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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张10元钞票放进一只渴求玩具的穷孩子那脏兮兮的手套里，你就尽管呆在一边看一场贪婪的消费吧。那劲头一点不比美国家庭主妇选购减价汉堡包肉的消费水平差。
我要这，我要那。给我这个。给我那个。渴望得到想要的东西这一欲望是无止境的。这两个孩子只管把货架上的东西噼里啪啦地往下拿，远远超过那笔意外财宝的总价值，他们用力拉着比他们还高的货筐往前走，再多些，再多些，再多些，把货物管理员都弄懵了。我发现不在于他们买什么，而在于这是实实在在的购物行为，既单纯又简单，是通过一个收款机的铃声将绿票子易主的过程，这个过程令人兴奋不已。这就是美国绿色兴奋剂，它的作用横跨大陆，超越种族、信仰和国籍。每一个人都在使用它。它使工厂得以运转，使一个人都得以工作。要说说良知吗？节俭？不要急于得到满足？没门儿！有钱就买，管他妈的明天会怎么样……然而他们能像大款似的大把大把地花钱确实能使一位父亲的心得到快慰。瞧啊，连维维卡都有点控制不住了。她红着脸试了几套古伯斯威尔的时髦春装，每试一件都得费力地往里钻。她穿上新装可真漂亮，真有魅力，我真想在这女试衣室里跟她亲热一下。
我们还没花完这首次预兆的65元，就又上路去大市场给孩子们上一堂生活课：买东西就是为了不买。不过量消费就不能避开消费。这就像试图带着贞洁的鸡巴去过独身生活一样。
“赊账卡？”维维卡困扰地问。这时我正用那张塑料片的边沿刮着下巴，心想应当从哪里开始上这堂课。“你怎么弄到的？”
“女人，怎么能这么问？”
“我们怎么还呀？”
“怎么。怎么。怎么。”我说着眼珠一闪，刚痊愈的嘴露出一丝邪恶的笑。
“你在搞什么名堂？”
“搞什么？不搞什么？我想审讯该结束了。你们信教的人就爱刨根问底。”我笑着在过道里跑来跳去，把天知道都买的什么东西装得满满的，心中十分清楚，明天就是C日，是领取医疗证的日子。明天我将加入脑残疾患者的行列。
19
你得了，或者你得过痔疮、疝气、肝炎没有？第二天上午古伯斯威尔精神保健诊所的问卷调查上的问题所列如是。瘫痪、中风，或者骨髓灰质炎？我，或者家庭成员中的任何一人得了，或者得过神经病、性病或者白痴没有？
通常情况下，这类身体状况调查是取得医生证明的小小前奏，本应该很容易通过；但是，我今天过于紧张，也过于劳累（昨天夜里几乎没有合眼），在第一轮调查中我在“对”与“错”栏内乱填一通。护士怀疑地看了一眼又返回来对我做第二轮调查，确信这个有肝硬化、咽喉炎、肺炎、痱子等病史的人，不是错划了项目就是一具活尸……或许……或许神经不正常。哈！宾果①！甚至不用费很大的劲。不过伙计，我是不是太紧张啦。对你说，自从昨天下午订了带花色配菜的大餐以来——当时我的兴致很高——我又有了第二个想法。我已经陷得那么深了，赊账卡和所有那些东西，因此我不断提醒自己，这一次我必须成功。
① 宾果：一种带有赌博性质的游戏，这里的意思是赢了。
所以我才坐到市医院的这个分院来（克莱肯霍斯原先是肺结核疗养院，后来有些聪明人意识到，古伯斯威尔阴冷潮湿的空气导致肺病死亡的可能性比任何城市的烟雾造成的死亡率都高），四周是淡蓝色的墙壁，我的档案放在一位“法尔赛德医生”的桌上。嗯，法尔赛德？我在胡想……依地人？听着像个化名……我需要从各个角度考虑。在哪一个房间里都不能出现差错。像昨天夜里在洗澡间对着镜子练习的那样让自己抽搐。是让两臂像翅膀一样上下扇动好呢，还是做些怪诞动作证明我有神经官能症，比如耳朵抽动或者吸溜鼻子？是左眼不停地眨动，还是说话时突然发一声怪音？怎么做都可以，只是，这些做法与我的命运相关。最关键的一点是，我提醒自己，要前后一致，这比抽搐本身更重要。非常重要。另外，思想要灵活。口中要咿咿呀呀地胡说。总而言之，要镇静。我还练会了傻笑。像极了。一旦笑开了头自我感染力是那么强，我简直无法打住。噢，上帝，这一切多么有趣呀。真的。放屁，我的两条腿已经开始打哆嗦了。对。腿打哆嗦，又一个症候，法尔赛德医生。我忽然意识到差一点丢了这个美妙的机遇。假如我在病史上的“其它”一栏里注明得过炭疽病，或者口蹄病，会怎么样呢？
打住！别弄得像个蹩脚小丑似的。别过分。记住，你是在极度的痛苦和高筑的债台中挣扎。
“努德尔曼先生？”一个高大健壮的男人手中拿着档案夹从另一间屋走到候诊室来，看见他我差一点昏过去。“我是法尔赛德医生。”他说着伸出手来。当我触摸到他光滑的肌肤时忽然感到像得了腹泻一样，我头脑中的全部计划被排泄得一干二净——无论我多么肯定在此之前我从没见过这个“法尔赛德医生”，也从没在报纸或杂志的照片上见过他，我确确实实认为这家伙就是治安维持会主席！至少长得酷似主席！
“你没事吧？”法尔赛德问我，他准是发现我的脸色变成灰绿了。
“还好，没事。”我木讷地小声说着使自己恢复常态，然后随他进了镶木墙裙板的诊室。
“坐下好吗？”他亲切地指着一把大扶手椅说，同时自己也在对面坐了下来。
“你为什么这样瞪着我呀？”他会意地微笑说。
“有这事儿？”我大笑一声，心想如果他真是主席，我决不可掉以轻心。天啊，这足可以让你变得迷信起来。也许我真是糊涂了？快在说话之间出怪声，快吸溜耳朵。“你看着特面熟，咱们曾见过？”
法尔赛德大声笑起来。“有的人觉得我特像前任司法部长约翰·米歇尔，”他笑呵呵的，“老天不许，但愿不像。”
“哈哈，就是这么回事。”我用上了我的傻笑，同时在他的脸上搜寻着踪迹，紧盯着他拿钢笔的手，等着他刷刷刷地往纸上写我的反常行为。
“什么毛病？”
“毛病？哦。毛病。对，”我喃喃地说，然后故意停了几秒钟，眼球在眼窝里毫不费力地转动了几下，“我想我神志不清。”我平静地说。“除此以外我的神经在崩溃。”我又一次傻笑起来，耳朵也拼命地抽动。我已经不能正常地生活，我说。过了一会儿我偶然想起那些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来。
“跟我们谈一点你的情况好吗？”主席说。
“我们？”我在椅子里僵住了，几乎确信他已被我猜中了。
“纯粹是语言习惯。”他点点头，同时竖起了耳朵。“请接着说。”他催促我说，他那呜噜噜的声音消除了我的疑虑，使我得以继续说下去，这时他的脸孔变得十分柔和与诱人。我半醉半痴，全身放松，开始对他讲述我自己……关于我的教授生涯……关于我如何脱离了社会……关于我如何早晨不能刮脸甚至不愿起床……关于如何把现实与幻觉搅浑在一起。
“是这样。”他点着头匆匆地写下两行字，然后忽然抬起头出乎意料地问我：“你昨天晚上梦见什么了？”
“我梦见什么了？”
“对。”
“梦见什么？”我抓着头皮，两膝相磕着使劲想对策。我梦见什么了？
呃——对，想起来了！“嗯，昨天夜里我梦见我在欧洲某地的火车上。我遇见一位非常性感的法国女人，她不断地给我递秋波。她是多年以来我碰见的最诱人的女人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隔着通道相对而坐，互相紧紧盯着对方。后来她终于告诉我，她想跟我干那个，只是，她说得十分清楚，得站着在两节车厢中间干，而且是鸡肝①”
① 英文为chickenliver字面意思是“鸡肝”，含义为“鸡奸”。
“鸡奸？”
“对。你想知道我的梦，对不？好，这就是我的梦。于是我们就在一个小小的火炉上炒起了鸡肝——在法国的火车上人们就是这么干的。”
“是吗？”法大夫插嘴说。
“在梦里。”
“成功了？”
“是的。”
“干得怎么样？”
“鸡肝？”
“不，性行为。”
“这算什么问题呀？”我问道，显出狂想症病人的焦躁不安。
“让我判断一下，请回答问题。”
“鸡肝确实非常好。”
“性呢？”
“不怎么样。”
“为什么？”
“我根本没干成。干到半截我低头一看才发现，我的生殖器变成椒盐卷饼了。”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接下来嘛，下面的事我记得，我跟我那已经死了的父亲一起吃百吉圈和软奶酪。”
“你经常梦见吃东西吗？”法大夫试探我说，同时发疯一般写着什么。
“是，就是，不跟死人谈话的时候。昨天夜里是个例外。我不但吃了软奶酪和鸡肝，还跟父亲谈了话。”
“也就是说，这预示你正濒临崩溃，对吗？”
“不！跟那毫无关系！是你引起的关于梦的话题。”我略带愠怒地说。他真的是个笨蛋吗？“让我受不了的不是睡觉的时候，是醒着的时候。”
“好吧。咱们来说说你。”
“我？这么半天咱们都说什么了呀？”我有点生气了。
“对不起，我指的是你的健康情况。”法大夫一点不着急地说。
“噢，是这样啊。”我说，并且抽了一下鼻子。
“头疼吗？”
“让你猜着了。”我点点头，脸部肌肉痛苦地扭在一起。
“哪儿疼？”
“这儿，这儿，还有这儿。”我说着指了100个地方，而且是真疼。
“便秘还是腹泻？”
“对。”
“哪一种？”
“都有。看情况。”
“懂了……失眠吗？”
“往轻处说吧，一夜起来六七次整理床铺。”我坦白地说，让人相信这绝对是真的。“床单子一皱巴就再也睡不成了。”我无可奈何地叹口气，意识到这可不是我所期望的，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自己是撞在精神病学的石头墙上了。
“好吧，努德尔曼先生，”法尔赛德医生说着合上了笔记本。“咱们言归正传吧。”
“正传？”我耸了耸肩。“行啊，这就是正传。我有病，这就是正传。”
“对。我已经看出来了。失眠。压抑。对富贵的幻想。无法控制犯罪感。有幻觉。频发阶段性紧张症，对吧？把非真实的当做真实的，或者把真实的当做其它的。妄想症。”
“这才是一半哩。”
“传统征兆。”
“怎么说都行，”我耸耸肩心中开始起疑。
“我管这叫精神分裂…妄想…精神变态外加偏执狂综合症。”
“没错。”
“你也没有忘了得偷窃症。”他自鸣得意地对我咧嘴笑。“有没有恐水症？恐高症？其它的精神失常或者精神错乱症？”
“你在拿我开心玩！”我生气地说。
“听起来你像是在做某一项研究。”他给我一个同情的微笑，接着像我那位主席或者约翰·米歇尔一样咯咯笑起来——随你说像谁吧。“你说的这些症状，只要你有十分之一，你就只能躺在床上了。我可以向你保证，你根本就不会再上街走路了。”
“这么说我是有点夸张。”
“有一点。”
“我真的头疼！我真的有幻觉！我真的有严重的压抑症！我——”我坚持说，可是已开始哽咽，咸咸的眼泪顺着面颊流下来。“妈的，我来这儿是为了寻求帮助，并且希望最终将我——”
“请坐，请。”他说，手里拿着半盒面巾纸。“告诉我你究竟想要什么？”
“想要？想要？我想要帮助！”我喊叫着，只觉得浑身无力，把脸埋进手里。“我——我再也没有办法了。”我边说边咬手关节，直到尝到了血腥味。我泪如泉涌。我为自己哭泣，为我的家庭哭泣，为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为拉丁美洲以及我所知道的其它地方挨饿的孩子们哭泣，为我在根茨家以及在布朗克斯所受的侮辱，为了被迫改写连擦屁股都不值的狗屁文章，为了——为了所有倒霉的事情哭泣！“我累极了，大夫，这就是正传。我再也生活不下去了。说穿了吧，我想进医院接受治疗，使我摆脱残酷的社会主流。”
“你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
“把背上的猴子放下来。”
“猴子？”
后来我像一个胡言乱语、抽抽泣泣的傻瓜，又像毫无自卫能力孤立无助的孩子——抛弃了一切障碍，像放连珠炮，把所有的事一股脑儿抖了出来。我匍匐在这位精神与医疗医生职业性的仁慈面前，恳求他动用一丁点儿良心，发扬人道主义，在一份官方文件上签个名。
“我必须有社会保险，否则我只有一死，大夫，”我向他描述如何在四年中到处奔跑，却找不到一份像样的工作，更不要说保持一份工作了；我如何意识到家庭即将分裂，亲人们将弃我而去；往日的朋友如何像躲避天花一样回避我；长期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如何使一个人变得极爱动怒和丧失理智。“精神变态也罢，神经官能症也罢，精神病也罢，叫什么都行，大夫，我求求你，”我说着跪倒在医生面前，他手中握着具有生杀大权的钢笔。“饶了我吧。宣判我有精神病吧。”
“并且把你列为残疾人。”他笑了，声音不大，但是傲气十足，居高临下，一派讨厌的家长作风——这个毫无同情之心的混账精神病医生，这个假正经的专家，他从没少吃过一顿饭，没见过他的孩子穿破衣烂裳，从不知道在茫茫黑夜中想到一天即将开始便紧张害怕的滋味。
“听着，努德尔曼先生，”他说，他使我这辈子都将为匍匐在他面前而感到羞耻，“你以为只有你自己才想得出这个了不起的主意吗？”他拿起一沓档案把它们扔到桌面上。“我们一天见10个像你这样的人。10个。社会保险。够了。够了。难道不是吗？”他嘲笑地大笑起来。“你是个正值生活巅峰状态的壮男子汉。”
“生活巅峰，”我嘲讽地说，“但是我甚至不——”
“是的，不过这是暂时的萧条。所以你需要更加努力。社会保险？”主席狞笑着摇摇头，乃至狂笑起来。“你告诉我，是不是以为我很喜欢坐在这个诊所里，听古伯斯威尔的每一个穷人来抖搂他们的困难呢？”
“你不喜欢吗？那就让我坐在这个位子，如果给我钱的话。”
“你以为我不想早一点退休吗？社会保险？”他接着说下去，脸都笑红了。我开始认真地想，说不定他就是这个疯人院里的一员呢。“假如每个人都跟你的想法一样情况会怎么样呢？”法医生问我，此时他忽然冷静了下来，试图给我讲道理。
“可是他们的想法跟我的不一样！”
“为什么要一样呢？”他坚持说，这个胖脸蛋的资产阶级医生，社会意识的代言人。“那谁还会去开公共汽车？谁还会去修汽车？送邮件？在工厂做工——？”
“这些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
“大有关系。”
“没有关系。我来这儿不是跟你讨论社会分工之类的哲学问题的。我是来求得一点点人道主义的理解。我。需要。帮助。你听见没有？”
停顿。
“我很抱歉，”法医生说，他镇静下来，声音又恢复了原先柔和的语调，面部表情又恢复了平静、无表情的常态。“对不起，我帮不了你——至少不能像你所想的那样帮你——不过，我可以给你一些药。”大夫说着朝办公室走去，拿过处方笺在上面曲里拐弯儿地写了些什么。“给你。”他说着将那张处方撕下来递给我。“这是抗抑郁药。试一试。会有帮助的。这药可能引起口干，但是——”
抗抑郁药！真会开玩笑！我冲出诊所。抗抑郁药？我喃喃自语，艰难地朝那些脏兮兮的古伯斯威尔公寓方向走去，无处不在的冰凉凉的雨顺着脖颈向下流淌。我需要的是一年换一次的药方，凭这个方子可以得到沙沙响的百元一张的钞票，“饭前或必要时服用。”这才是我要的抗抑郁药，法尔赛德医生，主席先生，尊贵的大人！
20
当可否买一个只容一勺的小碗冰淇淋也已成为家庭的重大决策时，你的生活水准无疑是降到了最低水平。日子还将就时“说不”的策略现在已经变成了“不”的无数次方。已经记不得最后一次在城里喝咖啡是何年何月了，更想不起什么时候享用的最后一瓶阿司匹林或者最后一管牙膏。正餐只有“菜汤”，成分只是从A＆P罐头底刮出来的一点点豆子，把它们倒进一大锅汤里。从很早以前看过《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