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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手的压制归压制，杜月笙却要坚决抗争，要显示一下自己的实力。所以，后面的日子，他全身地投入到为竞选议长面做的准备工作中去了。
经过一番努力，选票拉得差不多了。
但就在离选举会议召开还有两天的那日夜里，新上任的市长吴国桢突然亲自登门拜访了。
这位吴市长，年仅43岁，是美国爱荷华州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生，“民主”是他经常挂在嘴上的两个字。在他上任伊始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便信誓旦旦地表示：在上海市长任内，他要改革弊政，实施民主政治。相当漂亮。
吴国桢也确有一些新“招式”。为了得一个“民主市长”的雅号，他对参议会格外垂青。每个参议会开会时，他总要亲自到会，想方设法同参议会“拉关系”。那时，吴国桢刚学会抽板烟，会议休息时，他总会一手拿着烟斗，一手提着打火机，在休息室里四处张望。如果看到某个议员把手伸进口袋掏出烟来，他便会立即走上前去，掀亮打火机为其点烟，随后送上名片，与其攀谈起来。吴国桢这种“民主”作风，经过新闻媒介的渲染，一时在申城传为美谈。
但不知为何，这天晚上，一通寒暄之后，吴国桢忽而说话支支吾吾起来。杜月笙估计他定有难言之隐，直截了当地问：
“吴市长有什么难以启齿的事，说好了，只要我杜月笙能办到，一句话！”
“我敬重杜先生， 更加佩服你的侠义风骨， ”吴国桢先抛出一叠高帽子来。“只是这件事不好启齿，我为难啊！”
“你说吧，不要客气。”
“从我的感情上说，我对杜先生为人是没有说的了，可是，上峰的旨意，又不得不服从。在中国，要想实行民主，难呀！”
“嗯？”杜月笙在吴国桢吞吞吐吐的言辞中，听出味儿来了。
“南京方面的意思，议长一席冀由潘公展先生担任。”
听到这一句，杜月笙头脑中“嗡”的一声，如同五雷轰顶，眼前一黑。这么多日子的惨淡经营，不是全白搭了吗？花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不是全泡汤了吗？沉默了半晌以后，杜月笙逐渐恢复了常态，唇边又挤出一丝微笑来，说：
“月笙德薄才流，议长一席本无力承担，也无意竞选，只是底下一些朋友呼五喝六地起哄着，现在弄出局面来了，哪能收场呢？让我问问他们的看法，再奉告市长先生。”
“那也好，我听杜先生的回音。”
吴国桢说完告辞走了。杜月笙独坐孤灯下，犹如掉入冰河之中，四周全是寒气。经过一天的思索、又与吴国桢反复协商，杜月笙决定参加第三天的议长选举仪式。
参议会选举大会在复兴中路逸园饭店举行。这儿原是“逸园跑狗场”，不时能闻到狗尿的臊气。到会的议员有一百七十人，市长吴国桢任主席。
开会前几分钟， 杜月笙穿着夹袍马褂步入会场。 吴国桢立即趋步上前恭迎：“杜先生，欢迎，欢迎！”
在一阵僻哩啪啦掌声中与嗡嗡议论里，杜月笙双手抱拳，高举过头，频频招动，以示答礼。吴国桢把他让上主席台，坐在潘公展、徐寄顾一排上。
吴国桢宣布：“上海市参议会议长选举大会开始！”
全体到会人员呼地一下站起，向总理遗像三鞠躬。而后又向蒋介石的戎装巨像致敬礼。市长还领着念总理遗嘱什么的一大串仪式以后，挥挥手，示意大家坐下。吴国桢又清了清喉咙，说：“下面，选举第一任正副议长。现在，请徐寄老，宣布候选人。”
吴国桢侧过身子，对徐寄像点点头，“请吧”。
徐寄席颤颤巍巍地走上讲台，先向主席台上的人点点头，而后向议员们点一点头，拉开了腔调，照着手里的纸条读了起来：
“经各议员各界贤达协商，决定由杜镇先生为正议长候选人，潘公展先生为副议长候选人。诸位，如无异议，付诸投票。”
台下响起一阵掌声，接着，杜月笙的一些议员弟子站起来喊：“投票，投票！”
投票结果，杜月笙以一百三十一票当选。
几阵热烈的掌声中，吴国桢把他领到讲台前，宣布：
“现在，请当选第一任议长的杜镛先生发表演说！”
一瞬间，全场鸦雀无声，一片肃静。
杜月笙铁板着脸孔，凑上话筒，两眼直勾勾地望着会场半空，毫无表情地吐着浦东腔的官话：“谢谢各位参议员先生，谢谢市长先生，敝人当选议长，理应为党国为大家效犬马之劳。可是，杜镛才疏学浅，又因体弱多病，这议长一职万难从命，望诸位准我辞职，另选贤能。”
说完，向台下一鞠躬，从口袋里摸出预先拟好的辞职呈文，递给吴国桢。
这次议长选举，是杜月笙的一记杀手锏。意思是做给蒋介石看看，我杜月笙是堂堂正正的民选议长，你不让我当可以。但在上海，我依旧是万人仰目的。
吴国桢宣读辞呈后，参议员们又作了第二次投票，选出潘公展为议长，徐寄廊为副议长。
从此，杜月笙与老蒋的矛盾更加深了。
1948年1月，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进展，国统区日益缩小，在经济上也到了崩溃的边缘，国民党政府决定向各地征收十万亿元的“救济特捐”以救急，上海摊倒数万亿元。湖沪警备司令宣铁吾因此任务无法完成，将劝募委员会委员杜月笙变相扣押八小时，迫使杜在次日拿出一千亿元。看来，宣铁吾这回是存心要找杜算旧帐了。
事出自然有因。1947年7月27日深夜，上海市中心突然响起一阵激烈的枪声，金都电影院内外大批宪兵、警察互相开火，二十余人饮弹死伤，倒在血泊之中，这就是震惊全国的“金都血案”。
这天晚上，坐落在福照路上的金都电影院正在上映陈燕燕、冯条主演的《龙凤花烛》，这部影片十分卖座，电影院一连几天场场爆满。
晚上九点多钟，正当第四场电影开始检票入场时，门口的检票员同几位观众发生了争执，原来有三个人手持两张电影票，欲再补一张票一起进去，但当时票房里已无余票，检票员便回答他们无票可补，但这三个人坚持要补票一起进场，将检票员拉住不放，于是，双方就吵了起来，越吵越厉害，引来了大批围观者，甚至连马路上的交通都堵塞了。
这时，正在电影院附近值勤的警察卢云亭见有人争吵，围观影响交通，便前来讯问事由。他问明情况后，要检票员让这三个人进场后再补票，免得再吵下去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但检票员不买警察的帐，仍不肯放这三个人进去。
正在这时候，您沪警备司令部的一小队宪兵，在排长李豫泰带领下，巡逻到金都电影院。当时，宪兵常到电影院巡逻，以弹压无票看电影及为非作歹的军人。
电影院人为了讨好宪兵，每当他们来巡逻时总是送上饮料、香烟招待，故宪兵对电影院的人颇有好感，如电影院内发生纠纷，宪兵总是不问青红皂白袒护电影院的人。
这次李豫泰带宪兵巡逻到此，见警察帮观众说话，便不客气地走到卢云亭面前说：“这里有我在，你不用管了。”岂料卢是个刚从警训所毕业的新警察，不知天高地厚，回答说：“警察过问民众纠纷，责无旁贷。”
李豫泰见对方嘴硬，又声色俱厉地说：“我是宪兵排长，别说老百姓的事，就是你们警察的事我也管得。”
但是，卢云亭不甘示弱，又针锋相对地回答：“宪兵的职责是管束军人，不该插手民众纠纷，更不应妨碍警察执行任务。”
李豫泰见一个小小的警察竟敢在大庭广众面前一再顶撞自己，恼羞成怒，便摆出宪兵队长的威风，伸手打了卢云亭两记耳光。他手下的那班宪兵见排长动了手，也一拥而上，将卢云亭拖进电影院铁门内拳打脚踢。
这时，恰巧有个警察路过金都电影院，见卢云亭被宪兵托进电影院毒打，急忙打电话通知新成警察分局，分局闻讯后两次派人到金都电影院与宪兵交涉，才将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卢云亭救回分局。当时在分局的二十几个警察目睹卢的惨状，无不义愤填膺，决定冲到金都电影院去找宪兵算帐。
当二十多名警察来到金都电影院时，第四场电影已散场，宪兵们也刚准备离开。李豫泰等宪兵忽然看到一群警察气势汹汹地冲来，知道事情不妙，急忙退入电影院拉上铁门。警察进不了电影院，就站在门口大声喊骂，这时正是值外勤警察下班的时候，路过的警察见同行与宪兵争吵，纷纷聚集过来。
警察越聚越多，不一会儿就有百余人。
电影院内的一小队宪兵只有十几个人，见门口的警察人多势众，群情激昂，也害怕起来，慌忙向宪兵队打电话告急，声称被警察包围，要求火速增援。
二十分钟后，两辆满载着百余名全副武装宪兵的卡车驶到金都电影院门口，宪兵下车后立即冲进电影院，从二楼窗口伸出枪支，对准马路上的警察，一部分宪兵还爬上屋顶，架起了机枪。
混乱中只听一声枪响，一名警察被击倒在马路中，接着枪声大作，电影院里的宪兵射出了成串的子弹，马路上带枪的警察也纷纷拔出手枪射击。
由于宪兵占领了有利地形，火力猛烈，放在一阵枪战中，警察有七人被击毙，七人被击伤，另外还有六个行人被打死打伤。
血案发生后，上海市警察局局长俞叔平、宪兵23团团长吴光运等人赶到现场。宪兵由吴带回营房，警察由俞劝离现场。李豫泰被微沪警备司令部当场扣留。
第二天早晨，全市警察代表在新成分局聚会，成立了“七·二七惨案善后委员会”，紧拉着，交通警开始罢岗。全市交通连续王天瘫痪。与此同时，二十名警察代表赴南京请愿，要求“从严惩办肇事祸首，从优抚恤死难家属”。
8月2日上午， 四百六十多个警察分乘十五辆卡车举行示威游行， 沿途高呼“杀人偿命”，“血债要用血来还”等口号，示威游行的车队在宪兵23团团部绕了三圈，又通过南京路驶入中央殡仪馆。
“金都血案”和警察的抗议浪潮惊动了国民党最高当局，蒋介石亲自下达“手谕”，要求迅速制止事态扩大。他下令将宪兵23团全部调离上海，并将黄浦、新成、老闸三个警察分局局长撤职。
1947年12月，南京军事法庭以“共同杀人罪”判处宪兵罗国新死刑，以“共同伤害身体罪”判处宪兵排长李豫泰有期徒刑二年。死伤二十多人的“金都血案”就这样被国民党军事局抹平了。
但是，这件事并没有最后结束。湘沪警备司令宣铁吾不知从何处得来消息，说那个被打的警察卢云亭是杜月笙的徒弟，警察游行示威也是杜月笙幕后指使的。而警察们写的“宪兵滚出上海去”，则是杜月笙等人专门对着他宣铁吾的。
虽说私下调查了几个月，一直没调查出证据。但宣铁吾还是借这“救济特捐”的机会，狠狠地敲了杜月笙一下子。
杜月笙设法交出一千亿元法币后，真真有些痛不欲生。但是，这还不是他的最难过的日子。
旧中国教父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四章
1947年底到1948年，上海的金钱黑市买卖和套汇活动非常猖猛，沪地金融界人士惊呼：经济崩溃就在眼前了！成立不久的上海金融管理局决定，狠狠打击一下非法交易活动。打击令发出后，金融管理局通过同它搭档的“源通行”，向黑市交易商一下子抛出二百大条（二平两）黄金作为约饵，随即由警察局派出二十余名经济科便衣警察在黑市交易点秘密守候。
当“源通行”同黑市交易商在电话中谈妥了黄金收售的数量和价格，约定了对钱交货的地点后，经济科便衣警察便假扮“源通行”的人员来到约定地点。正当一手交钱，一手交贷之际，便衣警察亮出身份，这样一来，人赃俱获，投机商们大惊失色，连呼上当，纷纷束手就擒。
紧接着，金融管理局会同警察局，又立即采取了取缔套汇的活动。
当时，从事套汇的商业机构或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都必须通过私设电台与香港互报行情后才能行动。如果把这些私营电台封闭，首先打掉套汇活动的耳目，使投机商失去信息，就能有效地遏制套汇活动。于是，金融管理局和警察局一方面严格查封私营电台，一方面暗中让“源通行”设两部电台，把香港的套汇电讯集中到自己手里。在对这些电讯进行了周密分析之后，金融管理局和警察局当机立断，宣布四十余家商行被封闭，这些商行的所有帐册部封存冻结。
顿时，套汇投机商行慌了手脚。
当时，有家正明商行，董事长叫姜钟群，因经营黄鼠狼皮的出口贸易，在国内外都很有名气，他个人独资创办的姜源泰贸易行，是专营黄鼠狼毛皮出口的机构。姜钟撒手中有套购来的大量外汇。
某日，姜手下的一个白俄籍会计向警察告密，警察局立即抄获了姜源泰行全部套汇暗帐。姜钟磷生怕大难临头，赶忙到处托人说情，最后主动交出十万美金，另交纳了相当于三万美金的法币罚款，才算了结此事。
在打击黑市交易活动中，金融管理局和警察局没收到一大批黄金和货款，并向法庭移送了一批为首的投机商犯，其中有三个人最后被判了徒刑。
就此，大金钞案似乎可以收场。其实不然，在大金钞案的背后，许多官方的黑市交易仍然肆无忌惮地发展。
比如，在抛售金条那一天，吃进金条最多的一个户头，竟是拜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为老头子的银楼老板。当便衣警察在交易中要带走这个老板时，这个老板连忙打电话找来这个处长。结果，金条是退还了，但是，人不许带走。
又如，有家子套汇生意的私营电台，其后台老板居然是稽查处经济科科长张亚民，警察局根据中央银行指示封闭了这家电台后，稽查处找借口反抄了“源通行”的电台，以示报复。
类似这种依仗权势挟嫌与诬陷报复的事，当时层出不穷。所以，当时任上海金融管理局局长才半年的李立侠先生，在大金钞案处理过后，对整顿金融、控制物价彻底失去了信心，愤愤辞职而去。
到了1948年夏天，法币贬值更加利害，物价的狂涨更加惊人，加上与共产党作战的节节失利，蒋介石如同是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
当时，省管区内一些地方的物价，往往是以上海的行情为转移，跟着涨落。大金钞案过后，蒋介石依然想通过凭借人力把物价压下去。这时，他又想起了上海滩上神通广大的杜月笙来。
蒋介石先后几次给杜月笙电报，请他筹措平定物价的办法。杜月笙很清楚，自己不可能想出办法解决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第一次接到电报，他与身边的几个智囊人物商量了两夜，大家都认为只有停止内战，修养生息，严格吏治这种标本兼治的方法才能有效。但如此之观点是不可向蒋介石提的，他便耍个滑头，提出了“进行劝导与纳游资于正轨”两项办法。他想，对于老落这样的家法，是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肝胆相照的。
蒋介石对他这样空空洞洞的复电很不满意，又来电要他提出更具体的办法。
想敷衍一下看来是不行了，杜月笙只好大范围地找了一批谋士，研究一番之后，便提出了吸收游资的最好办法，是抛售一定数量的物资，做大量法币回笼，市场才可望稳定。
想出这个办法，杜月笙很得意，沿逢孔祥熙来上海，孔祥熙连声说：“好，好！”停了一会，他又不无担心地说：“只是南京政府控制的东西太少了。”
蒋介石接到杜月笙的这套方案后，又向很多方面征询意见，不少人的主张和杜月笙相同。最后，蒋介石终于决定了收回游货的几项紧急措施。主要是出售几个所谓国营企业的股票和国库券，同时抛售接收的敌伪物资和美援物资。
这一紧急措施得到的结果，是所有抛出的物资很快便被抢购一空。因为消息灵通的“南京客人”早带着大量现金赶到上海，这些陌生的立项比上海的投机商人不但人数多，而且钞票更多。他们购到的东西，马上就能弄到交通工具运往内地。这样一来，南京政府手中不多的一点东西，眼看快要抛光，而物价仍未能平定下来，法币一面回笼又一面出笼，上海的游资还是异常雄厚。
这不但是蒋介石所始料不及的，连杜月笙也感到惊异不止。南京怎么会有这么多人赶到上海，而且把抛出的东西一口吞下去了呢？
由于这一着棋失败，蒋介石的愤怒也发到�