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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看一个小时的书，之后就独自一个人沿着湖畔的小石板路散步，一边走一边想——他认为在大学时代，他是博览群书的时代，那三年，他把薄的书读厚；而硕士的三年，是他浓缩提纯的时代，他把厚的书读薄。这样走了三年想了三年，他开始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形成自己对专业问题的看法和见识。
他的硕士论文被打了全优，评委会的老师激动地说：“这是一篇我所看到的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论文。其他的论文都是观察筛选，而只有这篇是有思想的，有学术价值的。”
农学论文和其他论文的最大不同是必须来自土地。
“我种了一亩三分地，自己播种、施吧，每一株都不一样，要五点取样，分析哪颗开花，哪颗是空粒，哪颗是秕粒，做切片。我们同学的论文一半是在地里做出来的，光会分析不会种不行；光会种不会分析也不行。前者的论文没有数据支持，后者的论文原则上应该叫观察日记，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学术研究。”
陈锦清选择的课题是当时的热门课题—一—同一株水稻，为什么稻穗的颗粒有饱满和不饱满之分？假设一个稻穗有100颗粒子，其中总有20％是不结实的。研究表明，这是因为稻花有强势和弱势的区别，光合作用的营养首先被送到强势花，所以弱势花就吃不饱，因此弱势花结的粒子就不如强势花饱满，甚至有可能是空粒。那么为什么强势花能首先得到营养？当时的理论认为，植物的营养运输主要是以活性运输为主。被动运输为辅，强势花的细胞活力大，所以它能优先得到营养，这是生命现象。但是陈锦清通过实验，发现强势花和弱势花的维管素不同，强势花的维管索发达，而弱势花正好相反，维管素虽然不发达但细胞内涵比强势花稠密，这说明强势花是以被动运输为主，是物理的，营养通过维管素达到花朵；而弱势花是以主动运输为主，也就是以活性运输为主。因此强势从无论是在什么条件下，都可以结实；但弱势花则条件差一点就空粒。而作为一种植物的自然选择，在进化过程中为了繁衍后代，那么在条件好的情况下，弱势花强势花都结实，而一旦遭遇不好的自然条件，那么就选择让强势花结实，因为强势花虽然先天的细胞活性逊色于弱势花，但其发达的维管素为生命的延续提供了保证。
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阿清同学常常想起自己的硕士课题，他对自己说——要做生命中的一棵强势花，要拓宽自己的维管素，无论什么条件，都要开花结实。所以他很少抱怨条件不好——比如说他初回国的时候，人家说你一个搞基因研究的，连分子实验室都没有，你还研究什么？但是陈锦清觉得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关键在于你要去想办法——强势花细胞活性差但却优先得到营养，在艰苦的条件下颗颗饱满，为什么？生命的道理有的时候是相同的。要做一个卓越的人而不是一个优秀的人
1981年，陈锦清服从分配到了浙江省农科院，他在这里干了六年，直到去日本留学。
有的时候，回忆过去，陈锦清会觉得命运跟他开了一个玩笑——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他的理想是有一天能离开庄稼，离开土地，离得远远的，但是到了二十七八岁，他却把庄稼土地当做自己一生的理想。
那个时候，他接受的是“一个品种教育”——一个人一辈子只要做好一件事，就是了不起的。在他十七八岁的时候，他曾经想过要当一个文学家——像曹雪芹那样，一辈子就写一本《红楼梦》，就可以死而无憾了；现在，十年过去了，另一个人生理想冒了出来——他要做一个育种家，用他的一生研究出一个品种！
陈锦清做的不是一般的育种，而是搞蛋白质育种。行内人都知道，农学中最辛苦的就是育种，因为育种基本是追着热量走。一个品种在培育过程中，要经过不断的杂交分离，一般要经过七代八代才能成为纯品种，比培养一个贵族需要的周期还长。为了加快代系节奏，搞育种的人必须要搞“异地加代繁育”，这样至少可以缩短一半的周期，快的话两三年就有成效，大大提高了出品种的速度。但搞育种的人可不能歇着，相当于歇地不歇人——那六年，朝气蓬勃的阿清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在全国各地种水稻。一般杭州是三月底播种，七月收割；八月就得马不停蹄地赶到福建播种，十一月收起来，然后连一口气都来不及喘就得赶到海南，到海南的庄稼收起来，杭州的又该播下去了。而选种更是辛苦，一般早稻收割是7月20日左右，而晚稻8月初就要种下去，农民管这个时节叫“双抢”——抢种抢收，而选种就是在三伏天的大太阳地里选，一般都要提前半个月到田里，这样才能赶上在开花的时候做杂交。
爱人开玩笑说：你这比农民种稻子还辛苦，农民还有一个农闲，你倒好一年换三个地方种水稻。农民丰收了高兴，你还得琢磨品种的适应性，在这个地方丰收了，那个地方能不能丰收？今年丰收了明年行不行？
在那六年，陈锦清种过的水稻可能比一个稻农一辈子种得都多，他渴望培育出一个最好的品种来，但是显然六年的时间，对于一个品种来说，实在太短了。因为一个好的品种必须具备很好的适应性——用陈锦清的话来说，品种的适应性一般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年度适应性，年度适应性差的品种，很可能今年特别好，但明年颗粒无收；另一个方面是地域适应性，有的品种在杭州好，但推广到江苏就不行。对于育种家来说，最苦恼的还不是品种的地域适应性问题，因为这一问题解决起来相对容易——这个地方不适宜这种品种，那么就不在这个地方推广种植，换到适应的地域就可以解决子；但是品种的年度适应性却很让人头痛——有的品种非常优秀，高产的时候比其他的品种高出好几倍，可是低产的时候却是颗粒无收。陈锦清想解决这个问题——这是那个时代每个育种家都梦想解决的问题。
陈锦清设计了一个实验，在一块田里，设三个重复，不同的肥水条件，不同的秧龄，不同的品种，做适应性评价。他希望通过这种方法找到一种好的品种——好的品种的定义不是任何时候都高产，而是适应性广，怎么种产量都很稳定的品种。
“农民宁肯要好的时候不怎么太好，但差的时候不要太差的品种，也不愿意要那些好的时候特别好，差的时候特别差的。我后来虽然没有成为一个成功的育种家，没有培育出一个值得推广的品种，但是我通过那六年的育种，不仅懂得了育种的道理，而且也悟出了做人的道理——尤其是人到中年以后，我想一个优秀的人，可能就像我们育种的时候，遇到的有些品种，在这个地方种很好，比其他的都好，但换一个地方不行；或者在这个年度很好，丰收，但下一个年度不行。我以前总以为做人优秀就够了，但我现在认为如果要成为大家，仅做一个优秀的人是不够的，还必须是一个卓越的人。一个卓越的人可能在某些年度某些地域比优秀的人稍有逊色，但是总体上看，他是稳定的，因为稳定，所以值得信赖。”
陈锦清非常佩服农科院的一位老领导，那位老先生曾经把做人的成功总结为“三明”——高明、开明、精明。
“做人高明，才能做事高人一筹，否则就容易陷入复杂的人际关系，甚至引发恶性竞争；待人开明是指一个人的开放程度，要善于接受不同的观点和做法；为人精明是指要明明白白算账，比如大家合伙做生意，你拿49％，让人家赚51％，大家都高高兴兴，这就符合高明开明精明的原则，但是如果你支支吾吾，不好意思，把这49％也让掉了，或者说你清高，该拿的不拿，那也是不行的。”
知识分子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毛病，就是清高。许多企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既需要又头疼。需要是因为知识就是金钱，头疼是因为知识分子常常会因为手中掌握的知识而无端傲慢。陈锦清认为许多知识分子从个人品德上来说无可挑剔，搞起学术来也兢兢业业，但是做起人来总是不够大气，这样的知识分子就相当于在一个知识的池塘里做学问，做得再好，也难以成气候。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陈锦清常常对他的属下说，一个品种是否好要看它的适应性，一个人是否能做成大事，也要看他的适应性。不只满足于做一个优秀的人，应该尝试着去做一个卓越的人。不仅要增强我们的学术能力，我们还要增加人际交往的能力，承受失败和忍受委屈的能力。
“许多商人成功以后，都愿意去大学充电，学习各种专业知识，愿意被人家称为儒商，为什么很少有知识分子在有了一点建树以后，下海游泳，做一个商儒呢？”
如果让知识分子回答这一问题，他们一般会不屑；但如果让企业家回答，他们会认为这是因为经商比做学问更难，所以做过难的事情再做简单的就容易；而做了简单的再去做难的就痛苦。
对于陈锦清来说，经商和做课题哪一个更难呢？作为农科院的一名首席专家，他取得的成果被评为“2002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而作为一个企业的副董事长，公司尽管才成立两年，但发展迅速，已经完成上市公司辅导期，即将在香港上市。陈锦清是如何做到科研和市场之间的平衡？
陈锦清在接受采讪时谈到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企业是对资本的运柞，而科研是对知本的运作，企业家追求的是利润，科研工作者追求的是真理。所以当二者不能协调的时候，对双方都是一种折磨。从某种角度上说，这不是谁求谁的问题，企业需要科研人员，否则企业很难有长远的发展，而科研人员也需要企业的支持，否则钻在自己的象牙塔里，蛋糕永远做不大。”
“有的科研人员比较书生气，和人家一合作，吃个饭喝个酒，核心技术和盘托出，过几天被人家踢走，酒也没了，态度也变了，于是就怨恨人家无情。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我们还算精明，从一开始就根据我们的技术含量，成立股份公司。但我们精明的同时，也开明，我们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替人家考虑，否则什么都斤斤计较，哪个企业愿意和你合作？我们帮助企业家理解我们课题的应用前景，让他们对我们有信心和耐心。争取一个双赢的局面——像我们企业化以后，课题经费就高枕无忧了；而企业通过和我们的合作也得到了几方面的好处，至少我们作为高科技企业，给公司的上市创造了条件。”
应该说陈锦清探索出的是—条农业科学技术和企业合作的新路，这条新路上有鲜花掌声，但也有难以言说的苦。陈锦清发现自己的性格在这两年中有很大改变——以前他只要做好科研就可以了，但是现在他却要花大量的时间在董事会上，他一会儿是谈判高手，一会儿又是决策领袖。有一阵，他发现自己完全失去了自己的时间——连周末都要搭进去，这个客户要陪，那个股东要见，这个项目要做，那个经费要落实。
后来，静下心来，他开始反思自己：“非要如此不可吗？”
于是，他想到了强势花和弱势花，想到了年度适应性和地域适应性，想到了自己的理想，他有过许多理想，有的实现了，有的没有。他问自己：我究竟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能满足于一辈子钻在实验室里两耳不闻窗外事吗？当然不能。既然这样，那我就要坚持下去。
对于陈锦清来说，虽然现在他潜心科研的时间少了，但是同时思路也开阔了，而且人生的境界也更高远了。他对自己说，仅仅做一个优秀的人，对于我来说是不够的，我要成为一个卓越的人！
羊：遥远的药味（组诗）
■ 耿 翔
女孩与羊群
把羊群剪贴在草地上
一位女孩，她握在右手上的剪刀
告诉我左手的颜色：一张被风
吹红的纸
女孩与羊群，这些乡土中
其实很时尚的细节
暗示出天空，应该把雨水降落下来
而要大胆地，从局部雕琢这片草地
就让女孩手中的
剪刀，温柔地沿着羊群
很有秩序的头顶
神秘地游走
把暮色的青布揭开
羊群啊，也让我虚弱的身子
靠近暖烘烘的云朵
回家的感觉，或被她右手上的剪
突然剪疼的感觉
都在草地上藏着。一根芦苇
想轻易割断，我投出去的
干净的目光
这时，我看见被夕阳
涂成红色的羊，从她左手的纸上
纷纷走过来
草原的气息
旋转的山水里，一只
游走的羊，会把一些无声的东西
带到天地，无声的去处
让远离草原的人，闻到
草原的气息
草原的气息，日夜藏在
一些叫中药的草里
羊的唇齿，直至夕阳谢幕的
晚宴上，都在片刻不停地咀嚼着
藏在它们反光的身上，遥远的药味
既是草原的气息，也是
山水的气息。看见一群
低头吃草的羊，就像看见一群
撩人的山水
而山水的气息，在羊的身上
却藏得如诗如画
羊啊，就能带着身边的山水
朝向人群，善良地走着
天空的深处
有教堂的音乐传来
让我赶在草原的气息袭来之前
把圣乐：《羊儿可以安详地吃草》
献给羊群
受伤的草地
把草地
放在天空下的人，会把—群
突然涌出白房子的羊，放在那里
让零乱的山水，也放下
漫游的云朵
灵魂的旧址
被深埋在碎草中间，一群羊
它们叫不出的疼痛，像
一些重要的文字，已在尘世中绝迹
大片的草地，也被风吹走
而山脉从内心
流出的火焰，会把今夜的
嗅觉点亮
今夜，靠近一只
背部受伤的羊，我闻出野草
带苦的药味，却不敢速写四个汉字
药叫黄连。山水的秩序
退回到羊的唇边，只像一片
单纯的草地，看得见的芦苇
扎根在羊的身边，比赶雨的
云朵还急
亲手打开今夜的栅栏
叫不出的疼痛，让我把另一只手
伸展在羊的背脊上，然后抚摸
受伤的草地
记忆一只羊
谁能闻见它的气息？贴着一棵
名字叫得很苦的草木
我被遥远的药味，淘洗干净的心里
只剩下它的叫声
这是大地上，传得最远
也最撞心的一种声音
它让我猛然记起，在遥远的年代里
站在一面山坡上，一位女人
叫喊另一位女人的样子
枯黄的草地，贴着她的声音
忘记返青
坐在她的视野
多余出来的地方，把一只羊的眼睛
死死地捂住，就像云朵
想把抬头看天的人，全部遮挡在
阳光的背面
无声的草地上，一只羊的挣扎
超不过一只蝴蝶的
挣扎，传遍她的生日
叶脉，却暴起青筋
让我到死记住：一只羊
以及很久地放牧过，一只羊的女人
她贴身的气息，才是大地上
最温暖的声音
幽歌（组诗）
■ 俞昌雄
作为石匠的父亲
二十岁那年，父亲把三个愿望埋进
大理石的花纹里。那年，石头磨破了他的手指
四十岁那年，父亲为穷人塑了一座雕像
凌晨四点，石头不肯闭上眼睛
六十岁那年，父亲握不住一把生锈的铁锤
石头开始奔路，用心碎的步伐代替传说
今天，父亲成了我身体里坚硬的词
它不会衰老，但它越来越沉
那是一阵风
奔跑的孩子躲着它，我发现光滑的脊背
是风翻开穷人的口袋露出一枚硬币
坝口下，梅像唇边的花瓣
吹箫人记起田埂上一粒早熟的稻谷
清凉的长风逗留片刻，孩子便会长大
在早春，穷人们都会梦见旧事的影子，梦见
乌鸦和树权间的嚎哭。树下是坚果
树上是那阵风，它借着徽弱的月光飞了起来
孩子们拥有了土地、草垛和长长的河流
我发现剩下来的都是密密麻麻的光线
我的眼腈躲着它，风也躲着它
坝口上，乡民们已看到了秋后的阳光
我一路走过去，身后是那阵风
它把更多的硬币抛向天空
更多的梦就挂在那里，它飞时听不到任何
响动，我就很难想象土地埋葬了什么
草垛要垒多高，还有那河流
是否具有乡村的寓言、特性和生活
暗
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