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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骑兵团向东线推进了。
我还记得在叶尔绍夫车站下车时的情景。在莫斯科饿得够呛的红军战士从车厢一下来，就一直拥向市集，买了大圆面包，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这样，不少人得了病。这是可以理解的，要知道，在莫斯科每人每天只能领到四分之一俄磅质量低劣的面包，加上点马肉汤或够鱼汤。
我们了解莫斯科、彼得格勒和其他城市劳动人民挨饿的情况，以及红军供应恶劣的情况，因此，我们对富农、反革命哥萨克和干涉军充满了阶级仇恨。这种情况更激发了红军战士对敌人的仇恨，使他们坚定地投入决定性的搏斗。
1919年3月高尔察克的部队在东线向我们发起了进攻。在东线我军不超过10万人，而且分散在宽广的战线上。高尔察克的西伯利亚集团军很难克服我第2、第3两集团军的顽强抵抗，未能完成原定任务，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只向前推进了80…130公里，夺占了萨拉普尔和沃特金斯克。
在西伯利亚集团军开始突击之后，高尔察克的西集团军也展开了进攻。在乌法方向上的战斗特别激烈，东线我第5集团军步兵第26和第27师在这里进行了英勇战斗。可是到3月14日，乌法仍被高尔察克匪军攻占。在通往该城接近路上的浴血战斗中，我第5集团军遭到重大损失，几乎百分之五十的人员伤亡和失踪。第5集团军当时是由）Ж·К·勃留姆别尔格指挥，到4月上旬，即改由М·Н·图哈切夫斯基指挥，他是旧军队的中尉，1918年4月成为俄共（布）党员。
东线的情况由于社会革命党人策动富农叛乱而更为恶化了。在萨马拉、塞兹兰、塞吉列伊夫、斯塔夫罗波尔和梅列克斯等县爆发了叛乱。这些叛乱很快被镇压下去，但对形势却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大大分散了我军的力量。
第5集团军尽管遭到严重损失，但在铁路员工和工人的武装支队的支援下，仍继续拖住敌人。直到4月1日，高尔察克的西集团军尚未能获胜并遭到严重损失。
4月初，奥伦堡一带杜托夫的哥萨克白匪军占领了阿克纠宾斯克，切断了奥伦堡至塔什干的铁路联系，结果使土耳其斯坦再次同苏维埃俄罗斯失去联系。随着白匪向奥伦堡地域迫近，富农在乌拉尔河一带的哥萨克镇市举行了暴动。
4月中旬，白匪距喀山和萨马拉只有85公里，离辛比尔斯克只有100公里。倘若我军进一步退过伏尔加河，就会使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部队会合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有可能形成绵密的正面向莫斯科进攻。与此同时，白匪和干涉军的部队在所有其他战略方向也展开积极行动，这就使形势更为严重。
在这严峻的时刻，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中央号召党、苏联人民动员起全部力量以粉碎敌人，首先是粉碎高尔察克的部队。
党、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的人们部热烈响应这一号召。
4月11日党中央组织局批准了列宁起草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有关东方战线情况的提纲》。4月13日的俄共（布）中央全会以及4月23和29日的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对东线组织支援的问题，并作出了在党内进行新的动员，和把党的队伍中最勇敢并最有锻炼的工作人员派往前线的决定。在5月13日国防委员会的会议上，列宁出席作了关于弹药问题的报告。早一些时候，还曾根据列宁的建议，决定最重要的军事工厂的81，000名工人领取红军战士口粮，国防工厂的工人免征入伍。由于群众旺盛的革命热情和党从事的巨大的组织工作，军工生产逐渐走上了轨道。
从全国动员的人力、物力大大加强了遭到很大损失的东线部队，补充到该线部队的共产党员就有15，000名，他们大多是充当作战部队的士兵。这是团结、鼓舞部队与敌人战斗的决定性的政治力量。
现在再来研究一下当时红军总指挥部和东线指挥部采取的措施和制订的计划，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并不十分了解白匪部队的真实情况，不了解敌人的企图，也不善于对敌人组织有力的打击。
东线在М·В·伏龙芝到达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伏龙芝当时负责东线南部军队集群的指挥。М·В·伏龙芝正确地指出，在这种困难条件下，应当尽快从白匪手中夺取战略主动权，摧毁敌军的士气，在我方部队中确立对白匪必胜的信心。
М·В·伏龙芝具有统帅的卓越远见，他明白，即使在敌人获胜的情况下，如能给白匪造成某些挫折，并加以适当利用，这些挫折就可能成为高尔察克崩溃的开始。
伏龙芝认为，应当从正面拖住高尔察克的军队，同时用土耳其斯坦的集团军和第1集团军全部以及第4集团军的一部对高尔察克伸得过长的左翼实施迅速、坚决的突击，然后，进一步把这一反突击变成为我东线全线强大的反攻，以解放乌拉尔和西伯利亚。
М·В·伏龙芝估计到，高尔察克的左翼是弱点，高尔察克不可能迅速将主力调至左翼，因为其主力正在东线中部的喀山、辛比尔斯克和萨马拉方向作战，企图前出至伏尔加。
伏龙芝的建议受到列宁的称赞。俄共（布）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了这一计划。
М·В·伏龙芝在祖国命运危在旦夕的时刻，不畏艰难，不怕承担责任。他在紧迫的期限里，对归他指挥的东线南部军队集群进行了妥善的变更部署、补充和准备。在当时，在铁路线遭到全面破坏，似乎处于全部瘫痪的情况下，要做到这点是很不容易的。
读一读М·В·伏龙芝后来关于东线情况的记述，是很有意思的。伏龙芝写道：
“高尔察克的部队已逼近伏尔加，我们勉强守住了三面被围的奥伦堡；防守的部队老想撤离此地。萨马拉以南的乌拉尔哥萨克白匪突破了我防线并向北推进，威胁着萨马拉和从萨马拉至奥伦堡的铁路。我们到处在退却，但是不能说，这是因为我们意识到自己是作战中较弱的一方，由于主动权操在白匪手里，他们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向我们进攻，使我们处于被动，所以我们感到很不愉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仅要有坚强的意志，而且要有无限的信念，相信只有转入进攻才能改变形势，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开始进攻。在此时刻，我们不仅必须去掉部队中的退却情绪，而且必须排除来自上面总指挥部的压力。当时总指挥部掌握在瓦，采基斯同志的手中，他是主张继续退却的……我们不顾一切转入了进攻并开始了出色的战役，这一战役导致高尔察克的全面崩溃。”（《伏龙芝选集》，1957年，俄文版，第2卷第48页。）
在白匪于布古利马、别列别伊遭到失败和高尔察克的部队在乌法附近被歼灭以后，白匪部队士兵大批逃走的现象急剧增加，白匪后方的游击运动也高涨起来。下面是高尔察克主管国防部的男爵A·布德别尔格于1919年5月在日记中的记述：
“……毫无疑问，在西集团军方面主动权已落入红军手中。我们无力再进攻了，部队连滚带爬向后撤，什么也守不住……从地方动员来的人在撤退中纷纷逃回自己的村庄，他们带走了衣服、装具，甚至武器……红军的一个巨大优越性在于，他们不怕补充老兵，老兵不必再训练，而我们不敢这样干，象见鬼一样的怕，我们被迫只征召十八、九岁不懂事的娃娃……”
在后面他写道：“战线被突破了，纷纷后退。现在要考虑的是，能否保住乌拉尔……”（布德别尔格·阿列克谢男爵：《自卫军日记（高尔察克的历史）》，《浪潮》，1929年俄文版。）
在东线胜利反攻的时候，乌拉尔斯克的情况却严重，哥萨克白匪围攻乌拉尔斯克城，并切断了它与南部军队集群的联系。被围部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未放弃乌拉尔斯克，但他们的处境非常危险。列宁密切注意着东线的每一情况，于6月16日打电报给М·В·伏龙芝：
“请向乌拉尔的同志们转致我对保卫被围的乌拉尔斯克50天的英雄们的热烈敬礼！请他们不要泄气，再坚持几个星期。保卫乌拉尔斯克的英雄事业一定胜利。”（《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第35卷第398页。）
М·В·伏龙芝立即下命令把恰帕耶夫的第25师调往被围的乌拉尔斯克地域。于是，由传奇英雄В·И·恰帕耶夫率领的这个光荣的师即出发去支援乌拉尔人。
我们的莫斯科骑兵第1师（当时我在该师）归М·В·伏龙芝指挥。我们向希波沃车站地域开进时，得知恰帕耶夫师已进抵乌拉尔斯克。我们的战士情绪高昂，大家深信，乌拉尔的哥萨克白匪将被打败。
我们团在通往希波沃车站的接近路上与敌人第一次交锋。敌人进行顽抗，阵地经过反复争夺。白匪在数量上比我们多。我还深深记得离希波沃站不远的这次激烈的战斗。
大约800名哥萨克骑兵向我们冲来。当他们已距离我们很近的时候，隐蔽在路堤后面的我骑兵连携带一门大炮突然冲了出去。炮手们——这些英勇的小伙子，在疾驰中架好了炮并对白匪翼侧进行轰击。哥萨克白匪惊慌失措。炮手们准确的射击继续给敌人以大量杀伤。最后，白匪支持不住了，向后窜逃。对哥萨克的这一仗很成功，鼓舞了我们骑兵战士的士气。
6月上旬的战斗特别激烈。我们师打得十分英勇，但向乌拉尔斯克推进的速度很慢。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听到了鼓舞人心的消息：恰帕耶夫师打垮了白匪，进入了乌拉尔斯克城并与该城守军会合了。
在保卫乌拉尔斯克的战斗中，我荣幸地见到了М·В·伏龙芝。当时他亲自指挥整个战役。
М·В·伏龙芝和В·В·古比雪夫一起到恰帕耶夫的第25师去。他经过我们团，和战士们随便聊天，关心他们的情绪、给养和武器，询问战士村里亲人来信说什么，战士们有什么要求。伏龙芝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态度赢得了战士的心。
伏龙芝十分亲切、热情地向我们谈了列宁的情况，还谈到列宁对乌拉尔斯克地区情况的关切。
然后М·В·伏龙芝说：“嗯，现在我们的情况不错，已打垮了乌拉尔的哥萨克白匪，很快我们就能打垮其余的反革命。我们将打垮高尔察克，解放乌拉尔、西伯利亚和其他被干涉军和白匪盘踞的地方。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将重建我们的祖国！”
后来，我们常常回忆起这一次的会见……
1919年3月以前，我还属于党的同情者小组，准备加入俄罗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当时还没有确定入党预备期。直到现在我还怀着感激的心情怀念当时的团党组织书记特罗菲莫夫和政委沃尔科夫（很遗憾，只知道他们的姓，名字却记不得了），他们曾帮助我深入地理解党章和党纲，培养我加入俄共（布）。
骑兵连里党的同情者小组共五人。尽管人数不多，特罗菲莫夫和沃尔科夫同志一个星期到我们这里来不少于两次，和我们谈国内、国际形势，党在前线斗争的措施等。这些谈话时间很长而且很有趣，特别是当谈到布尔什维克与沙皇专制的斗争和在十月的日子里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其他工业城市里的激烈斗争时，十分有趣。
当时红军的党政机构刚建立。虽然，在陆军和海军中工作的已有7，000多名政治委员，他们依靠党支部团结了50，000多党员。但是，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需要确定政治委员的职权，统一军队中领导党和政治工作的党组织，统一军队中一切极为有益的和必要的党政活动。1918年末，俄共（布）中央通过了一项《关于军队中党的工作》的特别决议，号召共产党员在军队中培养对敌斗争中的铁的纪律、勇敢和大无畏精神。根据这一决议，废除了在建军最初期实行的由党组织对军队全部生活进行监督的职责。
党通过政治委员，以及海军和陆军中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政治处，在军队中贯彻其政策。这些政治处既是隶属于军事领导人的军事行政机关，也是隶属于党、用以团结军队中党员群众的党的机构。
1919年3月1日，我被吸收入党，成为俄共（布）党员。现在，许多事情我都记不得了，但我被吸收入党的这一天，我终生难忘。从此以后，我努力使自己的思想、愿望和行动服从于党员的义务，而当投身于同祖国的敌人进行搏斗的事业中时，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牢记我们党的要求，要成为无条件服务于人民的榜样。
不久，我们师调离希波沃车站地域，去消灭尼古拉耶夫斯克城附近的白匪。1919年8月，我们骑兵第4团被调到弗拉基米罗夫卡车站。当时我们师没有卷入直接的军事行动，而是进行战斗训练。
在这里我结识了和我同姓的师政委格奥尔吉·瓦西利耶维奇·朱可夫。事情是这样的。一天清晨，我经过露天练马场时，看见一个人在那儿“调教”马。走近一看，是师政委。虽然我对骑术和调教术都很在行，但仍想看一看，师政委是怎么调教马的。
师政委没有注意我，他正满身大汗训练马左跑步。但不管他怎么使劲，马总是乱跑，不迈左脚，而是先踢出右脚。我不禁大声喊道：
“把左面缰绳拉紧！”
师政委一句话没有说，把马放慢步，向我走来。他跳下马来，问我道：
“好吧，你试试！”
我二话没说，蹬着马蹬子上了马。我骑着转了几圈，熟习一下马的性子。然后，我扯紧缰绳，让马左跑步。跑了一圈，跑得很好，我又跑了一圈，还是很好。又换成右跑步，也不错，再换成左跑步，马的步子一点不乱。
“小腿要夹紧”，我带着训导的口吻说。
师政委笑了笑，他说：
“你骑马有几年功夫啦？”
“四年，怎么啦？”
“没什么，骑得不坏。”
于是我们就攀谈起来。政委问我，在哪儿当的兵，哪儿打过仗，什么时候调到这个师来的，什么时候入党。他又谈到他自己，他当骑兵十年了，从1917年就是党员。从旧军队他拉过来一个骑兵团的大部分，加入了红军。一切都很清楚，他是一个真正的政委……
顺便提一下，规定政治委员职责的第一批工作细则中，有一本是由М·В·伏龙芝领导的我们南部军队集群的政治处拟订的。这本工作细则指出，军队政治委员是工农政府的代表，应在军队中贯彻苏维埃政权的思想和政策，严防异己分子侵犯工农群众的利益，注意培养革命纪律，监督无条件地贯彻执行战斗命令。
政治委员的工作不仅仅是宣传鼓动，而首先是体现在个人的战斗榜样和身体力行中。政委必须了解一切作战号令，参加命令的拟订工作（在作战问题上指挥员有决定权），仔细研究军事。通常，政治委员应在战斗以前召集政工人员和党员，向他们说明指挥员规定的任务，并亲自到战斗中最危险和有决定意义的地段去。在国内战争时期，军队政委的称呼和形象充满了传奇性的荣誉。
我后来还不止一次见到过政治委员Г·В·朱可夫，我同他谈到前线和国内的情况。有一次，他建议我去搞政治工作。我感谢了他的好意，不过我告诉他，我更乐意干军事工作。于是他建议我进红军指挥员训练班学习，我非常乐意去，但结果未能实现。
我们附近的扎普拉夫诺耶村被白匪突然占领了，这股白匪是从黑亚尔和察里津之间某地渡过伏尔加河的。于是战斗开始了，当然就谈不上学习了。
在高尔察克被打败及其残余部队退到西伯利亚之后，协约国并未放弃反对苏维埃共和国的计划。现在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邓尼金身上。西方给邓尼金部队源源不断地送去武器、装备和粮食。
法国和英国政府搜罗逃亡的白匪军官和被关在德国俘虏营里的俄国士兵，编成几个支队。德国当局放回俄国俘虏的条件，就是他们必需参加志愿部队同红军作战。
但是，他们玩弄这些诡计也没有能捞到多大的好处。这类“志愿者”的大多数一遇到适当机会，就跑到我们这边来了。死心踏地同我们为敌的，只是那些仇视苏维埃政权并认为同苏维埃政权为敌是他们切身事业的人。而这样的反苏维埃分子是为数不多的。
1919年夏天，邓尼金的部队成为一支巨大而危险的力量，其中一些部队全部由军官组成。协约国虽然把主要的赌注压在邓尼金身上，但对高尔察克的部队仍抱有幻想，企图重新把他们扶植起来，让他们在适当时机从东面进攻红军。在北方，米列尔白匪军正在准备新的进攻。协约国也给他们运去大量军用物资。协约国的船只在返回本国时，装满了毛皮、鱼类、木材及其他我国北方极其丰富的物资。
在西北部芬兰白匪和尤登尼奇的部队准备向彼得格勒进攻。协约国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