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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纯私有部门，只有在香港和新加坡能找到相当好的资产质量，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与它们还差着很大一段距离。这或许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因为它们的管理当局在不同程度上享有最佳声誉。香港、新加坡和菲律宾的银行还有很高的资本比率，而在另一个极端，韩国、日本、中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和印度次大陆的银行系统的资产质量却很糟。
不动产贷款
不动产问题以不同方式使银行蒙受打击。不动产借款人承受的直接风险在这个地区大不相同，香港排在风险名单的首位，接下来是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在大多数种类的贷款中，不动产被当作抵押品，从而使问题复杂化。指导许多银行系统的依然是一种令人遗憾的当铺心态。贷款所依据的是抵押品所值数额的大小，而不大考虑借贷者靠他主要的经营活动偿还本息的能力。
不动产影响银行的方式各不相同。泰国房地产的全面供应过剩并未影响价格，因为供应过剩的很大部分掌握在那些并不是以房地产作为抵押获得贷款的房地产主手中，而且他们并不是迫切需要出售这些不动产。在香港，或许还有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不动产）市场是靠越来越富裕的居民对更大空间的真正需要支撑着的。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有一些不动产部门是兴旺的，而另一些部门，例如商用房地产和豪华的公寓住宅，则接近于陷入困境。
效率评判与风险分析
清偿能力低下历来是造成银行破产的原因。在这个方面，泰国和印度尼西亚极其虚弱无力，而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印度次大陆却比较强。清偿能力是银行生存的关键。一家银行可以破产，不盈利，排在资产质量表的比较偏下的一端，但是，如果当局给它足够的清偿能力和某种修改帐目的余地，它还是能渡过难关存活下去的。
衡量银行营运费用的尺度是效率。影响效率的因素有薪金、劳动法、勤奋程度、租金的高低、经营管理是否得当、营业额的多少和分支机构的数量。在这个方面，看来只有香港、新加坡和台湾依然保持高效率，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韩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效率极其低下。
净利差幅度依然是这个地区银行收入的最大来源，而利差的大小主要是由利率结构、是否存在竞争和一些既定的作法决定的。香港、印度、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净利差幅度很大，而台湾、中国、新加坡和日本的净利差幅度却很小。
要用利润率来估量真正的营业盈利率很难是准确的，这主要是因为银行往往用非经常投资收益来支持它们并不充分的收入，例如在台湾和韩国就是这样，也是因为不现实的贷款的方针，而这些方针是造成它们帐目上长年累月存在着不盈利的资产的原因。这种情况影响到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泰国、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次大陆。
有趣的是，在效率低下的银行系统中，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银行依然兴旺发展，因为它们的利差幅度依然很大，但是这种情况不会长期持续下去。韩国银行的利差幅度小，而且效率低下，这是它的银行正在苦苦挣扎的原因。
最后，人们得要把所有因素合在一起，才能对一家特定银行营业情况可能回升的速度作出估对。由可以估算出在目前情况下需要多少年的时间才能造成现金流动——这是弥补已知的资产质量缺陷所必须的。这是银行风险分析中最为关系重大的起缓和作用的措施。香港、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在一定程度上泰国排在风险分析表的首位，而韩国和台湾则排在末尾。总而言之，很难发现亚洲的两个银行系统的风险特征是相似的。虽然可以说货币大幅度浮动和整个经济发展速度减慢给银行带来消极影响，但是大部分其他因素将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影响它们。
□ 作者：李罗力
索罗斯其人
索罗斯及其组织 乔治·索罗斯1930年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1947年他移居到英国，并在伦敦经济学院毕业。1956年去美国，在美国通过他建立和管理的国际投资资金积累了大量财产。当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当学生时，索罗斯开始熟悉哲学家卡尔·波普的著作，这对他的思想和后来对他的慈善活动有有深刻的影响。
1979年索罗斯在纽约建立了他的第一个基金会，开放社会基金。1984年他在匈牙利建立了第一个东欧基金会，又于1987年建立了苏联索罗斯基金会。现在他为基金会网络资金，这个网络在31个国家中运作，遍及中欧和东欧，前苏联和中部欧亚大陆，以及南非，海地，危地马拉和美国。这些基金会致力于建设和维持开放社会的基础结构和公共设施。索罗斯也建立了其它较重要的机构，如中部欧州大学和国际科学基金会。1994年，包括在网络内的基金会大约花费了3亿美元，1995年为3。5亿美元，而1996年为3。62亿美元。预计1997年将维持在同样的水平上。
除了有关东欧和前苏联在政治和经济变化方面的论文之外，索罗斯是《财务的炼金术》的作者，该书由Simon & Schuster于1987年出版，1994年由John Wiley & Sons再版；《苏维埃体系的开放》1990年由Weidenfeld & Nicholson出版；《民主政治的保险业》1991年由自由出版社出版。索罗斯最新的书《停留在转弯之前》是由John Wiley & Sons于1995年9月出版。
索罗斯曾获得社会研究新学院、牛津大学、布达佩斯经济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1995年波伦亚大学（意大利）将最高荣誉──Laurea Honoris Causa授予索罗斯先生； 以表彰他为促进世界各地的开放社会所做的努力。
索罗斯是LCC索罗斯基金董事会的主席，民间投资管理处确认它作为量子基金集团的顾问。量子基金在量子集团内是最老和最大的基金，普遍认为在其28年历史中在全世界的任何投资基金中具有最好的业绩。
索罗斯基金会网络
由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创建和资金的许多非盈利性基金会和机构，现已联合在一个非正式的网络中，即称为索罗斯基金会网络。这个网络实质上是由具有自主权的所谓〃国家基金会〃的机构所组成的一个集团。它在31个国家中进行工作，遍及中欧和东欧，中部欧亚大陆，南非，海地，危地马拉及美国。目前正计划在南非地区的安哥拉、博茨瓦纳、莱索托、莫桑比克、马拉维、纳米比亚、斯威士兰、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建立9个新的基金会。所有这些基金会分担共同的任务去支持开放社会的发展。为达此目标，他们操作和支持了有关教育、文明社会、独立媒体、国际电脑网络和电子函件通信、出版、人权、艺术和文化，以及社会、法律和经济改革方面的一系列计划和倡议。
纽约开放社会研究所（The Open Society Institute…New York）和布达佩斯开放社会研究所（The Open Society Institute…Budapest）通过对2个或更多个基金会制定共同发行计划和通过行政、财务和技术支持，对这些基金会和机构援助。由乔治·索罗斯创建的其它机构，包括有中部欧洲大学，国际科学基金会和公共媒体研究所。1996年，这些机构在慈善活动方面总共花费了3。62亿美元。1997年预计为网络的经费也达同样规模。
纽约开放社会研究所
纽约开放社会研究所是一个由民间进行操作和拨款的基金会，其宗旨是通过支持教育、社会和法律改革，以及通过对复杂的和常引起争论的问题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法进行赞助，去促进世界各地开放社会的发展。由乔治·索罗斯创建和资金的纽约开放社会研究所是索罗斯基金会网络的一部分，它包括了在中欧和东欧，中部欧亚大陆，南非，海地，危地马拉和美国等31个国家中进行运作和具有自主权的非盈利性机构。这个研究所与其以匈牙利为基地的姐妹机构──布达佩斯开放社会研究所一起，通过共同发布网络项目及行政、财务和技术支持去帮助这些基金会和机构。
开放社会研究所有哪些项目？
纽约开放社会研究所的项目分成三个主要类型：针对中欧和东欧及前苏联的项目；针对美国的项目；以及针对世界其它地区的项目。
在索罗斯基金会网络范围内，针对中欧和东欧及前苏联的许多项目常称为〃网络项目〃。网络项目是由纽约开放社会研究所创建的，布达佩斯开放社会研究所或基金会之一，致力于网络中2个或更多个基金会重要的共同发布。
以纽约为基地的网络项目包括艺术和文化项目，东方项目，儿童和青年项目，英语项目，国际电脑互联网项目，医学和健康项目，妇女项目。以布达佩斯为基地的网络项目包括宪法和立法政策研究所，教育项目支持单元，高等教育支持项目，图书馆项目，媒体项目，开放社会档案，出版中心，以及奖学金项目。
以美国为基地的项目是国际性的，它包括缅甸计划，中部欧亚计划，强制移民计划，地雷计划和索罗斯文件基金。
针对美国的项目包括犯罪问题中心，公众与文化；帮助合法移民的Emma Lazarus基金；Lindesmith中心，它是一个毒品政策研究中心；美国有关死亡问题的题目；开放社会联谊会项目；以及针对竞选运动财务改革，教育改革，生育权利，青少年怀孕，青年发展，法律行业中的道德标准，医学和新闻业等这些领域的项目。
要进一步了解以上任何项目的详细资料，可与纽约开放社会研究所公众事务办事处（212 / 887…0668）联系。
布达佩斯开放社会研究所 布达佩斯开放社会研究所成立于1993年，其目的是为教育、社会和法律改革方面开发项目和方法。布达佩斯开放社会研究所是索罗斯基金会网络的一部分，它包括了在中欧和东欧，中部欧亚大陆，南非，海地，危地马拉和美国等31个国家中进行运作和具有自主权的非盈利性机构。布达佩斯开放社会研究所与其姐妹机构──纽约开放社会研究所一起，通过在共同出版物方面建立网络项目和行政、财务和技术支持去援助这些基金会和机构。此外，布达佩斯开放社会研究所通过中欧和东欧以及前苏联支持丰富多彩的其它许多倡议，其重点是在人权、少数民族和少数争端，文明社会和妇女问题。布达佩斯开放社会研究所的项目包括：宪法和立法政策研究所，教育项目支持单元，高等教育支持项目，图书馆网络项目，媒体网络项目，网络出版中心，奖学金网络项目（也以纽约为基地），以及开放社会档案。布达佩斯开放社会研究所及其分支机构，设在位于布达佩斯商业区的中部欧州大学内，而且他们的项目利用了大学的资源。
关于〃开放社会〃的概念
开放社会是基于这种认识的协会，即在真理面前任何人都没有特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和兴趣，同时需要有一种公共机构去保护所有的人，使每个人都有和平地生活在一起的权利。开放社会这个术语是通过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 Popper）1945年出版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而流行的。广义地说，开放社会的特征是依赖法律的裁决，存在一个民主选举的政府，多种多样和朝气蓬勃的文明社会，并且尊重少数派和少数人的意见。
阿莱·奈尔（Aryeh Neier）
阿莱·奈尔是开放社会研究所的所长。1993年参加开放社会研究所之前，他担任人权监察协会执行理事12年。在此以前，他在美国法定自由权联合会工作了15年，其中8年任国家主任。奈尔先生曾在纽约大学任法律副教授12年以上。他是全国和纽约书评杂志的经常撰稿人，并在《纽约时代杂志》《纽约时代书评》和《外交政策》等期刊上发表文章。他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波士顿环球报》和《国际民权保卫者先驱报》等报纸上公开发表的文章达100篇以上。他是4的作者（正在写第5本），此外为20本以上的书写过部分章节。他曾在国内的主要大学中作过讲演，并常在〃夜间热线〃、〃McNEIL…Lehrer新闻时间〃和〃今日项目〃等电视项目中出现。他曾3次获得荣誉学位，并获得American Bar协会的Gavel奖。
索罗斯哲学自述
不稳定性
经济理论创立了一个理想世界，即参与者的偏好与机会成本相互独立，价格由这两因素作用而达到某一均衡。但是在现实社会，金融市场价格在形成参与者的偏好与机会成本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这种本能的相互作用使金融市场存在固有的不稳定性，自由放任主义否认金融市场本身存在不稳定性，并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
不稳定性已大大超出了金融市场的范围，它影响着人们行为导向的价值观。在经济理论诞生以前，人们由一系列道德行为规范所诱导，这些道德行为规范已根植于传统、宗教与文化之中。但市场价值观，带来冲突与对抗，有凌驾于传统价格观之势。广告、市场营销、以至包装都将影响人们的偏好已为常见。随市场机制不断扩张影响势力，人们仍将在原有价值体系上行为的神话，将越来越难以维持。
开放社会受到基础价值观不足的负面影响，并随机动性与我们开放社会的全球化的提高而进一步恶化。当人们正式生根于他们的的社会，他们必须注意到社会对他们的看法；但是当他们能轻易地迁离时，他们仅仅关注其自己。在全球的文化、宗教与习俗有如此之多的差别，要建立一个共同的基础也就相当困难。放任自由理念，承继了自利的行为导向原则，忽视了市场倾向中普遍存在的不稳定性。
社会公平
自由放任主义视供给与需求状况为已给定的，并视政府干预为最大邪恶，也就极力反对收入的再分配。我可以同意那种对财富的再分配进行的所有尝试并不是完全有效率的，但是并不认为任何一点尝试都不去作。财富通过自身的机制进行集中，如何没有某种机制进行再分配，不公平将变得不可忍受。将财富集中与适者生存相匹配的观点，否认了通过继承而获取财富的事实。
适者生存作为现代文明社会的一种行动导向原则，在某些方面是有错误的，它建立在过时了的进化理论之上，正如经济学的均衡论建立在牛顿物理学之上一样。导致物种的变化是变异，变异的发生有着多种极为复杂的方式，而物种与其生存环境及其他物种之间相互影响，这是一种双向反馈机制。
国际关系
在国际关系中，自由主义同样视适者生存为一种最适宜的导向原则，反对在国际合作中由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在国际关系中被视为最为强大资源的政府从经济活动中退出，是一个极大的嘲弄。自由主义的观点相一致的还有其他一些伪科学、地缘政治学，它们主张国家没有原则，仅有利益，且这种利益由所具基础（如地理位置）来决定。这种宿命论是十九世纪科学法的残余。
开放社会的可畏障碍
开放社会是建立在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不完全的基础之上，而这种不完全是可以改善的。在开放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与政治安排的改进、文化与生活质量的提高的发展前景是无限的，但是在建立作为一种组织原则的开放社会上却存在极大的障碍。
首先，开放社会的概念表面上是自相矛盾，如果终极的真理具有不可获性，我们又如何可以将一种谬误视为一种真理呢？而对真理的需求也仅是因为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是不完全的，如果我们拥有完全的信息，信仰就变得并不必需。
信念应服务于我们的生活，而不是要迫使我们去遵守这一系列的规则，如果我们认识到，信念而不是终极真理只会压制我们的选择，我们就更可能忍受其他信念并以我们的经验而进行修正。大部分人倾于证实他们信念是终极真理，事实上这种证实通常服务于他们自身的判别，由我们自身的失误而得出的信念苍白无力。这是一个老于世故的概念，比仅仅的纯理论更难以奏效，比如我的国家（或家庭或我自己的兴趣）的对与错。
如果我们的过失是如此不容置疑，缘何仍具有感召力？仅仅能由此产生结论，而最好的判别是成功，事实上，开放社会较封闭社会可能导致更为繁荣、更富革新精神、更令人振奋。但是成功并不是建立一种信念的基础，因为成功并不能认为一定是正确无误的一样。开放社会中，对成功的崇拜已成为一种不稳定因素，因为它决定我们的正误观，这在当今开放社会已经发生。以先取得成功作为判别正确与错误，是一种极大的危害，特别是以金钱为准，更为甚者认为只要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