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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乃西特就这样替自己难合群的朋友弗里兹安排了一个位置，让他充分发挥作用，结果不但多少充实了华尔采尔的文化和历史，同时也让这位朋友的形象在后代的纪念中获得一定程度的不朽性。我们在这里顺便说一下，这位伟大的教育者完全清楚自己对这个朋友产生教育影响的最重要实质性基础。基础便是朋友对他的爱戴和钦敬。众所周知，克乃西特与生俱来的和谐品性，他的领袖气质，向始至终不止吸引着弗里兹，也受着无数同辈人和学生的爱戴和钦敬，克乃西特运用权威力量时，倚持此一特点远胜于情持自己的职位，尽管他本性温和宽厚，却也屡试不爽。克乃西特能够非常精确地感觉到每一句善意赞同的话，或者每一句冷淡轻视的话所产生的影响。许多年之后，一位十分崇拜他的学生向人叙述道：克乃西特曾经～星期之久不和他说话，不论在课堂上，还是在研讨会上，都不和他说话，好像根本没有看见他，把他当成了空气——在他上学几年所受的处罚中以这一次最厉害，不过收效也最大。
我们认为引证和回溯上述情况是不可或缺的工作，以便让我们的读者从这些段落中体会到克乃西特品性中两种相反极点的倾向，我们的读者既已追随我们的描叙经历了克乃西特的顶峰时期，现在就得准备历经他丰富一生的最后阶段了。他生命历程中显示了两种相反相成或者两个极点的倾向——也即是他的阴和阳——，一种倾向是毫无保留地忠于并且卫护自己的宗教团体，另一种倾向则是“觉醒”，想要突破、理解和掌握现实生活。约瑟夫·克乃西特作为信徒和献身者，宗教团体、卡斯塔里、玻璃球游戏在他眼中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在觉醒的、敏锐的、开拓性的克乃西特眼中，一切奋斗而得的价值均属过去，它们的生存形式面临变化，此外还存在着老化、缺乏创造性和衰落的危险。虽然教会的理想在克乃西特心中始终神圣不可侵犯，然而他也已认识到各个具体部门都面临着无常多变，都是可以批评的。
克乃西特对自己所献身的这个精神团体，对它的力量和思想都是惊叹的，然而认为有一种倾向很危险，也即把自身存在视作唯一纯粹目标，完全忽视它应该对整个国家和全世界承担的责任和工作，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日益越来越贫瘠歉收，逐渐与整体人类生命脱离关系而日趋衰亡。他早在少年时代便已对这种危机有了预感，这也正是他始终犹豫不定、迟迟难以下定决必献身玻璃球游戏的原因。尤其在他和修道院的修士们，特别是与约可布斯神父展开讨论，勇敢地为卡斯塔里辩护的时候，这种意识常常更加强烈地袭向他的心头。自从他回转华尔采尔，后来又担任大师职务之后，他频繁地察觉到这一危险的明显征兆，既出现在那些老老实实照章办事的各部门官员和自己下属中，也出现在那些才华横溢却盛气凌人的华尔采尔精英分子中，特别是在自己朋友德格拉里乌斯非常感人又十分可怕的性格中。
克乃西特度过了就任大师职务的艰辛的第一年，如今总算有点空余时间从事耽搁了一年的历史研究。他生平第一回真正睁开眼睛来认识卡斯塔里的历史，很快便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情况并非像玻璃球游戏学园里的人们自我感觉的那么良好，卡斯塔里和外面世界的关系，它与外界在生活、政治、教育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几十年来一直处于不断的衰退状态中。尽管在教育和文化事务方面，联邦议会确实仍一如既往地向最高教育当局咨询，华尔采尔学园也依旧向全国各地供应优秀教师，在一切学术问题上也始终拥有权威地位，然而所有的事情全都是例行公事，带有机械主义的味道。如今出身自卡斯塔里各类专科的精英青年已很少有人对校外工作感兴趣，更没有什么人自愿报名去外面担任教师了，与之同时，外界的朝野人士也难得来卡斯塔里叩门求教，而往昔年代，卡斯塔里的声音何等重要，例如重大法律事项，社会各界都乐意援引和听取卡斯塔里的声音。人们如果比较一下卡斯塔里和全国各地的文化水平，马上就会发现，两者非但没有互相接近，反而以令人难堪的方式背道而驰了。卡斯塔里的文化越是受到过度精细培植，世俗世界对这种文化就越是听之任之，越来越不把它视为一种必须，一种每天必吃的面包，而看成是一种外星来的物体，又像是一种值得向人炫耀的珍贵古董；当然这种古董暂时不舍得丢弃，却因为缺乏实用价值而宁肯束之高阁。大多数人都不了解内情，依然信任卡斯塔里的道德和精神气氛，但事实上，这一切早已失却生命力，对实际生活毫无作用了。
全国人民对卡斯塔里学园的兴趣，对各种教育设施，包括对玻璃球游戏的关心，也如同卡斯塔里人对全国人民的生活与命运的关心一般，全都在不断往下低落。错误当然咎在双方，他心里早就清楚，但是他如今身为玻璃球游戏大师，却尽与卡斯塔里人和玻璃球游戏专家们打交道，这一事实让他内心优伤。因而他才日益更加致力于初级游戏课程，更加愿意教授幼小的学生——是啊，学生的年龄越小，他们与整个外界生活的联系也会越多，他们训练调教的局限性也就越少。他常常察觉自己狂热地渴望那个世俗世界、普通人以及纯朴自然的生活——尽管那个存在于外边的世界他全然陌生无知。当然，我们大多数人也有过大致类似的渴望，向往某种虚空的东西，向往一种更为清淡的空气，就连最高教育当局也熟悉这一难题，也曾不断想方设法寻求解决这一难题的途径，例如加强体操训练和体育游戏，试验推行各种手艺劳作和园艺劳动等等。倘若我们的观察正确，我们敢说宗教团体当局最近一段时期出现了新倾向，撤消了某些过度培养的专门科目，以利于强化静坐训练，那么不是怀疑分子和抹黑者，不是叛离团体的人，也会承认克乃西特的看法是正确的，因为他早于我们很久之前便已清楚看出：我们这架既复杂又敏感的共和国机器，业已老迈不堪，不少器官均急需更新了。
刚才已经提到，克乃西特就任大师职务第二年便又恢复了历史研究工作。除了研究卡斯塔里历史外，主要是研读约可布斯神父论述本笃会教派的各种大大小小的著作。此外，他还常寻找机会与杜波依斯先生和一位来自科普海姆的语言学家（常以秘书身份参加教育当局的会议）交流对历史问题的看法，从而引发他们对历史的新的兴趣。对克乃西特来说，这种交谈不仅愉快，而且是令人振奋的休闲。他在日常工作中非常缺乏这类交谈机会，老实说，他日常接触的人当中，最厌恶历史的人就是他的朋友弗里兹。我们在一堆材料里发现一份记录某次谈话的笔记，德格拉里乌斯发表了激烈的言论，认为历史绝不是卡斯塔里人值得研究的题目。
“人们当然可以用机智的、消遣的，必要时也可以用慷慨激昂的语气阐释历史，谈论历史哲学，议论历史如同议论其他哲学一样，自有许多乐趣，因此，如果有人愿意以此自娱，发言者丝毫也不反对。但是这～事物本身，人们娱乐的对象…一也就是所谓历史，却是又丑恶又可怖，同时也是无聊乏味的东西。发言者无法理解，居然有人乐意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历史的唯一内容便是人类的自私自利和无限的权力斗争，他们总是过高地评价这类斗争，把它们吹得天花乱坠，实际上追求的只是残酷的、兽性的物质权力——这并不是卡斯塔里人理想世界里的东西，或者应该说是卡斯塔里人所渺视的东西。世俗世界的历史不过是无穷无尽一长串无聊乏味的弱肉强食的记录而已。如果把人类真正的历史，也即把没有时间性的精神历史，与老朽愚蠢的权力斗争以及明目张胆地往上爬等相提并论或者试图进行由此及彼的阐释，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对精神思想的反叛。这使我联想到十九世纪或者二十世纪一个散布很广的宗教派别，凡是其中虔诚的信徒都相信：古时候人们供奉神抵敬献祭品，建造神殿，传播神话，以及从事其他各种各样的美妙活动，全都是食物或工作不足或过多的结果，是工资和面包价格失衡的结果。换句话说，一切艺术和宗教不过是些门面装饰，所谓超越人类之上的思想意识归根结蒂完全取决于饥饿和食物。”
克乃西特听完这番议论，逗乐似地问道：“难道人类的思想史、文化史、艺术史不算历史么？它们和其他历史之间不存在丝毫关系么？”
“不存在任何关系的，”他的朋友激烈地叫嚷道，“这正是我要否定的。世界史只是一部赛跑史，为求利，为抓权，为夺宝而进行的赛跑，凡是好运当头，又可当权又可得利的人，都不会错过自己的机会。而一切思想、文化和艺术的行为则恰恰与之相反，总是努力挣脱时代的奴役，尽力从人类懒惰和本能的粪坑中挣脱出来，抵达一个纯然不同的层次，进入一个无时间性的、永恒的神性境界，这些活动绝对而完全地反历史，是非历史的。”
克乃西特听任德格拉里乌斯讲够后，对这通宣泄之同一笑而已，随即便平静地为他们的对话作了一个结沦：“你爱好精神和文化产品，这值得钦佩！但是，精神文化的创造工作并非如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人人都能够参与的工作。柏拉图的对话录或者伊萨克的合唱曲——一切被我们称为精神产品或者艺术著作或者任何具体化了的思想，都是创作者追求净化和自由而斗争的最后结果。正如你方才所说，都是无时间性，挣脱了时代奴役，进入了永恒自在境界的东西，一般说来，凡是其中最完美无瑕的作品，都似经过大浪淘沙般，洗尽了人间纷争痕迹的。我们能够拥有这些作品是我们的巨大幸福，是的，我们卡斯塔里人几乎纯因它们而活着，我们要做的唯一创造性工作就是再现它们，我们要持久地活在那种超越时空和纷争的境界里，这一切正是作品得以诞生的基础，而没有这些作品，我们大概就一无所知。我们还努力超凡脱俗，或者也可以用你喜欢的说法：不断地深入抽象概括。我们在自己的玻璃球游戏里，把那些圣哲和艺术家的作品分解为一个个原始组成部分，抽象出它们的风格、模式及其升华了的意义，随后予以解剖分析，就像这些组成部分都是积木一般。当然，一切都是美好的工作，没有人为此发生争执。然而，并非每个人都能够一辈子只是呼吸、吃喝在抽象之中。在值得华尔采尔的教师们产生兴趣的工作中，历史研究应该处于优先地位：因为它可以和现实生活打交道。抽象化确乎很吸引人，但是我认为，生而为人也必须呼吸空气，也必须吃饭才对。”
克乃西特经常抽空去短暂看望老音乐大师。这位可敬的老人已明显地衰老，很久以来便完全丧失了说话习惯，但是那种清明愉悦的平静状态却一直保持到最后时刻。他没有病倒，他的逝世也决非寻常的死亡，而是一种渐进的精神化——肉体的物质存在与功能的日益消失，与此同时，他的生命力最终越来越集中于双眼的目光，还有那消瘦枯萎脸上淡淡的光辉里。这已是蒙特坡大多数居民十分熟悉而且敬重的景象，却只有少数人，如克乃西特、费罗蒙梯和年轻的彼特洛斯能够有幸沐浴在一个无私的纯净生命之落日余辉和慈光中。这少数几个人每回总是先作好准备，集中精神，随后再进入老大师坐在躺椅上的小屋内，这才得以踏进这种超尘脱俗的慈祥光圈中，与无言的老人共同感受和谐完美的境界。他们逗留在这个水晶般透明清澈的灵魂的气氛里，好似置身于受到无形慈光普照的王国里，他们在这一极乐的时刻与老人共同谛听着非尘世的神秘音乐，而后带着清纯的心情和充沛精力回转自己的日常生活，好似从一座高山的巅顶下到人间一般。
有一天，克乃西特收到了讣告。他匆匆赶到蒙特坡，看到老人安祥地躺在灵床上，瘦削的脸容凝缩为一幅静谧的古日耳曼或者古阿拉伯的文字图案，虽然无法辨认，却仍然向人们散放着微笑和极乐的幸福。克乃西特继音乐大师和费罗蒙梯之后在葬礼上致悼词，他没有讲述这位光辉音乐圣哲的成就，没有提他为人师表的伟大，更没有说到他作为最高教育当局元老的仁爱智慧，而只是讲述他垂暮和临终前的慈悲景象，谈论他精神上的不朽之美，凡是曾与他共度最后时光的人都享受过他的恩典。
我们从许多材料中了解到克乃西特极想替老音乐大师写传，却因公务繁重，无暇抽身。他早已习惯于克制自己的私人愿望了。克乃西特有一次曾对一位教师说：“很可惜，学生们不能够完全明白自己目前的生活多么丰富和快乐。我做学生的时候也和他们一样。我们忙着研究，忙着工作。我们不浪费时间，自以为称得上勤奋好学，——但是我们几乎不清楚自己做这一切究竟为了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利用这种自由能够做些什么。随后，突然接到了宗教当局的召唤，派给了我们任务，一个教职、一个使命、一个官位，从此升到了更高的地位，不料就此陷入了公务和责任的罗网，人们越是想挣脱，却被围困得越紧，其实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又必须按时完成它们，而且每日的公务都远远多于办公的时间。事实如此，我们则能忍受而已。但是每当我们在大礼堂、档案馆、秘书处、接待室以及小型会议和公务旅途中忙得不亦乐乎之际，偶尔想到了我们曾经拥有又已失却的自由，想到了我们自由选择工作的自由，不受限制地广泛研究的自由，我们就会在这一瞬间非常渴望那些日子，而且会设想自己若能再度拥有这份自由，定要彻底享受和充分利用它的潜能。”
克乃西特在发扬自己属下官员和学生各不相同的为宗教团体服务的秉赋上，有着过人的精细分辨能力。他小心慎重地替每一项任务、每一个职位挑选合适的人才，根据各种记录文字来看，证明他对各种问题，尤其是不同性格的判断极其确切。同事们都很乐意向他讨教处理各种疑难性格的难题。譬如已故音乐大师那位最后的得意门生彼特洛斯的问题。这位青年属于那种静静的狂热分子，在服侍可敬的大师期间，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独特的伴侣、护士和信徒角色，直至大师逝世。但是当这项任务自然终止之后，他却当即陷入了抑郁悲伤状态，当然，大家谅解他，也就容忍了他一段时间，然而，症状随日俱增，使现任音乐大师罗德维希不得不予以认真关注。因为这个彼特洛斯硬要留在老音乐大师逝世的小园亭里，他住在那里，守护着这间小屋，谨慎地把屋内的陈设和家具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甚至把已故者的居室当作圣殿，老人的躺椅、床榻以及那把古琴都成了不可接触的圣物，他除了悉心照看这些遗物外，唯一的其他活动就是守护和照料自己敬爱的先师的坟墓。在他眼里，终身崇拜死者应是他的天职，他要永远看守这一纪念圣地，好似他是一个庙宇的奴仆，他也许想让这地方成为人们朝圣的圣地吧。老大师下葬后的头几天，他拒绝进食，后来仿效老大师临终前进食的量度，每天仅吃一点点东西，人们觉得他大有步先师的后尘，随同敬爱者同赴黄泉的意向。但是他难以长久坚持这一作法，不久便改变主意，想做一个园亭和墓园的永久看守人，把这个地方变成永恒的纪念场所。
这个年轻人的行为清楚地显示了他性格执拗，在经历过一段令他留恋的特殊生活后，不愿再回返普通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显然他暗暗感觉自己已不能胜任往昔的工作了。
“附带告诉你，那个曾奉派陪伴已故音乐大师的彼特洛斯肯定是疯狂了。”这是费罗蒙梯在一封致克乃西特的短简里的尖刻报道。
蒙特坡这位音乐学生的问题自然不需华尔采尔的大师亲自操心，更不必插手蒙特坡的公务而加重工作负担。但是彼特洛斯的情况越来越糟，他被强行赶出了园亭，然而他的悲伤并未随着时日而消退，甚至到了孤立自己、避不见人的地步，以致一般的犯规处罚对他全无用处，他的上司们知道克乃西特对他颇有好感，于是现任音乐大师办公室的官员便向克乃西特征询意见和帮助，与之同时，他们把这个不听话的学生送进了医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