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侮斯麦喜欢插手一些国家大事：他喜欢为君主做事，拉萨尔却喜欢为民众做事。俾斯麦就好像生活在一座坚固的城堡中，虽固若金汤，却常常听见头顶上有着一个人的脚步声，他的命运注定是要在这人的控制下生活。拉萨尔虽听不见头顶上有脚步声，但是他的城堡却是架在空中，这将会在今后许多年里使他的神经处于飘摇状态。俾斯麦是在与诸列强下棋，而拉萨尔却不过是一个戏子而已，为自己应表演何种动作而冥思苦想。所以，由此可以得出，俾斯麦是被胸中所怀的大志所影响，拉萨尔却是被虚荣所影响。所以拉萨尔能够以成功和期望为乐事，他在这其中能看见更远的将来，超过俾斯麦所能看到的；俾斯麦想要得到的很少，他看重的是事实而非表面的东西，所以他会很注重培养自己的忍耐性。可以从比较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俾斯麦的寿命必定长于拉萨尔，而拉萨尔享受的快乐时间也必定多于俾斯麦所能够享受的。
他们俩人一见面，在世人尚不甚了解他们各自的价值之前，彼此就已了解彼此的价值。假若俾斯麦和菲尔绍决战而死于1863年，他的名声就决不会大过拉多维茨，这个人如今早已被人们所淡忘。拉萨尔虽比俾斯麦小十岁，然而一开始做事，就死于同别人决斗中。他这一死，好像他所做的一切都随他一道逝去。谁知这“拉萨尔”三个字至今仍被许许多多的人民所崇拜。他的死去却使他更加扬名四海，因为他想实行他的理想，但是实行那一天却不知何时才会到来？俾斯麦已达到他那明确的目的，他的功业仍是纯粹德意志的。
促使这两个人会面的就是同市侩派们的斗争。俾斯麦需要凭借势力来反对宪法；拉萨尔却是靠发动民众。俾斯麦手中有权势这把利器，他把这把利器强行加给民众；而拉萨尔却是有民众听他指挥，民众在那儿大吵着要这种利器，拉萨尔却无从给予他们。他们俩人都想当独裁者，指挥他人；他们都厌恶自由贸易，无论是货物还是理想，都厌恶那些主持自由贸易的自由党，在这一点上他们俩人的格言还是极其相似的。1862年9 月俾斯麦说道：“权力问题很容易变作势力问题。”1862年4月拉萨尔这样说：“宪法问题其实不是权利问题而是势力问题，这些用条文写出的宪法只有在充分表达当今社会中诸多有关势力方面的问题时，这样的宪法才能显得宝贵并且持久。‘当拉萨尔由于说出这句话而受到别人的攻击时，他对此的答复很有些像俾斯麦。他说他并非是要将强权加于公理之上，他并不是定一条伦理学的假定，不过是记载一件历史事实。拉萨尔的感觉是与俾斯麦相同，都是很强固地趋于强权的政治，所以他在一本戏里头，让西金根（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影子）这样说道：”只有利剑才会有这样的力量，它可以使所有伟大的事业、所有我们所追求的幸福如愿以偿。“
既是这种情况，我们就会毫不惊诧普鲁士的伯爵们在上院与他一致同意；我们也不奇怪《十字报》这样写道：“这是一个实在的人物；自由党既无刺刀，又无拳头，也没有天才之能来打动别人。”因为这时反对党的目的，只在于将工人拉到他们这一边来月「诱他们脱离进步党。有一个保守党成员这样问道：“我们能责怪工人们不扶助并不为他们办事的政府吗？”俾斯麦立即将这个意思付诸实施。他派一个委员团去专门研究有关养老金的问题，改善工人的生存环境；他还请议员们“讨论一个问题，国家处在如同雇主的地位上，是否能够先作个榜样，制订作工章程，好让其他的雇主们有个依据。”他接着往下说，在尚未辞退工人之前就要事先制订好有关工人的薪水标准，公断工人间的纠纷，成立工会组织，为工人制订医疗保障制度。在他当上宰相的六个月之后就有这样的社会计划，在1860年与1870年之间，当时在欧洲还没有哪一个地方有这样的规划。俾斯麦的这些做法都是与拉萨尔的要求相符。
你斯麦之所以这样做并非出自一颗爱民之。D ，而是出自于对中产阶级的痛恨。因为国人反对他的政策，他也曾尝试过介绍给民众社会改良的观念以收笼民心。那些富足的雇主们在议会中宣称他们自己是人民大众的朋友，拉萨尔在他的书信中和他的演讲词中极力地反对这帮人，怒斥他们的双重的道德标准。听了这些斥责的话后最为心喜的莫过于宰相俾斯麦了。这时已经有人说拉萨尔才成立德意志工人联合会，原反对党的傀儡布赫尔关照他说：“你要小心！就事实而论，你这样做是在帮政府说话。现在让你出头讲这些话，不久他们就会收拾你的！”
拉萨尔同俾斯麦一样都是在革命时代生长的，这就在他的性格上留下了一条永远洗刷不掉的记号，他办事从不对他人设防，从不问他的同盟们是从属于什么政党，只要是他的仇敌的仇敌，他就同他们携手。他是一个社会党人，却胆敢当着公众的面去亲近那个受众人指责的外交总长。这两个人对于外交政策的许多见解常常是不谋而合的，拉萨尔要一个统一的德意志，他的这种想法却是在俾斯麦之前。在1849年间有许多身穿官服的人从法兰克福来到波茨坦，想为日耳曼寻求一位君主，拉萨尔讥笑他们这样做是只是徒劳往返，为什么不简单地颁布敕令说明有日耳曼存在。因为他的眼光只放在群众身上而并不在诸王侯身上，他认为德意志统一只是个种族问题，而并非朝代问题。从1850年到1860年整整十年间，促使俾斯麦成了一位职业议员，使他在1860年写了他那关于德意志议院的简报；同时拉萨尔承认不必剥夺请王侯的土地也有德意志统一的可能。他与神斯麦都一致赞同反对奥地利一匈牙利，他们认为这两个国家的二千六百万人民并非属于德意志种族，他们会阻碍德意志的统一。这两个人对于这个问题是殊路同归的，因为拉萨尔并没有见俾斯麦的诸多著作，从而建立起自己的见解，用以对付奥地利。
对于拿破仑三世，拉萨尔与俾斯麦两人的态度又是相同的。拉萨尔虽然反对拿破仑三世的专制，但是一旦到了危急的时候，他是宁愿与法国联手来抗击奥地利，而不愿与奥地利联手来反抗法国。拉萨尔所发表的公函与傅斯麦所写的私人信函确实有相同的效果，他在公函中这样写道：“拿破仑三世若是按照南方的民族主义而对欧洲进行重新划分的话，我们在北方也应该作同样的事；假使他解放意大利，我们就该夺取什列斯维希；普鲁士只有这样才能够得以洗刷奥尔米茨之耻。……普鲁士若还是犹豫不决，作观望状，那不过说明了这个君主国不再能解决一件民族的事情了。”拉萨尔与俾斯麦所不同之处就在于，拉萨尔会动辄将民族派的招牌亮出来，这对于他这个捣乱家来说是大有稗益的，而俾斯麦却是一个外交家，民族派的招牌对他来说是无甚用处的。而且拉萨尔原师从于黑格尔与费希特，所以他的理论与言行多带有哲学的基础，这就大大超出了以马基雅弗利为师的俾斯麦的需求。拉萨尔称：“这个玄学的民族，这个德意志民族，得了这个大锦标，得了这个至尊无上的历史名誉，这一切都是要感谢那充分的、主观的和客观的历史符合整个民族的发展，因此就能够从简单的、精神上的民族观念为自己创造一个新的王国，因此能够通过思想而产生客观实在的物质。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很像上帝创造世界！……今天的这件事变作一种宗教，在德意志统一的这大的、人心所向的招牌下，这件事激动每一个高贵的德意志人的心。当整个德意志都在鸣钟欢庆德国诞生的那一天，我们也在同一天欢庆贺费希特的正节，这是他的精神与物质结合的佳节！”
俾斯麦对拉萨尔的文章的装模作样的派头表示出极大的宽容，他将拉萨尔的这篇文章牢记心头，并从中推敲出自己的结论。他也曾经读过这位新领袖恭维他的话：“悍斯麦对于宪法有着极为准确可靠的知识，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的许多见解与我自己的诸多学理完全和谐。他很了解一个国家的真实宪法，他对此的了解并非是从写在纸上的文字得来的，而是从客观现实的环境中得出来的。”没过多久，拉萨尔虽然在莱茵地区的一次规模极大的会议上当众大胆地说：“进步党在同法兰克福的诸王侯们调情，以使俾斯麦坐卧不安。……假若我们要同俾斯麦交换一下子弹的话，即使在开火的时候，公理也会强迫我们说道，‘他是个真正的男子汉，而其它人都不过是些老太婆’。”
俾斯麦尚未读到这些话时就从索林根收到拉萨尔的电报，拉萨尔称那里的官兵们禁止他开会，他在电报中写道：“身为进步党的市长带领十名宪兵，每人都佩有枪支和刺刀，蛮不讲理地解散了我所召集的工会。我对他们这种不合法律的做法提出抗议，但抗议无效。参加集会的工人有五千多名，我费了好大劲才使他们不以武力反抗。请您尽快给予一个合乎法律的满意的解决办法。拉萨尔。”
说来也巧，这封电报来的极是时候。因为几天前俾斯麦正在动用手段反对诸王侯的议会，会上曾为德意志联邦会议要求介绍普遍平等的选择权。他将这封申诉不满的信交给司法官们。拉萨尔为此专程谢访。在后来的1863年到1864年冬天的这段日子里，拉萨尔拜访过俾斯麦不下十几次，也许次数还要多一些，每次见面他们俩都会谈好久。许多年后，他也十分乐意对别人谈起他与拉萨尔的交往。一次在帝国议会上他这样说道：“拉萨尔的个人魁力在许多地方深深地吸引着我。所有与我交往的人中，我认为他可以称得上是本领最强、为人最和气的，他胸怀大志。……我们常常是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每一次我都极为痛恨谈话的告终。……我猜测他对我的印象也相当不错，认为我是一个有睿智且愿意倾听别人说话的人。”
这是两个堪称当代最有魄力的德意志人的谈话，谈的是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那就是德意志是否可以以王侯为单位而统一呢？亦或是以民众为单位而统一呢？他们两个人的谈话都与那些根本改革派所说的非此即彼的办法相分离。拉萨尔如今看出德意志共和是根本不可能的，俾斯麦也不希望实行只创立诸邦王侯的联合会。他们在私下里也都不认为被自己视为最有利的解决办法只是一腔空想。
俾斯麦说：“你为什么不同保守党联手办事，是因为你们的人几乎没有什么可能被人选吗？我们的利益与你们的利益是并肩前行的，你从你的观点出发而为之奋斗，如同我们从我们的观点出发并为之奋斗一样，都是要反对那些市侩派们企图夺取政权。”
拉萨尔答道：“大人，只是这一次劳工党与保守党似乎有联盟的可能；我们并肩前行，然而我们并不会携手走得太远，也许以后我们会很激烈地反对对方。”
俾斯麦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之间存在的问题就是我们两人之间中哪一个能够同魔鬼在一起吃樱桃？这我们将来就会晓得！”
就事实而言，他们俩的争辩与拉萨尔的计划内的两点有关，却都是俾斯麦为自己的利益起见而想实行的。在此之前，他曾就国内人人享有选举权而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说：“在一个国家里有许多关于君主制的传说。忠于君主的信念会使自由派的市侩们的势力宣布告终，而导致人们公举君主派的代表。普鲁士人民是忠于君主的，只是那些选举章程人为地作了限制，阻止他们发表自己的真实见解。”俾斯麦认为现在向普鲁士介绍普遍选举尚为时过早。倘若他走的太慢，拉萨尔就会走的越快。拉萨尔尝试劝说俾斯麦介绍普遍选举，不仅仅要向德意志介绍（届时再介绍——因为这两个人都相信必定要先有一场大战，然后才能重整德意志联邦制）而且要用一道敕令，立刻将普遍选举这一观念介绍给普鲁士。然而俾斯麦认为这样做时机尚未成熟。
拉萨尔给俾斯麦写信说道：“我该怪我自己，因为昨天我忘记了一定要再说一遍有关选举权资格的事，一定要将其推广给全部的德意志人。这对政权来说是一件巨大的利器！这样才可以真实的道德征服德意志！至于有关选举的技术而言，昨天晚上我又读了法国立法史。这种技术对于我们的地位来说是无任何价值的，即便如此我也很想经历一番，现在我可以给予你所想得到的东西——‘有符咒的灵验秘方’，这可以阻止人们规避投票与分散选举票。我绝对相信我的建议是很有效力的。我要同你讨论的选举技术和其它一些要事。我静候你的约见，恳求你约见的时间最好安排在晚上，并且一定不要让别人打扰我们。”
在这封信中透露出二人的一些亲密的语气，并很显然能从中看出这次约见是谁最先提议的。让我们想像一下，一个虽有四十多岁但仍较年轻的人给一位尚未到五十岁的较老者写信，然后他们相约见面，其时俾斯麦正躺在一把交椅上，边吸烟边倾听那位热心客人的谈话，随后俾斯麦企图用一句戏语如“有符咒的灵方”来激恼拉萨尔。在这封信里，有多处显示出这两个人都极为爱好的精神决战。这封信写过五天后，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打乱了他们二人的交往。这件事就是普鲁士开始攻打丹麦，拉萨尔变得更加焦虑不安：“我原本不想再烦扰你，不过由于环境所迫，我却不得不这样做，请你务必原谅我。上个礼拜三我曾给你写信说我有你所需要的有‘符咒的灵验秘方’，我想我们下一次的谈话应该得出一个定论，这是刻不容缓的，我将冒昧地于明天早上八点半来拜见你。”
这个人竟是这样地热心，这件事对他来说有着无比巨大的吸引力，吸引他一直向前，可要将他引人他所从来不敢期望的境地！可惜俾斯麦此时正在打他的仗，看来这个普遍选举权的问题只好暂且后置了。
又过了几个星期，拉萨尔却由于被指控为大逆不道的谋反罪而站在法庭受审。他在最高法院上说道：“我不仅仅只要推翻宪法，也许用不了一年的时间我就完全可以将其推翻。我能为此而孤注一掷！如今牌都摆在桌子上呢。因此我在这个严肃的地方告诉诸位，很可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俾斯麦将如皮尔一样，实行普遍选举与直接选举！”
皮尔这位英国政治家的名字，似乎有一种庄严的回响，但在法庭上却没有一个人能听得出其中另有的意味。拉萨尔以其独有的睿智，用这样精彩的话来剖析了这位无人能够理解的宰相。他说出二十五年前移斯麦所奉为模范的人的名字，从前降斯麦称他之所以不愿作官的原因，那就是在普鲁士他无法作皮尔的角色。这两句话是俾斯麦在二十五年前的一封信中写到的，只有他的几个亲戚知道这封信，其余的人却是不晓得的，也许写这封信的人自己也不记得了。但是他却晓得以前他的确是常常将皮尔、奥康尼、弥拉波等人装在心里的；当他读到这位犹太革命家是如何大胆地为自己的反政府罪行辩护时，俾斯麦是从内心里敬重拉萨尔。俾斯麦的心声拉萨尔自然是无从得知。
俾斯麦有两条计划是跟着拉萨尔走的，拉萨尔这位社会党人引导这位反动派的宰相按他自己的意志行事，引导俾斯麦扶助生产合作社，要求政府给予一亿元扶助款，并且还要大规模地创办国有事业。拉萨尔的意图就是要按照新的马克思学说来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俾斯麦的目的在于扩展国家权力，用以巩固这个君主国。这两个问题与那个普遍选举权问题是相同的道理，都是要用相同的方法来达到不同的目的。过了许多年俾斯麦谈论起这许多方法时说：“这是一些重要且颇有深度的方法。”但是如今他只不过感谢拉萨尔送了他一本有许多新的发展观念的小册子罢了。
但是俾斯麦这样做却并不能让拉萨尔满意，他认为俾斯麦应该将这本小册子送给皇帝，以便让威廉也能够晓得“什么样的国家还会有什么样的未来。”现在他却变得真正有些让人心烦，为了这件事他竟要求见宰相。他的态度显得有些急躁，这令俾斯麦很不高兴。俾斯麦并未因此而打断与拉萨尔的交往，不过从此之后他们的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