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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与日本于 1956年恢复了外交关系，日本还于当年加入了联合国。这说
明，日本已经在国际社会中取得了平等参与的资格，国际贸易环境恢复正常，
这对日本这样的岛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1955年前后，日本已经获准加入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亚洲和远东经济委员会及关贸总协定
等国际经济组织。利用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多边贸易关系，日本在科技革
命中采取实用主义、拿来主义等策略，使其经济发展投资效益高，促进了经
济高速增长。5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政治主要体现是政党政治相对稳定，为
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自民党成立后，尽管党内派系斗争激烈复
杂，内阁更迭频繁，但其一党执政的局面持续近40年，而且仍未见有被替代
的明显趋势。执政党政策的长期稳定，为日本经济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这
是不容忽视的。
为了迎接和引导经济发展的（禁止），日本政府积极制定了一系列经济计
划，其根本目标是促进经济结构的高级化，实现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化，实现
经济高速增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并加速资本积累。具有代表性的计划是《经
济自立五年计划》、《新长期经济计划》等。前者是鸠山内阁1955年制定的，
后者是岸信介内阁1957年制定的。《经济自立五年计划》的目标是实现经济
自立和充分就业，具有从恢复经济时期的经济计划向高速增长时期的经济计
划转变的性质和作用，因此不免保守性。该计划规定的各项指标，多数只用
两年时间便实现了。计划原定年增长率为5％，而实际增长率为9。1％。为了
促进经济高速增长，日本政府制定了《新长期经济计划》，提出并规定了更
高的政策目标。它的特点一是提出的重点课题都是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所必须
的，二是把高速发展与稳定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结合起来，标榜“福利社会”，
三是分层执行，即要求政府经济部门和民间企业在执行计划时区别对待，对
民间企业实行引导或诱导的方法。该计划尽管规定了6。5％的高增长率，但
仍被超过，1958年后便出现了15。6％的年增长率。
高速增长使日本政府和经济学界就如何估价经济发展形势等问题发生了
论战。至《新长期经济计划》时，日本多数经济学家都主张“稳定增长”，
如著名经济学家后藤誉之助、大来佐武郎、并本信义、金森久雄等，都是稳
定增长论者。但崇尚凯恩斯主义的下村治却提出，“日本经济今后 10年中
不是增加 1倍，而是增加到 2。5倍乃至3倍，”他认为日本经济处在历史勃
兴期，必将有更高的发展速度。这个理论当时受到普遍非议，但经济发展的
历史结论却证明下村治是有远见的。在岸信介内阁制定并推行《新长期经济
计划》时，自民党内另一位政治家池田勇人召集了一批经济学家，以下村治
的理论为中心，研究新的经济政策。1960年池田勇人上台组阁，即推出新的
经济计划《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该计划实施第一年，就实现设备投资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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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计划的目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也超出计划，表明下村治的理论是有根
据的。
《倍增计划》的政策目标是“极大地提高国民生活水准和达到充分就
业。”计划规定用10年时间，即从1961年至1970年，使国民生产总值翻番，
日本国民收入接近联邦德国和法国，超过意大利。《倍增计划》有四个显著
特点。一是既有明确的长期目标，也有具体目标和措施；二是进一步明确地
把计划分为政府部门计划和民间企业计划两大类，政府部门重点在国家基础
设施建设方面，民间企业则有较大的灵活性；三是既着眼于经济增长的宏观
控制，也重视有关地区差别、工农差别等问题，谋求社会关系的系统调整和
经济社会均衡发展；四是重视人材培养，把它纳入经济计划，当作发展经济
的重要环节。
《倍增计划》的实施有力地推动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到1970年，国
民生产总值翻了1。4番，私人投资超过计划40％，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10
年平均达11。6％，人均个人收入和个人消费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是10。4％和
9。4％，也实现了翻番。由于长期持续的高速增长，使日本的经济实力急剧增
长，不断赶上和超过昔日西方工业大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地位也不断上
升，成为名符其实的经济大国。1955年，日本工业生产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所
占比例为2。2％，到1970年上升为9％。1950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在资本
主义世界中占1。5％，1970年上升到6。5％。日本的造船、电视机、半导体
收音机、卡车等行业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在钢铁业方面，日本拥有世
界最尖端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在国际竞争中居压倒优势。以国家经济实力而
论，1950年日本排名世界第7位，1960年上升到第5位，1968年以后跃居
世界第2位，仅次于美国，并在企业经营规模、劳动生产率和资本装备率方
面日渐迫近美国的水平。在贸易方面，1970年比1965年增加两倍以上，并
从国际贸易逆差转为顺差，成为欧洲工业国家和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强有力
的竞争对手。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 日本战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是诸多因素共
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历史的、经济的、技术的、文化社会的种种背景条
件，也有日本民族意识、政府独具一格的宏观政策调节等内在因素发挥的作
用。具体分析，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考察日本战后经济“奇迹”的奥秘。
第一，战争对日本社会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战后的民主改革既改革了
社会经济结构，也对社会生产关系作了局部调整，这成为日本战后经济发展
的前提条件。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
适应程度，而这种适应性是通过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的发挥程度
体现的。战前，日本是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社会经济结构严重扭曲，
国民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受到极大的束缚和压制。长期的对外侵略战争和悲
惨的战败困境，加速了日本社会矛盾的演变，使之在外力作用下被迫进行大
规模调整，如五大改革、解散财阀、农地改革等一系列民主改革措施，推动
日本社会经济结构发生较大变革，也局部调整了社会生产关系，从而将国民
中蕴藏的劳动智慧和创造力激发释放出来，成为推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基
础动力。
第二，朝鲜战争的特需订货以及由此而迅速发展起来的日美垄断资本的
结合，为战后日本摆脱经济困境、迅速恢复经济并实现高速增长的起步提供
了关键的推动力。战后初期，美国对日基本策略是彻底击垮对手，消除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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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以波茨坦宣言等有关文件精神将日本的军需企业予以彻底摧毁、拆除。这
些军需企业包括飞机制造业、军火业、造船业等基础工业，是战后日本经济
发展必不可少的设备基础。但在1947年以后，美国考虑到战后国际关系的基
本格局，对日政策逐渐转变，以至发展成加强日本经济，扶植日本垄断资本
的新策略。朝鲜战争中，日本得到不少于36亿美元的直接或间接的特需订
货，使日本经济迅速摆脱困境并空前活跃起来。1952年，美国将战后没收的
850家军需企业归还给日本政府，并不断向日本提供贷款和“援助”，1954
—1958年，美国政府对日贷款和“援助”达4。66亿美元。此外，美国私人
资本大规模涌入日本，1949—1970年间，日本吸收外资约139亿美元，其中
大部分是美国私人资本。通过引进资本，日本也大量吸收了美国先进的科学
技术，使日本能用廉价的新技术迅速更新设备、革新工艺、提高生产率从而
促进经济不断高速增长。
第三，长期坚持推行高积累、高投资和强化资本积累的政策，实现低成
本高效益的运行机制，这是日本战后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主要措施。一般说
来，资本积累规模越大、速度越快，生产增长的规模和速度就越大越快。战
后日本政府和垄断资本家利用战败的特殊环境，竭尽全力积累和扩大资本，
并有效用之于更新设备、利用新技术和扩大再生产方面。1956、1961、1968
年，日本出现过三次投资（禁止），投资额占国民总支出的比例分别是24。2％、
35。5％、39。4％。1970年这个数字达到42％，仅设备投资中的私人投资额一
项，1970年即比1947年增长多达150倍。战后西方国家投资增长率以日本
为最高，如果以1955—1960年美国的投资增长率为基数计算，英国的增长率
是102％，法国为111％，联邦德国为152％，意大利为142％，日本却高达
360％。日本的巨额投资一部分来自外援和商业利润，另一部分主要来自内部
强化资本积累。这一点是通过包括长期维持低工资水平在内的低成本和提高
劳动生产率、增强经济效益来实现的。日本同西方国家相比，虽然已是经济
大国，但工人工资是最低的，整个国家的国民消费水平与国家经济实力相比
也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最低的。
第四，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革新和改造，重视和推动
生产技术、经营管理方式和职工文化知识三方面的革新和改造同步进行，是
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可靠技术保障。50年代中后期，日本政府规定产业
部门实行特别折旧，促使设备更新速度明显加快，进而带动了新产品、新工
艺和新材料的不断发展。60年代末，日本已淘汰了40％的传统工业产品。经
营管理方式的革新改造，主要体现在用现代企业管理方式如董事会制度、长
期经营计划制度、人员培训制度、目标管理制度等替代日本传统的家长制管
理制度，并在管理中广泛使用电子计算机，加强情报收集和市场预测等，为
经济高效运行提供保障。日本的职工培训、国民基础教育等独具特色，长期
坚持智力高投资，并不断改革教育体制。既保证学校教育正常开展，又大规
模发展职工教育，采取各种措施对在职职工进行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的
再教育，用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更新过时的知识。这方面，日本取得了巨大成
功，也是公认的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五，确定“贸易立国”思想，积极有效地开拓国际市场，扩大进出口
贸易，加强资本输出，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有效途径。日本国土狭小，资
源贫乏，工业生产原料基本依赖进口，失去这个条件，日本经济将难以自立。
日本工业生产能力已远远超过国民消费水平，只有不断扩大出口贸易，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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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工业生产长期增长。因此，战后日本经济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日
本对外贸易和资本输出的发展。1955年，日本出口额为20。11亿美元，进口
额为24。71亿美元，进出口总额不过45亿美元。1960年，进出口总额达84。56
亿美元，其中出口额为40。55亿美元。1965年，进出口总额达166。21亿美
元，出口额达84。52亿美元，出现了顺差。1970年，进出口总额为381。99
亿美元，贸易顺差4。37亿美元。1951年起，日本私人资本向海外直接投资，
到1969年，对外投资累计达26。83亿美元，加上政府对外贷款等，资本输出
到1970年已累计达67。9亿美元。巨额出口贸易和资本输出的利润，一部分
被投入生产领域，刺激了经济发展，另一部分作为外汇储备积存起来，使日
本的国际支付能力不断加深，提高了国际竞争能力，使对外贸易和资本输出
道路更宽阔，无疑促进了国内生产的不断增长。
日本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的发展 7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虽然已不
再高速增长，但经济仍然稳步发展。日本人均收入1972年是1709美元， 1980
年增至7868美元，1988年已高达 1。9万美元。同年美国人均收入为1。8万
美元。50年代初，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为110亿美元，1970年为 2 000亿美
元，1979年突破万亿美元大关，1987年已发展为2。3万亿美元。在世界总产
值中所占比例，1950年日本仅为1。5％，1975年升到8。3％，1982年已增至
13。6％。日本的黄金储备1986年已达到421亿美元，仅次于联邦德国的516
亿美元居世界第二。外汇储备于1987年超过联邦德国居世界首位，1988年
日本外汇储备发展到834亿美元。据美国《商业周报》1988年7月统计，世
界排名前30位的大公司，日本拥有22家，美国只有5家，而排名首位的日
本电话电报公司，市场价值是2 956亿美元，排名第三的美国国际商用机器
公司的市场价值仅为674。7亿美元。
日本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但战后至70年代初，一直采取追随美国的外
交政策，在世界事务中几乎没有什么发言权。这种软弱的政治地位使日本在
世界性事件冲击下极难适应。例如1971年7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已与中国
总理周恩来举行了秘密会谈，而日本在9月仍鼓吹“两个中国”论。尼克松
政府对华政策的变化使日本佐藤内阁十分被动，其反华政策陷入了孤立的绝
境，成了“赶不上公共汽车的亚洲孤儿。”再例如，1973年10月中东战争
爆发后，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实行石油禁运和部分禁运，使西方国家面临严
重的石油危机。在石油危机冲击面前，日本被迫采取“新中东政策”，即支
持阿拉伯国家，要求以色列撤出被占领土。日本从这些事件中清醒认识到，
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国际格局中，继续追随美国，甘当“政治侏儒”已万难立
足，因此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谋求政治大国地位。
1978年，大平正芳组阁，他提出“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和“综合安全保
障战略”； 1982年上台的中曾根康弘，多次明确表示，日本不能只满足于
做经济大国，还应谋求政治大国，要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在国际事务中加
强日本的发言权。1983年中曾根内阁的政府预算，在防卫预算费上比上年度
增加 6。5％，是多年来少有的。在政治家的带动下，日本新闻舆论也纷纷就
此大做文章，鼓动日本向政治大国发展，为日本成为政治大国进行社会心理
准备。1988年元旦，日本《产经新闻》撰文写道：“世界将由某一个国家取
代美国而负起牵引世界经济的责任。在这个新的主角亮相之前，世界经济将
继续发生混乱。”文章认为，这个新主角有可能由日本和联邦德国充当，“但
目前在世界上靠得住的只有日本。日本有责任应该主动地为世界经济的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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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增长而发挥最大的力量。”
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过程是渐进的，但目标明确，部署全面，不断前进。
首先，在构成日本对外政策基轴的日美关系中，日本要求增强自主性，谋求
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1981年铃木首相访美，在日美首脑会谈后的新闻公报
中首次宣布，日美关系是同盟关系，两国将分担适当的责任。其次，在国家
安全保障方面，日本为承担更多的防卫责任，逐步有限度的加强防卫力量，
并试图突破占国民生产总值1％的军费预算限制。
1985年，日本防务费用达0。997％，而且突破1％的趋向已十分明确。
日本以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为条件，来提高自身政治地位，特别注重
发展与东盟国家关系。再次，日本不放过任何机会，如1990年8月至1991
年1月海湾危机期间，海部首相提出《联合国和平合作法案》，企图向海外
派遣自卫队。虽然因各方面反对而被国会作废弃案处理，但这表明了日本抓
紧行动，推行其政治大国的目标的实现。最后，日本一直不懈努力，谋求扩
大在国际组织中的发言权。从70年代起，日本实际上已争取到不少与西方大
国平起平坐的权利，成为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