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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碰了我的原子弹
按照原定计划，张爱萍应于９月２４日返回核试验场区，刘西尧则去青海２２１厂。但因为要落实２３日下午周恩来的各项指示，张爱萍、刘杰、刘西尧在２３日晚决定，由朱光亚、吴际霖和九院党委书记刁筠寿去２２１厂，对正式试验用的原子弹的质量、规格包装以及装车、运输等进行仔细检查。总参军事交通部部长徐斌和参谋王立等商请铁道部安排落实了这个一级特殊专列运行图。
９月２５日上午，张爱萍、刘西尧向聂荣臻元帅汇报了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准备工作进展情况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策。中央专委第九次会议召开时，聂荣臻正在外地，没有参加。９月２７日，张爱萍和刘西尧返回基地，当天下午即向基地全体参试人员传达了中央专委第九次会议精神。也就在当天晚上，张爱萍在他帐篷的门上，写了一个大字：响！
陈能宽说，初到马兰的时候，那么多部队在那儿，真是千军万马啊。司令员对我们非常热情，特别是张蕴钰，他叫一号张，他喜欢写诗。我想这些真是儒将，在戈壁滩上什么娱乐都没有，有时候到外面捡石头。我跟他和李觉住在一个帐篷里面，他个很大，我一个行军床就行了，他要两个行军床。每天西瓜、哈密瓜、啤酒，也挺潇洒。那时候都担心啊，尤其是把原子弹从那么远的地方运过来之后，你怎么知道那么多雷管都没问题？经过那么长时间的运输，有一根不行就会坏事，因为当时我的责任是保证产品的质量，要能够保响。张爱萍都在帐篷上写了好大一个响字，有一个人叫贺成功，他对这位同志非常感兴趣，说你这个名字好，成功了，要庆贺。
为了把原子弹安全完好地运输到试验场，第九作业队专门设置了５９６包装、运输、管理工作分队，由副院长乔献捷负责。从１９６４年８月１５日至２０日，他们先进行了历时８天的模拟产品运输演练。李觉说，火车开始运的是假的，后来是运真的。每一个省公安厅长亲自押车搞安全。就是车出去到了西宁之后，青海省的公安厅长来押车，押到甘肃，甘肃负责押到新疆，厅长都亲自干的。
９月２８日，５９６－１和５９６－２两枚原子弹从青海２２１厂启运。原子弹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由火车运送，另一部分由飞机运送。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这趟专列被定为一级专列，在运输途中，采取了严密的安全保卫和保密措施：列车启动之前，编制了详细的运输规程，对途经的站点、交接程序、编队、安全保密等都提出了具体要求；核弹专列沿途警卫和到站后的警卫都按照国家最高元首级警卫。由武装警卫押运的专列所经沿线，都由公安干警警戒；到了两省交界处，由两省公安厅长押运过境并办理安全交接手续；铁路沿线检查专列的铁锤一律换成了铜锤，以防产生火花；机车用煤都要用筛子过滤，防止从煤矿带出来雷管之类的爆炸物；专列经过地区，所有的车辆都要让路，高压线路暂停供电等等。专列进抵终点站后，新疆军区派了三层警卫，内层３０米左右一岗，保卫部长李子香和副部长都在夜间亲自查岗，自治区公安厅长危良夜间亲自守车。从火车站到机场的运输也是一段不近的路程，他们连续几夜不睡觉，查看从火车站到机场这条公路上的夜间行车规律，选择汽车运输的时机。最后选择在凌晨２至４点这段时间进行，因为白天公路上各种车辆多，行动目标太大，又不能戒严，一戒严就等于告诉别人有重大行动，反而不安全。
徐邦安说，第一次考察回到青海以后，院里派我到郑州，去跟空军研究改装运送产品的飞机。改装什么呢，要有一点保温措施，地板上要能放产品箱，要有固定的地方，货仓里要有保温措施。有一些部件用飞机运输，用２２１专列运到西宁，装上小飞机，起飞后经过兰州、酒泉，最后飞到核基地的开屏机场。那地方有一个前进指挥部，是个简易机场，再用直升飞机运到塔底下的装配工号。但有些东西还是通过火车运，炸药啊雷管啊，由专列拉到吐鲁番火车站，由那儿换乘汽车再运进去。还有一路是备用产品，开始先运到乌鲁木齐，在那儿待命，快试验的时候又运到东风基地。
原子弹里边有两个十分关键的部件，即核裂变部件和中子源，由２２１厂的副厂长田子钦押运火车至西宁，胡仁宇负责技术安全监测，公安部四局副局长高仑和张世昌负责押运，经过保温改装的伊尔－１４运输机运送这两个最贵重也是最娇气的部分。那时对这些东西认识不够，又是第一次运输，原本不大的东西，包装之后，连上飞机都困难了。
胡仁宇说，本来就那么一点点大的东西，先用一个东西包起来装个容器，把氩气充起来。然后用这么大一个鸟笼吊起来。为什么叫鸟笼呢？除了底和顶以外，四面都是铁丝网，然后用弹簧把那个东西悬起来，以免震动，一震就怕把它震出什么毛病来。然后再把这个东西用一个大木箱子装起来。当时也没更好的保温措施，就怕在温度很剧烈的变化底下，使它的几何尺寸和性能有所改变，所以搞到最后，东西很大很重。那时候从西宁到马兰，直飞是到不了的，可能走的是武威、清水。飞机中途停过，一架运输机，边上的座位是铁板的。上面除了机组人员，我记得就是高仑和我两个人。运去以前，在西宁的北站吧，现在听说是北站，当时根本不是，是一段废弃的铁路，在那里停了三天三夜。从飞机上卸下来之后就撂那个角上了，也不知道上那去，天天就在那儿呆着，人家送饭吃、送水喝。突然一个命令，大概是清晨，实际上天还没亮，来到机场运出去了。到马兰已经是傍晚。中途高仑老让我测那个东西，我认为是不必要测量的，可是高仑非要我测不可，我也没办法。我那时候晕机晕得厉害，我认为不会出任何事情，在飞机运输中，那个次临界不会出现问题的，这点我还是知道。但高仑他是领导，他叫我测，我也不跟他辩论，辩论也没用，他叫测我就测吧。
在严密组织和保护下，核装置安全地运到了试验基地。１０月４日，两枚原子弹装置的运输工作完成，其中正式试验用的５９６－１全部运至试验基地主控站装配工房，作为备份的５９６－２和专列在乌鲁木齐待命。随后，张爱萍命令运输组立即离开场区，想办法隐蔽运输核弹的专列。这样做是考虑到苏联对罗布泊试验场区相当熟悉，最早的规划设计就是他们帮助搞的。另外这一个时期以来，场区人来车往，成千上万的人员和车辆昼夜不停地布置各种效应物，有飞机、大炮、坦克、舰艇、楼房、火车、马、猴子、老鼠、假人和各种布料、民防工事、导弹竖井等等，加上一百多米高的铁塔，谁都看出来将会发生什么重大事件。临试验前，又考虑到乌鲁木齐的政治形势相对来说不如东风导弹基地，所以就将专列拉到了内蒙古额济纳境内的东风基地，在基地东部的古日乃苏木（碱厂）掩蔽起来。
９月２９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发表了一项特别声明：中国将在最近进行一次核爆炸试验。
９月下旬至１０月初，开始进行原子弹的整体装配。徐邦安说，两个原子弹装置进去以后，总的来说还算顺利，接下来就是把几个部分装配起来。产品的装配要编一个程序表，由我来编，那个要求非常细，前十几天负１３天吧就要进入这个程序，整个基地的工作都要按产品装配的进度安排。装配的程序我了解得还是非常细的，最后两个程序要按小时安排，对每一个人都要定时间、定任务，重要的环节还要有监督。当时装配人员所用的工具都要事先登记，你带进去多少，完了以后都要清点，看有没有丢到原子弹里边的。做一步记录一步，测试一步，很严很细。装配工号面积大概有三百多平米。产品进出当时想得很巧妙，半地下室你要进去的话会有一个斜坡，人推推不动，容易出事故，所以就在房子的一侧建了一口井，露天的。产品推到井这个地方，用吊车再吊到铁轨上边的一个容器里，这样就很顺利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负责整个原子弹装配的分队，是蔡抱真领导的１２个人。装配间距离铁塔只有１５０米，是一间温度相对较低的地下室。蔡抱真说，我们主控站工作队共１２人，由我和装配车间副主任吴文明带队。我们的任务是在基地现场最终装配好５９６。到了基地，先搞预演，然后停下来待命，无所事事将近一个月的时光。九月底，上面布置要做好１０月５日打响的准备。我们又高兴又紧张，终于要真枪实弹地干了，不再玩假的了。原子弹除了它点火要同步，而且所有的部件密度要均匀以外，主要就靠你装配的精度了。这个产品本身是在２２１厂事先预装过的，整个装好了，前前后后看有没有问题。然后再拆开，分别装箱，装了二十几箱，运过去了。箱子都有很厚的保温层，里面垫上毛毡还有棉花。怕不保险，那时候运两发，一发是正式打的，一发是备用的，不合适的话再装第二发，产品本身都是好的。这些东西是比较早去的，五号球是最后才到。去了以后，我们马上把它弄好以后，整个测试一遍，测试完了以后自己先装一次，合适了放一边。到正式装配了，马上再装上。前面试装配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屋子比较小，堆得很满，所以我说那样吧，一边东西往下吊的时候，底下我们就开箱，要不放不下。箱子打开以后，零件不大，我们那儿有架子，元件、零件就往架子上放，这样多余的箱子可以拿出去。元件箱子一套就十几个，两套就几十个，这几十个大箱把我这都堆满了。这个我一开始没有请示队里头，没请示陈能宽他们我们就那么干了。外面就奇怪了，你怎么箱子刚往里吊就吊出来，什么意思啊？就有点儿怀疑了。我说了这个意思以后呢，他们觉得可能有问题，你那么慌张，一边接产品，一边又要开箱，会不会出什么问题？紧跟着收拾完以后，他们就下来检查。本来他事先有个想法，好像你们太慌张，肯定会出事。检查的结果还真发现有问题了，一个元件上面有一个压坑，这下可不得了了。你看这不是碰了嘛，这么慌怎么行？不行，不能那么干，停下来，要整顿。我们当时就查了半天，说谁碰了？谁碰了我的原子弹？谁也没碰。那就整顿呗。到处查问题，主要是安全方面的、质量方面的，主要看你措施够不够，有没有隐患。主要是在思想上重视，不能慌，这样整顿了两三天。到最后的时候才发现，这是冤枉我们了。因为我们每个产品都是有质量记录单的，因为产品先来，产品是飞机运来的，人带着记录单是坐着火车来的，所以它这个产品质量记录单就来得稍晚一些。等到资料带过来的时候，我们一查，那个坑是原来就有的，它有记录的，不是我们碰的。不过当然喽，领导说要查查，要小心，这也没错，万无一失嘛，总理反复讲这个事情。当然后来那个碰了的件也没有用，不是有两套嘛。
核试验的时间一天天临近，试验场也越来越沉静下来。对爆炸那一刻的焦急等待，让大家非常难受。
张蕴钰说，我说人世间最长的时间就是等，就是这个等字。这世界上什么最长？等。你等你的爱人要来，她不来，你等，那个时间最长了。你等那个试验爆炸什么时间会来，因为都准备好了，就一天一天地这么熬。所以我说这人世间最长的时间就是等，到现在想起来也还是，那个等真叫心焦。到了１２日那天，张爱萍他是总指挥嘛，召集开会，确定试验的时间。按我早些时候的想法，能在国庆节之前爆响原子弹最好，可以大大宣传一下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我几次这样说，张爱萍都一言不发。后来我才听说是周总理的指示，要等国庆邀请来的国宾离开后再试验。
张英说，那天的会议我没有参加，因为这事已反复多次。那时核试验牵涉到一些政治问题，只有国家下决心，让什么时候响就什么时候响。总理还打算过，不行就准备过冬。但原子弹已经在那放着，这么等着总不是个办法啊。这样再拖下去，说不定要出什么问题。那时工作紧张，精神也紧张。当时我负责所有部队的行动，工兵、实验、防护、机关等等都归我管，防护工作都做好了，到时候按名单检查，保证安全。安全是个大问题，光、冲击波、核辐射都要计算好，仪器、设备放置好。当时按计划定了，主控站地下室里有个控制台，当时是张震寰、忻贤杰负责。当时人很多，还有地方上的人，都安排了位置，为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共有１２个副参谋长，我是第一个。张蕴钰是试验委员会的参谋长。张蕴钰跟我们说，等了那么长时间，心里都有点着急，主要是怕出事。几百条电缆都通着原子弹，控制电缆，连通各个单位仪器的电缆，到处都是，有地上的有地下的，坏上一根就是问题。过去打仗也是这样，都准备好了，就是最后命令不下，攻击的命令不下，这个时候最着急的就是下边指挥员。何况第一颗原子弹，又没有知识，又没有经验，又没有底。所以这个时候是最着急的。
１０月８日晚，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邓稼先乘专机从北京来到核试验场区。
１０月９日，试验委员会根据试验场区的天气预报，建议正式试验时间在１０月１５日至２０日之间选定。１０月１０日凌晨３点，张爱萍签署了一份试验准备工作情况及试验时间建议的书面报告，并立即派２０号办公室主任李旭阁飞往北京，呈送给周恩来。张爱萍说，因为搞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时候，哪些人走，都是保密的，这是总理讲的。总理在西华厅开会就讲，不准告诉任何人，他说邓大姐是中央委员，我也不告诉她。你们的妻子也不要告诉，所以大家都保密。我自己也是什么都没讲，到那里去家属都不知道，就走了。开始几次，李旭阁和我们一起回来到西华厅汇报，最后一次，周总理说你不要回来，让李旭阁回来就行了。
李旭阁说，那时候副总长确定我回来我出乎意料，因为这么大的事儿，派我一个人去，就我一个人，连第二个人都没有，一个机组，一架飞机就我一个人。但张副总长决定了，你就得执行啊。我就带着全套文件，往北京飞。我回来的时候，碰到好多很怪的事儿。先是我从罗布泊旁边走的时候啊，天气很黑，一台车就送我一个人，就我和司机两个，去罗布泊里面那个机场叫孔雀河机场。路上跑着跑着，他那个车啊前一天刚维修，换了轮胎，他也没检查，跑得正带劲的时候啊，一下子这车啊倾斜了，差点儿翻了，就那一个轮胎跑没了。这时天黑了，摸不着，找不到轮胎，最后还算不错，把备胎弄上了，快天亮时赶到了那个土机场。当时空军作战部一个副部长叫恽前程，他在那儿专门等我，很着急，说这么久没来，我说轮胎掉了。上了飞机，飞了半天，到了这个包头机场往下落，包头那儿刚下过雨，下过雨那个地方田鼠很多，那个鹰啊都抓这个田鼠。这个飞机盘旋下降的时候，一只鹰叭的一下就撞到机头上了，把有机玻璃都撞裂了，以后那只鹰捡到了，真危险啊。到了包头，天快黑了，风沙大作，无法继续夜航，军委接到报告后当即派了一架里－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