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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1日，我到了乌克兰第l方面军司令部，首先给Н·Ф·瓦杜丁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介绍了在最高统帅部受领的新指示。
明确了情况及最高统帅部所批准的任务后，各方面军即开始加速准备新的进攻战役及其物质技术保障。由于乌克兰正在春季泥泞时节，所以准备工作有极大的困难。特别困难的是，直接向部队运送弹药、燃料和给养。
德军统帅部认为，苏军在这种条件下不可能进攻，因而有足够的时间变更兵力部署和巩固防御。我们也正是决定利用敌人这种没有根据的推算，向敌人实施一系列毁灭性突击。
简单地说，我们重新决定利用当时苏军战役战略指挥中已可靠地掌握了的战役突然性。
根据最高统帅部计划，乌克兰第1方面军准备由杜布诺、舍佩托夫卡、柳巴尔地域向切尔诺夫策总方向实施主要突击，以粉碎敌普罗斯库罗夫、文尼察、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克集团。
进抵喀尔巴阡山山麓后，预计将切断敌人的战略防线，使其不能沿捷径实施机动。在这次战役取得有利的结局时，德军整个南方集团将被迫只能利用经过“福克夏尼门”（“福克夏尼门”福克夏尼系罗马尼亚东部城市，1787…1791年俄土战争时，俄奥联军在苏沃洛夫指挥下于1789年7月21日曾破土军于此。所谓“福克夏尼门”，系指德军将和土军一样，由这一条道路撤退。译者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交通线，而这是极其遥远的机动路线。
乌克兰第2方面军应在别利齐、雅西总方向上进攻。预计以部分兵力协同乌克兰第1方面军左翼进攻霍京。乌克兰第3方面军准备向敖德萨、蒂拉斯波尔实施突击，以解放滨海地区，前进到德涅斯特河并夺取登陆场。
2月28日昼间，我在方面军司令部，去找Н·Ф·瓦杜丁，和他再次讨论当前战役的问题。经过两小时共同工作后，他对我说：
“我想到第60和13集团军去，检查一下那里与航空兵协同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以及在战役发起前能否完成物质技术保障的准备。”
我建议派副司令员去，他本人应审查各集团军司令员的决心，再次检查一下与航空兵的协同及方面军后方的组织配置情况。Н·Ф·瓦杜丁坚持要自己去，理由是很久没有去过第60和13集团军了。最后，我同意了，打算亲自和方面军司令部、后勤部及各兵种司令员一道工作。
但出了不幸事故。2月29日，野战机场给我打电话来报告说，方面军司令员Н·Ф·瓦杜丁负了重伤运到那里。如同各种文件上所记载的，Н·Ф·瓦杜丁的负伤经过是这样的。
2月29日16时30分，Н·Ф·瓦杜丁大将及方面军军事委员克赖纽科夫少将，在8名警卫人员陪同下离开第13集团军司令部（在罗夫诺地域），沿罗夫诺、戈夏、斯拉武塔道路前往第60集团军（在斯拉武塔城地域）。
19时40分，Н·Ф·瓦杜丁及其随行人员来到米利亚蒂恩村北后，看到了一群人，大约250—300人，同时听到在这群人中响起了零落的枪声。
根据Н·Ф·瓦杜丁的命令，汽车停了下来，以查明情况。突然，从农舍的窗户里向汽车打了一阵步枪。这是一群匪徒。
Н·Ф·瓦杜丁及其警卫人员跳下汽车，Н·Ф·瓦杜丁腿部负了伤。
一辆汽车迅速掉过头来，3名战士把Н·Ф·瓦杜丁抬到车上，连同所带的文件，开往罗夫诺方向。К·В·克赖纽科夫也和他们同车离开。
Н·Ф·瓦杜丁负伤的部位在膝盖以上。由于只有在戈夏村才能给他进行包扎，他流了很多血。
Н·Ф·瓦杜丁被送到罗夫诺野战医院，又由该处转到基辅。
我给方面军卫生勤务主任作了必要的指示后，自行担任方面军指挥，并立即打电话给斯大林报告了Н·Ф·瓦杜丁负伤和后送情况。最高统帅批准我的决定，要我在实施当前重要而复杂的战役寸担任方面军指挥。
最好的医生，其中包括有名的外科医生Н·Н·布尔坚科，都派到了基辅，但没有能挽救Н·Ф·瓦杜丁。4月15日，他牺牲了。4月17日，Н·Ф·瓦杜丁被安葬在基辅。莫斯科鸣放了20响礼炮，哀悼祖国的忠实儿子和有才能的统帅。
战役发起前，我们曾不得不在短时间内由方面军左翼把大批兵力调到方面军右翼附近。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由别尔季切夫地域调到舒姆斯科耶地域（约200公里），坦克第4集团军则须运动350公里。大量的炮兵、工兵部队及后方机关，也必须在春季泥泞无路的情况下，通过大致相同的距离。
尽管有各种困难，变更部署的计划按期完成了。最重要的是，敌方侦察没有发现我变更部署的行动。因为这些行动基本上是在夜暗掩护下进行的，昼间则是在不适于飞行的天气下进行的。
3月1日，根据最高统帅部指令，我被任命为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员。从这天起，我对方面军部队在这次战役中的成败承担起全部责任来。对乌克兰第2方面军的指挥，由最高统帅部负责。
1944年3月4日，乌克兰第1方面军部队发起了进攻。突破了舒姆斯科耶、柳巴尔地段上的敌军防线，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进入已形成的突破口。3月7日，这两个集团军粉碎敌人抵抗后，进到捷尔诺波尔、普罗斯库罗夫一线，切断了重要的利沃夫—敖德萨主要铁路干线。
德军统帅部感到其普罗斯库罗夫、文尼察、卡缅涅茨波多科斯克集团有被合围的威胁后，补充了15个师集中对付乌克兰第1方面军。
3月7日，这里发生了一次最激烈的战斗，这是从库尔斯克突出部会战以来所没有见到过的。
8个昼夜，敌人企图将我军赶回出发地位去。在削弱并疲惫了敌人的反突击部队后，在主要突击地段上的我军得到方面军预备队、其中包括坦克第1集团军的加强，在3月21日粉碎了敌人的抵抗，开始迅速向南推进。
М·Е·卡图科夫将军的坦克第1集团军务兵团前进尤为迅猛。与此同时，从东面、东北面和北面进攻的方面军其余各集团军，也胜利地向前推进。3月24日，坦克第1集团军，击溃敌军后，占领了切尔特种夫城。该集团军的近卫第8军，在И·Ф·德廖莫夫将军指挥下，于当日晨进抵德涅斯特河。В·М·戈列洛夫上校的近卫坦克第1旅和А·Х·巴巴贾尼扬上校的摩托化步兵第20旅到达扎列希基地域及德涅斯特河。А·Л·格特曼将军的近卫坦克第11军部队也进抵德涅斯特河。
3月24日夜间，И·Н·博伊科上校的坦克第64旅占领了莫沙车站（在通切尔诺夫策的接近地上），当时装载坦克和弹药的一列德国火车正在卸载，被我坦克兵缴获。3月28日，我坦克兵突入切尔诺夫策机场时，敌数十架飞机正准备起飞。敌机未能逃脱。
3月29日，А·Л·格特曼将军的近卫坦克第11军和步兵第24师部队，从德寇占领者手中彻底解放了切尔诺夫策市。居民兴高采烈地欢迎苏军。
应居民的请求，坦克第1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决定把П·Ф·尼基京中尉的坦克安放在纪念台上。在纪念牌上写道：“1944年3月25日，在由德国法西斯掠夺者手中解放这座城市时，近卫中尉П·Ф·尼基京乘员组的这辆坦克最先突入市内。”以П·Ф·尼基京的名字命名了这个城市的一条街道。
3月底，包括10个坦克师、1个摩托化师和1个炮兵师在内的总计23个师组成的敌军集团，基本上陷入合围。
为了歼灭被围敌军集团，第18和38集团军由东向西推进，近卫第1集团军部分兵团、坦克第4和第1集团军（不包括机械化第8军）越过德涅斯特河，切断敌人向南的退路。在对内正面上作战的我方部队，临近决战前处于极端衰竭状态，没有必要数量的炮兵和弹药。这是由于完全没有道路，炮兵和弹药落在部队后面所致。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在其战斗队形内只有少量的坦克，根据最高统帅的指示，退往预备队进行补充。坦克第4集团军，在3月底时在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克地域，也处于相当衰竭的状态。
所有这一切使我们不能保证部队实施强有力的行动来分割和歼灭被围的敌军。现在分析这整个战役时，我认为，坦克第1集团军本来应当由切尔特科夫、托尔斯托耶地域转向东面，以突击被围敌军。但是当时我们由各种来源所获得的可靠情报是，被围敌军决定经扎列希基地域的德涅斯特河向南突围。敌人的这种决定在当时看来是十分可能和极其自然的。
在这种情况下，敌人渡过德涅斯特河后，可能占领南岸并在该处组织防御。尤其是，直到3月30日，乌克兰第2方面军右翼第40集团军仍未进到霍京附近，更加促成这种可能。
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以坦克第1集团军更深远地迂回敌人，令其主力渡过德涅斯特河后，占领扎列希基、切尔诺夫策、科洛梅亚地域。但是，敌“南方”集团军群司令官得知苏军已切断向南的退路后，即命令被围部队不再向南，而是经布恰奇、波德盖齐向西突围。
后来，从缴获的文件中得知，希特勒统帅部在这里拼凑了相当大数量的部队（其中包括党卫军坦克第9和第10师），于4月4日由波德盖齐地域，对我对外正面实施了猛烈突击。敌坦克集群打破我近卫第1集团军第18军的防御后，即迅速突往布恰奇地域接应其突围部队。
究竟有多少敌人突围，我和方面军司令部都无法准确地计算出来。有各种各样的数字。后来查明，突围的敌人不是象部队所报告的那样是数十辆坦克及车上搭载的人员，而是相当多。
陷入合围的敌坦克第1集团军部队在艰难的战斗过程中，损失了一半以上部队、全部炮兵、大部分坦克和强击火炮。有好几个兵团只剩下司令部。
4月12日，开始消灭被围在捷尔诺波尔的敌人。过了两天以后，该处敌军被歼。4月14日，步兵第15军、94军及近卫坦克第4军占领了捷尔诺波尔。
战役结束后，方面军部队在托尔钦、别列斯捷奇科、科洛梅亚、库特一线转入防御。
合围敌普罗斯库罗夫、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克集团的战役进行得不很好。在这次战役过程中，我方未能完成必要的部署变更。
在整个战役期间，方面军部队前进达350公里。敌军防线被彻底粉碎。从捷尔诺波尔到切尔诺夫策，形成了巨大的缺口。为了封闭这个缺口，德军统帅部不得不仓卒由其他战线——由南斯拉夫、法国、丹麦和德国抽调大量部队。匈牙利第l集团军也被调到了这里。
我方面军部队解放了57座城市、11个铁路枢纽、数百个居民地以及文尼察、普罗斯库罗夫、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克、捷尔诺波尔、切尔诺夫策这些州一级的中心城市，我军进抵喀尔巴阡山山麓，将敌南方集团的整个战略防线切成两段。从此以后，该集团除了经过罗马尼亚外，再没有别的交通线了。
苏军再次显示了高超的作战技能，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我军胜利的取得，不仅依靠战役组织和技术装备上的优势，而且有赖于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集体英雄主义。由于对祖国建立了十分突出的功勋，数千名士兵、军士、军官和将军荣获政府给予的高等奖赏。我荣膺第1号胜利勋章。
从总参谋部的资料中我了解到，4月底和5月初，乌克兰第2和第3方面军粉碎当面敌人后，进至苏恰瓦、雅西、杜博萨雷、蒂拉斯波尔、阿克尔曼、黑海一线。乌克兰第4方面军、独立濒海集团军和黑海舰队的进攻行动，以彻底粉碎德军克里木集团而告终。5月9日，占领了英雄城市塞瓦斯托波尔，5月12日，彻底结束了解放克里木的战役。
4月22日，我奉命回到莫斯科最高统帅部，讨论1944年夏秋季战局。
虽然我军在冬春季战局中的行动以取得重大胜利而告终，但我认为，德军仍然有在苏德战场上实施顽强防御所需的一切力量。至于其最高统帅部和各集团军群统帅部的战略指挥，则经过斯大林格勒地域的惨败，特别是库尔斯克会战后，已经急剧地降低了。
与战争第一阶段不同，德军统帅部变得有点迟钝，缺乏机敏，尤其在复杂情况下。从其决心中可以感到，他们对己方和对方的能力都缺乏正确的判断。德军统帅部往往延误了由翼侧突击和合围的威胁下撤走其部队集团的时机，从而使其部队陷入绝境。
当读到德国将军和元帅们战后写的回忆文章和书籍时，简直无法理解他们对军队指挥的失败、错误、失算和缺乏预见性的原因所作的解释。
大多数作者把全部责任都归之于希特勒，说他在战役战略问题上本身是门外汉，却于1941年自封为德国武装力量的首脑，他个人专横地指挥德军的军事行动，不听助手们的意见。我认为，这种说法有部分真理，甚至可能还不小，但主观因素当然不是德国军事当局失败的基本原因。
经过斯大林格勒、尤其是库尔斯克突出部的失败后，德军的高级将领们由于已经丧失了战略主动，不得不采用他们所不熟悉的战役战略指挥上的新因素和新方法。德军统帅部在被迫退却和实施战略防御时，无法适应所遇到的困难。部队的士气大为下降，这个因素在防御行动中具有头等的意义。
苏联陆军、空军和海军在数量，尤其在质量上，都在以不可估量的速度增长着，苏联军队和战役战略指挥人员在极其艰苦的武装斗争条件下经受了锻炼，作战技能大大提高。对此，德军统帅部是估计不足的。
在飞往莫斯科的飞机上，我研究了各个方面军的最新情报后，更加确信最高统帅部1944年4月12日所作出的决定的正确性。这个决定中提出的1944年夏季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粉碎白俄罗斯的德军集团。规定，预先应在其他各方向上实施一系列大规模突击，以便将尽可能多的德军战略预备队诱离白俄罗斯地域。
胜利，可以说是不容置疑了。第一，敌“中央”集团军群的战役布势，其突出部楔入我方，为我军向突出部底部实施深远包围突击创造了有利条件。第二，在各个主要突击方向上，我们现时有可能造成对敌军绝对优势。
对于白俄罗斯，尤其是敌“中央”集团军群占领的地区，我是很熟悉的。到莫斯科后，我首先到总参谋部找А·И·安东诺夫。他正给最高统帅准备军事行动地图。А·И·安东诺夫告诉了我有关在克里木歼灭敌人的过程以及为夏季战局建立了新的预备队和物资储备的消息。但是，他要求我不要和最高统帅说已经知道建立了储备的事。斯大林禁止向任何人透露这种消息，以免我们过早地向最高统帅部要预备队。
应当说，最近，最高统帅更注意节约分配最高统帅部掌握的兵力和兵器了。他现时只给真正完成决定性战役的那些方面军优先分配兵力和兵器。其他方面军则在合理的有限的范围内得到兵力和兵器。
顺便说说，一位前方面军司令员在《军事历史杂志》上发表了陈述他个人关于最高统帅部代表工作的意见的文章。文中指出：“……凡是有最高统帅部代表协调方面军行动的地方，都会在损害其他方面军的情况下，得到兵力和兵器。”
但是难道能不这样做吗？凡是有最高统帅部代表协调行动的地方，正是实施最重要战役的地点，自然应当优先得到物质保障。实践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
我由А·И·安东诺夫办公室给最高统帅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是А·Н·波斯克列贝舍夫。他建议我休息一下。
他说：“只要斯大林同志有空，我就给你打电话。”
这是个有益而且令人愉快的建议。因为我只能抽点时间睡觉，昼夜总共不过4—5个小时。
17时，斯大林叫我到他那里去。
我给А·И·安东诺夫打了电话，知道他也要去。斯大林想了解最新情况和总参谋部的想法。
我进入最高统帅办公室时，А·И·安东诺夫、装甲坦克兵司令员Я·Н·费多连科元帅、空军司令员А·А·诺维科夫上将、以及人民委员会副主席В·А·马雷舍夫已经在那里。
最高统帅和我问好后，问我是不是去过Н·М·什韦尔尼克那里。
我回答说没有去过。
“应该去领取胜利勋章。”
我对获得这样崇高的奖赏，向最高统帅表示了谢意。
斯大林问А·И·安东诺夫：“从哪儿开始？”
“先让我简要地汇报一下今天12时各方面军的态势。”
他简要地叙述了各个战略方向上的情况后，提出了总参谋部关于德军在1944年夏季战局中可能采取的行动的看法。至于我军在夏季应采取何种行动，А·И·安东诺夫没有谈。我知道，安东诺夫决定等最高统帅提出来时，才阐明自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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