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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9月11日上午，旅游名胜“避暑山庄”所在地的河北省承德市市委，为活着的张志新式的人物董秀芝同志，召开了广大群众参加的平反大会，并作了公开检讨。
“文化大革命”中，承德矿山机械厂青年女技术员董秀芝不畏强暴，明辨是非，公开反对林彪、江青们的反革命集团，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于1970年9月17日被逮捕，并拟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第二年林彪叛逃，河北省革委会批准改判董秀芝无期徒刑。董秀芝不服，在狱中继续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粉碎“四人帮”两年后，董秀芝才被释放出狱。但承德市革委会却给她留了一条尾巴——“有错误观点”，对她长达八年的折磨留下的一切病痛不安排治疗，对她的生活困难和工作安排也无人过问。因此，董秀芝同志两次跳楼自杀，险些丧命。
对承德市领导机关某些人的这种不讲党性与人性的卑劣行径，广大干部群众义愤填膺，纷纷为董秀芝打抱不平。1979年7月，中共承德地委和承德市委才开会研究，基本上解决了董秀芝的生活、治病和护理等难题。同年9月，承德市委、市革委会，才认识到董秀芝当年公开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们是正确的，方式是合法的；决定撤销市革委会1978年为董秀芝平反时仍给她留了“尾巴”的错误决定，为她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工作，恢复技术职称，恢复原工资级别；并在平反的群众大会上作了公开检查，号召全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广大干部群众，学习董秀芝为捍卫真理而奋勇斗争的革命精神。
拨乱反正鼓声急为大批“地富反坏”摘帽
与全国各地大量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的同时，全国政法、民政、文艺、科技、新闻、宣传、文化、教育、工业、农业等各条战线都大力拨乱反正，肃清过去极左路线扭曲社会现实、把一切的一切都与“阶级斗争”、“两个凡是”挂钩的做法，清除其窒息社会空气、阻碍社会进步的流毒。对于构成无产阶级专政庞大对象群体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中共中央也适时地决定全部摘去其中遵守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人的帽子，给予农村社员待遇和公民权。对于地富家庭出身的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他们本人的成分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同等待遇；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工作分配等问题上主要看其本人表现，不得歧视。对于他们子女的家庭出身，一律改为社员，不应再填作“地富家庭出身”，各方面更不得有任何歧视。对于过去被错划为“四类分子”的人，也同样予以平反改正，即便已经死亡的，也无一例外地予以纠正。
拨乱反正鼓声急刘少奇，压根儿就不是“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
1980年早春，全国“文革”最大冤案——“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冤案被彻底平反昭雪。对这一大案的复查工作，早在胡耀邦率其“甘下油锅”的助手们，冲向“两个凡是”主阵地的时候就胸有成竹了。
1978年11月，中央组织部刚刚向中央写出《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很多同志在中组部大食堂共进午餐，耀邦就对干审局副局长贾素萍说：“‘六十一人’的问题终于搞清了，你们认为刘少奇的问题怎么样？”贾素萍不假思索地立即回答：“这更纯粹是个大冤案！”耀邦说：“那好，你们写个材料来我看看。”
两个月后，贾素萍等人给耀邦送去《关于刘少奇同志问题的调查报告》。这时耀邦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他与贾素萍等人多次商量修改，上报党中央。1979年2月，党中央决定由中纪委和中组部共同复查刘少奇一案。这项工作整整进行了两年。
1981年2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从而平复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高级领导人中的最大冤案，并公布于全党全国。这也等于向全党全国全世界昭然宣告：中国共产党内压根儿就没有“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
至此，从1978年以后的短短三年中，全国对“集团”的和个人的冤假错案，已平反了三百多万件，颠倒了的历史被重新颠倒了过来，解救了我们民族的许多精英，使亿万人摆脱了沉重的精神枷锁，而且这种枷锁往往都是现代个人迷信造成的。而亘古以来的实践证明，“句句是真理”的伟大圣贤是根本不存在的。
在1979年连续数月的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胡耀邦在讲话中尖锐批判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之流为“理论棍子”、“理论恶霸”的同时，也披露了毛泽东的两次鲜为人知的谈话。前一次，1965年，彭德怀将去四川担任“三线”副总指挥，毛泽东请彭老总吃饭，对他讲了三句话：“你要向前看。你的问题由历史做结论吧。也许真理是在你这一边。”后一次，在1968年10月14日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当天下午一点钟，毛泽东问到会的人：“同志们，你们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下面鸦雀无声，无一人作答。毛泽东自己回答说：“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我们这一段是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胡耀邦听了一夜没睡着……
耀邦说了这些往事，参加理论务虚会的一些人当天就在私下评论说——很显然，毛泽东也早已意识到自己可能错了或确实错了。但由于现代迷信的统治，毛泽东被当做永远没有错误的神仙，即使他晚年也曾有过这种多少有点实事求是的想法，也被一些人严加封锁，以免有损其伟大形象，动摇人们的崇高信仰。胡耀邦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打开了消除现代迷信的缺口，伟大形象永远不会犯错误的神话也就不攻自破，这对大家的思想解放，起了极大的催化作用，使人们勇于冲破各种不可触动的禁区，重新认识种种敏感的历史问题才得以成为现实，使全国人民跨越“愚昧之河”和“贫困之河”才有了更大的可能。
拨乱反正鼓声急只可惜：在阳光普照大地时，也还有不易消融的冰川冻雪
981年7月1日，作为刚刚被选定的党中央主席胡耀邦，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首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朗朗发表了长篇讲话。在这篇讲话的一开头，耀邦就突出了全党正面临着全面拨乱反正的重大历史使命。他说：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此时此刻，我们大家都深深地意识到：我们党和国家正处在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时刻。
拨乱反正，继往开来，就是要彻底消除“文化大革命”的消极后果，继承党在毛泽东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下所开创的伟大事业，进一步开拓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光明大道……
的确，“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经过各方面三四年来拨乱反正，举国上下确已掀起了同心同德奔向四个现代化的层层热浪。
但是并非每一个地区、每一个部门、每一个人都已激情满怀地投身于这层层热浪之中。有些人还被裹挟于个人权威第一、个人面子至上的“我行我素”的涡流中不愿自脱。这就像晴空万里，阳光普照大地，山下鲜花盛开的时候，一些高耸山区的阴山背后总会残留着一条条一块块不易消融的冰川冻雪。一些很难平反昭雪的冤假错案和一些本该顺理成章地圆满落实的政策，仍不得不由辛劳过甚的胡耀邦和他的战友们一一过问才冰融雪消。从1980年到1985年他对若干问题的极小部分的批语中，就可以看出解决这些难题的反复性和艰巨性。
——1980年9月2日，在一封要求为湖南的一位眼科专家落实政策的来信上批道：
知识分子的政策落实得很不好，请中组部配合统战部、宣传部、教育部、卫生部、国家科委切实抓紧办。我们现在到处的通病是：讲大道理的多，写规定条文的多，漫无边际议论的多。发现问题的少，解决问题的少，深入检查督促的少。这个风气各部门一定要认真改过来。
——1981年6月7日，对一封申诉信批道：
现在我们仍有些党委或组织部门，总以一些不能成为理由的理由，将一些该负责处理或解决的干部问题推脱不管，致使不少同志的问题长期无人负责，拖着不办。退一万步说，即使某个干部的问题确实该由别的单位负责处理和解决，但告到你那里来了，你也该站在党的立场上，看看是否该解决。如果该解决，也应该替这个同志奔走到底，而不能采取一推了之的态度。采取这种态度，何年何月能够成为“干部之家”？怎么能说得上主动地为党工作？这个事你们要好好抓一抓，在《组工通讯》上发点议论，介绍一些好典型，批评某些错误的态度。
——1981年6月13日，在又一封申诉信上批道：
我完全不清楚申诉人的情况，如果申诉是实情，要请上海迅速解决。解决的办法，不必层层转，可以一竿子到底。解决时，也不必再搞许多可有可无的烦琐查证，把基本情节弄确凿了就可拍板（但一定要确实），这样才能提高工作效率。现在我们不讲“多快好省”了，其实，任何工作都有个“多快好省”的问题。什么事拖拖沓沓，烦琐得要命，怎么谈得上工作效率？
——1981年7月5日对一封来信的批语：
我已提过多次，革命队伍中应充分发扬工作中的主动性，争先恐后地工作。旧社会都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看成是志士仁人的美德，为什么我们队伍中却要斤斤计较这件事是归你负责还是归我负责？……现在，大家都在喊反对官僚主义，其实官僚主义这个幽灵每天都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游荡。我希望组织部门，首先是中央和省市两级组织部门，更好地发挥工作中的主动性、创造性，做驱赶官僚主义的模范，从而带头在这方面扭转我们的党风。
——1981年12月5日在一份简报上的批语：
这种情况出现在中央的鼻子底下，真是难以想象。某些部门和某些干部如此胆大妄为地藐视和抵制中央政策而受不到制止和揭露，我认为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缺乏自上而下的检查、督促。在这种情况下，许许多多好党员好干部只好闭口不言或等待时机，而极个别的专搞歪门邪道甚至同“四人帮”仍在藕断丝连的人，就公然我行我素，专横跋扈起来。这个潜伏的危险，我们必须心中有数。出于此，我主张抓住这件事不放。
——1982年6月26日对一封来信的批语：
据我观察，党外尚有不少朋友的政策，根本没有落实好。老实说，我对有关部门不切实了解情况，不密切联系群众，不坚决改正领导中的不良作风是很遗憾的。
这个案子请中组部、统战部立即交民航迅速处理。不要再烦琐地考证了（当然“文化大革命”后的几个情节要稍加查证一下），也不要再实行“哪级党委定的由哪级党委改正”这个误大事的办法了，由中组部和民航总局共同决定执行。
——1982年8月27日，对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党组《关于五台山问题的调查报告》的批示：
凡属作宗教活动的寺观和属于它的山林，都要在政府宗教事务部门领导下，由僧道管理。由僧道自己管理，证明比“吃大锅饭”的其他单位管理得好。中央和国务院的这项规定，全国各地必须坚决落实执行。请宗教事务局抓紧解决，力求在今明两年全部落实好。
——1982年10月20日在一份简报上的批语：
我说过多次，落实政策问题要发现一个就严格检查一个，正确处理一个。否则，可能拖上十年还得不到圆满解决。现在，一切工作都要抓到实处，禁止老发一般化的指导、号召。
——1983年9月15日关于落实政策问题的一个讲话：
抓这件事（落实政策，特别是落实党外朋友、归侨政策），主要不是再发什么文件，而是要一个一个地方检查，发现一个解决一个，有些典型，要发通报。因此抓这件事，要有最大的务实精神，最大的魄力。
——1984年1月17日，在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
整党中必须狠抓政策落实。如果不抓政策落实，各方面工作的局面怎么打开呢？如果还在那里怀疑中央哪个文件是“左”的或右的，怎么可能真正落实呢？所以，这就有一个什么叫“左”、什么叫“右”的问题。我看应作以下三点分析：一是必须理直气壮地明确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央所发出的正式文件，都是正确的，不存在“左”和“右”的问题。二是在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问题上，无论农村政策、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科技政策、统战政策、侨务政策还是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执行中的主要偏向是“左”的残余。三是在思想政治工作上，在思想意识、党性和党的纪律问题上，特别是在对不正之风和官僚主义的斗争上，主要偏向是右的，是软弱涣散。在这三点上我们的态度必须旗帜鲜明。……在整党中抓政策落实，实际上也是抓统一思想，不然局面是打不开的。
——1984年1月24日，在一份《信访简报》上的批语：
六年以来，我几乎每个星期都收到要求落实政策的信，大部分我都批了，可能不下一千件。批了的，大部分都有回报，都大体落实了，这方面我没有什么意见。但我不了解：为什么推一下，动一下，不推就不动？这几个人的问题，我主张有专人负责。查一个就解决一个，使官僚主义无法推脱。×××的问题，我主张要查查八个接待单位，看看究竟谁是严重的官僚？我觉得中央机关有些单位官僚主义实在严重，如果不查处几个，风转不过来，整党也就会走过场。这个问题，联络小组要抓，两个直属党委也要抓，而且一定要抓出一点名堂来。
——1984年2月18日，在一封来信上的批语：
基层领导为一些不正派或不太正派的人把持，政策落实困难，群众积极性调动不起来，要严肃注意。注意办法就是不能光发号召，光开会讲，要深入实际去查。
——1984年2月21日，在一封申诉信上的批语：
我们现在一些党组织对中央的某些政策落实得还不坚决，不彻底。这件事一定要引起我们中央和省市区两级重视。三中全会已经过去五年多了，一些党组织对这样的影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大事不重视或重视不够是不好的。
就整个来说，解放后我们对地下党、对知识分子、对民主党派和各种统战对象、对起义人员、对侨眷人员都有不少失误，因此，必须坚决纠正过去的失误。
——1984年2月24日，就科研、院校、医务、文化部门一、二把手的配备问题，给中央书记处习仲勋、胡启立、乔石和中组部宋任穷、陈野苹、李锐同志写的几句话：
仲勋、启立、乔石并任穷、野苹、李锐同志：这件事值得高度重视。我的意见是要进行一次切实的检查，凡属①科研单位，②大专院校，③医务部门和大医院，④文化部门和大的演出单位，⑤大的文物单位和图书馆，党委书记和行政负责人，即一、二把手，文化程度比较低又不懂知识分子政策的，一律坚决调出来，换上另外的既有文化的，又懂得政策的，年纪较轻的去担任。这件事要办坚决些，不许拖拖拉拉，能不能在一九八四年完成，要完成就要看中央和各省市区同志的态度如何，如果坚决，就能办到，就能找到人，如不坚决，就会出现许多托辞而办不成。
——1984年4月22日，在重庆市一位干部要求落实政策的信件上的批语：
我的意见，落实政策必须严格督促检查，不许留不该留的尾巴。不要上下面谎报情况的当。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不要纠缠极细微的小节，似乎被落实政策的人占了什么便宜。其实，人家受了多年的委屈，吃了多年的苦头，怎么会有什么便宜可占呢？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往往一些没有吃过苦头的同志，思想上仍然搞“左”的同志阻止政策落实，倒值得我们注意认真纠正。
——1984年12月23日，在一份材料中批的一段话：
落实党外人员政策抓了七八年，到处都还有一些人遗留或遗漏没有解决好。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