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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司机埃里希·肯普卡说，鲍曼可能是被一颗在逃犯当中爆炸的俄国手榴弹
炸死的。可是据希特勒青年团首领阿图尔·阿克斯曼讲，鲍曼是在枉费心机地企图
通过俄国战线时服毒自杀的。
根据这两个证词还不能确证鲍曼之死。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要求对鲍曼进行法
律起诉，并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对他进行判决（注1 ）。从那以来，世界各地不断报
道说，鲍曼活着。
一九四七年他逗留在意大利，在那儿的一个修道院里找到了避难所。一个隐居
在伦巴第两年多的党卫队员确信，鲍曼是在修道院里死去的，而且可以说明他埋葬
在哪儿，当时所作的调查没有绝对确凿的证据，但是假定鲍曼成功地逃往意大利，
并在那儿找到了政治避难所，然后他从那儿出发到达了南美，那么这一切也是可能
的。据说他在阿根廷住了多年以后，患癌症死于智利（注2 ）。
（注1 ）鲍曼是唯一缺席的被告，他被判处死刑。
（注2 ）据1964年？月底的德国报纸报道，黑森州总检察长弗里茨·鲍尔仍旧
确信，鲍曼成功地越过梅拉逃往巴拉圭；鲍尔博士继续努力缉拿鲍曼，他依据宣传
部前国务秘书瑙曼和前希特勒青年团首领阿克斯曼的供词，以及一个天主教神父的保
证，鲍曼逗留在前纳粹党的一个殖民地，巴拉圭首都亚松森。
在这些事件发生时，希姆莱开始走上了他最后的歧途。他离开吕贝克以后，就
象一头落入陷阱的野兽来回地绕圈子。事实上，这块逐渐变得狭窄的土地与陷阱并
无两样，它牵住了任何一头危险的野兽。他首先驾车朝柏林方向驶去（他未预料到
希特勒已知道他背叛），但是要到达目的地是不可能的，他只好驶向北方菲斯滕贝
格总部。
四月二十六日，他在那儿听到戈林“背叛”以及关于下令逮捕“帝国元帅”的
消息。
希姆莱加快速度再次向丹麦边界驶去，以便重新与施伦堡会面。他委托施伦堡
陪同伯纳多特去弗伦斯堡，并继续寻求“谈判”之路。四月三十日，施伦堡从丹麦
来到弗伦斯堡，他在那儿获悉，自己也被解除了官职。希特勒预感到，施伦堡与希
姆莱的倡议有着密切联系。党卫队保安处政治处处长汪克中校和军事处处长斯科尔
兹内中校替代了他的职务。
施伦堡不是那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他恢复官职，驻守在特拉弗明德。五
月一日上午，他在那里得到了关于希特勒自杀和邓尼茨接任的消息。
不久以前，希姆莱在吕贝克附近的普勒恩的邓尼茨司令部里同邓尼茨进行了谈
话，并决定与他“商量”现在应该采取的措施。
施伦堡陪他去同施维林·冯·克罗西克接触，晚上飞往丹麦继续进行“谈判”。
他在急匆匆地返回普勒恩以后，马上飞往斯德哥尔摩。在那儿出现的投降使他感到
吃惊。
希姆莱自己则去弗伦斯堡附近的米尔维克追随新政府。五月四日，新政府在那
儿的海军学校里开始办公，一群无头苍蝇在“帝国总统”的身后相互碰撞。凯特尔、
约德尔和其他高级军官都说，战争会在挪威继续下去。邓尼茨把帝国委员特波文和
包姆以及林德曼将军召集到身边，探讨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举行起义的途径。一批
党的达官贵人试图对固执己见的休息室里的战略家们加以干涉，他们不知道那些战
略家已经被消灭了，而且当不断的空袭每分每秒都要造成无谓的牺牲时，他们对如
何减少由于一场无情的战争而被弄得支离破碎的民族的痛苦也很少关心。
希姆莱躲在那些喜欢听信谣言、动摇不定的群众中不露面，直到最后作出无条
件投降的决议时为止。那一天，这个罪责难逃的党卫队首脑从政府中被撵了出去
（注）。现在，希姆莱意识到，他直接受到了威胁，于是便不知去向了。五月八日
深夜，各条战线停止了敌对行动，自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起，大炮首次沉默下来。
（注）邓尼茨“政府”表面上似乎支撑到5 月23日，他们的成员就是在这一天
被捕的，邓尼茨被提交扭伦堡军事法庭，判处十年徒刑。
没有人知道希姆莱在哪儿，也许他同一些忠实的党卫队员一起躲藏在一个不安
全的隐蔽处，这些队员都象他一样考虑如何逃避报复。盟国的特工人员对他搜寻了
十五天之久。他们推测希姆莱在弗伦斯堡的周围地区，结果还是没有找到他，他的
照片被分发到那里的占领军手里，要是许多德国人知道希姆莱的隐蔽处，他们很可
能早就报告了。
这种局势不会拖延得很久。五月二十日，希姆莱决定进行一次尝试，同他的一
小撮党卫队军官一起到达巴伐利亚一个安全的避难所。
五月二十一日，一支小分队正在密切注视着通往不来梅的不来梅沃德公路，当
时有一批从战场上被驱逐的逃兵试图采用步行或者乘坐稀奇古怪的车辆回到他们的
故乡去。
这里全是一片低洼的沼泽地，一个被浑水浸透的、布满小松树的贫瘠地区，火
车停在“魔鬼沼泽地”的附近。逃兵不得不逐个地经过英国的监察站，一个男人向
监察站递了一张名为海因里希·希青格尔的身份证。他在左眼上扎着黑色的绷带，
与大多数逃兵一样，穿着杂色的服装：普通士兵所穿的一条便裤和一件军装。他的
不安的举止和一些人（他们绝大部分根本就没有证件）中间的这张全新身份证使人
对他产生了怀疑。两个英国士兵为尽职起见，挟着他的胳臂，把他带进了警卫值班
室。然后他们向第二军的保安机关报告了这件事。第二军的司令部设在吕内堡。他
们把这个人带到附近的军营，把他关在牢房里。没有人怀疑到，这个眼睛上扎有绷
带的男子汉就是可怕的希姆莱。他刮去了小胡子，把眼镜藏进了衣袋里。
希姆莱自己知道，他很快会被人们认出来，于是决定孤注一掷，他请求同军营
指挥官作一次私人谈话。当他还没有被带到那里时，他就揭去了眼睛上的黑色绷带，
并自我介绍说：“海因里希·希姆莱。现在重要的是，我想立刻探访蒙哥马利元帅。”
难道他还一直相信可以扮演一个角色，或者指望在有可能作一次旅游时偷偷地
溜掉？正象他所指望的那样，结果是：他很快被送到了吕内堡的司令部，然后转到
了保安处。
在吕内堡，人们对这样一个重要的犯人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医生对他进行了
检查，把他的东西非常仔细地“搜查了一遍”。在一个衣袋里找到了一个装有氰化
钾的大安瓿。希姆莱披着一件旧式的英国制服，被安置在一间牢房里，直到蒙哥马
利情报处的墨菲上校到达为止；墨菲没有审问希姆莱，而是检查已采取过的那些措
施。他问下属，有没有检查过希姆莱的口腔。绝大部分纳粹分子把毒药藏在舌头底
下或者一颗假牙里面。墨菲认为已找到的安瓿也许是假的，真的可能已经转移了。
医生准备对希姆莱再进行一次检查，当医生命令他把嘴张开时，他苦恼地紧闭
着嘴，咬碎了一点儿东西，由于吞咽下去的毒药奏了效，因而象被雷电击中似地跌
倒在地（注）。
（注）纳粹头子在战争接近尾声时，往往随身放着一颗绝对密封的，藏在口腔
里的毒丸，毒丸一定要咬碎后才会生效，如果这颗毒丸无意中吞了下去，它能抵抗
消化酸，同时不会产生任何作用。
医生立即把希姆莱的胃液吸干，但是这也无济于事。德国党卫队头子在短短的
几分钟内结束了生命，四肢僵直地躺在地上，周围站着英国士兵，盟国战地新闻记
者拍下了死者的照片，然后尸体被埋葬在一个秘密的场地。
死亡也在等待着以希姆莱为头子的盖世太保的得力干将和忠实部下海因里希·
缪勒，但是他似乎已经是死里逃生了。他于一九四五年五月初失踪。据许多在俄国
被俘的德国军官在被释放以后回到家乡时作证说，缪勒去过莫斯科，继施伦堡之后，
缪勒利用“红色乐队”事件与俄国间谍取得联系，而且协助他们来摧毁德国。许多
德国警察为了生存而尽力为美国，英国乃至为法国谍报机构工作，许多人也的确达
到了个人目的。缪勒选择了为俄国人服务的活动。虽然他在调查“红色乐队”事件
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好杀性，使人难以接受他此时的做法，但又不能完全排斥它。
根据同样的消息来源，缪勒于一九四八年死于莫斯科。
最近有一则（未证实的）消息说，缪勒和鲍曼一起居住在智利。
卡尔登勃鲁纳站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前，戈林站在他的旁边，两人在经过十
一个多月的审讯之后，于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被判处绞刑。
十月十六日，与卡尔登勃鲁纳一起被绞死的有：里宾特洛甫、凯特尔，罗森堡、
约德尔、弗朗克、弗立克、赛斯—英夸特、沙克尔和施特莱彻。戈林通过党卫队大
队长兼警长巴赫—齐列夫斯基的帮助，成功地弄到了毒药。他在上绞刑之前的两小
时象希姆莱一样咬碎了毒药。
德国劳工阵线的首领罗伯特·莱伊在纽伦堡开审以前就在监狱里自缢。
奥伯格和克诺亨企图躲藏起来。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奥伯格化名为阿尔布雷
希特·海因策住在蒂罗尔基布厄尔附近的基施贝格村，可是到了七月底，美国军事
警察就逮捕了他。八月七日，他在维尔德巴德被转交给法国当局，这是法国当局要
求引渡的。
克诺亨更加机灵，他隐藏在格廷根，所以逃避了对他进行调查达七个月之久。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四日，他为了转移到美国占领区，离开他的隐蔽处，这是很愚蠢
的。只有寸步不动，才能保存自己。一月十六日，他在拜罗伊特以北五十公里的克
罗纳森被美国军事警察逮捕。他被监禁过好多集中营，主要监禁在达豪集中营。在
卡尔登勃鲁纳和里宾特洛甫案件中作过证词之后，他也被移交给法国当局。一九四
六年十一月九日，他到达巴黎。
法庭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进行调查，并对奥伯格审讯了三百八十六次。一九五四
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谢尔什一米迪监狱里军事法庭开庭，奥伯格和克诺亨出庭。有关
他们的旁证材料共收集了九十多公斤，起诉书不少于二百五十页。已绎拖期的主审
不得不再次延期进行，而同一法庭进行的第二轮审讯到九月二十日才以判处奥伯格
和克诺亨死刑而告终。
一九四九年，前大使阿贝茨被判二十年强制劳动。但是到了一九五四年，他根
据大赦令获释（注）。
（注）1958年5 月5 日，奥托·阿贝茨和他的太太在科伦—鲁尔区的高速公路
上因车祸丧生。阿贝茨曾任《进步》周刊编辑。
奥伯格和克诺亨两人一面相信这件事情的经过，一面在听了对自己的判决之后
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因此《巴黎人解放报》于当天报道：“这一宣判是对那些在德
国警察统治法国的黑暗岁月里遭到枪杀或流放的牺牲者的一种纯道德上的忏悔。”
一开始就预料到的宽宥行动直到一九五八年四月十臼尚未实现，就在这一天，在总
统的公告上把死刑改为终生强制劳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鉴于判刑后服
过役，因而又把这种终生强制劳动的刑罚减为二十年强制劳动。
要是这样的话，奥伯格和克诺亨就得在一九七四年十月八日释放，然而法国政
府没有说明原因就提前释放了他们。两个人被秘密带到米尔豪森监狱。一九六二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根据最后一次宽宥行动，把他们转交给德国当局。
克诺亨回到了他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家。奥伯格怎么办呢？他也可以
回到他在汉堡附近的家。但是法庭对他捉出了起诉，说他与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
的事件有关。 ”
一九三四年六月，奥伯格在柏林党卫队保安处总局担任党卫队中队长（少校），
实际上是海德里希的助手。党卫队保安处在准备“清洗”时起了重要作用。
然而，法庭的起诉似乎没有使奥伯格感到特别的不安。
一九五七年五月，审理重大刑事案件的慕尼黑法庭对六月三十日血浴中的两个
罪犯前党卫队将军塞普·狄特里希和达豪集中营的前党卫队司令官迈戈尔·利伯特
进行了审理。有人控告利伯特同艾克一起在罗姆的牢房里谋杀了罗姆。因此法庭判
处两个罪犯十八个月的徒刑。
这个对数百万无辜者负有直接责任的阿道夫·艾克曼长期逃避了法庭对他的起
诉。一九五二年他逃往南非洲，在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玻利维亚周游了三年之
后，于一九五五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定居，他的夫人租儿子随后也到达那里。他伪
造了一张名叫里卡多·克勒门特的假身份证，然后在一家名叫梅塞德斯—本茨的工
厂工作。但是，他装出来的那种善良的小职员的外貌并不能拯救他：一九六零年五
月十三日，在他下班回家的路上，以色列的特务抓住了他，并且秘密地把他劫持到
以色列。他站在耶路撒冷的法庭面前受到公开审判，审判从四月十一日持续到十二
月十五日，最后判处他死刑。
一九六二年六月一日，艾克曼在拉米监狱被绞死。尸体被焚毁，骨灰也在当夜
被撒入大海。 最后还活着的盖世太保的一个头目与艾克曼一起销声匿迹，上了
西天。
在盖世太保这出历史剧中，大多数主角都落得了他们应有的下场。这是他们生
存的那个血腥时期里唯一闪烁着道德之光的一个侧面。
错综复杂的盖世太保组织是纳粹的主要支柱和诱饵，它随着纳粹的崩溃而消失
得无影无踪。它在技术上的拿手杰作：包括整个欧洲的庞大的人名索引卡片以及保
存着几百万人的机密档案，当时都在地毯式轰炸德国城市的火焰中燃烧殆尽，或者
从颠簸的卡车上落到了垃圾堆里。然而，有些完整无损的材料落入胜利者的手中，
因此对那些非常谨慎地去收集这种材料的人来说恰好成为沉重的思想负担。 恶
梦苏醒，四肢感到困倦疲惫。重新获得自由时的心情与尸体和眼泪的滋味交织在一
起。要不断地去回忆那种恐怖的工具，它带来了无数的尸体、眼泪，悲哀乃至耻辱，
因为盖世太保呈现在我们面前就象一面破碎的镜子中的人，它迫使我们相信，确实
有象盖世太保这样的人。
纳粹的罪行并不是一个民族的罪行。残酷、热中于暴力，崇拜权势和残忍好杀
的种族狂既不是某一个民族的遗产，也不是某个时代的特征。任何国家、任何时代
都难以避免它们。这些本能都有着生物上和心理上的根源，它们之所以存在那么多，
是因为我们没有觉察到它们。人是一种食肉动物，在和平的年代里，他们的阴谋活
动是在地下进，“行的，而且受到常规、习俗、法律和所有文化与文明标准的约束。
但是一旦得到了政权，他们不仅抑制不住可怕的冲动，而且可以从中渔利。在那个
戴了多少世纪的薄薄的文明的假面具后面露出一副残暴的嘴脸，一旦把这个假面具
撕去，就突然发出那已被遗忘的时代里致人死命的咆哮。
用盖世太保方法表现的纳粹主义企图要实现的事和几乎成功在望的事，就是毁
灭在几千年中形成的人类，这一点我们已对它有所认识。纳粹世界是一个充满暴力
的王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世界。在那里，温柔、善良、同情、尊重法律和尊重自
由的思想统统不再是道德行为，而是不可弥补的罪过。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他只能
卑躬屈膝地服从，听命去杀人，如果他不懂得去附和多数人的意见，那么他甚至就
会默默地死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他以杀人为乐趣并把杀人犯视为英雄。这似乎
象人们想要忘掉的恶梦一样，已经很遥远了，然而有毒的生面团会随时出现，人们
没有理由忘记得这么快，绝对不能忘记。
可怕的冒险活动把德国变成一片废墟，遗留下来的是个支离破碎的、蒙受耻辱
的德国，任何一个国家似乎都可以侵占它。如果一个民族屈服于不停地进行宣传，
恐怖，全面军事化、告密以及严密监视的政权；如果青年人牢牢记着纳粹的错误原
则；如果一个民族不讲仁义道德，而且还要人们相信，这是经过挑选的民族——优
生民族，那么结局肯定就是这样。哪一个民族过去反对过这样的政权？又有哪一个
民族会在明天去反对这样的政权？
问题毕竟存在着，而且将永远存在下去。
可以引为警戒的德国实例已经消失了。纳粹的幸存着和那些思念家乡的人把死
亡的种子抛向高空，让它们随风飘扬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如果人类缺乏记忆力，即
使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