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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来预测未来的吉凶。用兽骨占卜的迷信习惯在龙山文化中已存在。商代每
次占卜之后都把占卜的事情用当时的文字刻在兆纹旁边，甚至把事后应验与
否的结果也刻在上面。这些刻在兆纹旁边的卜辞就是“甲骨文”。从占卜内
容可知是关于祭祀祖先、预卜天时、风雨晴雪、年成、狩猎、征伐战争、疾
病等等。
另外也有一些与占卜无关的刻辞，例如：战争俘虏的头骨上的祭祀刻辞，
狩猎所获的动物头骨刻辞，为检六十甲子而备的甲子表，以学习为目的的习
刻文字等。
甲骨文自王懿荣开始注意到它的价值并进行搜集以来，前后陆续出土的
有文字的碎片，总计可达十万片。但其中有很多碎片可以缀合。
殷墟的惊人发现之一是第一二七坑未经翻扰的整坑的甲骨发现。共一万
七千余片。其中完整的龟甲约三百版，全部经过缀合后的总数约为四百五十
个整甲。甲骨上的文字有用朱笔写的，文字刻划里也有涂朱的。很多龟甲穿
孔，可以编串成册。并且与一架蜷曲侧置的人骨一同埋在土中，他可能是当
时管理甲骨的人。这批甲骨是盘庚至武丁时期的。由一二七坑的发现可以想
象殷代用过的甲骨在当时有的是随意废弃的，有的是整批的有意埋藏的。
甲骨文也有其美术价值。首先它是书法艺术的最早的代表者。甲骨文的
风格也有许多变化：结构有疏有密，线纹有粗有细，转折有圆有方，行列有
的严整有的自由，这种种差别形成了甲骨文字不同的艺术风格。再次，甲骨
文字中保存很多绘画形象。如人和各种动物的形象以及各种事物与人的动态
行为的形象，都能抓住对象特点，极明确地表现出来。甲骨文与商代铜器上
的铭文相比，可以看出铜器铭文利用更多的曲线，更接近图像。甲骨文中虽
有形象，但在文字运用上已很复杂，有转注、假借等方式。甲骨文中完全可
识者超过一千字，字数实存可能达到五千。最后，甲骨的雕法和当时骨器工
艺的技术是相同的。甲骨，特别是兽骨，都工致精美。字体笔划的镌刻有极
工细者。镌刻字画，往往都是先写好再刻，刻时先刻所有竖画右边一刀，再
倒转甲骨方向，刻所有竖画左边一刀。然后横置用同样顺序刻所有横画左右
两刀。所以刻时调转四个方向。字画横直都很准确，也可以推想其工具是很
锋利的（图18）。
殷墟发现的雕刻品、青铜器和各种工艺品，非常丰富，代表了三千年前
艺术创造的水平。许多罕见的作品都在侯家庄大墓出土。
大理石制的雕刻，有鸱鸮（图19）、蛙、坐人（图20）、怪兽、蝉、鱼、
虎等，是现存最早的真正的雕刻艺术品。玉雕的小件动物形象也很多，如：
虎、象、兔、燕、蛙、蝉、鱼等。有些呈扁平状或富有装饰风。装饰风的玉
佩，如透雕的人形、龙形、鱼形，也很精美。
青铜器中，有形制特别大的，都是大墓出土。如侯家庄出土之牛方鼎（通
高七四厘米）、鹿方鼎（通高六二厘米），武官屯出土之“司母戊方鼎”高
一三三厘米，重八七五公斤（图22）。大墓出土有制作极精的方彝、提梁卣，
用松绿石镶嵌成各种花纹的装饰器、人面具、各种兵器。松绿石镶嵌的铜器
在大墓中发现最多。此外，大小各墓发现的青铜器，如成套的饮食器有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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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车马饰器，数量非常大。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间，在小屯一地即发现重
要铜器二百余件。
大理石器有石斧、石磬，都是祭祀仪式中用的。并有乐器，武官屯大墓
发现长四八厘米线雕虎形饰纹的大石磬是罕见的。用器有石尊、皿、■、方
座和门臼石。玉器有管、珠、环、琮、璧、璜、玦及各种佩玉。可见钻孔技
术及雕琢花纹、阴阳线刻的技术都很精致。
牛骨、象骨、鹿角、象牙、猪牙、蚌壳都作成装饰品。雕花的骨，花纹
细密繁复。顶端作鸡形装饰的骨笄和骨针、骨梳，发现很多。象牙作成杯、
碟、梳，也作为镶嵌饰片。
陶瓷中，白陶的器皿：盘、■、罐是最早的高岭土制品，上面有精美的
图案花纹。釉陶在安阳也已有发现，是已知最早烧成的釉。
此外，墓中木椁虽已焚毁，腐败，但在泥土上留下的残迹，是木头上涂
朱的图案花纹。也有粘在铜器上的丝织品残片的残迹，从丝织残片可以看出
这是比较进步的斜纹织法。
殷末（包括西周初）的青铜器在河南洛阳，陕西宝鸡及山东益都等地都
曾大量发现。其中很多精美的作品，如端方（满清官僚）旧藏宝鸡出土的成
套多件酒器及一九二○年前后出土之双鸟形觯、人面纹觯、象尊、鸟形觥等
铜器，但多被盗卖出国了。
三、从殷墟的发现看殷代美术的成就
综合殷墟发掘所得的各方面的知识，可以知道奴隶是手工艺乃美术品的
创造者，正如他们也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者一样。技术的奴隶为工奴，称
为“宰”。管理宰的人叫作“百工”。“百工”之上更有“冢宰”。冢宰就
有一定的政治地位。百工有世传的专门技术。世传易于积累经验，对于技术
的保持和提高都有一定的作用。殷末工艺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大理石的
雕刻，“司母戊方鼎”的浇铸，骨器玉器的雕镂，陶器的制作，以及大型建
筑（宫室、陵墓）的修建，都是明显的例证。
贵族是手工艺生产品的占有者享用者。青铜器上往往有作为贵族族徽的
铭记，铭记中也述及祭祀祖先。殷代青铜器中酒器最发达，特别说明殷末贵
族们的享受生活。精美工艺品的大批随葬，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殷代美术品在表现性和装饰性的统一方面有相当的成就。就现在所见到
的殷代美术品而言，都有工艺美术的性质，即都有一定的实用目的。大理石
雕刻有的就是建筑装饰，或生活用具。但从艺术形象的特点方面看，可以区
别为雕塑、绘画性的美术品及一般工艺美术品。
雕塑性的美术品最主要的是大理石制的各种立雕，如前所述。其中在造
型处理上比较杰出的是石虎、石鸱枭和石蛙。它们都能充分说明古代的工匠
认识对象和表现对象的特殊方法：抓住大的动态和外形上的主要特征，加以
简洁单纯的处理，以创造简单明确而带有幻想性的形象为目的。这些作品也
说明当时艺术中反映生活的范围还是比较狭小的，主要的题材是少数动物。
因此，人的形象特别值得注意。那种蹲坐于地，上身后仰，两手撑在地上，
头部昂起的大理石雕人像，玉雕的和陶制的较小的人形，除动态外，在造型
上仍是比较含混的。青铜的人面具接近平板，仅能看出长面形、短额、狭而
向上的眼睛等形貌上的特点，立体雕塑性尚感不足。
青铜器中一些动物形象，如象、鸱鸮、怪兽食人（图23）等，青铜器上
立体的突出的装饰细部，如牺首、凤形柱等，造型处理上和前述大理石雕相
同。
绘画性的美术品最值得注意的是大石磬上的虎形装饰。造型处理和甲骨
文字中的动物形象相似，都是大开口、微伸背、尾下垂而末端上翘，具有虎
的外貌上的特点，有强烈的装饰效果（图21）。
商代青铜工艺的器形，变化丰富。这些器形是适应着一定的使用目的而
创造的。器形的多样说明当时贵族生活的繁杂的要求，也说明工匠的艺术创
造。器形的创造也利用了技术上的各种可能条件，加三足器、四足器、提梁、
链条等都是主要的创造。这些器形的美学价值在于形象的创造满足着一定的
情感要求。富于变化的各种造型给人以多样的印象，有挺拔、茁壮、稳重、
秀美等等不同的感觉。
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和造型一样，也体现了古代工艺家的卓越的艺术意
匠。
商代铜器上流行饕餮、夔龙、夔凤等幻想的神话动物装饰。相传的“饕
餮纹”，是宋代人根据《吕氏春秋》的记载而定的名称。现在根据侯家庄出
土“牛鼎”和“鹿鼎”可知饕餮兽面，两角尖如牛角者，正是牛头。饕餮是
古代绘画形象中罕有的正面形象。夔龙、夔凤都是侧面形象，大多只表现一
只脚，所以冠之以“夔”字。夔龙、夔凤时常和饕餮纹混合组织，例如相对
称的一对夔龙，就共同组成了一个饕餮纹。饕餮纹一般布置在器物上主要的
装饰面上。夔龙、夔凤纹在次要的装饰面上。
商代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也有直接取材于现实的动物的。最多的是蛇、
牛、虎、象、鹿、蝉、蚕等。
几何纹样除了排成行列的四瓣纹及圆涡纹外，最多的是不规则的云雷
纹，常装饰在空白处，作为底纹，或装饰在上面所说的幻想的或现实的动物
纹样之上（图43）。
殷代青铜器大多装饰丰富，花纹布满全体，并有上下层次，甚至高起如
浅浮雕；也有少数青铜器装饰简单，甚至朴素无饰或仅有一道弦纹。
青铜器上也往往有凸起的立体装饰。如器物的耳上或鋬上的牺首，或某
些器盖上的兽形钮。这些兽形具有殷代雕塑的一般风格特点及殷代雕塑处理
形象的特殊手法。
第五节西周、春秋、战国时代的美术
一、西周初年的青铜工艺
西周初（武王、成王、康王、召王时期）的八九十年间的青铜器，在造
型和装饰上与殷代青铜器大同小异。造型的风格特点明显类似。但铭文内容
较详，记述了当时的政治活动，不仅便于确定其时代，而且提供了历史研究
的资料。武王时期的“大丰■”（或名“天亡■”），成王时的“献侯鼎”，
康王时的“盂鼎”，都是有名的代表性作品。
河南洛阳及濬县等地出土成组的（铭文中有相同的族名和人名的）铜器
群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如：“康侯、沐伯”组二十一器，“矢令”组四器（其
一出土于江苏丹徒），“作册大”方鼎等四器，“卿”组六器，“■”组六
器，“臣辰”组四十余器，都是成王及康王时为贵族们作的铜器。
西周初年的铜器中，特别以大盂鼎（康王二十三年，公元前一○五六年
作）重一五三·五公斤，高约一米，是古代铜器中有名的重器。上有铭文二
九一字。内容是叙述康王如何赏赐他的大臣“盂”的经过。赏赐品中有“人
鬲”，被历史学者认为是古代奴隶制的证据。盂鼎的造型（鼎腹的轮廓和鼎
足的样式）都已呈现西周铜鼎的流行形式。器口花纹，是殷代的题材，但处
理上已是西周的方式。从大盂鼎上明显地看出青铜器艺术由殷代向西周、春
秋时代的演变（图25）。
二、西周及春秋时代的青铜工艺
西周及春秋时代（约公元前一二○○—四七六年）的青铜器中，具有成
熟的西周风格的作品最有代表性，这些铜器大半制作于西周晚期（约公元前
九○○—八○○年），即共王至宣王时期。
东周春秋时代，地方性的经济和政治中心不断发展。战国艺术的新风格
已在逐渐酝酿中。代表着周朝文化的青铜器，西周多是王室及王臣之器，到
了东周则王室王臣之器罕见，而诸侯列国之器极其盛行，反映列国在政治上
走上独立发展的趋势。
西周及春秋时代青铜器的新变化，首先是器形类别减少，爵、觚、斝、
卣、盉等酒器，鬲、方鼎等烹煮器，都已消失不见，这一时代最常见的鼎和
壶都出现了新的样式。
鼎之形制较大者（如厉王时的大克鼎），敛口，侈腹，鼎腹的侧影扁而
方，鼎足上半作兽面装饰。鼎之形制较小者（如共王时的颂鼎），鼎腹侧影
轮廓接近半圆形，鼎足上下粗，中间稍细，似动物之足。整个器形轮廓呈连
续的柔和曲线。
有耳的壶发展的结果，代替了卣和觯，成为此后一种主要的铜器（如共
王时期的颂壶）。食器中西周时代新出现了盨（如厉王时期的克盨），和东
周以后新出现的簠，都逐渐代替了■。
此时代青铜器的另一特点是产生了很多大型的铜器，如大克鼎高九三厘
米，重二○一·五公斤（图26）；虢季子白盘长一三七·二厘米，宽八六·五
厘米，高三九·五厘米，重二一五·五公斤（图24）。往往有丰富的长篇铭
文，如散氏盘（厉王时器，三五七字，图29）、毛公鼎（宣王时器，四九七
字，最长的铜器铭文，图27）、大克鼎、颂鼎、虢季子白盘的铭文都具有史
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大型铜器的铸造，长篇的铭文，以及铜器器身的变薄，
这都显示了冶铸技术的进步。
一九二三年出土于河南新郑的立鹤方壶（图30），壶身遍布蟠曲龙纹，
两旁有镂空的龙形双耳，壶下伏有双兽，壶口有双层莲瓣中央立一鹤，展翅
欲飞，工艺非常精湛，反映了春秋大变革时期的时代风貌。
此时期的青铜器在艺术上的特点，其造型，如前所述，轮廓线多是柔和
优美的曲线，并有适当的比例关系，表现了新的创造。铜器上的装饰花纹简
易，纹样多窃曲纹、环带纹和双头兽纹。其他尚有重环纹、垂鳞纹等。又有
写实意味的蛟龙纹。可以看出窃曲纹和双头兽纹都是殷及周初流行的饕餮纹
和夔龙纹的变化，按图案规律重新组织而成。此时期的花纹组织，更多利用
简单的重复所构成的二方连续。
三、战国时代的青铜工艺及其他美术品
战国时代，在地方经济发达的基础上，文化进一步得到了发展。
古代典籍中有一些关于战国时代美术活动及传说的记载，不仅可以看出
古代人对于美术的了解，其中也透露一些实际情况。《韩非子》记载有画家
用了三年时间为周君画■（箧？），配以强烈的光线，可以看出“龙蛇、禽
兽、车马、万物之状备具”。显然这是战国时代装饰美术中的主要题材。古
代伟大的爱国主义的诗人屈原在赋《天问》之前，曾见楚先王庙及公卿祠堂
壁画中“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圣贤怪物行事”的充满幻想的神话图
画。古代著名的巧匠鲁班，用脚画自知相貌狞丑，不愿人见而潜匿水中的“忖
留神”的图像。齐国画家敬君，为齐王画九重台，不能回家，画了自己妻子
的像以自慰，以致妻子被齐王所夺。又如宋元君找来一群画师，都“受揖而
立，舐笔和墨”，只有一个人很傲慢，“解衣槃礴，裸”。而被称许为真画
师。齐王客认为画人所习知的狗马，难于画人没有见过的鬼魅。由此可知当
时绘画艺术的发展状况。
战国时代美术的大量的具体材料，是过去五十年中的考古发现。例如以
下各地的出土物对于美术史的研究都有重大意义：山西浑源李峪村，河北易
县、唐山，河南辉县、汲县，洛阳金村，山东临淄，安徽寿县，湖南长沙等。
这些地方或发现了墓葬，或尚残存着建筑遗迹，出土物中最多的是铜器，但
也有瓦当、玉器、漆器和陶器等。战国时代的美术研究，特别得助于建国后
河北唐山，河南辉县、洛阳和湖南长沙的发掘。这些发掘提供了有地域代表
性而又有艺术价值的珍贵材料，并且提供了有关古人生活和文化的可靠的知
识。
战国时代的美术品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甲、青铜工艺品（附金银错、镶
嵌及铜镜），乙、雕塑性美术品，丙、绘画性美术品，丁、其他工艺品——
漆器、玉器、陶器等。
青铜器有：浑源李峪出土的赵国器，河北唐山出土之燕国器，辉县出土
之魏国器、洛阳金村出土之韩国器，安徽寿县出土之蔡国器及楚国器，以及
各地出土之齐、秦各国器，其中有些是春秋末期的，其时代及地域的风格变
化都有待研究。但明显地具有共同的趋势。铜器有相类似的新造型与相类似
的装饰主题及装饰方法。装饰的部分或立体化而趋向写实风的动物雕刻，或
布满全体趋向繁复及重叠缠绕的组织。装饰纹样以蟠螭纹最普遍，但处理的
方法有多种不同。在铸造技术上，透雕的装饰已可能用蜡型法浇铸，花纹系
利用简单的压抑法印在铜器的原模上（不是印在范型上），铜和锡的成分也
有新比例。
战国青铜器的风格华美瑰丽。战国铜器的华丽的风格特别出现在金银错
等镶嵌的器物上，金、银及红铜等金属或松绿石、水晶、玉、玛瑙等矿石，
填充或镶嵌在青铜器的花纹空隙处，产生了多色彩的效果。洛阳金村和辉县
固围村的金银错及珠玉镶嵌器，都是中国工艺史上的珍品。
战国时代的铜镜，以楚国及其邻近地区发现较多。圆形铜镜（少数是方
形的）的正面磨光可以鉴人，背面有组织得很严密而完整的图案。这些图案
往往是在繁密的底纹之上有旋转纵放的云雷纹或幻想的动物纹样。上下两层
因反光不同而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