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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是在竞选中你可以听到的各种许诺。你可以为你的希望投下一票，但得你一票的人会不会实现你的希望——这个难题的名字就叫机会。”我和你都知道这是一个误读，但我和你都认为：机会等于不负责任的决策者无需兑现的许诺。这个定义虽是错误的，却是常见的事实。
“机会是在上帝见我们之前，于艰难的人生旅途中和我们日夜相伴的牧师。”说这话的人是一个虔诚的教徒。我不是一个宗教信徒，但他给“机会”安排的职务我认为非常合适。
“机会是开给无能者的一张药方，这药方不能让他们变得能干，但会让他们活得快乐而且充满信心。”说这话的不是医生，但我觉得他好像也给我开过这么一张处方。
机会是中大奖的彩票，但你能否中彩，那是另一回事。“机会是一个穷光蛋突然得到了一笔遗产！”我听了这话后，认定我是一个穷光蛋，不过我坚信没有哪位好心的亲戚会为我准备好那遗产，所以我决定不考虑这个定义。
“机会是一份早已写好的聘书，只是你总是忘了去领取。”我知道在领取时，不光需要我的身份证，还要我的学位证书、职称证书、论文、获奖证书……所以我不知道这份聘书是“机会”，还是“陷阱”。
“机会是自以为天才的人没有收到的汇单，他把已失去的时间折成金钱，又把金钱换算成社会对他的欠款，而偿还欠款的汇款人的名字就是机会。”这话说得绕口，但真有这样的人，你见过，我也见过。这种人言必称“天生我材必有用”，这种人周围的人对其评价，一般是两个字：有病。
第25节 中国富人
中国富人：六类危险、三大危机和九大成因
（一）六类危险因素
有专家指出，我国目前有六类“最危险的富人”，他们的财富与荣誉转瞬即逝。
第一类：“赖昌星类”
赖昌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一起走私案的直接策划与领导者，他和他的同伙大肆走私原油、汽车、电子产品以及原材料，数额高达66亿美元。由于这类人本身一般与权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这类人的“致富”秘诀就是一个字“贪”。
第二类：“陈旭然类”
陈旭然生前是一名主持人，死后才发现她不仅有豪宅还有巨款。由于她是意外死亡，被入室抢劫的民工害了性命，如果她不死，可能谁也不知道她怎么会有那么大一笔财富？凭着她做主持人的收入，怎么也不可能成为这么一个“富妹”的。那么她是怎么敛财的呢？据说和一位贪官有关。
第三类：“牟其中类”
曾有“中国大陆首富”之称的牟其中，因犯外汇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与“赖昌星类”不同的是，“牟其中”类更多的是用“骗”的手段。
第四类：“禹作敏类”
禹作敏是天津大邱庄的致富带头人，他本人素质不高，成功以后，派头大得难以想象，地县一级的组织，根本不放在眼里。在大邱庄说话就是圣旨，绝对说一不二。禹作敏依然是一个割据一方的诸侯，到最后竟然公然对抗国家司法机构。“禹作敏”类的“富人”在一些富裕起来的农村比较常见，他们不但搞一言堂，有的甚至缔结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欺男霸女横行乡里。
第五类：“胡志标类”
红红火火做“标王”，结果哗啦啦说倒就倒了。也许很多人认为胡志标的问题在于过分地相信电视台，一个有远大前途的企业被电视台毁了。其实，胡志标当初就是靠在广告上敢于投入取得成功的，问题在于，成功以后，他将这些偶然的东西上升为必然的规律，打算就这么照此办理，结果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第六类：“吕梁类”
吕梁从组织资金进入企业筹划重组，到在二级市场控盘指挥，再到直接通过新闻舆论为自己造势，身兼三大角色轮转自如——他是中国股票市场上三位一体的“超级庄家”的典型代表。如果没有世纪之交的“中科系”股票的雪崩，45岁的吕梁可能仍然选择往昔的角色：在国内证券投资的小圈子里名气很大，而在社会上却尽量低调，免为人知。在吕梁这件事情中，可以有很多个角度分析，但是有一点是不能怀疑的，那就是吕梁深深地知道利用媒体的作用。
（二）三大危机原因
朱玉童的调查显示：私企倒闭的原因除了融资困难等外部原因外，内部存在的才是根本。他认为，目前私营企业内部存在着三大危机：信任危机、信仰危机、信誉危机。
信任危机：老板与员工彼此不信任。老板无端怀疑员工做事情的目的。我经常遇到这样的老板，所有的谈判都亲自出马，怕员工从中捞取好处。而员工的不信任主要源自老板无法兑现的承诺。很多老板开会的时候我在下面听，听出很多问题，这些慷慨激昂的话能兑现吗？
信仰危机：公司没有中长期规划，缺乏理念，很多公司处于“草莽状态”。惟一的主题是“赚一笔”。这让一些具有较高精神要求的员工难以容忍。有的员工说，“老板老拿钱诱惑我，弄得我现在比他都在乎钱。”
信誉危机：这与一些老板的不良行为有关，比如偷税漏税、违法乱纪、声色犬马。虽然员工与老板在某些利益方面彼此信任，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欣赏老板的人格。“心胸多大世界就有多大，人格有多高企业才能做多高。”
朱玉童认为，三大危机的产生与社会大环境有关。首先和企业主的素质相关，很多人对人性的认识停留在很浅的层面上，他们相信“人性本恶”。其次，中国的商业文化比较短暂。中国一向重视国家伦理而不太重视商业文化，“无商不奸”的概念也有不良影响。而市场经济使生活的不确定性增加，不安感、焦虑感越强，人们越会增强自我保护。
三大危机的存在直接影响了小企业的生长，而操作层面的失误将直接导致企业的失败。在咨询中，让朱玉童感受很深的私营企业主管理通病在于：决策质量太差，制度建设失败，人性管理欠缺。
“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表态，拍桌子骂娘，拍屁股走人。这些现象在私营企业非常严重。”
决策问题。1998年，企业营销体检问卷结果出来后，朱玉童“吓了一跳”。“改革开放20年了，应该不会这么差吧。”调查显示：50％的企业对定位模糊，不知道自己企业的定位是什么；69％的企业不知道如何制定企业总体营销战略；71％的企业老板在构建企业营销网络时，不知如何着手……
企业发展目标不明的时候，表现在决策上就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随波逐流朝秦暮楚。朱玉童对昆明一家经销保健品的私营企业印象深刻。“广告费花了100多万，但是一无所获。海王金樽‘送礼’，他们也‘送礼’，太太口服液‘静心’，他们也宣传‘静心’，一种保健品，哪都靠点边，哪都跟不上，一年推了很多活动，又是抽奖又是赠送。炒掉了好几个营销经理也不管用。”
制度建设。很多私营企业主靠“豪情壮志敢想敢干”起家，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需要组成团队，通过系统运作完成工作。但是很多人过不了这个坎，他们还试图用个人光芒普照大地。
“如同魔术师玩球，一个人可以玩三四个球，再想玩多也就掉到地上了。但是很多人怀念创业时候的大家称兄道弟拍肩膀流眼泪的模式，走不出那个圈子，这个问题严重影响私营企业的发展。”
一个典型例子是：“经销商都倒闭一年了。企业还往那里发货。竟然没有一个检查制度。”
朱玉童还看到很多“表面上在推动，骨子里却在背叛制度建设”的老板。一家公司入口大厅上写着：制度大于总经理。他觉得很好。访谈的结果却是：总经理处处大于制度。“一种破坏制度的文化在到处蔓延，罪魁祸首就是老板。”
让朱玉童感受深刻而老板们往往不自知的问题是：能否在企业中推行人性化的管理。很多老板表现出苛刻的一面，他们在压抑而不是释放员工的潜能。
朱玉童说：“做事充满信心，但专业水平一般，这样的员工很多。应该用指导员的方式，做对了当众鼓励，做错了背后谈一谈？用含蓄的方式补齐他的专业。但是我看到很多老板是在嘲笑他，打击他。这和老板不懂依人性管理有很大关系。”
随着小企业的成长发展，一般会出现七种风险，即：开业后头3年可能出现开业风险和现金风险；第3至7年可能出现授权风险和领导风险；第7至10年可能出现财务风险和兴旺风险；开业10年后可能出现管理上的接班风险。
这个数据也许可以说明中国私企老板应对的无力：在国外，5％的企业老总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而在国内，接受过专业训练的私企老总是5％。
（三）九大成因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著名经济学家邱晓华日前在讲到当前贫富差距问题时，对我国富人群体的成因作了历史性分析。
邱晓华认为，我国富人群体主要有9大成因。一是企业推行承包制，一批敢于承担风险的人走上“先富起来”的道路；二是国家落实各项政策而得到一笔补偿资金所惠及的一批人；三是国家鼓励私人经济发展先“下海”的人；四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家实行部分生产、生活资料和贷款价格的“双轨制”，特殊群体因此而享用了价差带来的6000亿元财富；五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最早涉足证券市场的投资人和证券从业人群；六是房地产业投资人；七是倒卖各种指标出口配额等人群；八是特殊职业者，如影视明星、体育明星、作家等；九是科学技术成果转让获益者。
第26节 中国北方女人
中国北方女人：注重男人的细节
许女士讲：夸张地说，细节有时候可以决定命运。这是我那天在电视里听宋丹丹谈婚姻爱情时想到的。宋丹丹说，她的一个女友是北方人，在一次旅途中对一位男士特别有好感，可是仅仅因为那男士偶尔露出了一个带土气的字，什么美好的感觉都破坏殆尽了。
还在大学时，许女士的一位女同学也有过同上述观点相似的做法。她说，“我和那个白马王子拜拜了。”她很奇怪地问：“怎么会？都三年了。他人品学兼优。开玩笑的吧？”谁知女友认真地说“真的，我们的恋爱结束了。我亲自给他一封绝交信。”她问：“什么原因呢？”她说：“他不注意细节。”现在是细节时代。有一天他在她面前打个嗝，那么哪怕他再优秀，也绝无同他发展下去的可能了。这话多少有点孩子气，也近乎苛刻了，但有时候，这样的细枝末节还真能左右人的选择。一位容貌平平的男子，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东北女孩第一次见面后，这位漂亮的女孩就决定继续保持联系的一条重要理由就是：当他们在看电影的时候，那个男子吃完了手中的冷饮后，把包装纸缠在木棒上始终拿在手里，直到走出影院才投进垃圾箱。他做得非常自然，不像是故意做出来的。仅此一个细节，他体现出了自身的教养；仅此一个细节，他们终于喜结连理。另一位女友在决定终身大事时，也强调一个细节，有一次那位先生在离开宾馆的房间时，将房间里的灯一个一个关掉，那一瞬间，她决定：就是他了！
北方女人对于细节的敏感不仅仅体现在婚姻恋爱的选择上，在日常生活中，对于一个人的评价等等，也时常要受到一些细节的影响。
第27节 中国的阿Q
中国的阿Q：有贼心而无贼胆
（一）
学者丁力在三十年代写了篇《阿Q转世》的文章，他说：近来外面的传说不一，有的说阿Q有了儿子，儿子并且比老子强。有的说阿Q复活了，在什么地方报假洋鬼子的仇……
我想这两个消息，都不十分可靠，第一，阿Q是枪毙了的，有很多的眼睛看到，游过街，示过众，虽说不是“擦”的切头，但无论如何是活不了的。“人死不能复生”，阿Q当然不能例外。第二，阿Q没有老婆，根本谈不上有儿子，他生前虽曾想过“女人……”，虽曾要求和吴妈困觉，但都没有成事实，所以绝对不会有儿子的。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必须要找点线索去辨别清楚。外面不会无中生有的乱讲，一定是有人在冒充阿Q，和史可法死后有人冒充他来收买人心一样。
为了这件事，我下过一翻考据功夫，而且请了警察朋友帮忙调查，才得到一点结果，是阿Q转了世。
我不是一个佛教徒，却很相信人死了要“转世”的说法。因为中国的老百姓人人都是这么说，为了尊崇民意，我也就深信无疑。
从鲁迅做的传里，可以考证出阿Q是一九一一年十一月枪毙的，他在一辆没有篷的车上，曾夸过一句海口：“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就是他要转世的铁证。
他死了三十六年了，除了因生前拧过女人的大腿，拧过小尼姑的面颊的罪过，阎王罚他游了十六年地府不计外，到现在刚刚是二十年，正是他所说的“又是一个……”的时候了。
这回，他不是投胎在未村，他觉得未村有假洋鬼子之流不准他革命，而且想不到“女人……”，所以择一个大地方——南京来降生。
他的名字叫阿Q——据人说他现在去了脑后的辫子，而且一生下来的时候就好“喝”。（我想大概不很错。因为形音都差不远。）
阿Q确实比前世进步了。
譬如他前世吃了假洋鬼子的亏，这一世他就想勾结真洋鬼子来捣乱。又如他前世挨过哭丧棒，这一世他自己也有了哭丧棒，他每天拿到街上去打过路人的后腿，人家还没有回手，他就先哭喊起来：“打了我哪！哎呀……”及至人家避开他走远了，他又会追上去给人家一哭丧棒。
他不再采用精神胜利法了，他学得先发制人，既动口，又动手，哭喊连天的大闹不止，使人家不敢惹他。
他也不再说“儿子打老子”了，因为处处都是他在打人，那样会骂到自己，所以他反过来说：“天都黑了啊！老子打儿子啊……”这样，一方面可以博到旁人的同情，另一方面，他又骂了别人。
他想女人，甚至懂得怎样去要女人，他并且不做苦力短工了，做什么呢？别问，我不知道，连他自己恐怕也莫明其妙。
所以说到这里，我就推断他的命运，我想：假使他长此下去不改正自己的错误，将来，他一定又会有“两手反缚起来”的一天，那时，他一定又会说：“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好汉……”
因此，我很担心再有阿Q出现。
总之，我要告诉大家：阿Q没有儿子，也没有复活，是转了世。
（二）
阿Q是“革命造反族”
今代的一位作者说，不知怎么，读《阿Q正传》时，特别是读到阿Q的革命史，我常常会想起红卫兵，总觉得他们之间有些瓜葛。读着读着，眼前常常会模糊起来：不知是阿Q戴上了红袖章，还是红卫兵用竹筷将辫子盘在了头上。
我确信，他们确实是有些瓜葛。
瓜葛之一
革命便是“耍武”，便是要革掉坏人的命，而绝不是请客吃饭，绘画绣花之类。红卫兵作如是想，阿Q更是这种思想的先驱。
阿Q想，“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
阿Q自然是根红苗正，向往革命的，但他的革命思想里却颇有一点红色恐怖的味道。他屈尊投降革命党，一个主要原因，便是革命实在太痛快了：能“革这伙妈妈的命”！在阿Q看来，所谓“革命”，就是革掉人命。他不懂得革命与恐怖完全是两码事，红卫兵也不全懂。所以，阿Q和红卫兵的革命，便都很有些阴森恐怖。
瓜葛之二
既要革掉人命，便要动家伙，于是，幻想中的阿Q便让那些与自己一同去造反的革命党，都拿着家伙。据《正传》说，拿着的有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什么的。但阿Q本人实际并未使用这些家伙，他只是思想家。而后来的红卫兵革起命来，则是真的动起了家伙：板刀已换成了刮刀，钢鞭换成了皮鞭，三尖两刃刀和钩镰枪不大适用，淘汰了，而炸弹、洋炮则在武斗中大派用场。
瓜葛之三
阿Q的红色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