占领了预有防御准备的奥廖尔，摩托化第24军前出到了布良斯克方面军的后方。近卫步兵第1军在姆岑斯克地区展开后，进入与敌摩托化和坦克集团的战斗。敌军在此被阻达数日之久，兵力兵器遭受重大损失。第4和第11旅的坦克兵首次使用设伏的方法击毁敌坦克。布良斯克方面军的部队利用近卫步兵第1军的胜利，退到了指定地区。
德军坦克第2集团军司令古德里安将军在回忆这里的战斗时写道：“10月2日……在坦克第24军的作战地区姆岑斯克附近、奥廖尔东北同时展开了激烈战斗。坦克第4师投入了战斗……俄国的大量T—34坦克参战，使我军坦克遭受巨大损失。我坦克部队以前享有的兵器上的优越性，从此丧失了，现在敌人占优势了。因此，迅速的不断取胜的前景消失了。”
他进而说：“预定迅速向图拉的进攻不得不暂时拖延。”
事实正是如此！古德里安不仅推迟了迅速对图拉的进攻，而且总的讲未能占领它。然而布良斯克方面军被分割了。方面军的部队受到很大损失，边战边向东撤退。图拉方向也出现了危险情况。
按照西方方面军司令员И·С·科涅夫上将的命令，在维亚济马以北对迂回我军的敌北部集团进行了反突击。可惜，这次反突击未能成功。10月6日日终时，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的相当一部分部队在维亚济马以西地区被合围。
通过在西方方面军司令部的座谈和对情况的分析，我的印象是，维亚济马地区的惨重失败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尽管敌人在有生力量和技术兵器上占优势，但是我军还是可以避免被合围的。为此需要及时而正确地判定敌人的主要突击方向，并从次要地段抽调兵力，集中我主力对付敌人的突击。但当时没有这样做，致使我军的防御未能抵挡住敌人的集中突击。当出现了缺口时，因指挥员没有控制预备队而无法予以封闭。
10月8日2点30分钟，我给斯大林打了电话，他当时还在工作。我向他汇报了西部战线情况。我说：
“现在主要的危险是莫扎伊斯克防线的掩护兵力薄弱。因而敌人的装甲坦克兵有可能突然出现在莫斯科附近。应尽快设法从别处抽调部队增强莫扎伊斯克防线。”
斯大林问我：
“西方方面军的第19和第20集团军以及博尔金指挥的集群在什么地方？预备队方面军的第24和第32集团军又在哪里？”
我回答说：“被合围在维亚济马以西和西南地区。”
“你打算做些什么？”
“现在我要去找布琼尼。”
“你知道预备队方面军的司令部在什么地方吗？”
“我到小雅罗斯拉韦茨地区某个地方去找。”
“好，你去找布琼尼，并从他那里立即打电话给我。”
下着小雨，大雾弥漫，能见度很差。10月8日早晨，来到奥博连斯科耶车站，我们看见两个从普罗特瓦河桥的一侧拉着电线的通信兵。我问他们：
“同志们，你们给哪里拉线？”
一个大个子战士毫不在意地回答说：“命令我们给哪里拉就给哪里拉。”
我不得不说出自己的姓名，并讲我们要找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
还是那个拉电线的战士回答我说：
“大将同志请原谅，我们不认识您，因此那样回答了您。您已经走过了方面军司令部。它在两小时前从这里已经转移到森林的小屋子里去了，你看就在那里山上。在那里警卫人员会告诉您往那里走。”
汽车向后调了头。我很快来到了最高统帅部代表Л·З·梅赫利斯（正集团军政委级）的屋子里，方面军参谋长А·Ф·阿尼索夫少将也在那里。Л·З·梅赫利斯在电话上严厉地申斥某个人。
我问司令员在哪里。参谋长回答说：
“不清楚。白天他到第43集团军去过。我担心С·М·布琼尼会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
“你没有设法去找他吗？”
“是的，已派出联络军官去找，他们还没有回来。”
Л·З·梅赫利斯转向我问道：
“你来我们这里有哪些任务？”
“我是作为最高统帅部成员受最高统帅的委托来了解情况的。”
“你看，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状况。现在，我正在收拢无组织地退却的人员。我们将在集合地点给他们补充武器并编成新的部队。”
从同Л·З·梅赫利斯和А·Ф·阿尼索夫的谈话中，我对于预备队方面军和敌人的具体情况知道得很少。于是，我乘车去尤赫诺夫方向，希望在现地迅速察明部队情况。
在经过普罗特瓦河时，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时代。我对这个地区的全部地形都非常熟悉，因为在青年时代这一带我纵横都走遍了。在距离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奥布宁斯克10公里远的地方，是我的故乡斯特列尔科夫卡村。现在我的母亲、姐姐和她的四个孩子还留在那里。他们怎样？能否乘车去一趟？不，不能去，时间不允许。如果法西斯来了，他们会怎样呢？如果法西斯知道他们是红军将军的亲属，又会怎样对待他们呢？大概会枪毙他们。一有可能，一定要把他们送到莫斯科。
两星期后，斯特列尔科夫卡村和整个乌戈德斯科—扎沃德区都被德军占领。幸而我已把母亲、姐姐和她的孩子送到莫斯科。
我的同乡们对敌人进行了坚决抵抗。在该地区组织了一支游击队。队长是边防军人共青团员维克多·卡拉谢夫。他是一位保卫祖国的英勇战士和聪明的组织者。游击队的政委是联共（布）乌戈德斯科—扎沃德区委书记亚历山大·库尔巴托夫。英勇无畏的人民复仇者——乌戈德斯科—扎沃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