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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态人格形象在西方文学、中古文学乃至汉文学浩如烟海的巨著们中其实始终占有未必微弱的比例。然而贯彻纯粹的偏执症人格形象还是颇受冷遇的。究其竟，实在缘于这批人物置身任何一个年代都会被认为是严重病态的、不讨好的脚色。时世盛衰，或歌或泣，或顺而从众，或逆而从天才，无论主导潮流的同步水准还是随波逐流的滞后心态，总无妨社会文学格局的延绵鼎盛。至于文学批评之所谓“病态”说，是分为两种情况的：一种是同步超前型作家及其作品。它的实质是众醉独醒式的，新事物推倒旧事物式的，假以看似“病态”的印象反衬了某个地域时期的真病态。它的诞生成长有一个从不被理解到逐渐接受的过程，同步超前型作家及其作品更可能因此成为时风真正的领袖和未来潮流的引航者。另一种或亦可归入超前型，但问题却在于它的表现几乎已经做到与病理上的狂癫模糊了界限，造成了时代永远不可能与之同步的现实，所谓超前的意义仅转化为“放之四海皆准”的全民确认性“病态”——而且永无翻案之日。此种病态表现又以烙有典型偏执症印记的作家创作为穷极，犹如青藤梵高之画，即使价值连城，也并不说明什么。因为任凭它们遭遇不同年代的冷遇奚落还是热捧狂追，从本质上说仍无法摆脱高处不胜寒的宿命，同时也丝毫不能证明天才与大众到底谁才狭隘的道理，人们更多关心的只是其市场效应以及技术、风格的承续启示而已。
基本上，偏执症人格形象以男性较多见，且以胆汁质或外向型性格的人居多，集中表现为执著的痴情者。这里的痴情不一定止乎爱情，亦包含心灵、艺术、宗教方面的追求，它们协助作家通过文字完成对于自我灵魂的部分释放。二百多年前，风靡一时然而屡禁不止的德国青年作家歌德著作《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的维特①形象参照于过去上述类型的创作史，可以算是首例提炼性质的完美绝伦的总结。当代中国文学作品《裂阱》中的主人公夏散舟②形象却当之无愧地成为该类型又一次铺张扬厉然而又处处充斥着勉强气息的矛盾展现。欲择此两者为本论主线之切入点——蜕化标志，通过一番比照、旁涉和解析得出新式的创作类型启示，则须先将偏执症人格形象进入创作史的谱系情况作个简扼梳理。
二、创作史关于偏执症人格形象之接纳
如果生硬地扯上古希腊文学、印度文学、华夏先秦文学或者还有中世纪教会文学等等顶礼膜拜刨根问祖，企图挖出偏执症人格形象之滥觞以示渊远流长，无疑是极不明智的。事实上，偏执症人格形象进入创作史比较晚。人类早期的神权文学与贵族文学固然从诞生之初就会蕴涵着人本思想、理性精神、自由、平等、博爱……然而只限于蕴涵而已。笔者毋宁更愿意指出其同样是注重的人性的——即神性乃是超越了的泛化人性。因而关于神的崇拜即是当时社会对待人性的态度。人们相信客观、群体与不朽才是文学正当的追求，即使大唱反调的民间文学也不肯例外。个体的优势必通过氏族的辉煌得以彰显，古希腊、中国的上古英雄们确实代表了神祇的某种意志并树立了芸芸众生的理想模式。就时代文学内部而言，哪怕如何如何地拉帮结党争鸣斗妍都是被允许的，却决不可能容忍什么偏执症人格。理由简单之极：它非但不具有统治、教育要么歌颂的意义，甚至连批判、怨诉的意义也不具有，更加不具有任何值得存在的背景依据——便存在了，那也不过是被人们遗弃和嘲笑的怪物。《荷马史诗》、《诗经》、《旧约》和一些重量级诗剧典籍的记载皆是此间颠扑不破的有力证明。
既是探讨偏执症人格，首要就是必须回到人本身。创作史等候给予人的关注超过给予神的关注，非到寰球社会商业合纵连横的文艺复兴时代（在中国，相对应的是晚明资本主义萌芽与浪漫主义思潮）的来临不可。独立与群役、人权与神权、纵欲与禁欲、解放与桎梏、理智与蒙昧等等一系列的新旧观念冲突推动了一批批强干者从语言到行为的暴力和抗争，自然也给更多的弱质者带来了苦郁与压抑。由是，偏执症理所当然地发展成为了一类文化人欲寻精神解脱而不得的死胡同之一。此种只发生在文化人身上的偏执症亦与过去一般医学意义上的精神疾病有异。
这个阶段，文学的封建奴婢地位有了巨变，个体灵魂的张扬被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位。凡人皆有灵魂，凡有灵魂者皆可为文学，灵魂无不具有个性意义。至若创作史遂因势拓广了接纳对象范畴，其中当然包括了病态人格形象乃至偏执症人格形象。被恩格斯称为“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的意大利人但丁即发为先声，其早期著作《新生》，即将少年时只有数面之缘的女友贝雅特丽齐臆想作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恋爱的偶像，到了《神曲》则干脆采取修炼默执的办法，简直将贝氏幻化为一位能够指点三界迷津的天国女使下凡。这种将柏拉图式的恋情与人伦性爱孤立对峙的做法，不能不说是带有偏执心理特征的。稍晚的彼特拉克《歌集》也可以说是基本延续甚或照搬了但丁模式，区别惟在于后者也许对于形体美的关注程度加深了。总体来看该时期的文字，仍宜归于理想化的写作形态。从但丁之恋到彼特拉克之恋，尽管经历了宗教精神向人文精神的蜕化，并萌生了异端意识，然而毕竟难以构成创作史上意义完备的偏执症人格形象。
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名著《堂&；#8226；吉诃德》虽然是一部社会讽刺小说，却也塑造了一个血肉丰满的偏执症人格形象堂&；#8226；吉诃德，此人颇滑稽任性地为自己虚构了一位公主并擅自为其改了贵夫人的名字——实际上那不过是个养猪的村姑。然而从作品反映的情况可知，如此的一番虚构只是主人公偏执行为的主观动因之一，一旦偏执症行为得以展开，作为动因的这个公主或者村姑本身反而显得毫不重要了。堂&；#8226；吉诃德式的偏执在作品中乃至后世的评论中是多半被当作负面教材进行训诫批判的。主人公定位于疯傻，致使偏执症人格形象过早地旁逸斜出。依如是视角演绎创作，的确不能因此动摇其在文学史上的伟大地位，但就本论关于偏执症人格形象本身的发掘深度来看，只恐未免划入令人遗憾的一例。
中国古典文学世界也不乏其事：明朝袁宏道《徐文长传》里描述的一代畸才徐渭自幼长年寄人篱下，孤高自许的自我价值难因以实现而苦苦挣扎，直至发为狂疾，连续自戕九次之多，复杀妻下狱，残烛之年寄情诗酒丹青，颓郁自放而终。清朝吴德旋《初月楼闻见录》所记载的一介布衣秀才刘芳因苦恋秦淮名媛顾橫波，女方负约而痴情郎死于血荐……这些常人不可理喻的现实生活中的极端事件均植根于文人偏执症的历史遗承，它们倘若进入文学作品，则须对企图接纳它们的作家提出极为苛刻的要求：即作家本人一定甘愿冒着沉陷其中无法自拔甚而被病态同化的危险去尝试着理解此类型人格深处的世界，聆听、感受并体验他们的真实生活，直至与他们产生共鸣乃至齐步疯狂。如此一来，即使大师如云的时代，果敢食蟹者亦属凤毛麟角。或曰不屑为之也罢，但谁也无法否认此类型人格的偏离正常实在是极为残酷的，其后掩藏了太多常人不必也无法理解的绝对隐衷。这种情况的维持一直到一七七四年德国青年作家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一书的出版才算告结，作家以激情洋溢的笔墨勾勒了创作史上首例彻头彻尾的文人偏执症形象，居然得到世界各国不同时代同病相怜的青年人的认可，甚至导致了大量模拟自杀的恶劣事件，该书也因此成为本类型文学的早期标志。关于歌德及其笔下的维特形象及其病理特征，下节将作详尽阐述，在此不赘。
歌德而下，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篇小说《同貌人》非常成功地再次诠释了精神偏执症，它本来完全有理由成为本类型文学创作史上又一座重点标志——作家本人真的患有严重的癫痫病，可谓先决条件得天独厚。然而也许作家非常乐意通过描写恐惧多疑、心理变态、人格分裂等形象完成对于潜在背后的自尊与反抗的追寻，写人物偏执之旨却在给特定的时代提出纠正意见，这一点在作家以后别的创作中也或多或少地有所复现。故度其用意与歌德纯写文人偏执症相对照，重叠、相悖的情况就变得十分复杂了。即便假定陀氏作品乃是继承并超越了歌德，毕竟还是构成了质的差异，作为本论也只好将之打入另册看待。至于德国哲学狂徒尼采本人形象及其笔下的苏鲁支形象，上世纪初中国作家鲁迅散文集《野草》流露的阴毒意识及其早期小说《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近现代文学史上诸多“多余人”、“无用人”、“嬉皮士”、“痞子”系列形象皆可看作偏执症人格类型在创作史上裙带的种种形态各异的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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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而言，二○○五年出版于中国大陆的当代长篇小说《裂阱》却意外而准确地把握了《少年维特的烦恼》以来偏执症人格形象创作之正脉。它的登场方式自然与古典主义无缘，却迥异于现代主义荒诞派们对于文学外在的破坏。它的破坏是内在的，凌驾于文学创作之上的，是人类畸变心理的开发和自戕意识的引诱。接近黑色的浪漫主义。《少年维特的烦恼》中饮弹的维特形象和《裂阱》中茹刃的夏散舟形象，则因此成了偏执症人格形象被创作史接纳以来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典型，后者对于前者的继承与超越，也真实地为后世作家这一类型的创作提供了持续发展的可能性与方向性。
三、由维特及夏散舟：人格比照
1、年龄、身份之蜕化
前文已述过，偏执症发病年龄偏大，以青壮年和中年为主，但实际上这里更多是指向心理年龄的。带有偏执症特征的人普遍智力偏高，年龄、阅历的积累构成两条明显的走向：有的终身停留在偏执型人格障碍，有的演绎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的前奏。人过中年之后，性情一般趋于稳定，应激特征减缓，当然也有始终维持挣扎状态甚至愈演愈烈酿成恶劣的结果的。现实生活中这些情况还要复杂许多，就文学创作而言，这两个走向分化的潜在因素早已是通过人物的社会身份预先规定了的。本论为了明晰性起见，展开只针对创作史上的偏执症人格形象，并根据上节所陈述的事实主要侧重于《少年维特的烦恼》、《裂阱》二书中维特和夏散舟的形象。
维特给读者造成的基本印象是：一位拥有许多离经叛道的才华和向往自由平等生活的热情少年，或者一位身份卑微的外交实习生，或者他自己更愿意被称作是一位画家要么译诗者也好，尽管这些并不能够作为他的职业。庸俗的城市、尴尬的乡村、上司的歧视、贵族的羞辱、亲朋的异议，无一不是他所必须面对的。然而他始终没胆量选择直截了当的暴厉抗争，而是温驯地忧伤、忧伤、再忧伤，然后咬牙切齿地选择唯一适合他这种人的办法：精神转移——逃避现实。这样一旦遇事便选择逃避态度的结局理所当然是无可逃避。维特从失望到绝望到崩溃到饮弹的过程，确乎是一种清醒的懦弱心态，其间尽管充斥着激昂的情绪却总是采取封闭式的假想或自虐而内部抵消。后世研究《少年维特的烦恼》的学者们多将维特之死归罪于问题社会，并加予作品思想性的升华和诠释，其实反倒构建了一种背道而驰的功利目的或附会心理。关于这一点可以通过即使健康的社会也时常会有病态之人仿效维特式的自杀得到充分的证明。欲得出真正症结之所在，势必进行对人类潜意识里的病态根源之剖析。
于是，创作史上情况完全不同的人物应运而生了。《裂阱》中的第一主人公夏散舟的身份是一位蜚声海内的艺术学院青年教授，如日中天的他也不免人格充满矛盾，自以为比周围的人们深刻许多，同时热爱并憎恨着惜花怜影、咏月悲秋、望洋兴叹——为了爱情，他不惜牺牲所有；为了友情，他甘愿义舍千金；为了物欲，他诈国宝、讹日商、诱少女、欺伙伴、制造焚尸假象、离间他人婚姻，可谓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然而巧妙的伪装手段却一次次为他赢得了荣誉、光环、金钱、地位，未料竟因盗墓事败，致身陷囹圄。出狱后的夏散舟，因为前之种种罪孽与仇敌般若集团产生了一系列莫名的纠葛恩怨。他痛定思痛，忏悔彻悟，甘愿忍辱卧底，成功协助警方一举捣毁了般若集团，蜕变为真正力挽狂澜式的“明星”，亦因此付出了误中奸计、精神分裂、妻离女散的沉痛代价。为了复仇，他再次单枪匹马潜入幽穴，手刃枭首，以殉情终。
在维特和夏散舟身上都可以明显地找出从偏执型人格障碍到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特征的变迁。妄想与幻觉的不固定到类似妄想的大量重复；间歇性的大量语思障碍；梦魇与现实的矛盾、交织、错位、混乱；等等。作品中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由维特饮弹及夏散舟茹刃，更可以反映出活动在两个不同世界和不同年龄身份对于直接影响人物性格的变数差值。姑且不考虑这种变迁好坏与否，至少不容忽视的是著作者的年龄与创作心态在这背后必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历史的巧合的是，两部作品的著作者创作年龄都是二十四岁，且都可以划归虽有一定社会身份，生活却并不如意的阶级，后者的情况可能还要糟一些。前者仅以四周时间奋笔疾书，以青年写青少年，完成作品；后者耗费半年心血颠篡增删，以青年写中青年，付梓传世。其间精炼与庞杂之别，显示了不同的沉重。对于人物年龄身份的选择偏嗜（由作家本人其它作品可见一斑）差异是造成作家笔下人格形象差异乃至差距的重要心理因素和实践因素。尽管两位不同国界不同时代的作家居然异口同声地宣布“当心以后不要再读它”、“究竟是很令人头疼的”，然而维特之死顺应天时引发万人知己，夏散舟之死却几乎令每位读者混淆哭笑。如此，年龄和身份问题即不妨看作偏执症人格形象在创作史上的蜕化之一。
2、性情理想之蜕化
如果将维特和夏散舟这两个人物形象强硬地作个横向比较，试图证明谁更痴情执著、谁更阴暗刻薄、谁更心思磊落、谁更可怜乃至可畏，毕竟是非常浅薄的方法。因为偏执症本身还会有内在的纵变，这种纵变有些被作家以事件形式反映在作品记录里面了，有些则须借助读者自己丰富的想象力进行文字以外的大胆而合理的拓展。不少续著作品，哪怕精彩还是拙劣的，不外乎都是采取的这趟路数。不过，若是依原著中若干细节描写对照两者待人遇事的不同处理方式，对于研究偏执症人格的异样走向来说，无疑具备小中见大的预见意义。
性爱当然是带有偏执症特征的痴情者的重头项目，对于维特来说，爱情即一切。作者不吝笔墨这样写道：
比如谈恋爱。一个青年倾心于一个姑娘，整天都厮守在她身边，耗尽了全部精力和财产，只为时时刻刻向她表示，他对她是一片至诚啊。谁知却出来个庸人，出来个小官僚什么的，对他讲：“我说小伙子呀！恋爱嘛是人之常情，不过你也必须跟常人似地爱得有个分寸。喏，把你的时间分配分配，一部分用于工作，休息的时候才去陪爱人。好好计算一下你的财产吧，除去生活必需的，剩下来我不反对你拿去买件礼物送她，不过也别太经常，在她过生日或命名日时送送就够了。”──他要听了这忠告，便又多了一位有为青年，我本人都乐于向任何一位侯爵举荐他，让他充任侯爵的僚属；可是的他的爱情呢，也就完啦，倘使他是个艺术家，他的艺术也完啦。
其实对于维特而言，艺术本身摆在人生中的位置并不那么重要，顶多只是起到一个避风港的作用，这与他的处世态度也是一致的。只有在清醒状态下确信得不到的爱情时，他才会借助诗歌、绘画这些精神鸦片麻醉自己。直到临死，沉陷于迷狂状态的维特还被极可能仅是出自他主观意识翻译的“莪相”占据着心灵，将自我引向万劫不复之深渊。
反观夏散舟，此人对于爱情的态度则要坚默许多，作者两次用了“失忆”这个词：
……我将诅咒它们的毁灭——为了追寻我所思慕的冰封在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