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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我又开始做梦了，梦到了肖梅，梦到了那只猫，她轻盈地褪掉她的猫皮大衣，钻进我的被窝，睡在我的身边。月光明晃晃的，照在她猫样的脸上，她睡得那样沉，那样香，好像有几个世纪没有睡过这样的好觉了。我为她轻轻拉了拉被子，躺在她身边睡去了……
42。比富大会
环顾了一圈同学，有人变胖了，有人变老了，有人做生意发财了，有人职场上得意了，也有混得不好的消失了……
高兴是在加拿大出生的，这是他第一次出国探亲。回到北京，我们住到了父母拆迁后的新房中。
已经是夏末，很久没有经历这样炎热的夏天了，每时每刻都像待在锅炉房里。打开空调，温度急剧下降，冷得毛骨悚然。干脆关了空调，推开窗户，窗外是喧嚣的大工地，街对面的起重机离我家近在咫尺，每次运输建材都让我有种是往我家运送的错觉。放眼望去，西山被一栋栋矗立起来的住宅分割成了不同比例的小块儿。北京的变化真是快，这个曾经让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城市，在我离开的这些年变得越来越陌生。到处都是大拆大建的工地。城市在疯狂地拓展和延伸，走的时候一说三环外就觉得挺远的，现在能在五环边上买的房都算近的。新建设的环行路酷像削不完的苹果皮，一圈又一圈地绕下去。 我走的那年，谁要是买个房都觉得新鲜，这一回来，同学朋友每个人都买了好几套，从无房户直接变成了地主。
第59节：你来我走（59）
燥热让人心烦，打开电视，随便一个台，无论是新闻还是电视剧， 都能看到在北京生活的洋人面孔。每一个关于北京市政建设或是文化活动的报道总是伴随着洋人总结性的赞美和肯定圆满结束。我一边带着批判的眼光看着电视，一边生气：我在多伦多怎么没这待遇，中国人的友好简直超过了外国人的期待。
同学朋友纷纷打来电话约吃饭。吃饭是回国探亲最重要的活动，连早饭都能被约出去。每天起来就有朋友来电话等“号”儿：宁宁，今天有“空号”吗？约您这个海外人士真难呀。中午饭还没吃完，就有朋友在外面等着来接，去吃晚饭。
又是一个饭局，同学聚会，约好了晚上6：30在眉州东坡酒楼见面。对于今天的饭局，我是比较积极的，积极的原因是想趁机见一见从前的男朋友。虽然他已经消失在我青春的往事里，但当生活拉开一段距离后，特别是离开中国多年后，本能地有一种想“窥探”他生活近况的欲望。台词，场景，我早就已经设计了A、B、C、D， 一心盼着他在我面前痛哭流涕地抱怨着婚姻生活的不幸，最好再流露出没有娶我的千古遗憾。然后我会满怀同情地对他说：“我——希望你能幸福！”而心里却念着：送你俩字儿——活该！
我提前了十分钟到，包间里空无一人。我要了壶菊花茶，随手翻起了报纸，半个小时过去了，稀稀拉拉地来了一两个同学，抱怨着堵车，抱怨着忙。我说：真不像话，就让我这个外地人在这里等。
点了菜，肚子咕咕地也不好意思吃。实在绷不住了，组织人打了电话一个一个问，有的人堵车在路上，有的人接了电话才刚出来。很多年没有见老同学了，脑子里还残存着上学时大家在小饭馆儿里吃麻辣烫的情景，一瓶啤酒，几盘小菜，一班人挤挤地挨在一起，对未来充满了迷茫和憧憬。
晚上8：30，大家终于都到齐了。
环顾了一圈同学，有人变胖了，有人变老了，有人做生意发财了，有人职场上得意了，也有混得不好的消失了……从前的男朋友也赶来了，只是没有预想的激动，但却有一种互相看着慢慢变老的“浪漫”。
同学甲点了一支烟，一边吐一边问：“宁宁，你在那边开什么牌子的车呀？”
“也就是一个丰田的Corolla（科罗娜）。”我没好意思说是二手的。
“你们知道吗？我前两天刚买了一辆纯——进口的车，这两天闹抵制日货，我都没敢开出来，怕人砸我的车。”同学甲把“纯”字拉得很长。
第60节：你来我走（60）
同学乙也不示弱：“宁宁，你在那边住什么的房呀？”
“Townhouse，就是国内的连体别墅。”我说。
“就是连体别墅呀，我刚买了一套，下个星期到我那里去吃烧烤呀。”同学乙得意地说。
同学甲一看同学乙的进攻，马上说：“买几套房子已经没有什么新鲜了，你随便问问，谁手里不是三套四套的，前两年买房子还是投资，现在恐怕是要砸手里了。真正的生活是去国外度假享受。我刚从马来西亚玩儿了一圈回来，好玩儿极了。”
“东南亚都让中国人玩儿烂了，下岗工人都组织去呢。我们全家刚从欧洲回来，不去巴黎不知道东西有多贵。我现在生意一有空就出国玩儿。对了，宁宁，明年我们全家可要去加拿大滑雪呀，到时候住你那里呀。”同学乙笑着说。
“好，你来了，我就把basement收拾出来给你们住。”我说。
“basement是什么？”同学乙问。
“就是地下室。”我说。
“哟，我说老同学，我去了，你就让我住地下室呀，真拿我们当王启明和郭燕看呀。我们可不是去投奔你的穷亲戚，酒店我们住得起，住你家不是想和你叙叙同学之情吗？”同学乙脸上闪过一丝不高兴。
我没有解释，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同学甲还不放过我：“宁宁，你在那边养什么宠物？”
“我啥都不养，我能养活我自己和我儿子就不错了。”我说。
“我现在玩儿鱼呢。我买那个鱼缸就花了三千多，每天忙完了回去，往一缸鱼前面一坐，‘江湖’，那不就是一缸子‘江湖’吗？。哎，白天看完了生意场上的打打杀杀，晚上看看它们，享受！”
同学甲还沉静在自己的感想中，同学乙已经不耐烦了：“你玩儿的一定是热带鱼吧。我现在玩儿海鱼，你那鱼缸算什么，我光一年给我那几条鱼换海水就要花一万五。一万五呢！”同学乙睁大了眼睛用手比画着。
其他人只是默默地倾听，拘谨地忙着夹菜。同学甲和同学乙你一嘴我一嘴地说起了“相声”。我用余光瞥了一眼从前的男朋友，他倒是看上去比分手的时候可爱得多，只是笑，只字不提他生活的好坏，我想在他面前“耀武扬威”的想法立时变得无聊而无耻。
“我最近又给我的保姆涨工资了，一千三。”同学甲说。
“我一个保姆，一个月嫂伺候孩子，月嫂可比保姆贵多了。”同学乙说。
第61节：你来我走（61）
“现在手机费多便宜呀，我还愣是一个月打三千，业务忙呀！”同学甲说。我侧眼看了看同学甲，果然头发少了许多，可能辐射太多了吧。
“我也业务忙，每天都要陪客户，顿顿都要喝三四瓶。”同学乙说。
“三四瓶算什么？我一顿要干掉一瓶白的还得加啤酒。”同学甲不屑一顾地说。
“我上礼拜陪客户去天津，一上高速就是120，还有人超呢。”同学乙说。
“120算什么。我一脚就是160。”
两个人说得好不热闹，我听得哑口无言。说着说着他们又转向了我：“宁宁，你看看咱们同学中也有出国的，人家不是嫁了老美就是嫁了老德，生了混血儿，住着有花园的大洋房。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出去了出去了还是中国老公，听你讲的生活好像还没有你在国内时风光呢。你这国出的……”同学甲摇了摇头说。
我无言以对。我们在加拿大就是一份工资，多挣多交税，少挣少交税，生活好像文革刚过的时代，你挣三十，我挣四十的，生活没有任何本质区别。家家都差不多，大家都是这样精打细算地过日子， 没有人去比车的大小和牌子。
同学甲和同学乙又看了看我手中抱的高兴。高兴虽然是在加拿大出生的，他身上除了一件Gymboree（金宝贝）的T恤，没有哪个地方能看出他是一个“加拿大”人。再加上高兴一张口就：“这个……我要。那个……妈妈……拿。”同学乙惊讶地问：“他怎么不说英文？”
我心里笑她，高兴还不到两岁，英文和中文对他都是一样的。他们呀就是觉得人一出了国，一切都要彻底抛弃，包括你的语言和文化，而加拿大人却还羡慕我们有双语的背景。
吃得差不多了，沉默的同学吃完一抹嘴儿，呼应着谢谢。这些年我已经习惯了AA制，刚要掏钱，同学甲和同学乙又为谁买单而争了起来。“我来，我来。”“这点钱，我来吧。”两个人抢着。
我仔细地看着他们，同学甲虽然嘴上说“我来”，手却放在裤兜口儿总也掏不出来，好像被东西粘在了那里。还是同学乙实诚，一把抢过了账单付了。
吃完了饭，同学甲提出要用他的纯进口车送我回家。我婉言谢绝了。餐馆离我家只有两站地，这在多伦多我如果不开车都是走回去的，正好消食。
我领着高兴走在街上，路灯一盏盏亮了起来，城市被霓虹照耀得绚烂夺目，这场景在多伦多只有在downtown才能看到。高兴看得手舞足蹈，我的心里却像翻倒了五味瓶，失落不平衡涌上心头。这几年在加拿大，多少次为找房子，找工作发愁，也没有觉得自卑。思量着同学说的话，看着他们物质生活的膨胀，我突然有了一种强烈的自卑。和他们比起来，我简直就是一个looser（失败者）！
第62节：你来我走（62）
43。新红资俱乐部
回头望去，月在屋檐上；低头望去，月在水缸中；抬头望，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再次回到北京是跟着我的老板库切尔来参加北京国际图书展。这书展的规模是一年比一年大。中国的人口基数造就的读者群早就让世界各地的出版商垂涎欲滴， 不惜代价降低版税来挤进中国这个大市场。
加拿大的图书市场对于中国来说还是一块处女地。加拿大人总是以他们特有的“稳重”和“矜持”来面对中国蓬勃发展的市场，不急不慌，不像美国人那样，看到点市场就兴奋得不得了。加拿大地大物博，人口又少，该发展的都发展了，该建设的都建设了，加拿大人没有什么太窘迫的想法需要在遥远的中国实现。加拿大人早已习惯了享受生活和工作的慢节奏，一时半会儿还很难适应中国人的快节奏。接触了几天的出版社，库切尔就迫不及待地让我带他去享受一下北京的生活了。
东四九条，我们摸着黑往里走了个百来米，看见一辆老红旗车停在一个朱门宅院前，没有名字，没有斜披欢迎绸带的领位小姐，只有门牌号——东四九条66号。我们四下里观望了一下，揣摩着八成这就是我们要找的饭馆，于是推了门溜了进去，不像是去吃饭，倒像是在溜门撬锁。
坐在新红资俱乐部的小院儿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院子里点了灯。身边奔忙着穿旗袍和扮成红卫兵的服务生。服务生把一瓶Great Wall 1992（长城干红1992）轻轻插到冰水桶里，冰块儿在接触葡萄酒瓶的一刹那发出“噼啪”的粉碎声。院子里传来低沉而悠扬的歌剧，起风了，柳枝伴着光影晃动着，让人想起了电影《蝴蝶君》的开场。我举着酒杯坐在院中，让不知身在何处的感觉延续下去，让内心缠绵的想像延伸下去。这情这景以前也是熟悉的，离开多年后重新回到这景致中，时空有了些错位，心情也不再依旧，唯有那月光还是那样皎洁：回头望去，月在屋檐上；低头望去，月在水缸中；抬头望，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很快，小院儿就被客人填满了，都是老外，我坐在里面反倒像是“客人”。听说新红资俱乐部的主人是一对美国通夫妇，寻了这川岛芳子的故居圆他们的中国梦，当然也没少从来中国的老外和热情招待老外的中国人身上赚钱。
第一道菜是毛氏红烧肉，一个偌大的盘子里盛了一小勺红烧肉，肉是点缀，盘子上放的荔浦芋头雕的毛主席像才是主角儿。库切尔兴奋地掏出相机“啪”就是一张。第二道菜大同小异，一勺膳糊，主席像换成了邓小平的像，名为“邓家膳丝”。
第63节：你来我走（63）
“太棒了！我想下一道菜就该上北京市长了。”库切尔“啪”又是一张。
“北京市长”没有来，两根芦笋被劈成了四半儿拼了个“忠”，浇了些芡汁儿就端了上来。我敢说这道菜的成本只有两毛钱。
晚餐后，我们挪进了充满僵尸味儿的厢房酒吧。房间里摆满了从中南海更新下来的前苏联式样的沙发，破旧了，边角都磨出了白毛边儿。
库切尔一屁股坐在沙发上：“Ginger，你说这沙发上是不是坐过毛主席的屁股？”
一家出版社的社长前呼后拥地进来了。图书展上已经和他们见了面，今天想进一步聊一下合作版权的事宜。
库切尔神采奕奕地说：“我们去年发行的一套丛书取得了很好的业绩，首发就是五千册。”
社长听了后笑着摇了摇头对我说：“你告诉他，五千册也值得说，我们随便一本书一发就是五万册。发得好的，一年再版好几次呢。”
库切尔一听又说：“我们今年在天虹体育馆做了一个新书推广活动，场面浩大，来了一万个学生。”
社长又是摇头，他没有心思再和他比下去了，毕竟人口在那儿呢。一个北京的人口就等于半个加拿大，随便一煽乎就是几万人。
社长换了话题说：“帮我问一下他们一个选题多长时间能发行出来。”
库切尔说：“整个过程要两到三年，我们要把握每一个环节的质量。”
这在加拿大的确很正常。
“不会吧？简直是太慢了，在中国这样做下去，市场都没了。我们一个选题从提案到成书出来少则两三个月，多也就五六个月。”社长说，“你告诉他，我们社正在搞改革，实行编辑负责制。一个选题不再是分配制，而是公平竞争。每个人提出自己的推广方案，评委投票选举。这还不完，中标的编辑把所有落选人的精彩之处融会到最终的方案中，这样的方案就是最棒的，最具竞争力的方案……”
不知道是不是我翻译得不好，没有把社长的精髓说到位， 库切尔不但没有赞赏反而问我：“为什么要把别人的想法加到一个人的身上呢？这不是抄袭别人的劳动吗？怎么是改革。我们是永远永远不会这样做的，这样做不尊重别人的劳动。”
我不好说什么，只和社长说在加拿大没有这样的改革。
从新红资俱乐部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胡同里多了很多乘凉的人，搬着小马扎坐在树下。有几个老头儿在路灯下支起了一盘棋，你将我杀地好不热闹。库切尔驻足看了会儿相棋，一个老头儿司空见惯地问：“您哪儿来的呀？”库切尔操着刚学的几句不熟练的普通话说：“我…不系——米国银，我——系——加拿大银，我——系——你们的朋友！”
第64节：你来我走（64）
44。北京的夜色
我一屁股坐进了出租车，司机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鸡”……
什刹海的每一家酒吧都充满了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气氛。走的那年，什刹海两边还只是浪漫野情人谈情说爱的僻静首选。这才几年工夫，北京的夜色都留给了什刹海，密密麻麻的酒吧，穿梭的木船，穿着吊带裙的北京小妞儿……北京的夜晚让我们有了想像的空间，时尚和传统在这里交融，古朴和诱惑在这里交织……
夜已经深了，我和库切尔坐进了银锭桥胡同的“烈火麒麟”酒吧。橘黄色的路灯下，人影恍惚地从四面八方涌来。登三轮车的故意把车铃按得“丁当”作响；卖莲蓬的胖妞儿挎着篮子吆喝着；桥那边飘来油炸臭豆腐的香味儿；湖面上飘来没魂儿的二胡声；外国友人的闪光灯闪得比月光还亮……
我和库切尔趴在二楼天井的栏杆上，俯视着下面的市井，聆听着遗失了许多年的嘈杂，多伦多是安静的，推开窗户，住家的灯火像墓地上的鬼火一样散落着，四下里静悄悄的像个大农村。以前所憎恨的喧嚣在多年之后竟觉得亲切入耳，恨不得装进瓶子带回去。
柳树下，月光中，小桥旁，库切尔的话多了起来。
“看看，多伦多哪里能看到这景致。我喜欢走在柳树下，前后左右地围着中国人，肩并肩地走着，听着他们唧唧喳喳的，就像在《十七岁的单车》电影里看到的一样。你听说过这种说法吧，多伦多和纽约比起来，多伦多是nothing（什么都不是）；纽约和北京比起来，我看也是nothing。”库切尔刚发表完一通演说，柳树配圆月的风景又勾起了他对往昔浪漫时光的回忆。他从小学时仰慕的女孩儿一直讲到了他现在的老婆，一股脑儿在什刹海的夜色中倒了出来。
后海真是摆张桌子就挣钱的地方，每一个角落都洋溢着膨胀到极点的欢乐气氛。坐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